延安时期新闻宣传工作中的角色定位 强会劳 新闻宣传是重要的政治工作，大凡卓越的政治家无不高度重视和善于运用这一重要工具。在这方面，毛泽东堪称挥洒自如的天才。延安时期，毛泽东始终将新闻宣传作为中共领导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觉将新闻宣传融入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外交活动之中，不仅对新闻宣传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和批示，而且直接领导和亲自参与了新闻宣传的具体实践，以其高超的领导艺术、过人的政治智慧和深厚的文化功底为中共的新闻宣传事业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其在中共新闻宣传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绝无仅有”。 重视新闻宣传、善用新闻媒体，是毛泽东领导中共党建工作的一大特色。这与他早期的新闻宣传实践不无关系。 “五四”运动前夕，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图书协理员期间，积极参与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学习与有关活动，这对毛泽东日后善用新闻媒体具有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可以说，毛泽东的革命实践活动是从新闻宣传开始的。1919年7月，毛泽东创办并主编《湘江评论》周刊。以后，又相继接手改革《新湖南》周报，担任湖南《大公报》馆外撰述员，创办平民通讯社，为《湖南通俗报》当参谋等。同时，还先后在北京《新青年》、《北京大学日报》，长沙的《女界钟》、《通俗教育报》，上海的《申报》、《民国日报》等十几种报刊上发表文章。这一系列尝试、磨练，使毛泽东成为集策划、编辑、采写、评论于一身的全能型媒体人。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满腔热情地参与《向导》、《前锋》等党刊的工作。1923年，创办《新时代》月刊。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1925年，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创办《政治周报》，亲自兼任总编。 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逐渐进入中共、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中心，更加自觉将新闻宣传作为动员群众、对敌斗争的重要阵地和工具，高度重视、积极倡导。红军普遍办起了壁报和《时事简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和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的机关报《红星报》相继创刊。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时，中央苏区有大小报纸34种，其中《红色中华》报的发行量超过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公报》。 以上回顾，不难看出，在造就成熟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的过程中，也给毛泽东的革命实践经历打上了深深的新闻宣传烙印，同时也为毛泽东必将成为一名新闻宣传工作的卓越领导者和出色的新闻工作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新闻传播学视域下，纵观1935年10月—1948年3月这段时间中毛泽东在中共新闻宣传工作方面的相关活动，可以看出，毛泽东是集战略布局者、思想引领者、媒体总编辑、首席记者、新闻发言人五重角色于一身的人物。 一、战略布局者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尤其是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相对稳定的环境给新闻宣传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此后到中共中央离开延安的一段时间，成为中共新闻宣传事业最具活力、最为繁荣的时期。作为中共中央领导人，再加上在这方面的独到认识和丰厚积累，毛泽东对当时的新闻宣传组织体制和主要媒体的战略布局必然产生重大影响。 1937年初，恢复成立了中央党报委员会(最早成立于 1936年1月，《红色中华》报（ 值得一提的还有，作为新闻宣传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937年4月24日，毛泽东亲自题写店招的出版发行机构——新华书店在延安诞生。1938年秋，中共第一个电影录制、放映机构——八路军总政治部延安电影团成立。 这期间，毛泽东对新闻宣传机构的运作及媒体的发展给与了高度关注，并多次作出重要指示。1941年5月15日，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中央关于出版《解放日报》等问题的通知”中指出：“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各地应注意接收延安的广播。重要文章除报纸刊物上转载外，应作为党内学校内机关部队内的讨论与教育材料，并推广收报机，使各地都能接收，以广宣传，是为至要。” 除此之外，毛泽东还亲自承担新闻宣传的“组织部长”，为主要媒体选调编辑人员。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艾思奇，就是毛泽东作为“理想的主编”调任《解放日报》编辑委员会委员、副刊部主任的。这一时期，毛泽东先后亲自为10个重要报刊起名、题名或写发刊词，除了《新中华报》、《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人民日报》外，还有《晋绥日报》、《东北日报》、《共产党人》杂志、《中国青年》杂志、《中国妇女》杂志、《中国工人》杂志等。 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积极倡导和正确领导下，逐步形成了以中共中央及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党委机关报、新华社及各地分社为中心的新闻宣传体系。比如，在延安及陕甘宁边区，形成了《解放日报》、新华社和新华广播电台——中共中央西北局与陕甘宁边区机关报《边区群众报》——各分区（地委）机关报为中心的三级报刊体系。其中，陕甘宁边区各分区（专区），除延属和延安市两个行政区划没办报纸外，关中有《关中报》、陇东有《陇东报》、三边有《三边报》、绥德有《抗战报》，前三个报纸都由毛泽东题写报名。