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马克思主义定位“新常态”（之一）：检验 赵 磊 一、检 验 若干年前，我曾经陆续对中国经济做过一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判。习总书记强调“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这是有着针对性的。既然中国经济已经正式进入“新常态”，那么，现在也是到了“回头看看”马克思主义解释力的时候了。这倒不是想显摆一下谁谁有先见之明，而是要检验一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到底有没有前瞻性。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看来，新增小微资本的进入虽然有助于维系整个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暂时稳定，但是，其代价是经济的时空结构进一步加剧失衡： 对于官方偏好“供给学派”的政策选择，我的预测是：经济形势的变化会迫使政府不得不转向“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 “凯恩斯主义”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市场经济“产能过剩”的顽疾。但是，问题不是你“想做什么”，而是你“能做什么”。市场经济的制度框架提供给“看得见的手”的宏观政策的选择“多乎哉”？不多也： 所以我预计，在“稳增长”的巨大压力下，宏观经济政策逐步走向“凯恩斯主义”将成为大概率事件： 一年时间过去了，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正在悄然发生变化，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不赘述。 注1：参见：《成都学者对话李民琪：中国问题不在供给，而在需求》，载《赵磊的新浪博客》2014年7月28日；另参拙文：《我对当前局势的看法》，载《赵磊的新浪博客》2014年7月16日。
用马克思主义定位“新常态”（之二）：转折 赵 磊 二、转 折 2015年6月10日，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将消费金融公司试点扩至全国，增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力”： ——“会议指出，发展消费金融，重点服务中低收入人群，有利于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升级。会议决定，放开市场准入，将原在16个城市开展的消费金融公司试点扩大至全国。审批权下放到省级部门，鼓励符合条件的民间资本、国内外银行业机构和互联网+企业发起设立消费金融公司，成熟一家、批准一家。向消费者提供无抵押、无担保小额信贷，规范经营、防范风险，使消费金融公司与商业银行错位竞争、互补发展。更好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我建议关心中国经济的人士高度重视这条新闻。这条新闻包含着相当丰富的信息，其中的看点在于：“发展消费金融”由试点扩大至全国，这是一个历史转折。回溯历史，早在6年前，“消费金融公司”的横空出世就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因为，这个“创新”（严格说是模仿）为我们观察市场经济的发展逻辑，提供了一个鲜活的中国样本。于是，我把6年前的旧文翻了出来（注1）： ——“为了‘透支消费’，咱们政府已经开始未雨绸缪了：2009年5月12日，中国银监会发布《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8月13日，‘中国银监会正式发布《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将在北京、上海、成都、天津四地择机成立为境内居民个人提供消费贷款的消费金融公司试点。这意味着我国正在以金融手段提升个人消费，以适应政府的扩大内需战略。’” 对于“消费金融公司”的经济功能和现实意义，我当时做出了如下判断： ——“消费金融公司是‘什么滴干活’？就是要与储蓄为敌的公司！消费金融公司就是要与储蓄率对着干嘛。