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校名争议之我见
诗云，“七月流火”，原意是指到了阴历七月，火星西落，天气渐将转凉;窃以为，今人早就不再使用阴历而改用阳历，阳历的七月正是骄阳似火、热浪滚滚之时，说“七月流火”似更为贴切，大可不必拘泥于其旧释。正因为“七月流火”，气候转入暑热，我国各级各类学校的暑假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从七月开始的。一进入暑假，师生们纷纷离开校园，各自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休整和充实，使原本颇有生气乃至还有点让人感到喧闹的校园迅速沉寂下来，安静了许多。突然，就在这时，南昌大学通过网络公布了《南昌大学章程》，一改他们袭用十多年的“昌大”简称，非常正式地宣称南昌大学的简称是“南大”。“一石激起千层浪”，南昌大学的这一做法，使自1949年4月21日南京解放即将中央大学校名改为南京大学（其简称也由“中大”改为“南大”）时达66年之久，并在2014年10月又经教育部核准公布了《南京大学章程》，明确宣示南京大学的简称为“南大”的南京大学师生和校友大感意外，由此而引发了一场“南大”校名之争。半个多月来，南京大学的师生和校友已发表了不少热烈的议论，校方也向教育部和江西省教育厅去函表达了“严重关切”，而教育部也及时明确地表示，“希望南昌大学、南京大学规避引发校名争议的情况出现，协商妥善解决此事。”既然是协商解决，当然需要一段时间，更何况现在还是暑假呢。在这方面，南昌大学的师生普遍表示，对这个争论不感兴趣，看来只是一些校领导对“南大”这个简称有兴趣，广大师生并不认同。而在南京大学，师生和校友们则有一种受到侵犯和欺负的感觉，我虽不是“老南大”，但在这里也工作生活了三十多年，似也有同样的感觉，故也想在这里发一发声。当然，作为一个退休教师，而且又是是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自然不敢期望发这个声能够起多大作用，只是想借此机会结合历史和现实比较理性地就此事表达一点我的认识和想法以供有关方面参考而已。 一、名称只是一个符号，不要太过在意，但它要求有排他性或唯一性，对重名现象应尽力避免 中国人对于名称向来都很重视。《论语•子路》里有一段子路和孔子的对话： “子路曰：‘ 在这里，孔子把“正名”作为其为政的第一要务，把它看作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这种观点显然是唯心主义的，也是违反辩证法的。至于说到为政之道，最重要的显然也不是什么“正名”，最重要的恐怕还是要对历史发展的方向有正确的认识。孙中山在1916年8月曾去钱塘江观潮，很受启发，回上海后写了一幅字：“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幅字的四句话后来成了他的千古名句。试想，一个为政者，如果不知道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不知道历史前进的方向，不能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而是逆历史潮流而动，那么，无论他怎样去“正名”，最后都将被历史抛弃。这已是一个屡试不爽的“铁律”，是任何人都逃脱不了的。 关于名称问题，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物的名称对于物的本性来说完全是外在的。即使我知道一个人的名字叫雅各，我对他还是一点不了解。”（《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19页）实际上，名称只不过是一个符号或一个标记，它对于事物本性来说完全是无关的。一个人名字再好听也没有用，要知道一个人是怎样一个人，还是要根据他的言论和行动。对一个自然人是这样，对于法人（包括国家、政党、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等）也是这样，只是看名称那是万万靠不住的。当然，也不能说名称就没有一点意义。没有名称，不知道一事物与它事物的区别，就谈不上概念；而没有概念，就无法进行判断和推理，无法进行正常的思维活动，也无法与他人进行交流和沟通。但是，名称的意义是极其有限的，它不可能对事物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有的名称很好听，但如果名不副实，那只不过是一个徒有其名的虚名而已。