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炼狱之火炙烤中国人灵肉的革命（三）
唐青钊 四、“这里是罗洛斯，就在这里跳罢！” 文革的理论、路线、纲领和政策，摆在这里。 文革的简要过程和主要内容，所反映的主要事实，摆在这里。 这些事实似乎体现了文革是革命与反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与法西斯专政、党的一元化领导与“炮打司令部连打九级”、巩固国体与动摇政体、人民民主与独裁专制、无产阶级司令部与资产阶级司令部、革命集团与反革命集团、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思想解放与个人迷信、倡导文斗与实际武斗、“造反有理”“革命无罪”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工人农民上“天堂”与官僚精英下“地狱”、“巩固”“建设”与“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无限的忠诚与可耻的背叛、社会超稳定与社会大动荡、尊崇人格与斯文扫地、灵肉的痛苦与身心的新生、百花齐放与万马齐喑、全党全民的高度团结与天昏地暗的派性斗争、“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与“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经济社会大发展与经济社会的暂时倒退停滞形影难分、相伴相随的革命。这使文革成为斯芬克斯之迷。斯芬克斯之迷一样的文革，诱惑着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各色人等来抚摸、研究文革这头狮身人面像，尽管中国主流社会在采取“骆鸟”政策说假装没有看见。但是，人们抚摸文革这头狮身人面像不过像人们摸毛泽东那头大象那样。如果我们仿照《毛泽东传》的作者特里尔对毛泽东的描述描述文革，文革就是“不同的人摸到文革这头狮身人面像的不同部分，从而得出不同的结论。老红军、三八式、解放式的老干部，摸到狮身人面像的脚并被脚狠狠地踩了一下，便认定文革是内乱；地主、富农等剥削阶级，摸到狮身人面像的牙子并被狠狠地咬了一口，便认定文革是法西斯专制；知识分子摸到狮身人面像的耳朵并被重重地煽了一下，便认定文革是反智主义、打倒‘臭老九’，工人、农民摸到狮身人面像的眼睛并受到高度信赖，便认定文革是人民民主的群众运动；红卫兵、红小兵摸到狮身人面像的鼻子并被“哼”了一声，便认定文革对他们始爱终弃而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文革事实上也这样五光十色、乱花迷眼般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一）对文革的几种基本评价 对文革的评价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基本的评价，归纳起来，不过有以下几种。 一是几乎全盘肯定论。这种论点以林彪为代表。林彪曾经认为，文化大革命成绩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 二是基本肯定、部分否定论。这种论点以毛泽东为代表。毛泽东曾从不同的角度对文革作出过评价。1970年12月18日他在与斯诺的谈话中认为：“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一个是捉了俘虏虐待。”1973年5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有人说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怎么能这样说。把刘少奇这个集团就出来了嘛，又把林彪这个集团揪出来了嘛，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1975年11月3日，毛泽东听取毛远新的汇报时说：“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见《毛泽东年谱》）1975年11月20日，中央政治局开会，毛远新传达毛泽东的意见，提出由邓小平主持做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这就是著名的“三七开”即文革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论。 三是彻底否定论。这种论点以邓小平为代表。这个论点可以分解为 “全盘否定论” 、“内乱论” 、“浩劫论” 等。其实，邓小平对文革的态度经历了一个“过山车”般的转变过程。1966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认为：文革“这是一个兴无灭资，保证我国永不变色、避免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伟大革命运动。”“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壮举。”“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对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如此恐慌，就证明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由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完完全全做对了。”1968年间，邓小平认为：“对於我本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1972年8月2日，邓小平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认为：“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显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及时地查觉出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1977年7月20日，邓小平在一次座谈会上发言说：“我们党是坚持马列主义、坚持社会主义路线的，但有些人却不要马列主义，不要社会主义，这些人往往利用我们以为风平浪静相当安稳的时候，暗中绊我们一跤，使我们四脚朝天，他们就趁机把中国带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刘少奇就是这种人。要不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把资本主义和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通过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来使我们认识清楚，我真会让刘少奇拉着鼻子走。这说明什么?是我过了几年太平日子，思想模糊了，路线搞不清楚，很多同志也会有这种错误，现在基本上扭转过来了，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首功。所以说文化大革命的成绩，主要是保住了党的本质，也保住了江山不改色。毛主席的伟大之处也就可以在这里体现出来。”邓小平在华国锋主持的各省党的负责人座谈会上的发言)1978年7月17日，邓小平说：“中国人民永远怀念毛主席。我们所取得的成功是与他的领导分不开的。文化大革命，我们是肯定的，我们在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重申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指出这样性质的大革命今后还要搞，当然怎么搞，采用什么方式，不是照抄过去的。毛主席生前就对文化大革命作了正确的评价。他说，文化大革命有缺点，但基本是正确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我们中国人民对七分成绩是感觉到的。为什么搞文化大革命，就是鉴于苏联变修的经验……当时党内就有刘少奇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反对毛主席，毛主席纠正了多次，没有纠正过来。”(《邓小平同英国朋友詹金森的谈话》) 随着邓小平实际掌控国家政治权力，邓小平的“全盘否定”论也随之成为主流的观点。 四是“基本否定、部分肯定”论。这种论点以邓力群为代表。