以关中分区地委机关报——《关中报》为例，报社与新华社关中分社（支社）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从1940年创刊，一直延续到1951年4月停刊。还有《陇东报》，虽然是1942年命名，但可追溯至1937年创刊的《救亡日报》，建国后是庆阳地委机关报，现在是庆阳市委机关报。 在华北、华中、华南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也不同程度形成了各自的办报体系，包括中共各级党委机关报，各级抗日民主政权以及八路军、新四军各级建制的报刊，据不完全统计大约先后有700多种。其中，华北各根据地有影响的大报主要有：《新华日报》（华北版）、《晋察冀日报》（前身《抗敌报》）、《晋绥日报》（前身《抗战日报》）、《大众日报》（山东）以及《晋鲁豫日报》（前身《胜利报》）、《冀鲁豫日报》、《晋察冀画报》等，八路军几大军区有《抗敌三日刊》（后改为《子弟兵报》）、《战友报》、《战斗报》、《战士》杂志等。华中地区主要有：新四军军部《抗敌报》及《抗敌》杂志、《抗敌画报》，中共华中局（中原局）机关报《江淮日报》。华南地区有：广东东江抗日民主根据地《东江民报》（前身《新百姓报》），广东人民游击队东江纵队机关报——《前进报》,中共琼崖特委机关报——《抗日新闻》等。在东北，抗战胜利后，中共东北局在沈阳创办机关报——《东北日报》，报社迁至哈尔滨时毛泽东还为该报题写报头。 这个时期，1946年5月1日，由毛泽东亲自起名、题名的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诞生，后来又成为中共中央华北局的机关报，一直延续到现在的中共中央机关报。1940年12月30日，创建于延安清凉山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经过陕北新华广播电台（邯郸、西柏坡）——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成为后来及今天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二、思想引领者 延安时期，毛泽东站在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高度，凭着对新闻宣传规律和时代特征的深刻把握，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对新闻宣传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发挥了重要引导作用。 《解放日报》自创刊以来，一直是毛泽东关注的重点。1942年初，“文艺栏”发表了一些有倾向性错误的文章。 毛泽东站在延安、放眼全局，始终关注延安及陕甘宁边区以外的报刊宣传。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注意对国内、国际新闻统一战线的引导。1938年1月，毛泽东为国民党中央考察团随行记者题词：“国民党员共产党兄弟一般的团结起来，为抗日救国而斗争，达到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之目的，是今日惟一无二之任务。”1940年7月，毛泽东为《美洲华侨日报》创刊题词：“起来，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而奋斗到底。” 以上有关的事件、题词、指示中，涵盖了毛泽东对新闻宣传工作的性质作用、宗旨任务以及内容、形式等基本问题的主要观点，其对新闻宣传工作的有效指导意义非同小可。另外，毛泽东根据形势任务的转换对各个时期新闻宣传的导向和口径也做出过许多重要指示，比如，抗日民族统一形成后红色中华社及《红色中华报》改为新中华社及《新中华报》，抗日战争胜利后《抗战日报》改名为《晋绥日报》等重要标志性导向调整。还有对蒋介石、国民党态度的转换以及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最后时间等的宣传口径也有过多次具体指示或提示。 三、媒体“总编辑” “全党办党报、办通讯社”是毛泽东的又一重要观点，强调“要规定党政军民各方面的负责人经常为党报撰稿”。毛泽东既是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导者，有时事实上也承担起媒体“总编辑”的职责。 毛泽东审阅和修改过《解放日报》拟发的许多重要文章。如1944年7月24日发表的编辑部时评《德国的内战》，毛泽东做过多处修改，并加写了两段话。1944年8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的《衡阳失守后国民党将如何》，标题是毛泽东重拟的(原题为《论衡阳的失陷》)。同时，毛泽东还为该文加写了三段话。其中最有毛泽东风格的是：“总之，一切大好河山，都由国民党包办，不要人民干与。可国民党先生们啊，这些大好河山，并不是你们的，它是中国人民生于斯、长于斯、聚族处于斯的可爱的家乡。” 毛泽东以办报己任，时刻不忘给编辑部组织稿源。在每天收到的报告、书信、报刊中，凡是他认为有价值，适合公开发表的，及时推荐给《解放日报》。毛泽东向《解放日报》推荐发表的稿件内容丰富、数量众多，涉及党、政、军、民、文、教、医等领域，这成为《解放日报》优秀稿件的重要来源之一，也对党报质量的提高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1942年3月，在《解放日报》改版中，毛泽东指示第四版改为以文艺为主的综合性杂志性的整版副刊。原“文艺栏”的主编舒群由于自己和几个编辑都只懂文学而不懂社会科学，透漏出继续担任主编有困难的思想。毛泽东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主动约舒群做他的思想工作，鼓励说：“只要在工作实践中学习、提高，由点到面，你就一定能胜任这项工作。”并与他一起研究《解放日报》第四版征稿问题。 “（一）《解放日报》第四版稿件缺乏，且偏于文艺，除已定专刊及由编辑部直接征得之稿件外，现请下列同志负责征稿： 荒煤同志：以文学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 江峰同志：以美术为主，其他附之，每月8000字，此外并作图画。……” 包括张庚、柯仲平、范文澜、邓发、彭真、王震之、冯文彬、艾思奇、陈伯达、周扬、吕骥、蔡畅、董纯才、吴玉章诸等16位专家、学者被不同程度地按行业和专业分配了具体的征稿内容和字数，加起来每月总共是149000字。《征稿办法》共5条，在其余的4条中，毛泽东还对稿件质量、篇幅以及版面安排、修改编辑、退稿征补等提出具体要求。 在1942年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曾经指出，社论、新闻、广播三者并重。中央部委要组织自己的新闻，各部委要写新闻、评论稿。“广播比3000份报纸更重要，要成为第一位工作。党务广播材料，要求中央部委、西北局每月至少一条。”１９４８年３月９日，毛泽东在胡乔木送审的稿件上批示：“请乔木将此件（《山西崞县两个区是怎样进行平分土地的》）交给范长江，用明码发给新华社，转播全国，在报上发表。翻译时，文字和标点符号不要弄错。发出，广播及登报，时间愈快愈好。” 可以看出，毛泽东为办好党报及其他媒体真可谓殚精竭虑，定位以“媒体总编辑”当之无愧。 