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华：关于“化”的探讨
习近平总书记去参观遵义会议会址，引起社会思考其象征意义。我也很希望总书记是为表明某种意思去参观遵义会议会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不过，象征意义毕竟是象征意义，当年胡锦涛总书记上任去西柏坡，重申“两个务必”，象征意义应当说是很深远，但事物发展并不都能如人愿。 老田发表了一篇谈遵义会议意义的文章，标题是《遵义会议是部分否定党内第一次“非毛化”的结果》(以下简称田文)。读了，提出了几个问题与他探讨，本文只谈其中有关“化”的问题。 田文认为，“军事和政治建设中间的毛泽东化，对很多干部来说，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被逼的’，反过来，非毛化对于多数共产党干部来说才是合乎心意的。” 我认为，说“毛泽东化……‘都是被逼的’”可以，我还认为，这个“都”，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的所有中国共产党人。 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最初热衷国共合作，毛泽东还在国民党中央做事，如果不是蒋介石搞分裂，屠杀共产党人，共产党不会举行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共产党和毛泽东最初都走十月革命夺取中心城市的道路，如果南昌起义不失败，长沙也打下来，秋收起义队伍不会上井冈山，并逐步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毛泽东革命道路。所以可以说，这条路是逼出来的。 “非毛”是中国共产党内路线斗争的一个特色，但认为“非毛化对于多数共产党干部来说才是合乎心意的”，就需要商榷。史实是，在遵义会议前，中国共产党无论在军事和政治上，都为共产国际所主导，不存在“毛泽东化”；就是在井冈山根据地，毛泽东不仅受到上海党中央的左倾机会主义的制约，同时也还不断地与红军内部的各种错误的斗争；毛泽东思想是在长期的斗争逐渐地形成，并需要在实际斗争中证明其正确。应当说，许多干部不是存心要“非毛”，而是受了共产国际和本本主义的影响，他们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有一个认识过程，从不理解到比较理解。 对于“毛泽东化”这种提法，我以为理论上不妥，实际上也一直不存在。毛泽东对于“化”做过解释，就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遵义会议之后的十年中，以《新民主主义论》为代表作的毛泽东思想才形成，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处于主导地位，但是中国共产党并未“毛泽东化”，始终存在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特别在新中国建立后，走什么道路，党内许多人的思想与毛泽东思想很不一致，甚至是对立的。中国在长征前和文革后，存在“非毛”的人，也想过要搞“非毛化”，但既然不存在“毛泽东化”，也就说不上“非毛化”，而且，大家知道，遵义会议后逐渐确立了毛泽东的党内领导地位，但没有“毛泽东化”。文革后不久，不少不理解文革的人也慢慢地理解了，有了“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五十年”的认识，特别是现任总书记提出“两个不能否定”后，“非毛”的市场越来越小了，“非毛”不能彻头彻尾，所以，有“非毛”，但“化”不了；这些人也不敢和不能完全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只能是按毛泽东的自我评价，“三七开”；否定文革，不敢也不能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就不是彻里彻外，“非毛”但达不到“化”的程度。 中国不仅从未存在过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毛泽东化”，也不存在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非毛化”，拥毛反毛的人都有，马列毛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一直没有彻底解决。而且，这种提法不对，会对中国共产党做不正确的估计，不利于进行党内斗争。在老一代共产党人中，多数是拥护毛泽东和信奉毛泽东思想的，不赞同毛泽东路线的老党员中，多数人还是认识问题，就是毛泽东说的，被假马克思主义者欺骗了，从根子上“非毛”并想“化”的，只是一小撮。我认为这个认识很要紧。参加过文革的同志，还记得文革初期的“百丑图”的批判否？还记得为什么毛主席、江青要批判“百丑图”。 “毛泽东化”这种提法也不科学、有记载：“从1948年11月起，毛泽东在审阅一些重要文件时，都把提到‘毛泽东思想’的地方删掉，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或者就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1954年1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还发出通知：“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这个“重大误解”指什么？毛泽东1954年12月19日在同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政协工作时，做了说明：“我们不提毛泽东思想。如果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并提，有人会以为是两个东西，为了不使发生误会，就不提毛泽东思想。”我看到，这种重大误解现在正在妨碍我们科学认识社会主义。 所以，我认为，不宜提“毛泽东化”，正确的提法还是毛泽东一再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那末，可不可以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呢。这个提法现在很时兴。 1938年10月，毛泽东曾经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报告《论新阶段》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节中，使用过“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说法，他是这样讲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这段话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但是没有在毛选使用。 十多年后，《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上面的那段话作了这样的修改：“……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我体会，尽管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已经做了解释， “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但是还是发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会产生歧义，所以十年后正式编入毛选时，修改“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明确这个“化”是“具体化”，是“应用”，是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不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转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的”字去掉了，就有许多歧义，这里的“中国化”会是“汉化”、“同化”、“异化”、“儒化”的意思，就是说，不是马克思主义改变中国，而是中国要改变马克思主义。现在理论界就是这样的主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要求形式上的转变，更要求内容上的转变，即要使起源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变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主张要把马克思主义异化、儒化为中国的什么主义。这种“化”，重在要变；这种变，不是实践的自然结果，而是行为目的，刻意地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 田文说：“1958年毛泽东所说的：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和列宁。更为通俗滴说，共产党革命的实践和毛泽东所思所想的问题，多是马列未曾接触和处理过的新课题。”我没有查到原话，但认为这是唯物主义的观点，是符合实际的，实际总是比理论丰富多彩。但我认为，已有的实践对马列主义有发展有不及，总的不能说是“超过了”。 记得毛泽东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是树干，我们是枝叶。这形象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关系。很遗憾，我现在找不到这句话的出处，不能引原话；但是毛泽东讲“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提出“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是大家都知道的，而其意思也应当比较清楚：毛泽东认为，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对于科学社会主义，还没有完全搞清楚，弄通。 我通过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的学习和思考，也认识到，我们对于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等社会主义问题，确实还没有完全搞清楚，已有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还是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中。 田文“马克思主义就是真理的唯一垄断者，而其他一切革命家的思想和实践都需要根据这一真理来加以评判”的批判也需要分析。我认为这种观点总的说不是唯物主义，“毛泽东化”的提法也有同样的问题。我赞成“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但是不能由此否认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应当持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是要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我之所以公开发表这篇文章，因为它很重要，关系于我们正确认识党和坚持马克思主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