比如辛亥革命后建立了“中华民国”，比之于满清帝国，名字当然很好，但是，实际上，封建地主仍然在剥削着无地少地的农民，帝国主义仍然通过大小军阀在统治着中国，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鱼肉乡里，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哪里有什么“民国”可言？这一点，连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也很清楚。1924年1月，他在国民党“一大”的《宣言》中就说：“自辛亥革命以后，以迄于今，中国之情况不但无进步可言，且有江河日下之势。军阀之专横，列强之侵蚀，日益加厉，令中国深入半殖民地之泥犁地狱。”（《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版第115页）可见国名的改变并不等于国体的改变，以为改变一下名称，正一下名就可以万事大吉的想法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孙中山为什么要“唤起民众”，改组国民党，实行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其原因也正在于此。 显然，我们不应该把名称看得太重，不过对于名称而言，却有一个起码的要求，就是名称应该是唯一的，排他的，应该尽力避免出现重名的现象。 读过《资本论》或学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的人都知道，马克思曾经在两个不同意义上使用过“必要劳动时间”这个术语：一个是决定商品价值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的平均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另一个是与“剩余劳动时间”相对应的“必要劳动时间”，即工作日中再生产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当马克思不得不用同一个术语表示两个不同的事物时，曾经很郑重地加了一个注：“我们在本书的前面一直是用‘必要劳动时间’这个词泛指一般的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现在起，我们也用这个词指生产特殊的商品即劳动力的必要劳动时间。用同一术语表示不同的意思是容易发生误会的，但这种现象在任何科学中，都不能完全避免。例如我们可以用高等数学和初等数学做一比较。”（《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43页）尽管人们不能完全避免，但是，由于重名容易发生误会，人们显然还是应该力求尽量避免。马克思自己也正是这样做的。比如他在讲决定一般商品的价值量时都是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在讲与剩余劳动时间相对应的“必要劳动时间”时就没有“社会”二字。这样一来，两个概念就不会发生误会了。 由于重名现象会带来麻烦和混乱，因此任何名称都有排他性或唯一性的要求。一般来说，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都会自觉地避免发生重名的现象。无论是人名、地名、厂名、店名或者校名都要避免重名现象的发生。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 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受到利益的驱使，常有假冒名字的现象发生。最明显的，如过去杭州有个张小泉剪刀店，北京有个王麻子剪刀店，他们生产的剪刀锋利好用，广受欢迎，于是全国就冒出许许多多张小泉和王麻子，以假乱真，欺骗顾客。当然对于这种搞假冒伪劣的欺诈行为，法律也有应对他们的办法，这就是设立商标局，通过注册商标进行保护，如果盗用注册商标就是违法，就要受到仲裁。最近在网上就看到一条新闻，谓：“某爱尔兰公司（自称oxford college