四、新闻发言人 新闻宣传界一般把1982年作为新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发端。其实，早在延安时期甚至更早一些，中共就已经有了“新闻发言”制度的雏形，很多时候毛泽东实际上充当了中共中央“新闻发言人”的角色。 《毛泽东生平大事年表》有这样的记录： “1936年7至10月，在陕北保安多次会见美国记者斯诺，回答他提出的有关中国革命和工农红军等多方面的问题，并介绍了自己的经历。” “1937年3月，会见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回答她对中日战争与西安事变提出的有关问题。” “1939年9月16日，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谈话，重申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 “1944年6月至8月，多次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成和美军观察组成员，阐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国共关系等问题。” “1946年8月6日，会见美国记者斯特朗，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 《十年纪事——毛泽东在延安1937—1947年》记录了毛泽东12次会见外国记者，回答记者关切，披露有关真象，发表中共对重大时局的主张、态度的一些细节。其中，1944年6月12日，在中央大礼堂会客厅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有开场致辞，由现场答问，持续三个多小时，现在来看就是一次标准的新闻发布会，毛泽东正是承担了中共中央发言人的角色。 首先，由毛泽东致辞：“我十分欢迎您各位记者来到延安。各位到延安时，正遇着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第二战场的开辟，其影响不仅在欧洲，而且将及于太平洋及中国。中国共产党坚持国共合作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民主的中国的政策不变。中国有很大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取得胜利，也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 接着，毛泽东回答了在场记者的提问，综合起来为三个方面的问题：（一）关于国共谈判，（二）关于第二战场，（三）关于中共的希望和努力方向。在回答第三个方面问题时，毛泽东指出：“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需的民主制度，我们所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政治上、军事上、文化上、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我们很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统一。我们共产党为着打到日本帝国主义而做的一切工作，都贯彻着一个民主统一或民主集中的精神。全中国只有民主制度、民主作风，目前才能胜敌，将来才能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与国际关系。” 这次会见之后，7月2日，又与他们举行了谈话会。7月14日，单独会见美联社记者斯坦因，从当日下午3直到次日凌晨3时，回答了关于中国共产党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方法、关于新民主主义的主要经济社会内容、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政策、关于战后对国内国际工商业资本所采取的态度、共产党如何注意听取群众意见、“中国第一，还是共产党第一”等问题。7月18日，应约单独会见了路透社记者武道，就他所关心的关于政治科学、国共两党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谈话。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外国在记者在延安活动一个多月，其新闻发布和采访活动的策划、问题回答的深入系统以及所达到的积极效果，到现在来看还是具有典范的借鉴意义。 五、首席记者 延安时期，在繁忙的领导工作中，毛泽东还利用身处中央领导核心容易获得重要信息、更易洞察新闻背景、能更直接表达政治导向的有利条件，为报刊、通讯社、广播电台提供了许多新闻佳作，以他的职位之高、题材之重堪称当时的“首席记者”。 延安时期，毛泽东到底有多少新闻作品，尚无找到权威统计数字，就《毛泽东新闻作品集》收录情况看，从1935年11月25日的第一篇《斥蒋介石荒唐无耻的卖国辩》到1948年3月7日离开陕北前的最后一篇《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共有45篇。以下是收录篇目清单： 斥蒋介石荒唐无耻的卖国辩（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一九三六年七月、九月) 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一九三七年三月一日) 抗日民主与北方青年(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 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同《新中华报》记者其光的谈话（一九三八年二月二日） 同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一九三八年二月) 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 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六日） 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共产党人》发刊词（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 驳斥某战区司令长官部造谣（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 关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广播讲演（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七日） 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一九四二年九月七日）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二日） 