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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焱 | 我们的母亲是人民医生

2021-9-28 09:06| 发布者: 南极| 查看: 1491| 评论: 3|原作者: 晨焱|来自: 高度一万五千米

摘要: “明天，2021年9月28日，农历辛丑年八月二十二，是母亲的生日，如果她仍然健在，刚好八十八岁。母亲一生都在践行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就是为基层群众看病服务。”作者| 晨焱编辑| 青山01 ...

“明天，2021年9月28日，农历辛丑年八月二十二，是母亲的生日，如果她仍然健在，刚好八十八岁。母亲一生都在践行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就是为基层群众看病服务。”

作者 | 晨焱

编辑 | 青山

2021年6月27日下午，母亲突然说，“我很不舒服”，当救护车来到的时候，一切都来不及了，当了一辈子医生、救人无数的母亲，没有等来自己的医生，在不到五分钟的时间里，溘然长逝，永远离开了深爱着她的我们。

也许纯粹是一种巧合，母亲去世的前一天，正好是毛主席发出“六二六指示”56周年纪念日。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母亲一生都在践行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

母亲在办公室

从母亲选择报考医学院开始，从大学毕业放弃留校选择回到家乡从事临床开始，这一生她多次放弃到大城市、大医院工作的机会，心甘情愿地扎根基层，服务普通的矿工、农民……为做一位名副其实的“人民的医生”而努力治病救人。

记忆中最熟悉的画面，是家里随时会有人来找“苏大夫”。不管是假日还是休息日，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只要有人敲门走进家里，母亲总是立即起身，或者现场看病，或者马上出门，去医院抢救病人。

小时候，放学后到医院边做作业边等母亲一起回家，回家的时间总是拖了又拖，来找 “苏大夫”的病人络绎不绝。 “苏大夫”三个字好像有一种魔力，听到“苏大夫来了”，焦虑的病人和家属就会立刻平静下来。

母亲是如此辛苦，总是随叫随到，以至于我们把当医生视为畏途，谁也不肯填报医学方面的志愿，没有人继承母亲的事业成为一名医生，可能是我们一生最大的遗憾。

然而，对于随时需要应诊而无法享受正常生活，母亲不仅毫无怨言，还甘之如饴。她曾说喜欢看病，为病人解除痛苦，从不觉得苦累。

母亲在煤矿医院阳台，遗憾的是这座她耗费了无数心血的医院，如今已不复存在

母亲学医极具偶然性。她常常说，如果没有解放，没有新中国，自己永远也不能成为一名医生。

晚年，母亲不止一次感叹，说起自己庄子里同龄的三个女孩子，现在只剩下她一个了，而因为自己上了大学，做了医生，也成为三个人当中最幸运也最长寿的人。

母亲出生于1933年，童年时代经历了日寇侵略，少年时代经历了国民党还乡团的白色恐怖。“跑反”，是后来母亲回忆时经常说到的词。还乡团一来，大家就要躲起来，“还乡团是最坏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因为时局的不稳，母亲读到高小，就停学在家，和那个年代大多数女孩子一样，在家学针线、做家务。

解放时，母亲16岁，报考土改工作队、报名参加抗美援朝，但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未能成行。直到有一天，在中学读二年级的堂舅问老师：“我二姐很想读书，可不可以继续学业？”而获得了肯定答复之后，已经快19岁的母亲才插班就读初中二年级。

母亲的复学之路并不顺利。复学不到半年，就突患伤寒，只能休学回家。好在解放了，需要更多的有文化的新人建设新中国，中学生国家也很珍贵，患病期间母亲得到了很好的治疗，使她得以大龄身份回到学校继续学业。

病愈回到学校后，母亲异常刻苦，并因为品学兼优获得保送清华的机会，但母亲将机会让给了另一位家庭更困难的同学。

母亲非常热爱生活，当年她用自己初中、高中、大学和工作四个阶段的留影制作的明信片

成年的我们第一次听到母亲回忆这件事，总会替母亲可惜，觉得如果当年她去了清华学工，以母亲的能力一定会获得更好的成就，但母亲总是说：“我一生能为那么多需要我的病人服务，没有什么遗憾的了”。

母亲上大学时已经24岁了，是同学中年龄最大的。母亲回忆说那一年的高考很激烈，医学院尤其难考，而且还要学习五年。当时，母亲的班主任认为母亲的性格适合做医生，希望她能报考医学院，并说，相信母亲一定能成为一名好医生。

母亲因为年纪大、插班、休学、经济等等因素，是有些犹豫的，但最终同意了。因为临时改科，虽然那位毕业于西南联大的班主任帮助母亲补课，母亲还是没能发挥最佳状态，只考上了家乡的省立医学院。

母亲有时回忆自己这样走上学医之路，常常感叹是因为尊重老师，相信老师的判断。现在回想起来，母亲最终同意考医学院，或许潜意识里和当年复学后突患伤寒，并受到很好的医疗有关。也许那时候，母亲不知不觉中已经立下了扎根基层，为人民服务，做一位合格的人民医生的宏愿。

