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真实的阶级斗争
及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的历史意义
——驳马宁《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
赤眉
在毛主席诞辰120周年之际，左翼当中出现一股暗流，他们表面上也纪念、推崇毛主席，但却贬低毛主席一生中的第二件大事（文革），否认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伟大意义。比如马宁《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一文中如下内容：
“在社会主义革命方面，毛泽东做了很多探索，试图突破既有斯大林模式。在很多方面有所发展，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始终没有能够解决斯大林模式最核心的部分， 也就是组织和干部制度。正是这套制度帮助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正是这套制度为治理国家提供了人力物力的支持，但是这套制度是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前进的巨大障碍物。毛泽东没有真切的认识到这一点，也没有找到取代这套制度的有效方案。文革利用了人民群众与这套官僚制度之间的巨大矛盾，但是
它打倒的，却仅仅是一个一个的人，而不是这套制度本身。相反，文革事实上强化了这套制度。人民群众当家做主并没有制度上的保证，所谓大民主并不能取代一个 稳定、有效的民主制度。当70年代末，农民和纺织女工成为副总理的时候，其实连象征意义都没有。对于没有经过长期基层锻炼、毫无行政经验和思想准备的人来 说，他们的身份、职业或者出身，对他们是否能够完成管理国家的工作没有任何帮助。十月革命后不久，列宁就在摸索训练人民群众管理国家的具体途径，在这方
面，毛泽东远不如列宁。政权牢牢把握在官僚阶层手中，即使是在文革期间，也没有任何改变。历史证明，毛泽东打倒个别人、教育一大片的努力失败了。这个阶层、这个制度，没有任何改
良的方法，只有炸毁，只有用人民民主来取代它，只有让人民群众真正的当家做主，真正的管理国家，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目标的实现。毛泽东尸骨未寒，他的所有努力就告结束了。这是他个人的巨大失败，是中国革命的巨大失败，是国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巨大失败。对此，毛泽东必须承担历史责任。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批评空想社会主义者们，说他们只是把无产阶级看作是受苦最深、值得同情、需要帮助的阶级，而看不到它的历史主动性。与这些空想
社会主义者类似，作为马列主义者的毛泽东当然承认无产阶级的历史主动性，把中国革命的胜利归结为这种主动性，归结为无产阶级的领导，但是在具体实践上，却 往往只是把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看作是受苦最深、最需要帮助的人。他反对官僚阶层对人民群众利益的伤害、总是旗帜鲜明地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但是，他依靠
的，却总是那个官僚阶层。”
按照马宁的论述,那毛主席不过是一个“同情人民群众”的“好心官僚”加“空想社会主义者”罢了。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只是未解决实质问题的不科学理论，因此根本谈不上对未来无产阶级革命有什么指导意义。而文革也根本没有开辟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向共产主义前进的正确道路，而不过是像历代农民起义反封建、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一样，是一场没有科学理论指导的、注定要失败的悲剧运动，更多地是应该作为无产阶级需要吸取的教训。
马宁的观点不是个别的，实际上是反文革的“泛左翼”中贬低毛主席第二件大事的一种典型观点。马宁的这篇文章一出笼，就受到一些左翼网站的推荐、受到部分左翼青年的推崇，这也表明这种观点是有一定影响的。
这类观点无非是说：“毛泽东没有建立一种制度来保证无产阶级民主、防止资产阶级复辟；毛泽东最后与官僚妥协了，没有把文革进行到底；毛泽东抛弃了造反派、最终还是依靠官僚……”。究其实质，这类观点都是小资产阶级脱离具体历史条件、脱离真实阶级斗争进程的历史唯心论。
马列毛主义者应该积极批驳这类错误观点，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因为这是关系到无产阶级要防止倒退复辟、最终实现人类解放究竟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至关重要的问题！批驳这类观点，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识破历史唯心论，掌握历史唯物论，从而能够在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中把握方向、提出正确的路线。本文试图通过批驳马宁文章中的错误观点来对此类观点做一清算，希望能对同志们有所启发。
为毛主席辩诬
我们先清理一下马宁文中贬低毛主席的两个荒谬观点,通过批判这些观点，引出其理论上失足之处。
