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炼狱之火炙烤中国人灵肉的革命（一） 作者：唐青钊 发布时间：2015-07-13 10:18:29 革命的文化和文化的革命，总是有相通和相似的地方。 差不多800年前，被恩格斯誉为“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新世纪最初一位诗人”的意大利人但丁，创作了他的旷世杰作《神曲》。《神曲》又名《喜剧》，因为诗人梦游的地狱、炼狱、天堂三界，从地狱到天堂，从苦难到幸福，永恒向上，功德圆满。《神曲》虚构了地狱、炼狱、天堂三界。地狱是黑暗的现实世界，炼狱是现实到理想的路径，天堂是光明的理想世界。《神曲》对上帝和炼狱之火进行了热情的讴歌：“正在这时，和颜悦色的上帝使者则在我们身边出现。他站在火焰燃烧不到的山边，唱道：‘心灵纯洁的人有福了!’‘圣洁的人们，倘若事先不让烈火咬上一口，你们就不能向前行进。进入火中吧，你们对烈火另一边的歌声不会充耳不闻”。炼狱之火成为人间或“上升”或“下沉”的根本动力——经得起炼狱之火的锻炼，人就会进入理想的世界——天堂;反之，就会坠入苦难的地狱。 无独有偶，几乎就在但丁的时代，中国也进行了一场静悄悄的文化革命。这就是中国大足的石刻文化。在这里，原来纷争不止、争斗不休的中国文化的主流和“大家”——儒、释、道文化得到了融合和融化，而进口的佛教文化则完成了它民族化、世俗化、生活化的蝉变过程：人生就是苦难，人生就是在“热铁轮里翻筋斗，猛火炉中打倒悬”。(《大足石刻铭文录》第179页)“热铁轮”、“猛火炉”就是人间的炼狱，而输入炼狱的原料就是人间的“善”、“恶”，“善”“恶”的分野不过就是就不就教、善与不善、孝与不孝。就教、行善、行孝就会成佛、就会涅槃，就会进入极乐世界;反之，就会坠入阿鼻地狱，叫人永远不得翻身。 50年前的文革，按照北京大学教授旷新年先生的说法，是一场具有宗教性质的人民大众的思想解放运动。确实，在这场运动中，毛泽东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上帝和释迦牟尼佛，有段时间，中国人民对毛泽东早请示、晚汇报，唱语录歌、跳忠字舞，对毛泽东到了顶礼膜拜的地步。而文革本身则成为了人间炼狱。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各路人等，都被抛进了这个人间炼狱。一小部分人在这场炼狱之火被烤焦了，灵与肉都灰飞烟灭;一部分人在这场炼狱之火中发了抖，让灵与肉沉沦甚至背叛;而大部分人则在这场人间炼狱中“让烈火咬上一口”，走向现实的理想世界——建设和建成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 《神曲》歌颂了上帝，大足石刻歌颂了释迦牟尼佛，文革歌颂了充当中国人民的上帝和释迦牟尼佛的毛泽东;《神曲》讴歌了炼狱之火，大足石刻刻画了炼狱之火，文革事实成为中国人民的炼狱之火;《神曲》惩罚了教皇、教士，欲拯救意大利和意大利人民;大足石刻惩罚了为恶者、行孝者，欲拯救世道人心;文革斗争了反革命、走资派，欲新其魂、欲新其党、欲新其国、欲新其民，这个事实证明：革命的文化和文化的革命，是有着相通和相同的地方的。 但是简单的类比，只能到此为止，因为任何革命的文化和文化的革命，包括但丁的《神曲》和中国大足的石刻文化都远远没有文革这样全面深刻、轰轰烈烈、影响深远。 文革不仅仅是一场全面深刻的文化革命，按照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毛泽东的观点，更主要的是一场全面深刻的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在政治领域，在坚持中国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它要对中国的基本的政治制度、具体的政治制度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在思想领域，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且主要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前提下，实现对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和各色人等的基本改造;在文化领域，在坚持文化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前提下，实现对中国文化的根本改造。这是一个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艰难任务，这也是对中国社会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和各色人等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的巨大调整。这必然将人们心中最卑鄙和最高尚的情感、复仇女神和自由之神同时召唤出来。这必然使文革成为炼狱之火，炙烤中国人的灵魂和血肉，就像陈伯达所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受这场考验。现在还在考验着我们每一个人，今后还将长期考验着我们每一个人。”(陈伯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这必然在使中国社会主义获得新生的同时，免不了伴随剧烈的阵痛、甚至血崩;在使人们灵魂得到拯救和升华的同时，免不了使人们灵魂充满炙烤的痛苦，甚至将一些人的血肉烤糊的悲哀;在探求到人类通向伊甸园之路的同时，免不了时不时遭遇塌方，甚至形成堰塞湖。这也必然使得文革在利益受损的精英阶层那里，成了“动乱”、“浩劫”、“地狱”、“灾难”、“崩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进步。”然而，手术是要流血的，但我们不能因为手术过程的血腥而否认手术对生命的作用;新生儿浑身上下是充满血污的，但我们不会因为新生儿的血污而抛弃新生儿的;文革是有血污和罪行的，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否定文革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拯救和再生的。因此，文革本身炙烤着中国人的灵肉，对文革的评价也在炙烤着中国人的灵肉。 一、文革的理论、路线、纲领和政策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路线可分为基本路线和具体路线，基本路线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理论的具体应用理论，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理论的具体运用;而具体路线则是基本路线的具体化。纲领，是旗帜、是号角、是方向，是表明党的性质和所开展的革命性质的重要标志，是党的基本路线的具体展开和体现。“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党的理论、路线和纲领的具体化，是在一定的时期和范围内，要达到的奋斗目标、遵循的行动原则、完成的明确任务、实行的工作方式、采取的一般步骤和具体措施。文革，作为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社会主义革命，自然是有它的一套完整的理论、路线、纲领和路线，绝对不是什么既没有做好理论准备，又没有做好思想准备。 (一)文革的理论 长期以来，人们得到的认识是，文革的理论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其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这恐怕是割裂、肢解和歪曲了文革的理论，因为文革并没有“仓促”创制一套为文革而文革的什么理论，而是运用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尤其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取得的成果——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事实上，文革最主要的纲领“文革十六条”中就有所揭示：“各级党委，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中，更必须认真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是要反复学习毛主席有关文化革命和党的领导方法的著作，例如，《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文革不过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具体实践，同时又总结和概括文革的基本经验，为这个理论安上“皇冠上的明珠”，使之成为严密、科学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思想体系。在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毛泽东的这个理论是根本错误的，但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毛泽东的这个理论是根本正确的，因为它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具体运用，是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基本经验的科学总结，是被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检验并被改革开放的实践所证明了的科学真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虽然已经成为科学的理论思想体系，但没有来得及给以全面、系统的阐述，这虽然给居心叵测的人钻了空子，但好处是给当代人提出了一个严峻的任务，即如何科学、系统地阐释好毛泽东的这个理论。毛泽东的这个理论，虽然没有全面、系统阐述，但曾做过几次总结和概括。但较为一致的看法，认为1967年为庆祝十月革命胜利五十周年，“两报一刊”所发的社论所总结和概括的六个方面的要点最为经典。“两报一刊”所概括的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六个方面的要点是： 第一，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同志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基本规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们内部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必须“划清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和加强，使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发展。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第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第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充分注意识破“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第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就是说，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上而下地放手发动群众，同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三结合。 第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用无产阶级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挖掉修政主义的根子。 这才是文革的基本理论，或者说，文革的理论就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就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思想体系。 (二)文革的基本路线 长期以来，人们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基本观念：文革是革走资派的命，同时又是革文革前17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命，基本的事实，比如林彪、江青对文革前17年文艺战线上是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专政的论断，江青对文革前17年教育路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两个估计”，等等，这些事实既与毛泽东制定的文化、教育路线和方针相左，又不符合文革前17年文化、教育的事实。这些事实是真实的，因为文革时期的文化、教育路线是有较大了调整和改变。这又是一个以偏概全、以个别代全体、以特殊代一般、以具体代根本的事实，因为文革并没有重新制定一条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路线，或者说，没有重新制定一条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总路线，基本路线和总路线基本是一个同义词。而文革不过是以社会主义政治革命、经济革命、思想革命为基本内容实践着毛泽东领导我们党已经制定的基本路线。这条基本路线包括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的路线，这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和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路线。毛泽东制定的党的政治路线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由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这条党的政治路线，概括起来就是“一个相当长、三个存在，四个要和三个讲”。毛泽东制定的社会主义经济路线是：“鼓足干劲，立足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虽然，毛泽东将党的政治路线与经济路线只是分开来讲而没有综合起来表述，但谁也不能否定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是社会主义政治路线和建设路线两个方面的高度统一性。毛泽东制定的这条社会主义基本路线特别是他制定的社会主义政治路线后来遭到了那些号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然是比毛泽东不知高明多少的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称是条错误的路线，因为这是一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但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毛泽东制定的这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路线既讲政治路线，又讲建设路线;既强调社会主义的政治、社会主义不断革命的根本原则和方针，又强调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既强调了政治是方向、是统帅，“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又突出了经济建设，要“多快好省”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它是毛泽东阐发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具体揭示，是社会主义社会革命和建设规律的具体体现，完全是一个切合中国社会主义实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路线。 (三)文革的基本纲领 长期以来，人们同样形成了这样的基本观点：文革出于斗垮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需要，确立的纲领就是“踢开党委闹革命”。不是的，这不仅从理论逻辑上讲不通，从事实逻辑上同样讲不通。从理论逻辑上讲，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反修防修的自我革命，只有紧紧地依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才能搞好这场革命;只有紧紧地依靠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搞好这场革命，否则，这场革命绝对不是革命，而是反革命。从事实逻辑上讲，无论文革最混乱的时候，还是文革形成内在稳定的时候，文革始终都是在毛泽东和党的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的。毛泽东和党中央不能代表中国共产党还有谁认为能代表中国共产党?还有谁认为这不是党的领导?至于“踢开党委闹革命”，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中并没有“踢开党委闹革命”的说法，据说是1966年初，中央文革下达《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中有“取消院校党委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一条，从此“踢开党委闹革命”席卷全国。照这样的说法，“踢开党委闹革命”就是红卫兵的发明了。即使文革中存在“踢开党委闹革命”，也只是文革中的小插曲。是在“五月十六日中央‘通知’上说是，‘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一直到这次会议以前，我看还是这样的情况”下出现的现象，(林彪：1966年10月22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在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文革红卫兵造反运动进行打击、报复、迫害，甚至镇压的情况下出现的现象。文革的基本纲领绝不是也不仅仅是“踢开党委闹革命”。文革的基本纲领包括中共中央的两个纲领性文件，既《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十六条)》。作为对这两个纲领性文件的补充，还应包括毛泽东在西方的山洞里给江青的信和毛泽东写的《我的一张大字报》。这些，使文革的基本纲领构成了一个全面、系统的体系。文革的纲领简要复述于下。 1、《五.一六通知》。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以这个“通知”为标志，表明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全面正式开始。这个“通知”的思想，基本是毛泽东撰写和改定的，基本的就是毛泽东的思想。这个“通知”的措辞是严厉的，直叫那些走资派、反动权威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这个纲领性文件指出了当时的形势：“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高潮。这个高潮有力地冲击着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还保存的一切思想阵地和文化阵地。”这个纲领性文件强调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的观点。这个纲领性文件重新了毛泽东在1957年阐述的一个观点：“我们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敢于批评，敢于争论。”“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大家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这个纲领性文件犀利地揭示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敌对阶级之间的关系：“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这个纲领性文件指出了中共党内“赫鲁晓夫“式人物的危险性：“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注意这一点。”这个纲领性文件确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性：“无产阶级在学术上所掌握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早已大大地超过了和压倒了资产阶级。”这个纲领性文件提出了一个重要哲学命题：“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在破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斗争中建立和不断发展起来的。”这个纲领性文件严厉指斥了走资派：“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这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提纲的作者们究竟处在一种什么地位了。”这个纲领性文件提出了文革的任务：“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2、“文革十六条”。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主持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这是继“五·一六通知”后，从全局指导“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纲领性文件。决定共分十六条，阐述了文化大革命的性质、目的、斗争对象，及采取的方式和有关政治规定。决定说：“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决定说，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决定申明：“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处于软弱的无能的状态。”决定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取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决定说，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严格区别各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用文斗，不用武斗。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决定认为，在干部问题上，分四种情况：好的;比较好的;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右派分子;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决定指出：“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决定还就教学改革、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的部署问题，抓革命促生产等作了规定。决定最后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3、毛泽东给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信，这不是一封普通的家信，而是一封关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文革中出现的新情况、文革的前途和中国前途的一封信。