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相信大多数，依靠大多数 ——兼谈造反派中的“领袖”与群众 左向前 郭松民同志《关于“文革造反派”的几个问题——致李民骐同志的信》在红色中国网公开发表后，引起了很多左派同志的关注。争论、批判，甚至严重对立的观点似乎已经形成。有人忧虑，原本力量涣散的左派队伍是否要因此进一步分裂？有人指责，郭松民是在挑起内乱。其实争论不可怕，郭松民不挑明这个话题，一些分歧本身也是客观存在的；争论中表现出来的一些不正确的观点更是正常。如果我们能在激烈的思想碰撞中澄清某种认识，那么这种争论本身就是一个进步，同时也是开启了纪念明年文革50周年活动的一个良好开端。 按某些同志的说法，郭松民同志在信中给造反派罗列了“七大罪状”。对于造反派或者支持同情造反派的同志而言，这些话不好听、不公平，让人难以接受，都是可以理解的。 我的父亲属于文革中坚定支持造反派的那一类老干部，因为在地方上还有一点影响力，所以文革结束后很自然地被当作“四人帮”的“帮派体系骨干分子”判刑入狱，我也因此可以算作造反派的后代，从小在造反派的圈子里长大，对这个特定的群体，对这些特殊的人物，包括一些造反派“领袖”和大量的造反派群众都比较熟悉。虽然对我来说，这些造反派老同志都是前辈，而且大部分人至今还在为重建社会主义而坚持斗争，确实值得后来者尊敬。但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应该承认，郭松民同志指出的一些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完全不须回避、掩饰，甚至为尊者讳。积极主动地认识造反派队伍中存在的某些问题，反省错误，吸取教训，总结斗争经验，是一个严肃认真的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态度，更是那些愿意坚持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身体力行地重建社会主义的革命继承者们必须面对的、毛主席留下的无数革命遗产的一部分。 所以说，我们应该欢迎郭松民同志指出问题，提出批评。也应该相信郭松民同志的出发点不是为了将造反派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而归根结底还是为了从批评到团结。但同时我也想说，不管郭松民同志的主观愿望如何，但客观上却在指出问题提出批评的同时，犯了一个形而上的错误。那就是，局部与整体，少数与多数，“领袖”与群众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造反派中间存在的这些问题，甚至很严重的错误，在造反派“领袖”的身上都有集中的反映。包括今天无视教训，不知反省，仍然一犯再犯的不讲阶级利益，个人患得患失，动辄以宗派主义反对宗派主义的倾向；乃至身披马克思主义外衣，手拿马克思主义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的错误，都是一些造反派群体当中的“精英分子”在现实中脱离群众又总想代表群众，思想上小资产阶级意识作怪的具体表现。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造修正主义的反，斗私批修做了不少工作，但却有着浓厚的“奉旨造反”意味，实质上自己脑子里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或者根本没有意识到要去改造自己，本身小资产阶级的“私”根本也没有斗倒，所以才会出现“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出现郭松民同志所指责的那些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干扰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我们不能只强调走资派的顽抗和破坏，玩弄“挑逗群众斗群众”的卑鄙伎俩，或者只讲造反派缺乏斗争经验，而是必须认识到一部分造反派领袖在思想上的缺陷。对此，毛主席也一定是看在眼里，明白在心里的。我相信，他老人家晚年最忧虑的不会是走资派太狡猾，而是“江山靠谁守”的无奈。毛主席在文革不同阶段的适时调整、收缩和妥协，自然与走资派势力的强大有关，恐怕也与一些造反派领袖自身的问题以及难以承担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的重任有关。曾经有位造反派领袖在总结文革失败的原因时，抱怨毛主席不给造反派权力。我与他当面讨论，如果真是因为毛主席不重用造反派，为什么不换个角度想，是不是这些造反派领袖难堪大用？会不会毛主席恰恰看到了某些在造反中涌现出来的小将们尚需改造思想，否则极有可能就会掉进打倒了老走资派，自己再成为小走资派的怪圈？如果真是出现那样的结果，文革的理论和实践还有什么意义？ 这些不正确的认识，反映了一些造反派领袖当中确实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存在着“打江山坐江山”，斗倒走资派，不是为的巩固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而是个人掌控权力的现象（比如责备毛主席不给造反派领袖以权力等等），而这种必须得到彻底改造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又通过这些领袖，或多或少地影响乃至误导了广大的造反派群众。修正主义上台之后，彻底否定文革，局部的错误被有选择、有意识地放大，造反派队伍的整体形象被扭曲，遭到清洗的造反派也再无机会申辩。但绝大部分造反派群众就是在文革当时也是能够认识、抵制和反对一些造反派领袖们所犯的小资产阶级的错误的，更不要说今天了。我们怎么能把个别“领袖”犯的错误让群众来承担责任呢？