for phd studies）注册的两个域名在近日被牛津大学成功仲裁，原因是域名当中包含了牛津大学的商标“oxford”，并声称提供相关学位。如此大胆的域名注册“借力”行为，不被牛津仲裁，才怪！”实际上，中国一些高校也很懂得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名誉，像北京大学就注册了好几个商标，如“北大”、“燕园”、“未名”等都已注册了商标，使别人不好再用；南京大学也注册了“南大”、“金大 ”等商标，别人当然也不好再用。须知，法律是一种强制的、必须执行的人们的行为规范，这个问题难道还要争论吗？ 二、为什么南京大学与南开大学没有“南大之争”? 这次“南大之争”发生在南昌大学与南京大学之间，其实，真正有资格与南京大学争“南大”这一简称的不是是南昌大学，而是南开大学。我们知道，早在1919年南开大学初创之时，南开大学就有人称之为“南大”了，因为南开只是一个地名，即”南开洼”,而且，在南开大学成立之前就有南开中学，为了区分大学和中学，将其简称为“南大”也是很自然的。不过在教育界和学术界，人们都习惯地称南开大学为“南开”，而南开大学自己也愿意把学校简称为“南开”。1927年，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开始编制物价指数，每季向社会发布，每年出版《南开指数年刊》一本，一直出到1952年，对我国的经济研究作出了很大贡献，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也因此而名闻遐迩。这个指数没有用南开大学全称，用的就是南开这个简称。同样，解放后1955年开始出版的南开大学学报也没有使用全称，而径直使用了简称，就叫《南开学报》。可见，南开大学更愿意用南开作为其简称。但是，在社会上，特别是在北方一些地区，还是有人称南开大学为南大。由于从1949年南京解放出现了一个南京大学，其简称也叫“南大”。两个学校都简“南大”，这样有时也就不免出现一些麻烦。我就遇到过这样一个麻烦。事情是这样的： 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我曾在《经济研究》上发过几篇文章，当时的《经济研究》编辑部的编辑们很负责任，收到来搞都能及时以信函告知，编辑部研究之后也能把发表的期号及时用信函告诉作者，他们还不时到各地进行调研，了解社会需求和作者意见，编者与作者的关系相当友好。但是有一次却出现了问题，我写了一篇与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老专家 值得一提的是，两个学校简称虽然重名，但却从来没有发生过争议。两个学校都是全国著名高校，不能想象它们会为一个简称问题而去争吵。但是，重名现象仍在困扰着两个学校也确是事实。终于，在2002年事情出现了转机。 2002年5月，南京大学为庆祝校庆100周年，请来了许多校友和佳宾。代表南开大学前来祝贺的佳宾是我国著名的光学家、前南开大学校长母国光院士。我记得庆祝大会是在五台山体育场举行的，母国光在会上代表南开大学致辞，他讲了些什么我现在已记不起来了，但对下面的话（当然是大意）却仍有深刻的记忆： “这些年来，南京大学发展得很好，名气越来越大。我们南开大学原来也叫‘南大’，以后不敢再叫‘南大’了。” 他说“名气越来越大”可能是指南大在“科学论文指数”（即SGI)的排名，那时中国的排名还很落后，但南大在中国的排名却连续几年都排在第一位。母国光真诚而又幽默的讲话表达了南开大学的善意与自尊，也表达了南开大学的豁达与自信，引来了会场的一阵笑声，同时也在与会者心中升起了对于南开大学的敬意！显然，南开大学宣布不再使用“南大”简称，并不是他们甘拜下风，而是表达了不愿意共用“南大”这个重名的意愿。同时也表明了他们对于“南开”这个简称的热爱以及对于南开未来的的高度自信。如今，母国光院士已经仙逝，他的上述讲话不能不使人们对他表示敬佩，他不愧是一位了不起的科学家和教育家，永远值得后世的人们尊敬与学习。 三、南昌大学为什么弃“昌大”这个很好的简称不用而热衷于去抢“南大”这块“金字招牌”？ 应该说，南昌大学并不是不知道名称具有排他性或唯一性的道理，并不是不知道两个学校共用一个名称而出现的重名现象会带来麻烦和混乱。事实上，南昌大学为了避免与南京大学、南开大学的“南大”简称重名，在确定自己的简称时就没有使用“南大”这一简称而用了“昌大”这一简称。十多年来，无论是在其《校歌》里，还是在其出版的宣传材料里，用的都是“昌大”这一简称。不仅如此，该校还向各个媒体发出照会，要他们在报道南昌大学时使用“昌大”这一简称而不要使用“南大”这一简称。这样做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实际上，人们早已习惯了“昌大”这一简称，连一些输入法的词库里也都收有“昌大”一词，说明它已经被社会广泛承认。 网上有人说，南昌大学把“昌大”改为“南大”是因为“昌大”不好听。这里且不说因为不好听就把人家的简称拿来变成自己的会造成重名现象是没有道理的；就是不谈重名问题，单就认为“昌大”不好听来说也是不能成立的。实际上，“昌大“这个简称要比“南大”这个简称更好听。因为“南”字只是一个方位词，它并没有什么褒义；而“昌”字就不同了，根据词典，它有“兴旺”、“兴盛”、“正当”、“美好”之意，明显是个褒义词。我们看到，以“昌”字为地名的地方很多。仅就江西来说，除南昌之外，就有都昌、广昌、瑞昌、会昌和昌江，加起来一共有六个地名含“昌”字的市县或区。