毛主席只是同情人民群众吗？马宁贬低毛主席的最为荒谬的观点， 就是说： “毛泽东……在具体实践上，却往往只是把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看作是受苦最深、最需要帮助的人。他反对官僚阶层对人民群众利益的伤害、总是旗帜鲜明地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但是，他依靠的，却总是那个官僚阶层。”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我们要问: 他究竟描述的是哪个毛泽东？很明显，他描述的和历史上真实的毛泽东没有什么关系，而只能是他自己脑洞大开、脑补出来的毛泽东。
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还有比毛主席更依靠人民群众的政治领袖吗？
如果毛主席只是同情人民群众，那他就根本不会到山沟沟里去发动泥腿子打土豪、分田地，而不如在旧社会当个“左翼”文人、学者，有爱心的实业家、甚至“清官”，更能显示其高大上的同情心。
如果毛主席只是同情人民群众，那他就根本不会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都反对恩赐路线、反对包办代替，
而是放手发动群众、支持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欢呼群众运动“好得很！”
如果毛主席只是同情人民群众，那他就根本不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始终支持革命的群众运动，反对“专家、知识分子”精英治国，支持劳动人民拥有管理国家、管理上层建筑、管理生产的权力。
最为关键的是，如果毛主席只是同情人民群众，那面对建国后的社会矛盾，他作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更应该是扮演到处微服私访的明君角色，自上而下地恩赐人民群众福利与公正，最多支持老百姓“告御状”，而绝不可能号召人民群众造反有理，绝不可能发动亿万劳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打倒走资派、开展文化大革命。
毛主席作为执政者，却毅然发动亿万群众造自己领导的执政体系的反。他屡次在重要关头，不顾干部集团的反对，而坚决支持群众的首创行动。为了发动群众，他不惜与自己心爱的老部下、老战友决裂……请问历史上有谁能做到这样的相信、依靠人民群众？！即使是马恩列斯等革命导师相比起来也是有所逊色！
在这样的历史 事 实下， 还硬说毛主席“只是同情人民群众”，那不是横加污蔑，又是什么呢？
马宁之流可能会反驳说：“那为什么文革中 最终还是保守派、旧官僚掌了权,而造反派受到了压制呢？为什么最终文革被颠覆了呢？”问得很好！可是这也不能证明马宁之流对毛主席的污蔑。因为“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和“人民群众取得胜利”并不能划等号！人民群众能否取得胜利最终取决于人民群众本身的力量，而不是领袖是否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
毛主席在“训练人民群众管理国家方面”远远逊色于列宁吗？
我们认为毛主席是列宁的好学生，继承了列宁的革命事业，并将其发扬光大、推向了新的高度。可按照马宁的说法，那毛主席只能是列宁的不肖之徒，把列宁的“好经”给念歪了。可历史事实是这样的吗？
其实马宁所说的“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稳定的有效的民主制度”，不用毛主席去探索，马克思、列宁早已通过总结巴黎公社和俄国革命的经验，在《法兰西内战》和《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中阐述过了。其要点是：砸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废除常备军和官僚制度；一切公职人员完全由选举产生并完全可以撤换，取消支付给官吏的一切办公费和一切金钱上的特权，把国家所有公职人员的薪金减到“工人工资”的水平；取消议会制，“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工作的机关，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机关”……可是正是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实践中，（和整个布尔什维克党一起）把这个制度打了折扣，不是别人正是列宁建立了所谓“斯大林式”的“组织干部制度”的雏形！正是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由包括全体无产阶级的组织来实现，……只有吸收了阶级的革命力量的先锋队，才能实现这种专政。”（见列宁选集第四卷《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正是列宁禁止了苏维埃中的反对派，正是列宁批判了党内要求更多“民主”、建立“稳定有效民主制度”的“工人反对派”和“民主集中派”，并最后禁止了党内反对派的有组织活动。
而这一切并不表明列宁是个嘴上一套、实际一套的伪君子、暴君、 独裁者 或者是个 “仅仅同情
人民群众”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而恰恰证明列宁是一个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因为他在正确的时机采取了正确的决策，保证了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的最大优势！