大学时代的母亲

母亲常说自己上学断断续续，基础差，必须比别人付出更多努力，才能跟得上学业。

当时解放才几年，选择学医的多是城市资产阶级家庭、市民、工人家庭出身的人，农民家庭出身的少之又少。尤其母亲就读的大学是从上海搬迁到地方的，同学大多来自上海，有些还是上海资产阶级家庭的小姐。

母亲来自偏远农村，家里土改时被划为地主，但说实话，因为整个庄子都是穷人，只有外祖父年轻时开过几年杂货铺，赚了些钱并买了些地，矮子里面选将军，成为了地主。

土改后，多余的田分了，外祖母身体不好，不能下田，家里只有外祖父下田劳作，那时大姨在村子里教小学，有自己的孩子要照顾，大舅小舅解放前就因病去世了，母亲的家境并不好。

母亲去大学穿的列宁装，是外祖母自己织的粗布，自己染色，自己裁剪，自己缝制的，可想而知母亲第一天去大学，一眼望去的贫困土气。

就是这样衣着土气又家境贫寒的母亲，报到第一天就被指定为班主席（班长），母亲对此一直觉得不可思议。现在看来，应该是因为她中学时表现出的刻苦及沉稳可靠，并勇于承担责任的品质。

医学院的课程本就繁重，母亲一边担负着班主席的职责，一边刻苦学习专业知识，经过五年如一日的坚毅努力、刻苦学习，母亲取得了优异成绩。

原本母亲毕业分配留校进行组织胚胎研究，但她觉得去做临床医生、直接为病人服务，才对得起国家五年的培养，也更具吸引力。于是放弃留在省会、留在大学的机会，放弃了更好的研究环境，也放弃了成为一名学者的机会，选择回到家乡，到医院去为基层群众服务。

那个年代的母亲是幸福的，嘴角总是洋溢着微笑

不能不说，母亲的选择富有鲜明的时代烙印。这个时代烙印，反映了当时进步青年的价值观：“为人民服务”更光荣，去基层医院比留在条件优越的大学搞研究更有意义。

不理解这一点的朋友，看看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两部电影《护士日记》和《年轻的一代》就明白了。

大学期间，母亲也曾响应毛主席 “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和同学们一起到农村进行血吸虫防治工作。在乡下，他们一边进行血吸虫防治工作，一边和当地农民一起到田间地头捕捉钉螺。

多年后回忆起来，母亲没有说一句苦累，反而说当年生产队对他们这些学生照顾得不错，伙食经常有小鱼小虾什么的。

直到数年前听到母亲的老同学和母亲闲聊，说起当年下乡，条件多么苦多么累，我问母亲，母亲才说，生活当然不能和学校比，但和当地农民比，我们这些学生的生活好多了。看着当地农民，家里几乎没有主要劳动力，个个都是大肚子，当时心里只想着，一定要用自己所学做些什么。

下乡时，一天深夜，有村民突发疾病，母亲抓起手电筒就往村民家中赶，夜里走不熟悉的山路，母亲不慎摔了一跤，手电筒一下子掉到悬崖下，爬起来又立即赶路。我们问母亲：你不害怕吗？母亲说，当时根本想不起来害怕，只是想着尽快赶到，不能耽误病人的病情。

她还说，只有那个时代，有毛主席，才能一举消灭血吸虫吧，今天，很难了。

现在回想起来，母亲那怅惘的语调以及神情，我们还历历在目。

1964年，母亲（前排中）调往大西南，与送别的同事合影

父亲母亲都是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当年在那座边远的煤矿，父母都是大学生的家庭似乎只有我们一家，作为知识分子的父亲母亲与普通工人的邻居彼此尊重、互相帮助、生活和睦。尤其是母亲的医德医术医风，在民间备受尊敬和爱戴。

甚至于，因为是“苏大夫的孩子”，这些尊敬和爱戴也投射到了我们身上。但母亲总教育我们，不要翘尾巴，要“认认真真做事，老老实实做人”，不要投机取巧，“是金子总会发光”。这些嘱托到了今天，我们也不敢忘记。

父亲是学煤田地质的，一毕业就远赴祖国的大西南找矿，工作性质决定了他所在的地方永远是荒芜的田野山区，他们结婚时，父亲已经是地质队技术总负责，与队友们发现了锰、镍、煤等矿藏。

新婚不久的父亲与母亲，现在他们都已经故去了

母亲毕业后一直在家乡的专署医院五官科工作，这个专业和工作环境相对来说，都是不错的。但在父亲说地质队非常需要医生的时候，母亲毅然申请调到父亲的地质队去做一名随队医生。

当时，去地质队所在的大西南，坐火车路程大约要三天三夜，生活条件极为艰苦。母亲说，猪油都要从家乡带过去。

一名地质队的随队医生和一名地区专署医院的专科医生，二者之间的距离，之后的专业前景，同行都知道意味着什么，母亲的领导和同事都劝说母亲。但是母亲没有犹豫，又一次毅然选择了基层，去最缺医少药的地方，服务最需要医生的病人。