至于江西省之外韩”昌“的地名也很不少：安徽有繁昌，浙江有新昌和遂昌，福建有顺昌，广东有乐昌，海南有文昌，湖北有武昌和宜昌，四川有西昌，西藏有昌都，新疆有昌吉，河南有许昌，河北有昌黎，北京有昌平。看来，全国各地都有喜欢用“昌”字作地名的地方，而其中尤以江西为最。特别是南昌，它在历史上曾经被称为“灌城”、“豫章”、“洪都”、“隆兴”，几经变化，但自明代定格为“南昌”以后就没有再变，足见当地人是很喜欢这个“昌“字的。 既然如此，南昌大学又为什么要在制定《南昌大学章程》时将昌大改称为“南大”呢？而江西省教育厅又为什么在核准过程里又照批不误呢？据媒体上说，是因为“老领导”中“有人不认同”。人们要问，“不认同”的人究竟有多少呢？他们当时为什么不提出而在“昌大”已经用了十多年后才提出来呢？而从媒体上刊载的记者采访看，相当多的多师生对“昌大”这个简称是认同的，他们对于学校与南京大学争“南大”这个简称表示“不感兴趣”！ 事实证明，南昌大学改用“南大”简称即使在其本校也没有得到广大师生的认同，而只不过是极少数领导出于功利的考虑而使出的一个不正当手段。应该说，这种不正当手段对一些人来说也并不是第一次使用。比如为了制造南昌大学的“光荣历史”，他们把南昌大学的历史人为地和1940年为了给蒋介石拍马屁而成立的中正大学联系起来，吧中正大学硬说成是是今天南昌大学的历史起点。有人现在说起中正大学，往往把它说成是出于所谓“大中至正“的理念，实际上，所谓中正不过是蒋介石的原名而已。我们知道，此公原来姓蒋名中正，字介石，世称蒋中正。我们在《孙中山全集》里看到，孙中山给他写的信都是用“蒋中正”，而不是“蒋介石”。后来蒋以字行世，世称蒋介石。加上他已经掌握了军政大权，蒋介石这个名字就用的更多了。不过蒋介石诱使题字落款时仍然使用“蒋中正”。这个中正大学之名，显然是为了巴结蒋介石而起的。这一点，从台湾重建中正大学的缘起里也看得很清楚，它的第一句话就说是“为了纪念先总统 其实，南昌大学完全不需要这样做。一个学校历史短些，名气小些，但是，只要有自强不息的精神，完全可以赶上历史悠久的大校和名校。 在这里，我想说一点我的母校厦门大学的事。在解放前，厦门大学的历史不算太老，而且规模比较小，名气也不太大，虽然在20年代曾有像鲁迅、林语堂、沈兼士这样的大家在这里的国学院工作过，也有如杨武之（数学家，杨振宁的父亲）和邓以蛰（美学家，邓稼先的父亲）在这里当过教授，但是，总的来说发展得并不很快。到了1937年抗战前夕，因为学校创始人陈嘉庚在南洋经营失利，无力续办厦大，所以把学校交给国家，学校也由私立改为国立。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派清华大学的著名萨本栋教授主政厦大，短短几年时间就作出了骄人的成绩。当时的教育部，曾在1941年和1942年举办了两届全国大学生“学业竞试”，厦门大学参赛学生都获得了第一的好成绩，比之当时的中央大学、西南联大毫不逊色。据当时参加竞试的学生林绍贤回忆，当时厦大学生获得五个第一，依照全校学生数与参赛学生的比例计算，并且获得团体冠军。消息传出之后，士林为之震惊，盖全国著名学府比比皆是，想不到僻处福建边陲的厦门大学，实力竟如此雄厚。（厦大台湾校友会编：《国立厦门大学五十周年纪念刊》，转引自李海容的学位论文：《萨本栋与抗战时期的厦门大学》）这个成绩的获得是与萨本栋重视名师的聘用和对基础课的重视是分不开的。从1939年起，他先后聘请了著名物理学家谢玉铭（前复旦校长谢希德的父亲，她的本科也是在厦大物理系读的）、著名物理化学家傅鹰（2013年获中国科技最高奖获得者张存浩的姑父，那是他跟姑父姑妈一起到长汀厦大，先在长汀中学读书，1943年进厦大化学系读书），著名政治理论家、作家和翻译家施存统（是中国共产党五个最早的党员之一，曾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1927年退出共产党，但他“即使饿肚皮也不偷蒋介石”，解放后曾任华东军事管制委员会顾问，劳动部副部长）和著名诗人林庚等来厦大任教。萨校长为了全校师生的照明，曾把教育部给他专用的汽车发动机拆卸下来改装成发电机，并且亲自上基础课，每周高达20课时。这样的校长怎么不受学生的爱戴呢？张存浩前几年曾对当时的厦大曾写过一篇《长汀情怀》。他说：萨校长十分注重基础课程教学，他是当时具有最高学术声誉的名教授，但他每个学期亲自讲授“初等微积分”或“普通物理”。在他的影响下， 张存浩还提到“特别敬佩”的厦大教授蔡启瑞，他说，衷心感谢他当年手把手地给予我指导。他认为，傅鹰和蔡启瑞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末从事液体色谱的研究，远在马丁（Martin）和辛格（Synge）的诺贝尔级工作之前，他们在当年极为困难的条件下成为世界色谱研究的先驱。