可以看做是理解文革、理解晚年毛泽东、理解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枢纽。这封信认为，文革本来是要将中共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倒、斗垮、斗臭，可是中共党内却出现了以林彪为代表的极左派，这些极左派，“他们是要整个地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因此，文革既要在政治上打倒党内的右派，又要在政治上解决党内的极左派，有右反右，有左反左。党内的右派和极左派，虽然表面看起来截然对立、水火不容，但就其实质，他们都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在方法步骤问题上，先要集中力量整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让党内的极左派充分暴露后，再集中力量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极左派。 毛泽东在信中指出：“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中国如果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一些话，得逞于一时;左派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毛泽东的这封信，实际上预言了毛泽东自己、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毛泽东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发展的过程和结局，但这不是一个注定会失败的过程和结局，而是一个唯物辩证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和结局。 4、毛泽东的《我的一张大字报》。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毛泽东的这张大字报，扭转了文革初期运动的大方向，改变了文革初期被动的局面，从此，文革的熊熊的炼狱之火燃烧了起来，红卫兵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的造反运动蓬勃开展、如火如荼。毛泽东的这张大字报全文如下：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年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四)文革的政策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引起高度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这条毛主席语录在文革期间曾经遍布全国城乡。这既说明，政策和策略的重要，同时也说明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文革，还是讲究党的政策和策略的。为了搞好文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大的政策、影响和决定全局的政策自然是《五.一六通知》、文革《十六条》之类的基本纲领。此外，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还制定了一系列的具体政策，如：《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中共中央给全国厂矿革命职工、革命干部的信》、《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通令》、《关于不准抢夺人们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布告》、《中共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布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保障党和国家机密安全的规定》、《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确保机要文件和档案安全的几项规定.》、《中共中央通知》、《关于严禁抢夺国家物资商品，冲击仓库，确保国家财产安全的通知》、《关于取缔私设电台、广播电台、报话机的命令》，等等。这些政策，为解决文革中出现的各种具体的新情况、新问题制定，以保证文革运动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比较正常地进行。 二、文革的目的和任务 如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既有它的近期的、具体的目的和任务，又有它的长远的、根本的目的和任务一样，文革也既有它近期的、具体的目的和任务，又有它长远的、根本的目的和任务。当然，近期的、具体的目的和任务与长远的、根本的目的和任务是既紧密联系、高度统一又各有特点和有根本区别的。近期的、具体的目的和任务受长远的、根本的目的和任务的规定和指引，又为长远的、根本的目的和任务服务;长远的、根本的目的和任务寓于近期的、具体的目的和任务之中，又为近期的、具体的目的和任务规定方向和任务。这些近期的、具体的目的和任务，长期的、根本的目的和任务，基本引用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指示和文革中引用的毛主席语录加以阐述。 (一) 文革近期的、具体的目的和任务 文革近期的、具体的目的和任务，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认真搞好“斗、批、改”。“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文革《十六条》) 2、让人们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那些做法是正确的，那些做法是不正确的。”(同上) 3、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形成最广大的革命左派队伍。“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文革《十六条》)“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广大群众，确立无产阶级对少数资产阶级分子的全面统治。”(1968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 4、主要斗争目的是整党内的走资派。“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革《十六条》)“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混入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7年5月8日《人民日报》) 5、揭露和批判“三反”分子。“集中力量打击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同上) 6、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出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同上)“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1968年5月14日《人民日报》) 7、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文革《十六条》))“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革命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1966年第五期《红旗》杂志)“坚决实行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带动生产的发展。”(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 8、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公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既国营经济的全民所有制、城市集体经济和农村经济的集体所有制，在文革中既是依靠批判资本主义——所谓“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来实现，更主要的是依靠“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两学”运动来实现的。 9、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抓革命，促生产。”(文革《十六条》)“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1966年12月30日、1968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1975年1月21日《人们日报》)“用我们的双手，艰苦奋斗，改变我们的世界，将我们现在还很落后的乡村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乐园。”(1975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又志气又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生!”(1975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 10、加快农村医疗卫生建设。“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毛泽东对卫生工作的指示) 11、切实搞好教育改革。“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在这场文化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在各类学校中，必须贯彻毛泽东同志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文革《十六条》)“高等学校应抓住三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1971年第六期《红旗》杂志) 12、切实搞好文艺改革。文化部“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1969年4月28日《人民日报》)“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1967年5月28日《人们日报》)“洋为中用、推陈出新。”(1968年7月2日《人民日报》)“希望有更多更好作品出世。”(1971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 》)芭蕾舞剧的改革“方向是对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1966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要突出武装斗争的作用，强调武装的革命消灭武装的反革命，戏的结尾要正面打进去。加强军民关系的戏，加强正面人物的音乐形象。”(毛泽东看现代革命京剧《沙家浜》后是指示) 13、切实搞好舆论工具的改革。“在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和资本主义国家是无政府状态的和集团竞争的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不相同。在世界上存在着阶级区分的时期，报纸又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1967年8月25日《人民日报》)“办好报纸的根本问题是报社人员的思想革命化问题。”