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理解当时俄国阶级斗争的形势，而这恰恰是马宁之流忽略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他们的小资产阶级脑瓜无法理解的。
关于当时俄国具体的阶级斗争形势，我们后面再谈。这里还是比较一下列宁与毛主席在“训练人民群众管理国家”上的异同。马宁所无比推崇的列宁“训练人民群众管理国家”的具体措施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看列宁临终前的提出的建议：“我建议代表大会从工人和农民中选出75—100名（这当然是大致的数字）参加新的中央监察委员。当选者也像一般中央委员一样，应该经过党的资格审查，因为他们也应享有中央委员的一切权利”、
“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应协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给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们分一下工，或者根据他们是否必须出席政治局会议和检查送交政治局审理的各种文件，或者根据他们是否必须抽出工作时间来学习理论和研究科学组织劳动，或者根据他们是否必须实际参加监督和改善从上层国家机构到基层地方机构的我国国家机关的工作，等等……”（见列宁选集第四卷《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列宁提出的措施就是选拔来自基层的工农代表参加党中央和国家机关，通过他们来监督党和国家机关的运行，通过他们来密切党和国家机关与工农群众的联系。
姑且不论毛主席在文革中号召广大人民群众造反有理、成立革命群众组织、大鸣大放大辩论大串联、直接批判撤换党和国家领导人、直接参与国家管理等等已经远远超越了上述措施，我们只想问：难道毛主席没有积极实施类似的措施吗？我们知道在文革中地方普遍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作为权力机关，而革命委员会中来自工农的群众代表都占半数以上；文革中党的九大和十大选举出的中央委员中来自工农的基层委员都占相当比例（九届１７０人的中央委员工农出身４７人，候补中央委员１０９人工农出身４７人。十届时１９５名中央委员工农出身６９人，候补中央委员１２４名中工农出身７３人）。并且毛主席对这些中央委员提出了“当官不发财”的要求，这些中央委员都仍旧保留基层身份，继续拿原有的工资收入。毛主席还对这些工农中央委员提出了“三三制”的工作要求：“三分之一时间在机关办公、三分之一时间在基层调研、三分之一时间在原单位劳动”。
请问，这些措施难道不是对列宁提出的“训练人民群众管理国家”的措施的发扬光大吗？说毛主席在“训练人民群众管理国家方面远远逊色于列宁”难道不是罔顾历史事实的污蔑吗？！
马宁之流可能会反驳说：“那为什么这些群众代表、工农中央委员并没有真正发挥作用呢？”我们的回答是：采取某种措施和某种措施真正取得成效也不能划等号。认为采取某种措施就一定能见效，只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唯心幻想！但是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追问，体现了小资产阶级左翼和马列毛主义的区别。
伪问题与真问题
面对资本主义复辟,马宁及许多小资左翼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没有设计并建立一种“完美”的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制度?按照这样的逻辑,那么最终问题将归结为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的品质或认识问题。把这样的逻辑推论到底,只能认为历史是由“大人物"们在真空中任意创造的。因此,只是由于领导人“仅是同情人民群众,而没有依靠人民群众”、“没有认识到要废除组织干部制度”才造成了历史的悲剧,那么只要领导人“依靠了”、“认识到了”,只要领导人一声令下建立了"稳定有效的民主制度"，问题就从根本上解决了,社会主义就基本上一劳永逸的胜利了。这种观点是什么观点呢?这就是唯心史观!因此，
小资左翼提出的问题是伪问题 。
他们不明白的是，制度是由人来实现的！阶级社会中，一种社会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巩固只能建立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说,一种制度不是大人物们“顶层设计”出来就能建立和落实的。制度只能建立在现有的阶级斗争的结果之上,制度的巩固和落实也必须靠相应的阶级具有足够的力量并通过不断的阶级斗争才能实现。不符合阶级斗争结果的、没有相应阶级力量基础的制度根本建立不起来，即使建立了，也无法巩固和落实,只能沦为一纸空文。当然，制度一旦真正建立并巩固起来，又能对阶级斗争形势施加一种反作用。
以上才是唯物史观关于制度的观点。因此马列毛主义者面对资本主义复辟,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上全面考察历史事实,将会这样提出问题:是什么样的阶级斗争形势和阶级力量对比导致无产阶级及其领袖捍卫无产阶专政的斗争失败?革命无产阶级未来采取什么样的路线和策略才能够最大限度地造成有利的阶级斗争形势、形成优势的阶级力量来避免失败?这才是真问题!