张存浩对1944年初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化学教授李约瑟到厦大学术交流时，年轻的 由于萨本栋的领导有方，抗战时期的厦门大学取得了非常出色的进步，1944年5月，萨本栋和曾经担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当时在任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还有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一道受到受到了国民政府的表彰，他们四人都被授予了三等景星勋章。应该说，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肯定，同时也是对他们所领导的学校的肯定。 由于萨本栋什么事都要亲力亲为，工作过于繁重，结果积劳成疾。他准备让张存浩的姑父傅鹰接任他当校长，可是当时教育部长陈立夫赶到长汀，想诱使傅鹰加入国民党，傅鹰决心很大，，他假借外出招生，拒不与陈立夫见面，并且放话说，“宁可不当校长也绝不加入国民党”，只好离开厦大又回到重庆大学，而张存浩也随其姑父姑妈离开长汀厦大到重庆中央大学化学系继续读书。他在厦大化学系实际上只读了一年，不过他在长汀四年都住在厦大，是在厦大校园里长大的。如果厦大的成功没有特别吸引他的地方，他能够在六十多年后对厦大做出这样高的评价吗？ 我在这里讲得太多了些，这样做当然不是为了宣传厦门大学，而只是为了说明，一个不那么出名的大学是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里赶上和超过老牌的著名大学的。这里需要的是真正的实力和自强不息的精神，而不是那些虚浮的表面的东西。梅贻琦的那句名言一再被人们提起，但是，人们看到的仍然与之背道而驰的事实。新的大学城大而无当，筑起大楼一栋又一栋，不仅不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反而使人感到沉重和压抑。学校大门更是讲究气派，前几年人们曾批评山东聊城大学的校门耗资巨大，现在，南昌大学的校门竟有323米长。让人匪夷所思，学校修那么长的大门究竟有什么用？！现在办学的条件比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浙江大学和厦门大学的条件不知要优越多少倍，但是，如果缺乏正确的思想和精神，再好的物质条件也是没有用的。南昌在《滕王阁序》里被王勃说成是一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地地。难道我们不可以推而广之，认为整个江西也是一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地方吗？从历史上看，它出了大政治家王安石，连800年后的俄国革命家列宁和普列汉诺夫都很知晓，列宁称赞他是“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而普列汉诺夫则告诫人们说“俄国不要重蹈王安石的覆辙”（《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226页注2）；它还出了忠贞不二的民族英雄文天祥，他被称为“国魂”（40年代后期昆仑电影公司拍摄的一部关于文天祥的电影片名）；他还出了大诗人、大文学家陶渊明、欧阳修、黄庭坚，大戏剧家汤显祖。而在近代，它又出了大物理学家吴有训、大植物学家胡先骕，大翻译家兼经济学家郭大力、大画家傅抱石；它还出了著名的职业革命家和作家方志敏。至于江西人民对于中国革命的牺牲之多和贡献之大也是其他一般省份所不能相比的。南昌被称为“英雄城”，不仅是因为南昌起义发生在这里，而且还因为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活剧都是在江西这片红土地上演出的：这包括秋收起义、三湾整编、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发展，中央工农革命政府的建立和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在南昌的江西革命历史纪念馆里记录和珍藏着无数革命先烈烈士的英名和事迹。可以说，没有他们的牺牲就没有新中国的建立。正因为这样，中央对于老少边穷地区，对于江西这个曾经对革命作出巨大牺牲的省总是有照顾的。但是仅仅靠照顾，仅仅靠钱，是办不好一流的大学的。 四、解决“南大之争”靠什么：是靠法律、靠行政命令、协商解决，还是要说理斗争？ 南大之争已经进行了四星期，教育部很早就发表了意见：“希望南昌大学、南京大学规避引发校名争议的情况出现，协商妥善解决此事。”有人说，教育部是在“和稀泥”。我不同意这样的意见。其实，教育部的意见是有是非的，绝不能把它说成是“和稀泥”。你看，这个意见把南昌大学放在南京大学之前，这表明，它应该对此事应该首先负起责任。