邓力群认为：文革的理论是正确的，实践是错误的；实践中有些方面是正确的或有成绩的，如生产关系领域、外交战线、经济建设战线，等等。（邓力群：《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 基本肯定论，在一九七八年以前占主导地位。一九七八年以后，成了不合乎《决议》的观点，系统的理论学术研究著作不能公开出版，只能躺在书斋，孤芳自赏、自生自灭。 彻底否定论，在一九七八年以前属于不合党的决议的观点，一九八一年以后成了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宣传这种观点的文章著作多如过江之鲫，比较重要的有以下三种：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简史》（1995年出版）；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98年出版）；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076）》（2003年出版）。 到目前为止，对文革的评价，毛泽东失败了，邓小平胜利了，但历史并没有终结。历史是最公正的裁判，它将用最无情和最有情的事实做出最公正的判决。 （二）对文革的评价的对立可以归结为两个根本问题 对文革的评价之所以在几年时间出现两个基本对立的评价，根本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一、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到底是根本正确的还是根本错误的问题；二、文革到底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还是根本错误的问题。 1、 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到底是根本正确还是错误的？ 理论的正确与否，不仅仅是看它的形式逻辑的自洽，而最根本的是看它能否经得起历史和事实逻辑的检验，所谓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正确的认识）的唯一标准就是这个意思。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放在历史的长河中来检验，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个理论的现实指导性和历史预见性，随着社会历史的不断发展，它将更加发放出真理的光辉。 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一个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科学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但这个思想理论体系，在毛泽东生前没有得到全面的阐释。毛泽东身后，虽然有邓小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可以研究”的指示，然而，随着文革的被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也被彻底否定。这个理论也随之经历了从天使到魔鬼的生死大轮回、从根本正确到根本错误的乾坤大颠倒。好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曾对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做过三次概括和总结。第一次是在批判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九评》中。在这篇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我们党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概括为十七条基本内容。这十七条内容具有顽强的理论生命力，尽管后来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遭到否定，但这十七条却时不时地冒了出来左右着人们的思想。第二次是1967年纪念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五十周年时中央“两报一刊”社论做出的。这是一个既精当又深刻的概括和总结，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概括和总结。这篇社论更进一步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是第三个里程碑。第三次是1978年中央做出的。中央的这个概括和总结基本是重新了1967年中央形成的观点。 阐释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可能会是“一千个观众，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事情。在笔者的拙眼看来，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有着极其丰富内涵的理论思想体系。绝不是简单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所谓错误的理论；也不是简单的“向走资派夺权，也就是撇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切”的所谓错误的理论。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实在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支柱，以思想政治工作为统帅，以社会主义民主为基本手段和目的、以经济建设为根本任务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思想体系。其基本的内容我们将用专门的篇幅加以阐述。 （1）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之所以出现乾坤大颠倒、生死大轮回，原因之一是，改革开放以来精英们认为这个理论是文革的产物，其立论的依据和基本内容是根本错误的。 但是，彻底否定文革，并不必然导致根本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并且文革根本彻底否定不了，而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受到的敲打愈厉害则愈显出真理的光辉。 首先，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不是文革的产物，相反，文革才是这个理论的产物。“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文革首先不过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的亿万人民的实践。毛泽东的这个理论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老祖宗马克思那里，尤其是列宁那里。在列宁那里，实际形成了系统的科学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可惜，列宁去世很早，因而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仅仅是思想而已。列宁的继任者斯大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可惜又是个有缺陷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很长时间内，都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基本矛盾，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第356页）苏联后来解体，主要原因虽然是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成为资产阶级的急先锋、社会主义制度的掘墓人，但追根溯源，与斯大林理论的不彻底不无关系。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其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毛泽东思想成熟之时。