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真实阶级斗争
苏维埃俄国
沙皇俄国只是一个半工业化国家,工人阶级仍只占人口的很少比例(约一亿五千万人口中只有三百万工人阶级).而布尔什维克党正是充分动员了这三百万工人阶级的力量,再加上争取到了数千万贫苦农民的支持,才取得了十月革命和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但是当内战结束后,俄国工人阶级已经筋疲力尽了。大批先进工人不是已经被吸收进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从而不再是典型意义的工人），就是牺牲在战场上。而剩下的工人群众，则由于国民经济遭到极度破坏、工业生产极度萎缩，陷入了一种涣散状态，相当程度上丧失了工人阶级的阶级特性。列宁描述当时的形势时说：“（内战后）无产阶级则丧失了阶级特性，也就是说，它失去了本阶级的生活常态。工厂既然停工，无产阶级也就软弱、分散、无力。而国内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则得到整个国际资产阶级（仍在称雄全世界）的支持。”因此列宁批驳当时孟什维克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流亡势力对布尔什维克“不依靠工人阶级力量”的攻击时指出：“一个处在经济遭到破坏的小农国家里的工人阶级，一个因丧失阶级特性而大伤元气的工人阶级，经过多次世所罕见的奋力拼搏之后，必须有一段时间让新生力量能够成长起来，能够赶上来，让破旧部分能够得到‘修复’。建立起能够胜利地经受住1917—1921年考验的军事机构和国家机构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这件事占用了并且耗尽了实际存在的（而不是存在于空喊家的高谈阔论中的）‘工人阶级力量’。必须懂得这一点，并估计到工人阶级新生力量成长得缓慢是必然的，确切些说是不可避免的……实际的‘工人阶级力量’现在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这个阶级的强大先锋队（即俄国共产党，这个党不是一下子而是25年来用实际行动给自己争得了唯一革命的阶级的‘先锋队’这一角色、称号和力量的），一是因丧失阶级特性而大伤元气、最容易受孟什维克和无政府主义者动摇的影响的分子。”（见列宁选集第四卷《新的时代和新形式的旧错误》）。
列宁的论述再明白不过地说明了当时真实的阶级斗争形势。正是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使得俄国形成了在帝国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包围下的相对强大并掌握了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先锋队与弱小、涣散的工人阶级群众并存的阶级斗争形势。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才不得不把无产阶级“稳定有效的民主制度”打上折扣、才必须建立“组织干部制度”。因为不存在强大的、政治上成熟的工人阶级群众力量去贯彻落实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度，而只能依靠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作为工人阶级的代理人去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来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推动社会主义革命。而如果像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所主张的那样，无论如何都要贯彻形式民主，那软弱、涣散的工人群众就只能“民主”地把无产阶级先锋队选下台，只能“民主”地把政权交给小资产阶级、从而最终使资产阶级重新上台、无产阶级专政彻底失败。
幸好列宁不是这样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而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不是教条地、机械地、书呆子似地去把握现实，不迷信“工人阶级力量”、“工人阶级民主”等漂亮空话，而是站在革命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冷静地估量阶级斗争形势和阶级力量对比，找出最能发挥工人阶级优势力量的路线。他掌握并运用了这样一种历史辩证法：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虽然根本上要依靠全体无产阶级群众的力量，但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经过考验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却能发挥巨大的能动作用，从而在缺乏无产阶级群众力量支持的情况下、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代替无产阶级的群众去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推动无产阶级革命。