“不应当关门办报，应面向群众，又要有大方向，又要新鲜活泼。”“报上的宣传要看对人民有利无利。”(1968年9月1日《人民日报》)“报社的人应经常到下边去，呼吸新鲜空气，不要常驻北京。下去的人又做工作，又当记者。”(同上)“认真做好出版工作。“(1968年9月29日《人民日报》)“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1965年12月9日《人民日报》) 14、努力搞好体育事业。“体育是关系六亿人民健康的大事。”(1967年9月24日《人民日报》)“长江又宽、又深，是游泳的好地方。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畅游长江时的谈话》)“凡能做到的，都要提倡，做体操，打球类，跑跑步，爬山、游水，打太极拳及各种各色的体育运动。”(1967年9月23日《人民日报》) 15、实行全民皆兵。“全党抓军事，实行全民皆兵。”1966年8月14日《人民日报》)“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八连颂》)“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1966年3月日《解放军报》)“我们的广大劳动人民对于民兵制度是喜闻乐见的，……帝国主义如果竟敢发动对我国的侵略战争，那时我们就将实现全民皆兵，民兵就将配合人民解放军，并且随时补充人民解放军，彻底打败侵略者。”(1967年8月6日《人民日报》) 16、精简国家机构和干部。要将国家机构和干部精简三分之一，“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1968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干部问题，要从教育着手，扩大教育面。”(1967年10月20日《解放军报》)“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1968年9月29日《人民日报》)对于精简的“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 17、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创造。”(1968年3月30日“两报一刊”社论《革命委员会好》)“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同上) (二)文革的长远的、根本的目的和任务 文革长远的、根本的目的和任务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直至建成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但是，长远的、根本的目的和任务不是依靠一次文革就能完成的，因此，“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毛泽东给江青的信)“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1967年5月23日《人民日报》) 1、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基本的就是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对人民实行民主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1967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但是，“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1967年9月2日《人民日报》)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必须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毛泽东在九大上的讲话) 2、真正确立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路线(总路线)。“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1975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我们党的这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路线，前面已经引述。文革之前，我们党不是没有这样一条好的基本路线，而是没有得到着重强调和很好地执行。文革的一个根本任务，就是将这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路线落实到每个具体的政策，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落实到每一个人的心坎里，“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念，要反复讲，经常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1968年11月25日《人民日报》)“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1967年1月15日《解放军报》) 3、彻底斗垮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实践才能成功。”(1966年5月4日《人民日报》)“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文革《十六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解决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1967年5月23日《人民日报》)“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下条件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混入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7年5月18日《人民日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1966年6月10日《人民日报》) 4、从根本上确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和主导地位。“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1972年第四期《红旗》杂志)“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1971年4月9日《人民日报》)“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林彪的题词)文革是事实上的学习、普及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不仅成为世界上与《圣经》发行量比肩的读物，而且事实上成为中国人民的“圣经”，至今还没有任何政治读物打破《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的发行记录，也没有任何政治读物像《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那样深入人心。 5、吐故纳新使共产党永远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战斗部队。”(1969年6月9日《人民日报》)“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1968年1月日《人民日报》)“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必须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存在。共产党你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就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作来实现的。在一切部门中，都必须实行党委领导的制度。”(1974年6月14日《人民日报》)但党的先进性不是天生的，需要进行吐故纳新。文革就是一场党的吐故纳新的运动，“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空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党通过吐故纳新，保持自己的朝气，使自己永远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部队。 6、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是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1966年5月4日《人民日报》)“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因此，既要埋头拉车，更要抬头看路，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7、将全体人民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同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的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毛泽东年谱》 第六卷 第28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文革《十六条》)党员干部要进行改造和教育，工人阶级要进行改造和教育，农民群众要进行改造和教育，知识分子要改造和教育并接受工人、贫下中农的教育，剥削阶级分子要接受改造甚或强制改造和教育，所有阶级、阶层的人都要进行改造和教育。通过改造和教育，将全体人民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8、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们的路线。”(1968年7月17日《解放军报》)“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就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他们就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1968年5月17日《人民日报》)“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同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革命三结合。(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1969年8月5日《人民日报》)实现“人民自己管理上层建筑”，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文革中实行革命领导班子“三结合”，工农兵群众能够成为党和政府各级领导人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工农兵群众管理企业、管理学校、管理农村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实践。 9、将中国建成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社会主义中国)。”(1972年10月1日《人民日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年谱》 第五卷 第627页)“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1975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要在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在二十世纪末基本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最终建成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 文革：炼狱之火炙烤中国人灵肉的革命（二）