毛泽东的《<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就很能找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影子。而建国前夕毛泽东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则可以看做既是这一理论的发轫之作，同时又是奠基之作。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当然更是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它与毛泽东时代的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同呼吸、共命运。毛泽东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不能简简单单看做是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问题，而是如何看待和对待中国革命和当时中国正在进行的土地改革的原则问题。正应为存在这样一个根本原则，才使毛泽东勃然大怒，以为“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正应为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毛泽东可能就从此时起便产生了社会主义必须要进行文化革命的想法。1953年，毛泽东在总结“三反”、“五反”运动中党内出现的错误时，就提出了必须“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认为党内“有一部分同志，基本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夹杂着一些非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少数人是不好的，是非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第91页）这可以看作毛泽东“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雏形。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多次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只有经济建设上的革命是不成的，必须还有政治建设上、思想建设上的革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谁胜谁负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要解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谁胜谁负的问题需要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的观点。反映在毛泽东思想上的系统理论成果，就是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及按照毛泽东的思想由中共中央撰写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些著作成为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奠基之作。而之后毛泽东做的《十二年总结》、《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以及按照毛泽东的思想而写的《乘风破浪》、《列宁主义万岁》、《论陶里亚蒂同志与我们的分歧》和著名的《九评》不过是使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成为“比较系统和完全”的科学理论体系罢了。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对这一理论的检验和实践。按照文革的语言就是：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由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是在毛泽东思想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因此，以文革发生的某些错误甚至严重错误企图根本否定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本末倒置或倒果为因。 其次，文革确实促进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发展。正像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其他理论成果一样，文革确实使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站在了当代人类思想的巅峰之上。毛泽东通过总结亿万人民在文革中的伟大实践，首次提出或着重强调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斗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会主义社会是公有制条件下的商品经济，与解放前差不多，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必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必须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改善加强党的建设和领导”、“必须改革国家机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必须大搞群众运动”、“人民群众最根本的权利是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学校、管理企业的权利”的论断，等等。这些新的或着重强调的论断确实极大地丰富了毛泽东思想，使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成为一个系统完全而又科学的思想理论体系，使毛泽东思想达到了人类思想史上一个新的高峰，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里程碑。既然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成为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新的高峰，焉有这个理论是根本错误的道理？ 再次，强加给文革的“罪名”大都是不实之词。诚然，文革是有错误，甚至是严重错误，可是，改革开放以后，为了全盘否定文革，抓住文革的错误和严重错误，甚至是莫须有的错误，无限上纲上线，将文革描绘成了惨绝人寰的人间地狱。比如，文革明明是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主义的自我革命，在革命中是冤枉了一些革命的儿子，对此改革开放后却被演变为人类的浩劫；再比如，文革本来是毛主席时代经济社会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在文革之初确实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一些损失，对此改革开放后却被演变为“文革造成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又比如，做为文革纲领的《五.一六通知》，对“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做了这样的论述：“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可是改革开放后，在党的正式文献里却成了“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后者实际歪曲了事实和玩弄了移花接木的手法。