储蓄率为零算什么？别说不储蓄了，消费金融公司还要把消费者的储蓄率降成负数哩！” “把储蓄率降成负数”——这是对国人“量入为出”传统观念的公然挑战。说“挑战”有点夸张，因为《穷爸爸，富爸爸》早就给国人彻底洗脑，挑战的一方已经没有对手。如果横向比较，我们可以从美国的次贷危机中，看到“消费金融公司”深远的历史意义： ——“瞧瞧，这不就是美国的‘次级贷款’在中国的重演吗？没错，这就是中国版的‘次级贷款’”。 与“激愤的价值判断”不同（注2），对于“透支消费”的历史必然性，我给与了充分理解，而不会纠结于“道德评价”： ——“有人对‘消费金融公司’的出现表示了担忧。然而在我看来，不论你欢迎也好，忧虑也罢，‘透支消费’在中国的展开是市场经济的宿命，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 至于这个历史必然性的逻辑，主流经济学根本无法把握，因为它只能寓于马克思有关“生产过剩”的矛盾之中： ——“其实，中国之所以迫不及待地推出‘消费金融公司’，也是被日益严重的‘生产过剩’给逼出来的：‘没办法，既然不准打土豪分田地，你不让老百姓透支消费，你又怎样把越来越过剩的产品给消化掉呢？’” “消费金融公司”的出现，无疑是中国经济的时空结构将要发生某种转折的重大信号; 6年前，当国务院的银监会在京津沪蓉推出“消费金融公司”试点之时，中国经济开启了“从‘生产过剩’走上‘透支消费’的轮回之路”。6年后，当李克强总理宣布“将消费金融公司试点扩大至全国”之时，也就意味着，中国经济的时空结构由“产能过剩”正式转向了“透支消费”的历史阶段。 这倒不是说“过剩”从此不再，而是说，因为“过剩”，所以必须“透支”。问题是：既然“过剩”，你就“放心消费”好了，又何须“透支消费”呢？人们当然需要“消费”，“但是他们买不起，因为他们没有钱，而他们之所以没有钱，是因为他们不能继续生产，而他们之所以不能继续生产，是因为已经生产的太多了”（马克思）。如此奇葩的生产逻辑，若不想被“过剩”给憋死，你不“透支”，又何来“放心消费”可言？ 不论官方怎么定义“新常态”，在我看来，这个“转向”，才是“新常态”的本质定位所在。
注1：拙文《我的预测“不幸言中”》，载《乌有之乡》2009年8月24日。 注2：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学界和社会对“透支消费”一片讨伐之声，比如：“你活干得这么少，压根就没那份钱，你凭什么住大房子？”（参：拙文《“想住大房子”，何罪之有？》，《乌有之乡》2009年4月1日）
为股市说句公道话 赵 磊 言归正传。虽然主流经济学“满脑子捣浆糊”，可日子还得过下去。凯恩斯主义搞扩张性政策，毫不掩饰“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代言人”对需求的过度热情。供给学派的减税就很“高大上”了，不过，看似不屑于消费者的低俗需求，其实拐着弯也是在琢磨着消费者的钱袋子（美其名曰“需求自动适应供给”）。主流经济学有个ABC：“消费是收入的函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有个ABC：“若要刺激需求扩大消费，你就必须调整分配结构”。都是ABC，两者却有本质区别。前者庄严声明：“说收入就说收入，就事论事哈，别拿分配关系说事！”后者却并不买账：“别说绕不开分配关系，连生产关系你也绕不过去，因为生产资料的分配决定消费资料的分配”。
“过度医疗”是另类的“生产过剩” 赵 磊 无论怎么粉饰，医改的失败都是国人有目共睹的事实。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来，医改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资本的逐利本性与医疗的救死扶伤目标是不相容的——这是主张“医改公益性”的依据所在。回顾这么多年来的医改，其基本逻辑恰恰是强化医改的“逐利性”和“私有化”，淡化医疗服务的“公益性”。任由资本肆无忌惮、无所顾忌地来统摄医疗服务，结果，除了进入这个行业且赚得盆满钵满的资本家心花怒放之外，整个社会如果不天怒人怨，那才真是奇了怪的事情。 北大教授李玲在《一部分高级干部不愿意给老百姓免费医疗》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什么我们老百姓不敢医呢？因为医生过度检查，因为医生要挣钱，所以造成很多纠纷和浪费”。“我们现在医疗服务体系效率太低。这个效率是什么呢？过度用药、过度检查，过度治疗，浪费了大量的资源。”我建议大家认真读读李玲教授的这篇文章。 