历史教训(一九四二年十月十四日) 评柏林声明(一九四二年十月十六日) 中共“七七”宣言在重庆被扣(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一日) 质问国民党（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二日） 中国政治黑暗，抗战不力，英美盟邦大不满意(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二日) 为罗果夫《对于中国政府之批评》写的按语（一九四三年九月十一日） 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一九四三年十月五日） 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讲话(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二日) 纪念联合国日，保卫西安与西北!(一九四四年六月十四日) 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 (一九四四年七月十四日) 评蒋介石在双十节的演说（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一日） 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一九四五年一月三十一日） 国共谈判毫无结果，周恩来同志返延安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七日) 新华社记者评王世杰谈话(一九四五年三月八日) 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中共不出席四届一次参政会(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五日) 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一九四五年七月十日） 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二日） 爷台山战事扩大(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对日寇的最后一战（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 蒋介石在挑动内战（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 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 关于赴重庆谈判问题复电蒋介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二十二日) 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七日) 国民党进攻的真相（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五日） 美国“调解”真相和中国内战前途（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一九四七年五月三十日） 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九四八年三月七日） 这里有必要提及的是，从1948年3月离开陕北到 毛泽东虽然不是职业新闻工作者，但从驾驭新闻材料的艺术来说，不失为卓越的大师级新闻记者。战斗性是毛泽东这一时期新闻作品的突出特点之一。比如，反映国共关系的有关新闻，就是毛泽东运用新闻舆论工具，赢得政治斗争胜利的历史记录。在表达形式上，语言活泼易于接受，立场鲜明引人注目，气势磅礴摄人心魄。此外，读毛泽东的新闻作品能明显感受到他的不拘成规、善于创新。比如，同一个新闻事实他所提炼出的新闻点及切入角度往往会与众不同且更显高明，新闻加按语在当时也是他对新闻形式创新的一大贡献。
总之，毛泽东对中共延安时期新闻宣传事业的贡献是全方位的，其角色定位从以上五个方面的归纳显然也失之简单机械。毛泽东在中共新闻宣传方面的实践丰富多彩、内涵深蕴，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宝藏，随着学习研究的不断深入，更觉得是弥足珍贵的稀世之宝。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与其他新闻或党建类研究课题不同，本文首次将“新闻”和“宣传”作为一个整体连用，是觉得“新闻宣传”比单用“新闻”或“宣传”更能恰当反映这一时期毛泽东新闻传播活动的内在特质。显而易见，本文仅仅才是问题的提出，但愿能起到抛砖引玉、投石激波之效。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新闻作品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编，新华出版社 2.《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编辑，新华出版社1983年12月版）； 3.《十年纪事—毛泽东1937--1947年》（刘益涛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 4.《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逄先知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版）； 5.《毛泽东生平大事年表》（选自《毛泽东大画册》，中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编辑，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 6.《新华通讯社史（第一卷）》（新华通讯社史编写组编著，新华出版社 7.《延安时期大事记述》（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8.《中国新闻史》（方晓红编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9.《延安时期老新闻出版工作者回忆录》（陕西日报社2006年版）。 10.《解放日报》（ （作者单位：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对外交流与培训开发部）
作者声明：本文纯属作者原创。文中引用部分主要来自文后所列参考文献，鉴于毛泽东言论已是广泛公认，其他引用来源在文本中已有相关表述，为控制篇幅均未标注详细出处，这里对有关的作者、编者表示歉意并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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