事实之一，即使文革武斗最激烈的时期，毛泽东还是反复强调相信我们的干部百分之九十甚至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死不改悔的是极少数，“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毛主席语录）何来“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混进了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事实之二，文革事实上号召和强调的是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手里夺权，“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毛主席语录，1967年1月16日《人民日报》）这样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到底又错在哪里？事实之三，不错，毛泽东在九大上是说过：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但是毛泽东这里说的是工厂，说的是这些工厂里的领导人跟着刘少奇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并且接着说的是“工厂里确有坏人”，意思是工厂里的领导人和工人大多数还是好人，不是坏人，只是有坏人罢了。显然，全面地、具体地看待文革，文革的形象必然比较正面，而采取歪曲和移花接木的手法对待文革，文革必然是血雨腥风、凄凄惨惨戚戚，而改革开放后对文革的全盘否定采取的正是此种手法。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最后，否定文革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依据和理论早就被无情的事实碾得粉粹。为了全盘否定文革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编造了一系列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以证明毛泽东和文革的错误、中国改革开放的完全正确。他们宣称，毛泽东时代，中国“左”了二十年，尤其是文革犯了十年全局性的错误。不对了，因为，历史事实早就在严正地驳斥，就连习总书记对此也做了新的阐述，说毛泽东时代搞的是社会主义，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就连文革十年，也是对社会主义的艰苦探索。他们宣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提法，如果按照提出当时的解释，即所谓向走资派夺权，也就是踢开党委闹革命，打到一切，那实践已经证明是错误的。”不对了，因为毛泽东从来没有这样提出和解释过，并且实践证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向混进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天公地道、天经地义。他们宣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不对了，且不说在毛泽东的语境中，这句话的意思是指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复辟与反复辟而言，是指总的历史前进运动中的曲折斗争而言，是指整个斗争的实质而言，一句话就是要永葆社会主义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单就苏联、东欧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早就泥牛入海、江山易色的“历史事实”，这个理论就是一个正儿八经、如假包换的空中楼阁。他们宣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已经从根本上消灭了，并且已不可能再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了，因而党内也就不会再产生修正主义者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也就不存在了。不对了，改革开放后，中国早就产生了一个官僚精英、资本精英和学术精英的“三角联盟”，而现在业已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买办资产阶级，并且强大到可以掀翻共产党的地步。他们宣称，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不断革命的思想，因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已经不存在政治革命了。不对了，并且是从头错到底，因为这完全是对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的一种曲解。马克思指出：“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由这些差别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第466页）十分清楚，马克思从来就是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不断革命、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解为不断革命的，这种不断革命就是要实现“四个彻底消灭一切”，是一个完全彻底的政治革命。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对马克思不断革命论的直接继承和根本发展，在此以马克思之矛、攻毛泽东之盾是多么的荒谬绝伦！马克思曾经这样评论过整个资产阶级的思想水平：平地上的一堆土看起来也像一座小山，资产阶级的思想水平通过他们的思想家的水平就看得出来。马克思的这个评价也很适合用在改革开放后的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身上。以如此拙劣的理论企图否定文革和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只能显示出他们是理论小丑而毛泽东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巨人；他们是居心叵测、用心恶毒而毛泽东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他们看不到自己眼中的大梁而只看到文革眼中的刺全然不顾文革的终极意义。其结果必然是使全盘否定文革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理论全都破了产，愈发显出文革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照耀人类前进的灯塔。 （2）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之所以出现乾坤大颠倒、生死大轮回，原因之二是，改革开放以来精英们认为毛泽东阐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根本错误的。 但是，真理不是强权，哪个权力大，哪个就是“真理”。真理性的东西，必须既要投进理论逻辑的熔金炉里炼一炼，更要溶进事实逻辑的熔金炉里煅烧，就是说要运用唯物辩证法，要经得起社会实践的检验。以这样的态度看待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只能证明改革开放后的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过是蹩脚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论者，而毛泽东不仅是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的创立者，更是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的集大成者。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不管哪种社会的基本矛盾，只能从反映和决定这一社会制度的社会生产方式的矛盾中去寻找，都是由这一社会的生产方式的矛盾所决定的。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的矛盾性质，决定着这个社会的形态，决定着这个社会形态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决定着这个社会的运动发展变化，并且推动这个社会向新的社会过渡并为新的社会所取代。