母亲和父亲一道，随着地质队东奔西走，在祖国的大西南度过了十多个春秋。七十年代，因为工作需要，他们又调回家乡一座城市西部最边远的一个煤矿，当时煤矿急需专业人员，他们二话不说，选择了这个边远的小煤矿和煤矿所属的小诊所，没有去同学所在的大学和大医院。

母亲到诊所后，给大家讲业务课，培训医生护士，纠正了很多医疗操作手法和程序，为矿工和附近农民看病，随叫随到，救人无数。从第一天到了矿区诊所工作，一直到退休，母亲都是当地当之无愧的“一把手”医生，疑难杂症、急危重病人、大家第一想到的就是母亲。

多年后，偶然遇到当年煤矿的人，大家不是说：“当年，是你母亲救了我一命”，就是说：“当年，我父亲就是一个普通工人，你母亲什么也没收我们的，帮我爸爸治好了，我们真心感激他”。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八十年代初期，母亲和同事们一起，已经将当年的小诊所，扩建成一座科室齐全、有五十多张病床的二甲职工医院。

还记得当年筹建医院并进行业务整顿的时候，母亲经常加班加点；那时候父亲因“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调到省城的地质研究所工作，还分到了三室一厅的房子。母亲原本应该调往省城的大医院，也可以给我们更好的教育环境。

很多病人知道“苏大夫”要调到省城，都很担心，说“以后有难治的大病，就不方便了，没有苏大夫，就要到大医院去了”。

七十年代意气风发的母亲

母亲最终没有到省城去，而是留在自己和同事们亲手从小诊所发展成的煤矿医院，继续服务矿工和农民。这一次，换成父亲用行动支持了母亲的这一决定。他退掉了研究所分配的房子，毅然决然地重新回到了煤矿。

就这样，他们二老在这边远的煤矿一直工作到退休。退休之后，大家还是经常找母亲看病，医院里有危重病人，有时还会喊母亲去会诊。很多年之后，年迈的母亲已经随着我们离开煤矿，有老同事、老邻居打来电话时，还是喜欢向母亲咨询医疗意见，远程问诊，母亲也总是不厌其烦地一一解答。

一生在医院工作的母亲，晚年却有一个毛病：极不愿去医院。

大概是如今的市场化的医院医生，与母亲记忆中的医院医生相距甚远，面对这些市场化的医院医生，一辈子沉着冷静的母亲再也无法沉着冷静，总是一次次 “破功”。

母亲以前常说，给病人看病，要考虑病人的经济情况，同样的药效，要看病人的支付能力，可以开便宜的，就不要开贵的。开完药之后，母亲还会耐心地告诉病人，服用之后病情可能会有哪些变化。母亲说，让病人知道服药后的一步步改善情况，会增进病人对医生的信任，而这种医患之间信任，反过来更有助于疾病治疗。

晚年的母亲有时候会和我们说：“从什么时候开始，医院医生不是为病人着想，而变成首先想的是怎样摆脱自己的责任呢？这样怎么能治好病呢？、”“我们以前要求‘视病人如亲人’，现在能做到‘视病人如熟人’已经不容易了吧？”

看到铺天盖地的“医闹”新闻，母亲会说，“这个事情，矛盾的主体肯定不在病人身上呀，哪个病人会刻意的和医生过不去呢？反正我一辈子没有遇到这样的病人。”

她又说：“现在的医生也不容易啊，考核的指标全是看发表了多少论文，或者看经济效应，这样医生哪还能静下心仔细的诊治病人，为病人着想，只能尽量保护自己，按教科书一板一眼就不错了。”

母亲（中）退休后参观考察东南亚一所医院

父亲晚年患上帕金森，母亲一直在父亲身边照顾十年，寸步不离，直至三年前父亲去世。实际上，父亲去世前，母亲健康就出现问题，但她担心给我们添麻烦，从不提自己的病痛。

父亲去世后，母亲突然间身体就垮了下来，去医院检查，发现已是肺癌晚期并骨转移。母亲忍受着非人的疼痛折磨，坚强地配合治疗。

作为子女，我们很自责，没有早点发现母亲的病。母亲则坦然面对，宽慰我们说：人老了，不是这个病，就会是那个病。她还非常达观地开了一个玩笑：否则怎么死得掉？！

母亲是既有大爱也富有小爱的人，是大节不亏，也注重小节的人，无论做事做人都一丝不苟，踏踏实实、认认真真。

她一辈子践行的是“为病人服务”的宗旨，无论是对病人的态度，还是个人的医术医德，都给自己定下了很高的标准。

母亲从不曾为没有时间自我享受而抱憾过。她仿佛没有多少个人的欲望，有的只是充沛地服务他人、服务社会的精力和意愿。

或许这就是她那个年代多数人的共性，母亲这样的人占多数或主流的时代，是多么美好而强大的时代。

母亲去了，如同那个热情似火、温暖如春、积极向上、个人的抱负因和时代融入一体而变得伟大的时代一样去了。

但母亲给我们留下的精神遗产不可磨灭，就如同那个时代，无论如何被抹黑、被歪曲、被遗忘，但其留下的坚实物质基础和强大文化基因，仍然在润泽后代。

怀念母亲，也怀念造就了母亲的伟大时代！

八十年代末退休后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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