我注意到，李玲在文章中多次提到一个概念：“过度”：过度用药、过度检查，过度治疗。简言之：“过度医疗”。什么是“过度医疗”？中国老百姓（包括我自己）都有感同身受的体验，其中的故事一天一夜都讲不完，我就不展开了。我想讨论的是，为什么会有“过度医疗”？ 搞笑的是，以“效用最大化”为研究主旨的主流经济学，却极力回避用“效用最大化”来解释“过度医疗”的原因。在他们看来，“都是爱心不够惹的祸”。因此，治本之策是激活资本的大爱之心，让“慈善事业”托起“看不起病”的明天。还有更离谱的，干脆把“爱心不够”归咎于私有化还不够彻底。似乎一旦资本都一股脑地挤进医疗领域，“大爱之心”就会泛滥，世界就会变成美好的天堂。于是，一个严谨的医改数学模型就这样诞生了，其中的“相关关系”是这样子滴：过度治疗是因为爱心不够，爱心不够是因为产权不明晰，产权要明晰就必须彻底私有化。 那么，马克思主义怎么看呢？马克思并没有专门研究“过度医疗”的问题，不过，马克思却深入地研究了“过度生产”（生产过剩）的问题。这为我们分析“过度医疗”，提供了一个科学的分析框架。马克思说： ——“构成现代生产过剩的基础的，正是生产力的不可遏止的发展和由此产生的大规模的生产，这种大规模的生产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的：一方面，广大的生产者的消费只限于必需品的范围，另一方面，资本家的利润成为生产的界限。” 我把上面的文字稍加变动，同样可以用来描述当下“过度医疗”的现状： ——“构成当代‘过度医疗’的基础的，正是生产力的不可遏止的发展和由此产生的大规模的生产，这种大规模的生产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的：一方面，广大的病患者的收入只限于最低水平医疗的范围，另一方面，资本家的利润成为‘过度检查’、‘过度用药’以及‘过度治疗’的界限。” 由此观之，“过度医疗”与“生产过剩”其实是同一个逻辑。如同“产能过剩”一样，“过度医疗”恰恰是资本主义剩余价值规律的必然结果。因为，用药、检查以及治疗的界限，不是病患者的需要，而是资本家的利润。用马克思话说就是：“生产的界限是资本家的利润，决不是生产者的需要”。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按照主流经济学的医改模型进行医改，“过度用药”、“过度检查”、“过度治疗”的医疗乱象不仅不会有丝毫收敛，反而会越演越烈！其结果，只有更“过度”，没有最“过度”。 虽然都是“过剩”的逻辑，但与“生产过剩”相比，“过度医疗”却是“另类”的生产过剩，所谓另类，表现在以下几点： 另类一，医疗服务不同于普通商品（比如汽车），医疗是一种缺乏“需求价格弹性”的商品。也就是说：当普通商品（汽车）的价格上涨时，人们对普通商品（汽车）的需求量会随之下降。但是，当医疗价格上涨时，人们对医疗的需求量并不会像其他商品那样随之下降。哪怕药价再贵，你该吃药还得吃药；哪怕手术费再贵，你该动刀还是得挨刀（要不你就在家里自己锯腿）——一句话：任人宰割。 另类二，医疗服务不同于普通商品，在于“过剩”的受害者有所不同。当普通商品（比如汽车）的供给增加了，如果你厂家不仅不降价还要涨价，那我可以走路，可以坐公交，可以骑自行车。汽车卖不出去，不仅汽车生产工人要承受失业的痛苦，你资本家也要承受“产能过剩”的后果——甚至破产。但是，当医院施加“过度检查”、“过度用药”和“过度治疗”时，病患者除了接受，往往没有更好的选择。于是，不该做的检查你做了，不该吃的药你吃了，不该挨的刀你挨了，不该经历的治疗你经历了。与普通商品不同，承受“过度”后果的并不是资本家，而是病患者。 另类三，医疗不同于普通商品，还在于进入医疗行业的门槛比较高，这个门槛不是资本，而是技术。虽然各种私立医院、小诊所有如雨后春笋满大街都是，可是，真正能解决病患者问题的，也就是少数几家公益性大医院（这也正是公益性大医院人满为患的原因）。当医疗服务私有化之后，随着资本纷纷涌入医疗领域，医疗服务的供给的确增加了，然而医疗服务不仅没有降价，反而是“过度医疗”越演越烈。这是为什么？原因其实并不复杂：供给增大的医疗服务，不是公益性的公立医院，而是逐利性的私人医院。在公益性医院供给不足，甚至越来越萎缩的背景下，用脚趾头都可以想到，病患者如果得不到公益性医院的“恰当医疗”，那么，就只能听任私人医院的“过度医疗”。何况，公立医院的“公益性”也已名存实亡，早就与私立医院的“逐利性”沆瀣一气了。 问题是，“新常态”下，官府对医改的态度如何？现任总理最近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强调：“医疗既不应该是一个完全市场化的领域”，又“要最大限度秉持市场化的理念”。