历史证明了列宁路线的正确。斯大林是列宁的好学生。斯大林充分利用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力量，在帝国主义包围的小农国家中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工业化、打败了德国法西斯、捍卫了无产阶级专政、推动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斯大林的错误不在于他依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力量，而在于他没有认识到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后，无产阶级先锋队内部也仍会发生阶级分化，会产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会产生新资产阶级，因此需要继续革命、需要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群众运动去重新培育一个强大、成熟的工人阶级群众力量来战胜新资产阶级。到斯大林逝世的时候，苏联无产阶级先锋队内部已经形成了一个新资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又没有形成强大的群众力量去战胜它，最终导致新资产阶级篡夺了无产阶级先锋队、颠覆了无产阶级专政。但这也不能苛责于斯大林个人，毕竟某种历史现象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就能科学地认识它、并提出应对的路线，也是非常困难的。列宁也从来没有设想过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先锋队还会发生蜕变。毛主席也是总结了苏联、东欧的历史经验，才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社会主义中国
关于社会主义中国的真实阶级斗争，在这里引用笔者《中修帝国主义的特点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一文中的相关内容，应该能够说明问题。
“中国工人阶级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旧中国是个农业国，工业非常弱小，因此中国工人阶级的数量少，力量弱，所以尽管它是旧中国最先进和最革命的阶级，但却不能成为当时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旧中国工人阶级对革命的领导作用，主要体现在由它的先进分子（主要的是接受了工人阶级世界观和革命纲领的职业革命者）组成的中国共产党对民主革命的领导上。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形式是工人阶级先锋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战争。而工人阶级群众本身的斗争，由于自身数量的微小，由于反动统治阶级的专制统治，由于长期战争的影响，再加上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掠夺下工业的长期凋零，总的来说没有也不可能发展到很高的水平。旧中国工人阶级的群众斗争，没有发展到全国总罢工、广泛建立工人代表会（苏维埃）即工人政权和发动全国武装起义的水平。因此旧中国工人阶级群众总的来说缺少自下而上组织起来进行大规模政治经济斗争的经验，缺少自己直接建立政权的经验，没有形成广泛的基层斗争骨干和组织网络，整体来说在阶级斗争经验和政治成熟水平上是有所欠缺的。
由于旧中国阶级斗争和工人阶级的特点，使得民主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无产阶级政权，一开始只能是事实上的‘代表专政’——即权力集中在代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革命干部集团手中，而不是‘群众专政’，因为当时工人阶级的群众客观上并没有这个力量和水平来直接管理国家和上层建筑。这样的无产阶级政权当然是不成熟和不稳固的。掌握权力的干部集团如果蜕变为资产阶级特权集团、背叛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放弃了马列毛主义的革命路线，那就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被颠覆。而没有无产阶级群众的监督和斗争，这种蜕变的过程就是不可避免的。但这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条件所造成的不成熟和不稳固，要解决它，只能有赖于继续革命的实践，有赖于阶级斗争的进一步发展。而对当时无产阶级政权的弱点，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也需要有一个在实践中逐步认识的过程。
中国的工业化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完成的。因此新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体，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入工人阶级队伍的。他们一开始就享有较高的福利保障和政治经济地位，而这些，不是经过他们亲身斗争得来的。如前所述，工人阶级中经历过旧社会的部分，也缺乏群众斗争的经验，没有给工人阶级留下群众斗争的深厚传统。再加上文革前十七年，一方面党内资产阶级的阻挠破坏，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司令部对发动工人阶级继续革命和直接管理上层建筑有一个认识和落实的过程，使得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没有充分发挥，工人阶级没有充分动员起来参与政治斗争、管理上层建筑。这一切使得新中国的工人阶级仍旧缺乏群众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经验。