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必然也是由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所决定的，并且它应当是这样一种性质的矛盾：它必须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存在，并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消亡而消亡；它必须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历史阶段的具体表现；它必须是决定社会主义社会根本性质并把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区别开来的矛盾；它必须是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体系中始终起支配作用并决定社会主义社会主要历史进程和发展规律的矛盾。 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之中，唯一具有以上四个方面特征的社会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同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实际是毛泽东早就指出的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矛盾”的具体表现，也就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表现。其实，毛泽东在他的晚年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中，已经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讲得比较清楚明白了。之所以说毛泽东已讲得比较清楚，是因为毛泽东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又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将这两句话联系起来理解，就不难得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商品制度即社会主义公有制与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使毛泽东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的社会化与社会主义公有制都是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一定发展水平的社会化生产必然要求与一定发展水平的公有制相适应，超前与滞后，都会阻碍和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化生产在向前发展，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社会主义公有制也在向前发展，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正是这个根本性的矛盾运动，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因而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根本性的任务，就是要不断地正确调整社会主义公有制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关系，坚持社会主义改革，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推动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直至建成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客观规律。之所以说还没有完全将清楚，是因为他没有明确讲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与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以至让改革开放后的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钻了空子，将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一般）直接当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特殊），这样似乎让他们篡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显得顺理成章、有根有据。 但这样注定是徒劳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就没有把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当作任何社会形态的主要矛盾，因而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如果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且由此可以推断出这就是人类社会的主要矛盾，倒也省事，因为除物质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社会外，人类社会哪个不存在这个“主要矛盾”？人类社会自从诞生那天起，岂不就进入了千年王国？然而人类社会到目前为此的历史除原始社会以外，却是一部阶级斗争史，从来就不是什么千年王国，因而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说成是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 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呢？马克思主义视野里的主要矛盾从来就是一个社会形态的主要阶级关系。在奴隶社会里，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在封建社会里，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主要矛盾显得比较复杂，但在毛泽东看来，主要矛盾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反映的仍是主要阶级之间的关系，其中一部分反映为敌对阶级之间的关系即敌我之间的矛盾，而大部分反映的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关系即人民内部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和斗争，就是这种阶级关系的集中概括和最经典的表述。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同时，毛泽东对两条道路矛盾的科学内涵做了科学的诠释，他说：“我们现在的任务跟过去不同了。过去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那个任务已经完结了。那么，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毛泽东选集》 第五卷 第457页）在毛泽东看来，中国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基本的是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对抗性的敌我矛盾，只是在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构成严重威胁的时候，才转化为对抗性的敌我矛盾，这已为1957年的反右斗争、1989年的“xx”事件所证实。