坦率讲，这话听着怎么有点别扭？所谓“最大限度”，类似于数学中的“极限”，有“无限趋近”的含义。用老百姓的话说：“要多大，就多大”。既然“要最大限度秉持市场化”，又怎么个“不应该完全市场化”呢？ 我百思不得其解。 有人给我洗脑：“你懂不懂经济学的‘最大化’？”答曰：“愿闻其详”。于是洗脑继续：“在一组选择中，经济人在自利动机的驱动下，依据满足程度的不同对选择进行排序，选择自己能得到最大利益或者最符合自己利益的情况的行为，就是‘最大化’。你滴明白？”我恍然大悟：“所谓‘最大限度’，不就是主流经济学的‘效用最大化’嘛！”我滴，不仅明白，而且大大滴明白。 原来，“不应该完全市场化”仅仅是选择项里面的摆设——有点像“路人甲”，而“最大限度秉持市场化的理念”才是选择排序的关键所在——有点像“最佳男主角”。 我感到困惑的是，对于医改中存在的问题，政府并非全然没有反思，或许也意识到了“医改公益性”的必要性。然而，最终出台的方案，却是南辕北辙的逻辑（参：《李克强部署促进社会办医：“松绑”要到位》）： ——“4日，李克强总理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五大举措促社会办医健康发展。” ——“在这次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促进社会办医之前，2014年初，国家卫计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已正式对外发布《关于加快发展社会办医的若干意见》，要求优先支持社会资本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加快形成以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为主体、营利性医疗机构为补充的社会办医体系。这是卫计委首次出台实在、易操作的政策发展社会办医。” ——“医疗不应该是一个完全市场化的领域。但在支持社会办医上，还是要最大限度秉持市场化的理念，方能真正激活这部分医疗资源的补偿力量，以满足民众对不同医疗服务的需求”。 资本进入医疗服务的目的是什么？既不是“不盈利”，甚至也不是“生产商品”，而是“生产剩余价值”。不是说“社会资本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不可能，而是说，资本“非盈利”这种行为，就像老虎吃大白菜一样罕见。所以，“优先支持社会资本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这一医改理念，有点类似扯着自己头发上天。恕我直言，把中国民众的医疗服务寄托在资本的“爱心”上，说好听一点，是幼稚；说不好听点，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针对国务院的医改思路，网友的评论一针见血（见《红歌会网》）： ——“既然可以‘要求优先支持社会资本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那为什么不要求资本家举办非盈利性学校，举办非盈利性养老院，举办非盈利性公共服务，建造非盈利性房地产？资本家都做了雷锋了，马克思的《资本论》被彻底否定，那样不就进入共产主义了吗？” ——“把私人医院办成‘非盈利性机构’，这符合‘市场化理念’吗？这么高深的逻辑，听不懂啊”。 ——“要求优先支持社会资本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大白天说梦话，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不盈利，他傻呀？” 瞧瞧，网友们的评论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是多么地共鸣。滑稽的是，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也不得不承认，医疗“是准公共产品”。即使按“效用最大化”的逻辑来分析，“其实免费医疗，比各种叠加起来的制度要便宜”（李玲语）。可是一旦付诸实际，主流经济学的逻辑就不能自洽了。在利益问题上主流经济学往往选择性失明，我一点也不奇怪。我奇怪的是，“代表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府，为何有时也会“失明”？ 看来，在医改的问题上，广大平民百姓天然地与马克思主义保持着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一致性；与此相反，官府却最终选择了与“效用最大化”的主流经济学站在一边。 我不知道，这样的选边站队究竟是不是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不过历史不久将会证明，这样的选边站队究竟是引领着历史进步的方向，还是在开历史的倒车。