他们对共产党有着朴素深厚的感恩之情，习惯于在党的干部领导下，搞好生产，享受福利保障和较高的社会地位，而不习惯于关心国家大事、辨别政治路线、直接管理国家机器和上层建筑，缺少自下而上组织起来进行政治斗争的经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了千万工人群众投身到政治斗争中来，这是中国工人阶级斗争迄今发展的最高峰，而论工人阶级群众参与政治斗争的广度和深度以及斗争所达到的高度，也是世界工人运动的一个巅峰。但是新中国工人阶级的弱点也在这场斗争中充分暴露了出来。主要是工人阶级群众在斗争发生了分裂，有相当大一部分工人群众，怀着对共产党干部的感恩和对自身福利保障与社会地位的满意之情，而看不到继续革命斗争的需要，甘愿维护17年旧体制，受党内资产阶级操纵，成为保守派。另一方面，造反派工人群众中，也普遍存在不能正确区分不同矛盾、打击面过大和闹派性的情况。总之，整个工人阶级队伍未能团结起来形成统一的力量来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反而被党内资产阶级拉一派打一派。而这归根到底还是由于新中国工人阶级群众缺少政治斗争的经验，他们缺少在斗争中识破资产阶级欺骗和把握本阶级根本利益的经验，缺少求同存异、实现阶级团结的经验，缺少组织工人阶级自己的群众代表机构以整合本阶级力量的经验，没有大量的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基层群众骨干和组织网络。新中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还不够成熟。
正是新中国工人阶级队伍在斗争关键时刻的分裂，使得工人阶级与党内资产阶级的实力对比失衡，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缺少了本阶级群众力量的有力支撑，而不得不在文革最高潮的时候实行退却，在一个时期内从大规模自下而上的群众斗争转为以上层和自上而下斗争为主，以保存有生力量、整理队伍，以期再战。
文革中后期，工人阶级的先进力量（革命造反派）与党内资产阶级进行了反复曲折的斗争，总的来说是在不断成熟发展当中，但是直到毛主席逝世，整个工人阶级队伍在政治上的团结与成熟还未尽全功，仍有相当数量的工人群众不理解继续革命，工人阶级的基层斗争骨干和组织网络还是弱小的，造反派工人没有形成足以自下而上遏制资产阶级复辟的群众力量。使得在反革命军事政变后，在丧失中央政权的情况下，工人阶级不能凝聚起强大力量进行有效反击，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复辟。”
因此不是毛主席“不依靠人民群众”，不是毛主席不去建立“稳定有效的民主制度”，不是毛主席没有认识到必须把权力从“官僚阶层”手中夺过来交由工人群众掌握。而是当时中国工人阶级群众自己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政治上还不够成熟。毛主席不是超人，而只是把自己一生彻底献给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圣人，他不能超越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去任意创造历史。中国工人阶级在文革中既没有自己创造出也实际上无法巩固像工代会（苏维埃）这样团结、动员全体工人阶级行使国家权力的无产阶级民主机构，而是陷入了派性分裂。其实即使在文革的最高潮，工人阶级内部的力量对比仍旧是保守派占多数的，因此如果像小资产阶级左翼主张的那样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的话，也只能把保守派和旧官僚选上台。
然而毛主席和列宁一样，不是迷信形式民主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而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因此毛主席才提出“大联合”与“三结合”的方式（而不是形式民主的方式），来平息工人阶级内部的派性斗争，来保证造反派能够在革命委员会中占多数，并使用当时表现出积极支持继续革命的解放军野战军军官团代替旧的党政官僚来整合工人阶级群众力量，并承担具体行政管理职能。从而保存并发展先进工人的有生力量，以待下一次文化大革命。而当野战军军官团表现出反对继续革命、镇压造反派的面目后，毛主席又开展了反对其代表——林彪集团的斗争。
文革中造反派的确受到了压制，但不是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压制他们，而是还未被打倒的以及新生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压制他们。实际上，造反派的命运恰恰是与毛主席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命运紧密相连的。正是文革中后期毛主席领导一系列上层斗争，改善了造反派的处境，使得造反派得以平反、恢复、发展，而造反派的发展和活动也在社会上有力支持了毛主席的斗争（可参看武汉、河南、湖南等地老造反派的回忆录）。然而，直到毛主席逝世，总体上的力量对比仍未根本改变，造反派代表的先进工人仍未能凝聚起足以战胜党内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群众力量，这才是文革被颠覆的根本原因。
这不是说毛主席发动的文革注定失败。文革的确开辟了战胜新老资产阶级、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正确道路，但只是由于从大历史角度来说偶然的原因，才使得文革失败。试想：如果毛主席再多活十年，那么造反派代表的先进工人力量的发展完全可能发生质变，形成足够强大的工人阶级群众力量来捍卫文革。又或者如果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世界无产阶级专政就已经积累了足够的历史经验，使得无产阶级司令部就能认识到必须自觉开展继续革命，培育工人阶级群众力量，那么工人阶级也就有足够时间在政治上成熟起来、避免派性分裂，取得文革胜利。