包括文革当中也有不少群众是跟着走资派走的，所以才会有所谓的保守派群众。但毛主席自始至终是发动群众揭露和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来不认为那些保守派的群众需要承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责任。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点，而把少数造反派领袖的错误放大到广大造反派群众的头上，甚至以此否定整个造反派队伍，那么，我们是不是在批判“造反派错误”的同时，恰恰自己也犯了那些自己所批评的造反派的错误？ 这就像郭松民同志记述的，在武光同志追思会上遇到的那位左派朋友一样，他认为乌有之乡坚持保党救国的投降派主张，所以只要在乌有之乡工作过就是人生的污点。但是他忽略了乌有之乡在左派运动中曾经起到过的积极的历史作用，而且也把乌有之乡后来站在金字塔尖上坚持“保党救国”错误理论的那几个“旗手”当作了全部。他没有认识到，是这一小部分有错误思想的人在影响和误导大部分群众，并且掩盖了大部分群众的声音。说明他不相信乌有之乡的大部分群众是愿意革命并终归要革命的。能正确代表广大群众革命方向的人，群众拥护支持；错误引导群众革命方向的人，则早晚要被群众抛弃。群众可能不会说，不会表达，甚至可能被那些领袖、精英们蒙蔽一时，但真正的革命力量就在这些说不出来话，不善于表达自己思想，甚至还会一时上当受骗的群众里面。所以说，我们还是应该相信群众，相信群众中的绝大多数。而不能将一面旗帜下的所有人都一棍子打死。更何况，即便有过错误认识的那一部分人也有可能转变，也应该允许人家转变。 那么，郭松民同志在总结造反派存在的问题时，为什么会模糊甚至不加区分个别“领袖”与大部分造反派群众，在信中历数造反派的各种严重错误之后，仅以“文革造反派当中也有不少优秀同志”这一句话就将大部分群众轻轻省略呢？是他故意在以点概面，以偏盖全？还是像有些同志理解的那样，是他在受到某些造反派同志苛责下激愤之语而难免表述不够准确？我认为都不是。 这应该与郭松民同志的自身经历和所处的环境有关。因为郭松民同志平时眼中能看到，周围能接触到的真正的造反派群众恐怕没有几个。他对文革造反派的了解和认识，除了他自己对各种历史资料的研究掌握之外，更多的更直接的当属来自于方方面面的造反派“领袖”。而恰恰就是这些造反派“领袖”在一定程度上领导或影响着一个个因历史而形成的造反派圈子，掌握着各自圈子的话语权，向郭松民等没有机会接触造反派群众的左派知识分子们传递着造反派的信息，表达着造反派的思想，刻画着造反派的形象。虽然在今天的左派话语平台上，我们也能听到一些像韩爱晶等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真正坚守信仰，同时客观对待历史问题，具备深刻的自我反省意识，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文革造反派领袖的声音，但这种造反派领袖确实少之又少。他们的声音甚至就会淹没在造反派“主流”舆论之下，更别说大量的根本无从发声的造反派群众了。因此郭松民等处于一个类似造反派“精英群体”包围之下的新左派知识分子、中青年左派同志们，一提起造反派队伍，脑子里立刻反映出几张特定的造反派领袖的面孔，并把这一部分人的印记烙在整个造反派队伍身上，也就毫不奇怪了。 举个简单的例子，在郭松民同志的信公开之后，我把它转给三位不同身份的造反派，一位是住过监狱的工人，一位是被清算后回乡的农民，一位是受到处理后还保留了公职尚能退休的干部，虽然他们身份不同，但都是至今仍在坚持学习和斗争的造反派群众。虽然郭松民同志的批评够尖锐，但他们并未一触即怒、抵触反感，而是一致认为造反派当中确实存在郭松民同志指出的一些问题，造反派应该反省错误吸取教训，“有些领袖们是该刺一刺了”。同时也希望郭松民同志能听到普通造反派群众的声音，大部分造反派群众是愿意，并且也一直在和少数“造反派领袖”的错误作斗争的。我真诚地希望郭松民同志能够有机会接触了解一下造反派的群众，只有深入了解了群众，才能客观对待造反派队伍，客观研究总结文革问题。 我们研究历史问题是为了现实的斗争，未来的革命。那么，文化大革命到底是失败了还是胜利了？这其实并不重要，因为就是认为文革失败的同志也不会否认文革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所起到的伟大意义。我们后来的革命者都是立于文化大革命的高山之巅，都是站在毛主席的巨人之肩上继续革命的，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也一定是在继承了文化大革命宝贵遗产的基础上发生的。胜利和失败只是理解的角度不同，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失败了，要总结失败的原因，那也是极其深刻、极其复杂的，并非文革造反派所能承担。我们承认造反派队伍存在问题，一些造反派领袖犯了严重错误，甚至完全可以接受郭松民同志“文革造反派在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驱使下犯下的各种错误，又构成了文革的阴暗面”的批评，但这都不是文革失败的真正原因。郭松民同志对于这个主要责任的认定，其实就和前面说到的，某些造反派领袖把责任归结于毛主席不给权一样，都不是客观的。还有些造反派领袖抱怨工人阶级觉悟太低不知道站起来反抗反革命的政变；也有人说毛主席斩草不除根没有杀了邓小平；或者是毛主席选错了接班人，华国锋自私愚蠢背叛了革命；包括说江青、张春桥等人不懂策略政治水平低等等。严格地说，诸如此类的认识和理解，都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这种历史观既不能从本质上客观反映历史事件的原貌，也不能使人从中总结出阶级斗争的一般规律。那么，如果我们基于这种观点，来汲取经验教训得到提高的愿望便很可能是枉然的。 