事实上，这个校名争议的情况出现，正是由于《南昌大学章程》使用“南大”简称而没有“规避引发争议的情况”才引起的。在这里，谁是谁非是很明确的。而且教育部还表示，教育部没有收到江西省教育厅核准的《南昌大学章程》，就是说，南昌大学章程本来是应该向教育部备案的，但实际上却没有进行备案，这是不符合程序的。教育部指出这一点实际上是对南昌大学的批评。道理很简单，南昌大学虽然不是部属高等学校，而归省里领导，但是教育部对这些地方学校仍然负有指导和监督的责任。南昌大学不进行备报显然是错误的。不过，教育部并没有采取行政命令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它相信，对于这样一个是非十分明显的问题，两个学校是能够通过协商解决的。如果南昌大学对这样是非明显的问题仍然坚持章原有的说法而不能通过协商自行解决的话，那么这个领导的水平就未免太差了。 有的人主张用法律来解决。我们国家有商标法，既然南大早在2002年就已经向商标局注册了“南大”、“金大’”，它当然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不允许他人在使用这个商标。不过，问题发生在两个兄弟学校之间，完全可以通过协商解决问题，犯不着对簿公堂，伤了两家和气。现在还不需要用法律来解决。如果协商破裂，这个法律解决办法当然还是可以使用的。 还有人主张既不要协商解决，也不要法律解决。他们采取的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办法。他们说，简称就是小名，爱怎么叫就这么叫，谁也管不着。说这话不仅缺乏法律意识，而且违背常识，实在是一点道理也没有。简称和小名完全是两回事。人的小名一般是在刚出生时就起了，所以又叫乳名。一般都是在家里由长辈叫，大多都不出家门，不具有社会的功能。在许多情况下，小名被看作是个人的隐私，打听和宣扬别人的小名，实际上是揭别人的隐私，也是不道德、不文明的。与小名相对的是大名，一般在上学时才起，故又称学名。大名或学名显然是正式名字，具有很强的社会功能。它应该避免重名，否则会造成麻烦和混乱。全称和简称的情况正好相反。他不是指人名，一般是指法人的名称。一般是先有全称，然后才有根据全称简化的简称。简称与小名只属于私人不同，它有很强的社会功能，它也必须得到社会的承认。如果简称只是想在江西被人叫叫，那又何必写到章程里去呢？显然用这种大事化小的办法显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现在，这场由南昌大学引发的”南大之争“已经又由南京大学转到了南昌大学。如果南昌大学不表态而采取拖的办法，我相信，越拖越被动，受到的损害也越大。从网上的整体情况来看，除了个别人称赞南昌大学敢于向南京大学争南大简称是南昌大学强的表现外，绝大部分舆论对南昌大学的行为都持否定态度。南昌大学的声誉虽不能说已经扫地以尽，但也已受到极其重大的打击。许多人说起来都是一种不屑的态度。 还有人批评南京大学太小气了。这个批评有部分对的成分，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却是错误的。错就错在他是非不分，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要知道，这场争论，南京大学是受害方，他们争论是为了保护自己正当的权利。应该说，他们的行动是正义的，说南大小气，实际上是助纣为虐。对于这样说的人，鲁迅在死之前说过的一条遗言非常适用：“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这是鲁迅总结一生的经验所得出的结论，也是他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我们切不可忘记。 以上说到了法律、行政手段、协商和说理斗争几种手段，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是从其中选择哪一种，而是要根据客观的形势灵活地加以运用。不能用一种固定的手段把自己的手脚捆住。 最后，我想引用江西先贤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里的两句话送给那些犯了错误而至今仍没有勇气认错的人们：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识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如果仍然执迷不悟，那么你们输掉的将不仅是这场争论，还要输掉你们全部的政治资本！勿谓老夫言之不预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