而在民族资产阶级或者说资产阶级作为阶级被消灭之后，“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之间的矛盾，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毛泽东其实就是把集体主义的思想行为作为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的思想行为看待的，而把个人主义的思想行为则作为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的思想行为看来的，因而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基本的和主要的斗争就是坚持公有制还是私有制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就是姓“公”还是姓“私”的斗争，“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因而社会主义就是要将这场关于公与私的所有制的斗争和意识形态的斗争进行到底，文革作为社会主义的一场自我革命，其根本纲领就是“斗私、批修”。毛泽东的这个论断完全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论断，它从根本上揭示了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和运动发展的实质。（参看拙作《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到底是什么？》、《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到底是什么？》） 改革开放后，为了否定文革和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重拾了党的八大认定的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以为我们党早就有了科学正确的认识。事实不是那么一回事，那个认识不是全党的认识，也不是刘少奇的认识，而是秀才陈伯达的认识。落后的生产力与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从来也不是人类社会的主要矛盾，当然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第一，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根本不具备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所必须具有的四个基本条件和特征；第二，这个矛盾不过是社会主义社会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因为这是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主要矛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就顺理成章、天经地义；第三，这个矛盾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革命、改革的根本理论基础和实践的依据，因为我们不能从中逻辑地推导出社会主义社会必须进行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体制的改革；第四，这个矛盾不可能成为我们党进行工作重心转移的理论和实践依据，也不可能成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是一个有着一定合理内核但又是蹩脚的、矛盾的基本路线——的立论基础。（参看拙作《“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自我辩论》）总之，提出这样一个主要矛盾不过是为了否定而否定罢了，它可能得逞于一时，不可能欺骗于长远，随着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人民群众已越来越认识到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一个与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及基本特征格格不入的矛盾。 （3）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之所以出现乾坤大颠倒、生死大轮回，原因之三是，改革开放以来精英们认为毛泽东制定的党的基本路线是根本错误的。 毛泽东是最讲路线的，认为路线决定一切，路线对了，要人有人，要枪有枪；路线错了，有了人枪也会失去。毛泽东这位路线大师，一生都在为制定正确的党的路线在奋斗。经过一番调查研究以后，我们发现，毛泽东一生都在依靠正确的路线吃饭，而毛泽东晚年为党制定的基本路线最辉煌。 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为我们党制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路线。这个基本路线由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路线和经济路线组成。毛泽东制定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路线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由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这条党的政治路线，概括起来就是“一个相当长、三个存在，四个要和三个讲”。毛泽东制定的社会主义经济路线是：“鼓足干劲，立足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虽然，毛泽东将党的政治路线与经济路线只是分开来讲而没有综合起来表述，但谁也不能否定这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路线两个方面的高度统一性。毛泽东制定的这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路线既讲政治路线，又讲建设路线；既强调社会主义的政治、社会主义不断革命的根本原则和方针，又强调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既强调了政治是方向、是统帅，“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又突出了经济建设，要“多快好省”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它是毛泽东阐发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具体揭示，是社会主义社会革命和建设规律的具体体现，完全是一个切合中国社会主义实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路线。对此，有人会忍不住就要反驳：毛泽东时代不是一度犯过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经济建设急于求成的错误吗？对此，我们也只能以同样的理由进行驳斥：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重新产生了一个资产阶级，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这是不是证明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就完全错了呢？不，不能这样证明毛泽东制定的党的基本路线的错误，因为将党的基本路线变为具体的方针、政策，变为亿万人民的具体行动，还有许多中间环节，就是说，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并且正是因为具体的政策和行动违反了党的基本路线，才造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经济建设急于求成的错误。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制定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党的基本路线是一个完全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4）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之所以出现乾坤大颠倒、生死大轮回，最根本的原因是事物总是在曲折中发展前进的。 毛泽东是唯物辩证法大师，毛泽东的哲学是站在巨人肩上并形成了自己独特体系的唯物辩证的一元认识论。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毛泽东独创的，更是将哲学从哲学的殿堂里解放了出来成为了人民大众的。