作者：唐青钊 发布时间：2015-07-21 09:09:36
三、文革的简要过程和主要内容 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视角审视和研究文革，对于文革的时间和过程有不同的看法，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基本的有三年说、十年说和十一年说。综观文革的整个过程和它的基本内容，本人倾向于文革十一年说。文革十一年说是依据毛泽东的说法，即文革以1965年冬发表姚文元的《海瑞罢官》为标志，而1976年10月6日，以刑事逮捕的方式粉粹王、张、江、姚“四人帮”，则标志文革全面结束。文革十一年，又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每个时期又可以分为若干阶段。 （一）文革第一个时期（1965年冬——1969年4月）的基本过程和主要内容 文革的发动和开始到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前是文革的第一时期。这一时期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65年冬到1966年底，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阶段。1965年冬天至1966年5月“五.一六通知”下发之前，全国开展了文化战线的文化革命，被称为“小文革”。“小文革”以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为组长。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标志着全面文革的开始；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决定》，标志全面文革的全面发动和开始。根据《五•一六通知》，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并规定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以后，文革小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红卫兵迅速发展，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串连”。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毛泽东主持召开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工作会议，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强调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会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所谓反党集团和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批判。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规定业余时间由群众安排搞文化大革命，其方法也是采用“四大”。
第二阶段：1967年1月到1968年9月，是文化大革命的夺权阶段。主要任务是：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1967年1月6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造反组织在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下，召开“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夺了上海市委的权，这就是“一月风暴”。1月8日，毛泽东表示支持并号召夺权，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向走资派夺权的斗争。到1968年9月5日，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全国除台湾以外实现了“祖国江山一片红”。 第三阶段：1968年9月到1969年4月，是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阶段。这一阶段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继续清理阶级队伍，进行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分子，精简机构、下放干部，走五•七道路，并进行教育革命。
1、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成为文革的突破口。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毛泽东对文艺战线存在的问题做了这样两个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是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一石激起千层浪，形成了改革京剧的热潮和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而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当官〉》发表，则直接对准了被毛泽东称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北京市委。毛泽东认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毛泽东 2、两个文件使党内路线斗争公开化。1966年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主持形成“二月提纲”，经过中央批准发至全国，提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要“左派整风”。 3、广播被称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4、文革之初56天的白色恐怖。文革的主要对象本来就是文革的纲领定了的：斗垮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然而，文革之初56天内，党内是有那么一股势力，将文革的主要对象引向社会和党外，在群众中间制造敌人和对立。于是出身不好的、平时言行有差错的、生活作风有问题的就首当其冲，搞得人人自危、鸡犬不宁。毛泽东下令广播北大大字报把矛头指向党内后，党内仍然有人派出工作组在全国学校进行第二次“反右”。结果学生人人自危，全体教师和校长都受到冲击。据不完全统计，工作组单在北京24所高校就把1万多学生打成“右派”，把两千多名教师打成“反革命”。1957年反右还是先让人说话，说完了再说这个话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1966年6月工作组往往不等人说话，而是先翻档案。谁的档案有问题，谁就是“监控对象”，结果是连说话机会都没有就被揪出来了。 6、“破四旧、立四新”运动的开展。 7、毛泽东给江青的一封信和《我的一张大字报》。
8、文革“十六条”的通过和执行。文革之初，党内的右派势力，玩弄矛头向下的老手法，派驻工作组，在学生中间抓“右派”，整理黑材料，企图把轰轰烈烈的运动打下去，全国出现白色恐怖形势。毛泽东回到北京后，撤销了工作组。 9、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 10、红卫兵组织出现分化。文革的主要矛头指向党内的走资派以后，原来由高级干部领导的老红卫兵暮然回首，发现文革“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于是高干子弟操纵的老文革与中下层群众成立的新红卫兵组织发生分化。老红卫兵出现过激行动，联动“ 11、文化革命演化为武化革命。“要用文斗，不要武斗”是文革“十六条”明确规定的方针。同月21日，毛泽东又说：“倡导文斗，不要武斗。”（《毛泽东年谱》 第五卷 第645页）同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强调“要用文斗”的社论。（同上 第647页） 12、上海“一月夺权”和全国“全面夺权”。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社论提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下册
第781页）这实际反映了毛泽东的观点意图、战略部署和对1967年文革工作任务的总体要求。毛泽东在他七十三岁生日那天，在祝酒时就说到：“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后来，毛泽东还说过：文革大体要经过夺权、清理阶级队伍、搞好斗批改这么几个阶段。（《毛泽东年谱》第六卷 第25页） 13、全国各地蓬勃兴起的造反派组织成为文革的主要斗争组织。1966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全国各地的文革造反组织遍地开花、迅猛发展，成为人们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和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保卫红色江山和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最主要的组织。这些造反派组织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和大串联的形式，批斗走资派，向走资派夺权。由于当时“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也由于官僚集团的消极抵抗，更由于走资派的挑起群众斗干部群众，文革一度造成各级党委瘫痪。1968年3月，建立有革命老干部代表、军队代表和革命群众参加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领导班子后，这一状况实际得到基本解决。 14、批判所谓“二月逆流”。1967年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等政治局和军队领导，对文革中出现的问题表示了自己的不满和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被极左势力污蔑为“二月逆流”。这一事件，实际在文革高潮时就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纠正。 15、文革造反派组织发生分裂。1967年，武汉“ 16、老干部受到严重冲击甚至迫害。 17、刘邓路线一朝倾覆刘邓受到处理。文化大革命被认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以刘少奇和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严重的阶级斗争；文革初期在对待群众造反的问题上，被认为是毛泽东依靠革命群众的群众路线与刘少奇和邓小平压制革命群众的反群众路线的严重斗争。但是，正如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样，毛泽东与刘少奇和邓小平之间的路线斗争基本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之间的斗争，刘少奇和邓小平的问题也基本属于人民内部之间的矛盾。刘少奇在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基本“靠边站”后——这个基本事实有力地驳斥了文革是毛刘权力之争的无耻谰言！——毛泽东和党中央基本就是把刘少奇的问题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只是后来发现了什么刘少奇叛党的证据，才于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开除刘少奇的党籍。至于邓小平，虽然高居刘邓路线“二把手”的位置，毛泽东和党中央始终将其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和党内问题来处理，毛泽东更是多次提出要保邓小平并且在文革中就成为党、政府和军队的主要领导之一。例如，1967年5月，毛泽东曾派汪东兴看望邓小平并转达了他“要忍，不要着急；刘、灯可以分开；如果有事可以给他写信”的意见，嗣后又接见了邓小平。（《毛泽东年谱》 第六卷 第89页）又比如， 18、毛泽东制止武斗并实现全国大联合。面对全国愈演愈烈的武斗形势，毛泽东力挽狂澜，努力消除武斗。毛泽东与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全面整顿支左工作，一个省一个省的整顿撤换军方支左负责人，消除群众之间的派性之争，在实现革命联合的基础上成立有支左负责人少数干部 造反派首领组成的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实行一元化领导代替了各地党政机关。1967年6月,毛泽东开始南巡华北 华南，批判文化革命中的极左思潮(指在文化革命中极左人员，如中央文革的关峰 戚本禹