“马克思不信劳动价值论”，这是一个很下作的发明 赵 磊 在前几季，我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解读了市场经济的若干层面。有人急眼了：“马克思就知道拿‘生产过剩’和‘所有制’说事，有神马卵用，难道伟大的资本主义，就没有别的地儿让你马克思使劲了吗？” 我笑翻了。这话简直活脱一副资本主义按摩师的嘴脸：你马克思想了解资本主义吗？那就轻轻擦拭资本主义华丽的西装吧！什么？你马克思还想知道西装里面包裹的是神马？那就深情款款地抚摸资本主义光鲜的皮肤吧！别给我提什么“生产过剩”好不好，你马克思究竟想干什么？告诉你，“生产过剩”啊，“私有制”啊，还有“分配关系”啊，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的禁忌部位，严禁触碰，看一眼也不行——这就是主流经济学的德行。 不笑不行。中国有一句俗语：“裤裆里捉神马，手到擒拿”。这不，马克思一把就捉住了资本主义的要害。资本主义按摩师感同身受，虽然痛得大叫，还非要装孙子：“强烈抗议马克思严重犯规！马克思为啥要踢我资本主义的禁击部位？”哈哈哈！ 你凭啥不准马克思直捣资本主义的命门要害？难道要像主流经济学那样，全方位地给资本主义洗脸、按摩、捶背、搓脚、化妆、打扮，这就有“卵用”啦？ 说到这里，我发现，最近社会上流行一种说法：“马克思自己都不相信劳动价值论”。这种说法的荒谬原本不值一驳，这就类似于说：“耶稣自己都不信基督教”，“释迦牟尼自己都不信佛教”，“孔子自己都不信《周礼》”，“主流经济学自己都不信‘经济人假设’”，“贺卫方自己都不信普世价值”……。可是，有人居然严肃地反问我：“连某某某都说，马克思压根儿就不相信劳动价值论，你干嘛还拿劳动价值论说事？”我当场被雷翻。 戈培尔说过：“谎言重复一千遍，就能成为真理”。当代“戈培尔”一旦流行开来，是不是就能坐实“马克思与劳动价值论不共戴天”的谎言？我不知道。但是我看见，甚至连某些“左翼”学者也跳出来凑热闹，欣喜若狂地论证马克思是如何跟劳动价值论势不两立滴。 “利用小说反党，这是一大发明”——这句话曾经家喻户晓。这话的是非对错，历史自有公论，我就不去讨论了。然而我发现，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这话的逻辑还真的存在，并非虚言。比如，中国当下流行的“历史虚无主义”，虚无一切正义的价值，就为这个“发明”提供了真实的样本：什么雷锋戴金表搞姐弟恋啊，邱少云是假的啊，狼牙山五壮士是残害百姓的地痞流氓啊，董存瑞被河南籍班长带进了沟里啊，刘胡兰是小三啊，等等。 这类下三滥的“历史虚无主义”，连“虚无者”自己都觉得很无耻，却不得不无耻下去。明知“无耻”，为什么还要无耻下去？因为“不无耻”下去，它们就混不下去。马克思主义的敌人驳不倒马克思主义，于是就伪装成“马克思主义”来歪曲马克思主义。歪曲不成，干脆就说马克思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理论。说“马克思不信劳动价值论”，这已经够无耻了，有人居然还要寻章摘句地论证“马克思不信劳动价值论”，这就叫“没有最无耻，只有更无耻”！ 列宁说得好：“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有一个青年时的朋友最近规劝我：“信仰马克思主义，这明摆着就是失败的前景，你干嘛还要这么固执呢？”我知道，他是善意地担心我的未来。我想：既然马克思这么不堪一击，马克思的敌人干嘛还要用如此下作的手段来诋毁他呢？既然马克思主义的未来是那么滴暗淡无光，马克思的敌人干嘛还要这么滴吃不下睡不着呢？ 瞧瞧，马克思的敌人已经沦落到要造谣“马克思不信劳动价值论”来诋毁马克思主义的地步——还有马克思自己的悔过书为证。我真不知道，这究竟是证明了马克思主义面临着失败的前景呢，还是证明了马克思的敌人正在走向穷途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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