以上无产阶级专政下真实的阶级斗争历史表明：问题不在于有没有“建立稳定有效的民主制度”，而在于有没有足够强大成熟的工人阶级群众力量。
新一代无产阶级革命派从真实的阶级斗争中吸取的经验教训应该是：无产阶级不仅需要强大的先锋队，更需要强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力量。因此，无产阶级先锋队应始终把培育、发展强大成熟的工人阶级群众力量作为自己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这就要求无产阶级先锋队始终扎根于工人阶级、坚持不懈地在工人阶级中进行政治鼓动，培养千百万基层先进工人并建立起他们的组织网络，始终努力发挥工人阶级的政治主动性，尊重工人阶级的首创精神。而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更要依靠和发展工人阶级的群众力量。而无产阶级专政下工人阶级群众力量的发展，只能通过自下而上的继续革命运动，通过与新老资产阶级、特别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才能实现。
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
续革命理论的历史意义
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正是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真实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社会主要矛盾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资产阶级的主要部分是由社会主义社会中仍旧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所培育出来的新生资产阶级，其中最核心的是党和国家领导集团中产生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无产阶级必须继续革命。只有通过工人阶级（并团结其他劳动人民）自下而上地监督党和国家领导人、揭露及打倒走资派等新生资产阶级，限制并逐步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并推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革命群众运动，才能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战胜新老资产阶级，最终消灭国家、消灭一切资本主义的残余、完成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解决了人类实现解放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也就是说，解决了如何从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国家消亡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继续革命理论是普遍适用的真理，它不仅适用于不发达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后的情况，也适用于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
在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后，由于有比较强大的工人阶级、弱小的小资产阶级和相对少的革命同路人，因此具有更有利于继续革命的力量对比，但这不意味着不存在继续革命的任务。因为即使是最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也不可能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后马上消灭资产阶级法权等一切资本主义残余。而这些残余仍旧是产生新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培育新生资产阶级的温床。这些残余及其产生的利益集团，不可能通过生产力发展自然而然的消亡，而只能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工人阶级的斗争来消灭它。
而如果像马宁之流那样否认继续革命理论，认为“建立稳定有效的民主制度”就能解决问题，那就只能陷入唯生产力论和制度迷信论的泥潭。如果以这样的理论指导无产阶级专政，就只能使工人阶级放弃对新生资产阶级的斗争、涣散工人阶级的群众力量，使得新生资产阶级坐大（走资派也完全可能通过民主制度选出来，看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的政客就知道了），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复辟。
新一代无产阶级革命派在重建无产阶级专政后必须高举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的伟大旗帜，吸取无产阶级专政下真实阶级斗争的经验，自觉培育、发展强大成熟的工人阶级群众力量、开展继续革命。这样，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胜利、人类的最终解放就有了可靠保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