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人们认识的主观规律，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革和毛泽东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也在按照唯物辩证法发法则发展，逃脱不了唯物辩证法的宿命。 1966年，中共中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和毛泽东写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可以看作是文革的纲领和宣言。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可以看做是理解文革、理解晚年毛泽东、理解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枢纽。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指出：“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中国如果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一些话，得逞于一时；左派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毛泽东的这封信，实际上预言了毛泽东自己、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毛泽东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的过程和结局，但这不是一个注定会失败的过程和结局，而是一个唯物辩证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和结局。 是的，毛泽东是钟馗。毛泽东不仅是中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钟馗，而且是中国当代的钟馗，并且是未来中国的钟馗。说毛泽东是中国1960年代、中国当代、中国未来的钟馗，是因为毛泽东与钟馗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他们都是人，他们都遭受千古奇冤，他们都死而为神，他们都斩妖除魔，这是他们共同的。他们也有许多不同的情况。钟馗终其一生，不过是一介书生，而毛泽东如果不搞文革，身前身后都是千古圣雄；钟馗是被冤而死的，而毛泽东是死后被冤的；钟馗的“神迹”不过是神话，毛泽东的“神迹”却是人间的现实；钟馗不过是仗剑斩魔，毛泽东却是布“道”渡魔、使所有人民成为尧舜；钟馗为明己冤而自剔，毛泽东却是为国家和人民“跌得粉碎”，等等，这是他们不同的。这大概就是社会历史的法则：要想成就非凡、要想死而为神，就必须有超迈的毅力、非凡的意志，非得经过血与火的洗礼不可。没有文革的毛泽东，生前为圣雄并曾一度为神，但死后决不会成为神；有了文革的毛泽东，生前为人为神，死后一度为人为魔，但历史现实又将毛泽东逼成了神。这是唯物辩证法对毛泽东的褒扬。 是的，文革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有了特定的含义”。但有两种“特殊”，一种是否定文革的“既没有经济基础，又没有社会基础”的“特殊”。这种“特殊”，在无情的历史事实面前早就破了产。另一种是使文革理论具有神来之笔和画龙点睛的“特殊”，诸如：“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还在走”、“建立人民大众的政治制度文明、经济制度文明”，等等。这种“特殊”，曾经被强权禁锢使之颜色顿失而黯淡，可是公允的历史事实让其穿越时空具有永恒的真理的力量。这大概就是唯物辩证法对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褒扬。 是的，事物总是这样充满反复和曲折。所谓“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就是这个意思。这是辩证法的胜利。因为辩证法不畏强权，辩证法只是服从和畏惧自然发展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让精英们痛心疾首的是，被他们设为禁区并百般诋毁的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正是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 2、文革到底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还是根本错误的？ 我们前面阐述了文革的简要过程和主要内容。文革的简要过程和主要内容表明：文革是存在“二律背反”。由于存在“二律背反”，因而不同屁股的人对文革有不同的评价甚或存在截然相反的评价，而且这些评价都能找到根据，甚至显得依据充分。显得截然对立的是毛泽东和邓小平对文革的评价，是中共九大、十大与十一届六中全会的评价。改革开放之后，在精英阶层那里，文革哪里是革命，简直就是反革命，简直就是人类社会的浩劫、灾难和祸患！中国精英们之所以只看见文革眼中的那根刺而看不见文革前和文革后中国社会眼中的那根刺，只看见文革的血腥而对文革中取得的成绩不是避而不见，就是认为文革中取得的成就正因为抵制了文革路线，不过是屁股决定脑袋罢了。无论精英们怎样彻底否定文革，但他们无法解释：文革的路线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主导还是其他什么路线为主导？文革为什么能极大地推进“三线建设”这一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工业化进程？文革的经济总体上为什么是建国以来较好的历史时期之一？文革为什么能在一个文盲充斥的贫穷大国基本普及初等和中等教育？文革为什么能建立起世界上最基本的全民医疗保障体系？文革为什么基本上已接近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文革取得的科技成果为什么让“科学的春天”望尘莫及？文革中国人的人均寿命为什么能得到极大的提高？文革为什么能把全国变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文革为什么“学雷锋，见行动”蔚然成风？文革为什么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廉洁的历史时期？等等。他们无法回避和驳倒文革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作用和意义。就像老百姓讲的，如果没有文革，“XX”事件就将中国变成了苏联和东欧。因此，对于文革的评价，还是毛泽东的评价显得比较科学和全面，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我认为，毛泽东评价文革三分错误，是针对文革存在的现实问题而言的，而毛泽东评价文革七分成绩既是针对文革取得的现实成绩而言的，更主要是针对文革的根本目的和任务而言的——以“XX”事件为标志，显示了文革根本目的和任务的“现实存在”；这个“现实存在”更进一步表明：中国社会经过了一次文革的洗礼，仍然存在着或者沿着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或者倒退到复辟资本主义的两种可能性。这大概就是唯物辩证法对文革的褒扬。 为了证明毛泽东关于文革“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观点，这里不妨将斯诺夫人关于中国文革时期的演讲稿附在下面。 斯诺夫人洛伊斯·斯诺于一九七○年、一九七二年两次访华。回美国后到全国各地到处演讲，介绍毛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尤其是文革时期的新中国。下面引用的是她的题为《今日中国》的演讲稿节选，原载1973年10月7日《参考消息》。 有人说，“每个男人都有他自己心目中的中国”。我想每个女人也有她心目中的中国。我自己成年以后的生活中有很大一部分包含着对中国的浓厚兴趣和个人的接触——虽然只是到了一九七○年我才第一次到中国去。 我会见了许多老革命家和领导人，也见到了这个国家的许许多多普通人。我看到了这个国家的很大一部分——当然没有全看到——但是我在对新旧中国都了解的人的陪伴下作了广泛的旅行，共同取得了不算肤浅的经历。 几世纪以前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造成今天革命的中国。