王力及红卫兵五大领袖等，他们代表所谓继续革命的极左思潮砸烂所有国家机器，破坏革命联合，建立无官僚的中华人民公社，中央文革成员关峰王力等火烧英国驻中国使馆便是极左行为)极左行为不符合文化大革命的方向，不符合革命大联合的精神。毛泽东南巡并发表指示 ：在二月逆流中，部分省区支左工作犯了错误，经过整顿，逐步正常化；革命群众应该消除派性之争，每个地区、每个单位应实现大联合。中央决定将关峰、王力隔离审查，打击了极左思潮。不久全国各地部分实现了革命大联合。由于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和阶级敌人的作祟，造反派内部再立山头，与不同派性的群众大搞武斗，抢夺武器，流血事件不断发生。重庆、陕西武斗事件震动全国。中央军委先后发布命令，要求停止武斗，解放军可以收缴武器，拘捕武斗负责人。1968年7月北京大专院校学生派性斗争激烈，酿成流血事件。
19、全国医疗卫生事业得到极大发展。 20、 文革砸烂“公检法”后全国形成了超稳定的社会秩序。长期以来，人们以为砸烂“公检法”是谢富治的杰作。 21、教育事业遭遇暂时的挫折。学校和教育改革是文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全面文革之初的主要阵地。因为在毛泽东看来，“自古以来，学校这个地方，就是为剥削阶级及其子女所垄断。解放以后，好了一些，但基本上还是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垄断。从这些学校出来的学生，有些人……能同工农兵相结合，为工农兵服务。有些人则不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存在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现象。”（《毛泽东年谱》第六卷 第186页）因此，“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在各类学校中，必须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文革“十六条”）但在执行过程中有一个比较曲折发展的过程。 22、科技事业在进一步稳步发展。文革之初科技事业得到发展、取得成果的标志是：青蒿素得到立项并取得进展，导弹试飞成功，氢弹爆炸成功，红旗高级轿车出厂，制成10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合成胰岛素合成成功，载重159吨平板车制造成功，晶体管大型数字计算机研制成功，自动化立体计算机研制成功，当时中国最大的无线电望远镜安装调试成功，万吨巨轮“东风”好建成，特大型轴承制成，液压传动内燃机制造成功，等等。我国的科技事业之所以在文革最混乱的时候还能取得成果，最根本的原因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了科技人员的头脑，实现了科技人员的思想革命化，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建立了举国一致的科技体制。按照“两弹一星”元勋于敏老的话说，就是高度的团结和协作，（科技人员）高度的奉献精神。（ 23、毛泽东思想得到全面普及。“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同时文革又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大普及。毛泽东思想得到大普及的标志是，毛泽东诗词和著作大量发行。据新华社 （二）文革第二个时期（1969年4月——1973年月）的基本过程和主要内容 以“九大”的召开为标志，文革进入了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全国开展了“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继续清查“5.16”分子、批陈整风、批林整风等运动。这一时期，经济社会文化教育事业得到恢复和发展，全国社会秩序逐步稳定，重新出现安定团结的局面。 1、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过程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于 2、进一步搞好上层建筑领域的“斗、批、改”。全国按照毛泽东“认真搞好斗、批、改”的指示，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单位，都要深入细致、踏踏实实地完成“斗、批、改”任务。“斗、批、改”首要的任务是学用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用毛泽东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各种违反各种右的或极“左”的错误思想，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批判“多中心即无中心论”。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军队代表管理文化、艺术、新闻、教育、卫生等上层建筑部门。1969年7月，中央拟设中央直属机构保留中央文革，以继续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文教、艺术、宣传、思想战线上的工作，保留办公厅、组织部、联络部等，宣传部、调查部、监察委员会下放、合并和撤销。国务院所属六十二个部门拟合并为二十一个，全部下放行政人员二十一万人，同时，将统战部、人大、政协、民族事务委员会、宗教事务局、各民主党派机关的军管拟合并为一个小组，由周恩来派一人与之联系。1970年6月，中共中央转发《关于国务院各部门建立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将各部、委、直属机构由原来的九十个精简、合并为二十七个，各部、委设立必要的层次少、人员精的办事机构。（《毛泽东年谱》第六卷 第303-304页）这次对党和国家领导机构的改革，就其规模和幅度来说，恐怕是空前绝后的举措。 4、整党和建党也即重建党。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时期，无产阶级的专政和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经过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实现的。文革是共产党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整党建党运动，各级党的组织，共产党员，经受了两条路线的剧烈斗争，经受了大规模阶级斗争的考验，经受了党内外革命群众的审查，使党员和干部经了风雨，见了世面，提高了阶级觉悟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必须向广大党员进行阶级、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教育。必须在党内外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把叛徒、特务和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分子清除出党，把大风大浪中经过考验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吸收入党。必须努力使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必须使党员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使党员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只有这样，党才能够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5、初步确立起新的干部制度。新进干部主要从经过风雨、见过世面并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农兵群众中选拔。选拔上来的各级领导干部，实行亦官亦民，职级分离，能上能下，不脱离生产劳动，“不要脱离群众，不要脱产，又要工作，既当官，又当老百姓。”（《毛泽东年谱》第六卷第245页） 6、继续清理“五.一六”。“五.一六”组织的全称是“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该组织利用1967年5月报刊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的机会，打着贯彻通知的旗号，进行秘密活动，散发、张贴攻击周恩来的传单。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反党组织，必须取缔和打击，但“除了杀人、放火、放毒（指食物放毒）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同上 第249页）但在实际清理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问题，伤害了与之有关联的一大批干部群众。 7、继续清理阶级队伍。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指出：“这场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我们讲，要搞到底。什么叫搞到底？这是一个问题。估计三年差不多。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包括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兵简政、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现在正搞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这件事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八届十二中全会发布公报也指出：“必须继续在工厂、人民公社、机关、学校、一切企业事业单位、街道等各个方面，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把躲在广大群众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挖出来。”此后“清理阶级队伍”成为文革的主要内容。毛泽东虽然针对清理阶级队伍提出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总的原则，说“清理阶级队伍，要抓紧，不可不清，要清少数人，但要慎重。最好不杀人，少抓人。抓人，是指敌人，也只是现行反革命、杀人、放火、放毒的，确有证据的。”