几个人或者一小部分人在历史发展的某些极其特殊的阶段能够发挥一些作用，但这种作用放在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的视野中观察，不能说忽略不计，但也一定不是决定因素。造反派的错误，四人帮的不懂策略，所谓工人阶级的软弱，华国锋的背叛革命，乃至邓小平的狡猾和走资派的强大都是外因。我们这样说绝非类似“不是我军无能、而是敌人太过狡猾”式的推卸责任，而是要挣脱一人一事的得失，去正确总结文革失败的教训，力图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和深藏其后的阶级基础、经济关系中去认识问题。 我们知道，中国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再以短暂的社会主义改造而进入社会主义的。虽然当时已经完成了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但是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远远没有完成。人们的许多观念、认识，还是私有制的观念、认识，资产阶级的势力只是暂时蛰伏，小资产阶级思想无处不在，包括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也尚不能与先进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完全相适应。这也是为什么走资派还在走，工人阶级里还有保守派，毛主席寄予了那么大厚望的造反派里也有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怪的深层次原因。我们不能不承认，毛主席是以他历史形成的巨大威望，而且作了粉身碎骨的思想准备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希望能够通过自下而上地揭露共产党内阴暗面的形式，一方面限制改造走资派；一方面能够迅速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锻炼巩固壮大无产阶级的阶级队伍，训练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整体来执掌政权管理国家的能力。实质上，即便在文化大革命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力量对比的天平也是不平衡的，只不过是掌握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毛主席加重了无产阶级的砝码，取得了暂时的平衡。但是，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整体来执掌政权的能力，并没有在短时间内就训练提高到了足以抗衡代表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集团及其小资产阶级势力的程度的时候，毛主席逝世，原本看似平衡的阶级力量对比的天平立刻倾覆。这就是我所认识的文革失败的根本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造反派犯不犯错误，“四人帮”懂不懂策略，都改变不了阶级斗争的一般规律。华国锋不叛变革命，自有别人叛变革命，杀了邓小平也还会有其他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登台表演。而中国的工人阶级因其成长发展过程中的先天不足，他们的很多权力都是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政权所赋予的，而并非在成长发展的过程中依靠自己争取到的，所以自然也不会像某些造反派领袖所渴望的那样，公开站出来造反，以保卫代表了自己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领袖。但中国的工人阶级恰恰是在失去了自己的无产阶级领袖，失去了自己的整体阶级利益之后，弥补了自己原来成长发展过程中的不足和缺陷，通过“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对比，社会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对比，公有制与私有化的对比，而逐步唤醒了自己的阶级觉悟。我坚信，在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中，他们必将展现自己的阶级力量，夺回自己的阶级利益，重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权。 我不认为郭松民同志引发的这次讨论能损害左派运动的发展，即便他言辞激烈，有些认识不准确或者不正确，但我相信他、包括与他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们还都是想促进左派的发展，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得到提高的。明年就是文化大革命发动五十周年，毛主席逝世四十周年，如果我们通过这种讨论、争论、甚至批判，真正可以澄清认识，教育了我们自己，那会比掩盖分歧，抱团取暖，自欺欺人的所谓“团结”要有意义得多。而真正的团结也势必会在这种理论斗争中逐渐形成。相信群众，相信群众中的绝大多数，依靠群众中的绝大多数。他们可能无从发表意见，似乎像旁观者或局外人，但正是他们在检验着我们的立场和思想，真正的革命力量还是在群众中间。
（撰稿/责任编辑 左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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