不了解这部浩瀚的历史对于了解今天的中国是一大障碍。过去的情况一言以蔽之，就是大多数人受苦受难。中国虽富，却一直很穷——现在也还是穷的。尽管有了很大的经济上的进步和工业发展，它还是一个不发达国家，而且主要是农业国，刚刚在开始发挥它的巨大的潜力。 中国虽新，却又古老。传统、古老的文化、迷信、战争、与世隔绝、剥削、饥饿、勇气、坚韧，这些都是了解它的过去的关键字眼。中国的历史不是我们的历史——用西方的标准来判断中国就会使人完全迷失方向。了解它的过去的人对今天所看到的都感到惊奇。 对比实在鲜明。社会主义（还不是共产主义，虽然最终目标是共产主义）使中国起了很大的变化，而这一变化是与许多人想象的不同的。直到最近，除了少数突出的例外之外，几乎所有我们的报纸和政府告诉我们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况都是错误或歪曲的。为了使你们对中国是什么样的有一个概念，我先讲讲中国没有什么。 那里没有人挨饿，没有饥荒（而这个国家过去是周期性地饥荒成灾的）；不再有瘟疫；没有失业（也没有装有记录工人上下班时间的设备的钟）；没有内债，没有外债；没有通货膨胀；没有个人所得税，没有遗产税，没有销售税，当然是有税收的，但不收个人的税；没有证券交易市场；没有专利权，没有银行抵押；没有当铺；没有黑市；没有金融投机。 没有在任何外国的军事基地，没有战争；没有在中国边境以外的作战部队，没有真正的义务兵役制——军队是有的，没有肩章和明显的军阶，但是参军要求的条件是非常高的。 没有色情文艺，没有诲盗的书，没有恐怖电影，没有黄色杂志；没有脱衣舞；没有离婚丑闻；没有妓女；没有性病；没有吸毒或贩毒帮；没有匪徒；没有赌博；没有酗酒；没有酒吧间；没有夜总会；没有私人汽车；没有公路上的谋杀案。 没有乞丐；没有贫苦无告的人；没有种族歧视，没有特权阶级；没有对富人的羡慕；没有地主；没有无家可归的人——虽然中国很穷，它的住房还带有这个国家经济落后的烙印，这点谁也不想掩盖。 几乎没有什么教堂或传统的宗教，没有律师，没有罚款，没有离婚赡养费，很少有人自杀，相对说来很少有人犯罪——街道和交通警察（男女都有）都不带武器。 没有私生子，没有流落街头的孩子，没有孤儿院；没有小学、中学或大学的学费；没有强制教育，也没有逃学；没有无人照顾的老人，很少养老院——不需要；很少浪费；没有小费。 没有脏东西；没有处理垃圾问题；几乎没有苍蝇或害虫——极少新的污染。现有的污染大多是过去遗留下来的。中国人对此很注意，已采取措施防止将来的污染。 现在再来看看有什么东西：充足的食物，过得去的衣服和住房（基本的、简单的，但大家都有）；体育、报纸、电视和广播——没有广告，没有商业宣传，但是外国新闻很少，并受到严格控制；有图书馆和书店，大力强调政治方面的书，那就是说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著作。有一批精干的芭蕾舞、戏剧、京戏和电影向愈来愈多的观众开放；有也许是世界上最精致的手工艺，还有一些世界上最现代化和最长的桥。有公路、公共交通工具和成百万的自行车。有着货源丰富的百货商店和各种商店——还有令人难以置信地有礼貌的售货员和顾客。有男女平等——虽然还不是百分之百地被接受——同工同酬；平等的政治权利；平等的社会福利；充分的卫生和医疗保险，免费注射防疫针，普遍的产前检查和普及于每一个人的广泛医疗网。 有保障的生活和老年的保证，稳定的物价，有保障的免费丧葬；广泛的、便宜的托儿站和幼儿园；八小时工作制；五十六天产假，工资照付——免费计划生育，免费避孕，在需要时免费人工流产——只需母亲单独要求就可以，并有两星期假，工资照付。有离婚，但很少，因为结婚不是匆匆进行的，并且总是尽一切力量通过劝告和集体的帮助来解决基本问题，以促使夫妻和睦相处。有房租控制和不交税的私有住宅。有密切的家庭生活，老少合住；互相尊重，对别人负责——有一种无私的精神使“我”字大大缩小。 有深刻的政治觉悟和政治积极性。有自力更生——表现在个人努力使自己的力量、智慧与才能为集体服务。有一个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的地方分权的政策：一项越来越成功的自给自足计划，全国每一个地区、省或市都在建立自己的工业和农业（目的是在谷物、食品、原料、灌溉、机器、运输以及在外国侵略或自然灾害情况下使生产照常进行所需要的工具和零件等方面都能独立）。 有从中国人民对世界人民所负的责任这一角度强调的国际主义，有兴旺的对外贸易，文化交流，有武装民兵——还有防御性的核武器。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国家（将近八亿人口）。就在不久的过去，它经历了严重的堕落、毁灭性的通货膨胀，贪污腐化的政府、饥荒、侵略、战争、自然灾害以及疾病和贫困的蹂躏。现在它已有了大踏步的进步，而前面的道路还是漫长的。 举个例子来说明刚才列举的一些“有”和“没有”的东西：例如犯罪。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只有大约一千名警察。象北京这样一个大约七百万人口的城市只有一座监狱。我去看过。这座监狱很小。有几百名犯人，男女都有，女的少一些。监狱很干净、简单、朴素。但是尽管在里面住的人当然不是受到娇养，他们还是受到人道的待遇，他们不是在接受惩罚，而是在接受改造——通过生产劳动和政治思想的学习来改造。没有体罚，至少人家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我们也没有看到任何体罚的迹象。吃的和外面一个工人一样。我们看到的守卫都是不带武器的——不过在监狱的区域之外有一个地区是武装哨兵守卫的。有死刑——是在经过一系列的保护性上诉之后才执行的；死刑不常发生。人家告诉我们，在为数极少的判处死刑的人中间，大多数人都得到一段重新做人的时间，这是一个表示悔改的机会，只要态度改变，就可以减刑。重点是在尽可能地改造人。据我了解，被认为死不悔改的是极少数，虽然改造的道路可能是艰苦而漫长的。哪些人关进监狱呢？反革命。那些企图推翻政府而犯下反对国家反对革命的罪行的人；间谍，卖国贼；毁坏国家财产的人；少数犯谋杀或强奸罪的。有一些小偷——不过看来小偷是很少的。 为什么犯罪的人那么少？有一次，我们在农村的公路上驶了好多里路，路上挤满了行人、骑自行车的人、大车、大轿车等等，却看不见警察或警车，我就问陪我去的中国人，如果我们的车撞了人会怎么样。他告诉我受伤的人将立即被送到最近的医院去。我们并不把这一事故向警察报告，受伤者所在的公社或组织会照顾他。我故意出难题：如果我们车撞了人就开走了怎么办？对方停了很长时间，然后带着迷惑不解的心情提出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那样做呢？我找出一个理由：假设我们喝醉了酒。立刻出现的反应是：“你为什么要在喝醉了酒的时候开车呢？”他们似乎不理解这种想法——或是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我发现，任何人需要帮助时都会得到同样的关心。我问过另外一个问题：如果陈夫人忍受不了，拿起茶壶把她丈夫的头打破了怎么办？得到的解释是远在陈夫人达到这个地步之前，她一定早已表现出不愉快或是情绪紧张的征象了。她的工作一定会受到影响，她的邻居一定会注意到；不会没人管她，让她自己在问题中摸索，直到爆发的地步。 我提到了一些中国没有的东西；我忘了提一点，就是私人秘密。每个人都关心别人，没有一个人受到忽视或排挤——你不可能挨饿，你不可能一个人生病而没有人管，你不可能受伤躺在那里无人照顾，你的问题如果影响了工作或与别人的关系，就不可能长期隐藏或不拿出来讨论。也不大容易秘密谈恋爱。 如果偷了钱要花掉，如果擅自拿了别人的衣服要穿出去，或是有了一块新的手表而不使人注意到，那都是十分困难的。你也不可能弄一辆车来开，或是不经允许无故脱离工作岗位，或到国内其他地方去旅行而就此销声匿迹——不过如果你需要或是有正当理由要旅行或搬家，那是完全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你想要犯罪都是不容易的。大多数人都缺乏犯罪的动机。没有私人财富的炫耀，没有珠宝或奢侈品的诱惑，没有巨额的现金，生活水平和生活习惯的差别很小，没有吸毒问题需要处理。 以青年为例：中国的儿童是健康的——从体格上看是很明显的——我所遇到的大多数青年都是安详、有礼貌、勤劳的，并且受到一切围绕着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和思想的锻炼。这叫做毛泽东思想——即在毛泽东的指导下运用于中国的具体需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有一个在国外被大大地误解了的有关因素：在中国家庭生活仍然是很密切的。家庭生活现在更加巩固和安全了，因为过去破坏家庭的许多问题都已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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