（同上第259页）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是出现了严重扩大化的问题，伤害了与之相关联的一大批干部和群众。 8、基本解放靠边站和被打倒了的老干部。1967年1月“夺权风暴”之后，一大批老干部被靠边站和被打倒。1967年5月之后，随着各级“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一批当时历史清白而又首先站了出来的领导干部被结合进了“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但事实上的大多数老干部还在靠边站甚至被迫害。九大以后，加快了解放老干部的步伐，1969年6月毛泽东在江西视察，听到江西革委会领导汇报到江西已解放了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时，毛泽东赞扬“很好”。（《毛泽东年谱》第六卷 第258页）到1973年绝大部分的老干部恢复了学习、组织生活和工作。 9、开展“一大三反”运动。1970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指示说：为落实战备，巩固国防，对反革命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必须进行坚决的打击。根据这个指示，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反对贪污浪费、投机倒把的指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指示》，以打击反革命，反对贪污浪费、投机倒把和铺张浪费。 11、三线建设全面展开。加强三线建设，是毛泽东、党中央在1960年代中期作出的生产力均衡布局的重要战略决策，它不仅是为了满足当时备战的需要，而且对促进我国东中西部经济的协调、均衡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三线建设于1964年开始，1966年大规模展开。尔后由于全国“全面内战”，三线建设受到严重冲击。1969年后，由于毛泽东、党中央的号召和国内形势趋于稳定，三线建设重新大规模、高速度地展开。1969年3月，连接我国中南、西南的蘘渝铁路动工兴建；9月，第二汽车制造厂在湖北十堰大规模施工建设；11月，焦枝铁路动工建设；1970年5月，枝柳铁路破土动工建设。7月，纵贯我国西南的交通大动脉——成昆铁路通车；1972年4月，甘肃西北铝厂建成投产；11月，湘黔铁路建成通车。1965年至1975年，三线地区共完成基本建设投资1269.67亿元，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2919.7亿元的43.5%。同期三线地区重点建设的8省共计完成投资1112.9亿元，占三线地区全部投资的87.7%。三线地区全民所有制工业固定资产总产值，在全国全民所有制工业固定资产总额中所占比重，由1965年的32.5%上升到35.3%；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22.3%提高到25%。全国近1000家大型企业，三线地区占到40%以上；三线地区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多数已占全国的30%以上。三线建设在很短的时间内初步建立起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生产体系，形成了一批新的工业生产基地和巨大的生产能力，是中国建设史上的空前壮举。（《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下册 第828-829页） 11、文教卫体事业得到“特殊”发展。九大以后，毛泽东和党中央进一步调整了党的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科技事业政策，确实使文化、教育、卫生、体育和科技事业在特殊的时代得到了“特殊”的发展。一是医疗卫生事业得到“特殊”发展。1970年，全国医院总数达到64822个，县以下医院达到58792个。而这个时期全国公社不足4万个，这意味着每个公社都有1—2个卫生院，同时所有大队都设立了“卫生所”，因而此时我国事实上基本建成了小队、大队、公社和县级医疗“四级”卫生防疫和保障体系。当然，这个防疫保障体系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是穷国家里想出的穷办法，是一个低廉、有效但又是很脆弱的防疫保障体系。二是农村教育事业得到“特殊”发展。中国教育问题的核心是农村教育，发展中国家教育发展的关键是中等教育。中国中等教育发展最快的时期恰恰是文革时期。1970年我国初中生达到2292万人，高中生达到350万人；1975年，我国初中生入学率达到87.7%，高中入学率达到53%，远远超过了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水平。（杨松林：《总要有人说出真相》）三是文化事业得到“特殊”发展。1971年8月，中共中央转发了国务院《关于出版工作座谈会的报告》。报告说，毛泽东批示同意整理出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批示还提出：在继续重印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著作和相关参考读物的同时，出版一批中外历史书和科学方面的工具书，恢复和创办一些理论、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学术研究、文教卫生、体育等期刊，报告还提出恢复稿酬制度。（《毛泽东年谱》第六卷 第387页）同年9月即对出版世界历史及各国国别史作出了具体安排。1972年革命文艺开始走向高潮，小说 电影 戏曲在短时间内以质优量多的特点出现，如小说有《艳阳天》、《金光大道》、《万年青》、《万山红遍》等，电影有《闪闪的红星》、《春苗》、《决裂》、《海霞》等，而以《红灯记》为代表的革命样板戏将新中国革命文艺推向新的高潮。四是科技事业得到“特殊”发展。如十二万五千千瓦双水内冷发电机组建成并运转发电、北京第一条地铁建成、“东方红”卫星上天、第一艘核潜艇下水、第一艘导弹驱逐舰制造成功、第一台40万倍电子显微镜研制成功等。另据1969年6月中共中央军委报送的空军党委的报告，空军自文革以来，已完成较大革新项目二百三十项，正在研究的有八十多项，其中包括对现用歼击机的重大改进、地空导弹反干扰电路与高射炮性能的改进等等。（同上第255页）五是体育事业得到特殊发展。首先，群众体育运动得到了发展。1971年之后，各种长跑、游泳和篮球比赛在全国各地兴起。据统计，1972、1973年河北唐山职工参加篮球比赛达两万多人次，江苏无锡市“每年夏天参加游泳的有80多万人次”，各种纪念日、“重要讲话”、“最高指示”都成为群众组织体育活动的名目；其次，竞技体育得到了发展。 12、庐山会议的斗争和批陈整风。 13、林彪判定叛国与林彪反党集团的覆亡。林彪在战争年代立下赫赫战功，林彪在文革中成为“名曰树毛泽东，实则树自己”的两面派人物。这个“两面派”手法，使林彪在中共九大上成为副统帅和接班人并写入了党章，也使林彪集团的骨干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成为政治局委员。庐山会议上，林彪鼓吹“天才论”，坚持要设国家主席，急于抢班夺权。陈伯达与林彪结盟，在华北组会议上主张设立国家主席，为林彪争权夺位。林彪的做法与文化的革命反封建官僚制度目的相冲突。毛泽东在会后将陈伯达隔离审查，发动批陈整风运动，批判封建官僚制度，来批评教育林彪和有关人员，不能搞山头主义。1971年8月毛泽东南巡，出面讲话，再次批评林彪。林彪于 14、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1973年7月，毛泽东在同张春桥、王洪文谈话时说：xx不仅尊孔，而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一样啊！（《毛泽东年谱》 第六卷 第485页）不久，全国开始了批林批孔运动。这个运动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将林彪及林彪反党集团的言行与中国儒家的创始人孔子联系起来进行批判的一项政治运动。毛泽东认为，历来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后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毛远新后来追忆：“为什么主席提出要批孔，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员要保持自己的革命性。……作为孔子的这套理论，它是唯心的，主张政治倒退的，不能接受的，……主席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但是我们决不能走前面他们(主要指赵匡胤、朱元璋式的历史人物)的路，批了再尊。等到我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再把孔子的思想来与老百姓的思想(对抗)时，落入历史的这种循环，这是不行的。如果共产党也到了自己没法统治或者遇到难处了，也要把孔子请回来，说明你也快完了。”（《毛远新谈毛主席批孔子的真正原因》）而林彪也将孔子抬出来，为他的抢班夺权、封建复辟做舆论准备，甚至作为理论基础。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下去，消除官权思想----林彪事件的根源，以林彪事件为契机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防止“复辟倒退”，防止否定文革，防止否定无产阶级专政。 15、张铁生交出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 （三）文革第三个时期（1973年8月——1976年10月）的基本过程和主要内容 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为标志，文革进入了第三个时期。这一时期召开了党的十大、四届人大，进行了反击右倾翻案风，发生了天安门“四.五”事件，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在几个月内逝世，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被粉碎，文革宣告结束，中国进入“抓纲治国”的过渡时期。 1、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中共十大，于 2、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 3、毛泽东发出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1975年2月，毛泽东就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作了如下一些指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与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商品经济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并要张春桥、姚文元写文章，阐述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是对1959年毛泽东研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理论问题的直接继承，是对大跃进以来、尤其是文革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和教训的初步概括和总结，是对社会主义本质和规律认识的深化。不久，张春桥写了《论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文章。张春桥在文章中认为：中国的所有制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政权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商品经济制度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温床，这就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资产阶级，中国会不会变修正主义，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而什么是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最简单的概括，就是马克思一八五二年给魏德迈信中的那段话。姚文元写了《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的文章。姚文元在文章中认为，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国际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影响的存在，是产生性别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思想根源。而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则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张春桥、姚文元的文章是对毛泽东理论问题指示的比较系统的阐述，它基本体现了毛泽东的思想，也基本反映出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 4、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展开。1976年2月下旬，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继续打招呼”，会议传达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导下文件《毛主席重要指示》，并部署各地各部门的运动。毛泽东在重要指示中，重申“阶级斗争为纲，其余都是目。”“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他认为一些老干部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是因为“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泽东重新对文革的总的看法是“三七开”。毛泽东还说：小平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同时他认为邓小平的问题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华国锋在会上宣布，当前的任务就是要搞好“批邓”。 5、“四五”天安门事件。1976年1月，周恩来病逝，中共中央决定由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这是毛泽东利用左派中间派力量打压右派势力的一个措施。三月一些人在各地发动舆论攻势，攻击中央文革，利用悼念周恩来之际发动反击文革的攻势。 6、举国悼念毛泽东。1976年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 7、粉碎“四人帮”。1976年6日晚8时，华国锋、叶剑英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通知姚文元列席。在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先后到达会议室时，分别宣布对他们隔离审查；同时，派人到中南海江青的住所宣布对江青隔离审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被粉碎。自然，文革在事实上也被宣布结束。
2015-07-20
15:00:26 来源：民族复兴网 作者：文贝
文章链接：中国真正首富：陈毅之子陈小鲁 “联动”又叫“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其全称应当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兵种、中央军委、国防部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 “联动”的成立时间。 “联动”公开成立时间为1966年12月６日，它自己文件里讲的成立时间是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１日，还有种说法首次酝酿时间是1966年11月27日。 “联动”组织构成。 “联动”组织包括当时已经存在的，由各区中学“保皇派”红卫兵组织联合起来的西城纠察队、东城纠察队和海淀红卫兵纠察队。 “联动”主要成员包括那些人。 主要成员包括牛皖平、于增寿（总联络员，京工附中）、李单纲、项东平（京工附中）、彭小蒙、周春英、宫小吉（北大附中）、卜大华、马晓军（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张路宁（人大附中）、任志明、邹平、赵战平、董良翮、孔丹、陈小鲁、董良翮、贺鹏飞、贺邯生等，几乎清一色的高干子弟。这个组织并无固定成员，也无统一且正规的加入手续。而且在“联动”正式成立时，“西纠”尚未解散（解散时间为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６日）。 联动的核心部分是首都红卫兵纠察队海淀分队（“海纠”）。当时海淀区集中了101中、八一中学、十一中学等中学以及清华附中、北大附中等高校附中，这些中学内干部子弟“成堆”。联动的发起人牛皖平（北大附中，中共党员）、于增寿（京工附中）、卜大华（清华附中）、宫小吉（北大附中）等均来自这些学校。这也是为什么“联动”不是由孔丹和陈小鲁这两位“西纠”风云人物控制的原因。 “联动”的宗旨和政治取向。 “联动”组织的宗旨和政治取向，可以从1966年12月26日“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破私立公誓师大会”口号中看出。此次大会由“联动”负责人马晓军、贺邯生等人走上主席台，开始宣读这份传单上的口号： “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近几天发表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讲话！” “反对纵容、支持、鼓励反革干、军干子弟的行为！” “坚决打倒镇压中学运动的刽子手‘三司’！” “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 同时，由联动发出的１９６７年１月１日通告中提出“联动”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集体领导下工作，在中共中央主席和第一副主席直接指示下工作，在马列主义原则精神和中共历次党代会的一贯路线指导下工作。 任务是： （１）坚决、彻底、全面、乾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副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缔一切专制制度，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保证民主集中制在党内生活中得到坚决的贯彻，保证中央各级党委党员的生命安全。 ②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生的各级反动造反组织。 ③坚决地肃清中共党内和国家机关中的反党分子，蒋介石分子，赫鲁晓夫分子。 ④巩固三面红旗，加强国防，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 ⑤保卫党的各级组织和优秀、忠实的领导干部。 显然，联动的基本政治纲领是反对中央文革和“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矛头对准的是以两个副主席（时任党的副主席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联动”反对的其中之一是林彪，另一位可能是陈云）、中央文革、以三司为代表的造反派。 “联动”继承了“西纠”的打砸抢抄斗传统，以谭力夫“血统论”为理论，对“七类分子”进行了更加残酷的迫害。 1966年10月9日，周恩来否定了谭力夫提出的“黑七类”的说法，说“谭力夫讲话是典型的形'左’实右得很”。 10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对谭力夫的观点大加挞伐。10月24日，毛主席说：“学生有些出身不大好的，难道我们都出身好吗？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 这是对“联动”在政治理论上判了死刑，但“联动”依仗靠山，根本不把这些当回事。 １２月６日，“联动”宣告成立次日，牛皖平带领十几名“联动”成员到朱成昭任一把手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俗称“三司”）要求辩论揪斗老干部问题，结果在三司门口被几十名大学红卫兵围攻，被迫撤走。 12月7日，“联动”再次到“三司”总部，准备进行辩论。双方发生激烈争执。周恩来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前往劝说调解， “三司”终于同意放人，但要求得到明确答复：“联动”不得再冲击“三司”总部。 12月，两名“联动”分子在偷摩托车时被老对头“北航红旗”的人逮住，扭送到公安局。 1966年12月16日到1967年1月11日，“联动”六次冲击公安部，要求释放被抓的联动成员，并抗议“公安部下放专政权力”，要“火烧谢富治”。提出“公安部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公安部执行了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许公安部乱抓革干革军子弟！” 1967年1月17日，公安部长谢富治说：“公安部要保护左派，反击右派，镇压反革命。例如'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 1月17日，在北京工业学院附中，包括北航“红旗”在内的十三个大专院校红卫兵突然出现在会场，抓走了“联动”头目赵战平、邹建平等三人 1月19日下午，上万红卫兵包围了“联动”组织部所在地石油附中地下室。以公安部的名义把任志明、马晓军等十名“联动”成员逮捕了 1月25日下午四时，公安部指挥三万余名红卫兵，拔掉了“联动”的最后一个据点——“八一”学校了。抓走32名。 １月２１日，清华大学、北航等红卫兵在北京召开了“彻底批判'联动’大会”，号召广大中学生同“联动”划清界线，从内部瓦解“联动”组织。会后，在公安局的指挥下，捣毁了联动的“据点”，举办“联动罪行展览”。 1月3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指出：“对于反革命组织，要坚决消灭。对于反革命分子，要毫不迟疑地实行法律制裁！” 前后共抓捕“联动”骨干139人。 1967年4月22日，周恩来、江青、康生、陈伯达等带着毛泽东的指示来到关押“联动“的红卫兵监狱。江青一句“你们受委屈了”，让这些曾经不可一世的红色贵族们热泪盈眶。 5月29日以联动为核心，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红卫兵万岁”的红卫兵一周年纪念会。作为组织的联动从此结束了活动。 “联动”的平反。 1979年2月，胡耀邦在牛皖平、马晓军等人的申诉书上批示道：有关部门应对“联动”问题，“做一个实事求是的善后”。 1984年2月，一位中央负责同志指示将孔丹、董志雄的一封来信印发后给政治局、书记处，同时明确指出：这些“红卫兵”不属于“三种人”。 同年4月，中央以“联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为反动组织”给“西纠”和“联动”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联动”评价。 “联动”以‘唯成份论’为宗旨，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召唤下，以保护父辈和自身利益为目标，对于出身不好的人，不管是他们的老师、老干部还是老百姓，一律打成“黑七类”。他们依仗权势，有恃无恐地采取抄家、批斗、毒打、戴高帽子游街示众等手段，无法无天达到了极点。他们是文革中真正的‘打、砸、抢、抄、斗’者，他们的疯狂比原来的“西纠”、“东纠”更甚，行为更狂妄，罪行更令人发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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