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治党治吏思想理论与实践创新及其意义 熊自干
[提要]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运动实践说明，从严治党、从严治吏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极重要地位和意义。中国道路在持续探索中结合各历史阶段实际，发展了党建理论。习近平在继承基础上深化了理论与实践，理论更彻底，态度更坚决，坚持理论实践统一，顶层设计摸石头过河结合，取得显著成效，恢复了党群鱼水关系。但另一方面，阶级斗争理论和揭露的事实也说明从严治党的重要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必须进一步探索创新永葆先进的长效根本制度。 [关键词] 中国道路 从严治党 从严治吏 执政地位
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在科学社会主义中具有极重要地位。中国道路在理论与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了这个理论。习近平在继承基础上，强调从严治党特别是从严治吏，其创新具有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
中国道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科学社会主义以唯物史观指导考察研究历史发展规律，以欧洲发达资本主义为典型，揭示了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后，必然向社会主义过渡到阶级消亡的共产主义大同世界。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只有受剥削压迫最深、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无产阶级，才是实现这个过渡的社会力量，只有他们的先进分子组成的、以先进理论武装的政党才能担当领导这个历史任务实现的使命。 历史的发展，中国这样不发达国家却跨越发达资本主义阶段而继承资本主义发展的积极成果，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人们把这称为中国道路。但中国的国情却与科学社会主义经典作家创立这个理论时预设的前提不同。我们党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实践相结合，进行了重大创新。 首先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主要出身自农民，而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产业工人。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把党的建设列为中国革命三大法宝的首位，作为一项伟大的工程，创造了一系列途径和形式，例如着重思想建党，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创立了群众路线，实行民主集中制，严格组织生活，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创造了整风形式，把党建设成为了无产阶级先进政党，园满完成了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任务。 党执政以后，历史任务由领导革命向领导建设转变，又碰到了新情况。党领导建设主要是通过各级干部。他们的出身也大多不是产业工人，容易受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在和平建设时期许多经受不住剥削阶级思想腐蚀，产生了特权思想甚至以权谋私，影响了党群关系。毛泽东同志为把这样的党建设成为担当领导社会主义建设重任的工人阶级先进政党进行了艰苦探索，尤其是花了很大精力反对和防止腐败，建立各种制度，密切干群关系，虽取得相当成效，但却未能找到根本遏制以权谋私的有效途径。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转入市场经济以后，干部出身随着社会阶层多元化而更复杂，随着利益和价值观多样化更容易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暂时的缺陷又带来了权力寻租机会，出现权钱交易新情况。中央历代领导集体进一步加深了对党的领导和建设重要性认识，把党的领导列为中国政治发展道路内容的头一条，把党的建设作为新的伟大工程，强调从严治党，进行了艰苦且有成效的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在转向以个人利益为导向的市场经济新形势下，领导干部受到物质利益极大诱惑，腐败持续蔓延扩大，党群关系、党的执政地位受到了极大考验。届时的历届中央领导集体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承历届中央探索成果，总结经验教训，对党的领导和建设理论实践进行了重大创新。理论上从战略层面把党的领导提高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高度，在顶层设计上把党的建设提高到治国理政之纲的地位，进一步强调了从严治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实践中，重点放在从严治吏上，抓关键少数，把这看作是核心、关键。创新了许多治党治吏途径与形式，建立和加强权力监督制度，例如巡视制度，各级纪委由上级委派、监督同级党委等。重点抓县委书记。 这些创新谁首先提出无关紧要，都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结晶。早在全国执政以前，毛泽东就思考执政后防治腐败的根本之路：“民主新路”和两个“务必”。执政以后的历届中央都强调党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毛泽东同志就曾经要求几百个中央委员掌握马克思主义，就曾召开全国县委书记以上领导干部的“七千人大会”总结经验教训、强调民主集中制。邓小平同志就提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方式。江泽民就提出执政为民，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胡锦涛发出了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警告。这两届中央领导了多次整风，在领导方式上也进行了一些改革。 宏观上指导思想把治党治吏提高到纲的地位，与微观上创新、落实治理措施是相辅相成有机统一关系。习近平强调坚持顶层设计与摸石头过河有机结合，只有充分认识从严治党关系党的生命和社会主义前途，把它摆在首要地位，才能坚定微观上从严治党、从严治吏的决心与手段创新动力；只有在实践中创新微观治党途径，不折不扣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执行党的纪律规矩，才能达到实现把党建设成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核心目的。 理论固然重要，但必须落到实处，理论实践统一。习近平在党建中的特点更表现在，科学解读党建理论和经验，旗帜鲜明，彻底纠正歪曲和误读，拔乱反正；着重实践，破立并举。一方面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上至中央下至基层的各级领导干部绝不姑息，全方位、所有领域大扫除式的揭露腐败，不留空白，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另一方面坚决彻底治理，深入扎实进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教育，对领导干部的培养、选拔和推荐制度也进行了有益探索。
只有从严治党、从严治吏才能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我们党执政也属政党政治，主要是输送党的领导干部到权力机关，宣传党的理念，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组织和领导群众建设社会主义。党的路线决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执政党的领导干部在政权中居于关键地位，起着关键作用，对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举足轻重。保证领导广大群众实现党的崇高理想，首先就要从严治党才能保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才能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其中的关键是从严治吏。通过从严治党、从严治吏，首先以科学理论武装干部，通过他们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贯彻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党的理论化为千百万人们的行动，为崇高理念实现而奋斗。这实际上也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群众路线的目的。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而领导干部在贯彻群众路线中处于枢纽地位。崇高的理想，科学理论的指导，严密的组织，严格的纪律，民主集中制原则和群众路线，是无产阶级政党同其它政党的主要区别。而这些的保证则是从严治党、从严治吏。 领导干部的功能主要依靠权力的运用。权力的运用关键在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同集体利益的关系。而权力有两重性。要看到干部对其权力运用的两种可能。 共产党执政中的权力是为人民服务和调节人们之间关系的。群众拥护党，主要是因为其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功能是调节人们之间的关系，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美好生活。人们拥护党执政，最直接的就是支持领导干部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干部的权力用在这里，就会密切党群关系，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公平、平等和富裕幸福生活是人们最朴素、最普遍的追求，人们最崇敬的是言行一致。这也是共产党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是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起码必须具备的品格。人们最鄙视的是言行不一。共产党就提倡理论实践统一。习总书记要求干部把好总开关和勇于担当就是讲的这个问题。 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阶层、利益和价值观都多样。领导干部也存在个人利益问题。他们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特别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容易受剥削阶级思想影响，随时随地都受到物质利益诱惑，如果价值观、利益观和权力观爱到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就会背离党的理念，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至利用领导地位和支配资源的权力谋取私利，侵犯在他们领导下的群众或经济体的权益；甚至同资本结盟权钱交易侵蚀全民财产。由于他们处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运转的关键地位，在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中处于支配地位，成为利益关系的焦点，据中央组织部调查，改革开放以来干群矛盾已成社会矛盾的集中表现（参见中共中央组织部课题组《2000—2001中国调查报告——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研究》第83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如果任其泛滥，不仅直接破坏党群关系危害改革和建设事业，更重要的是党的肌体就会不断受到侵蚀，由量变到质变，以致蜕化变质，遭到人民唾弃，党的执政地位就会被葬送。 执政党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只有从严治党、从严治吏，才能保证党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才能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才能保证党的奋斗目标得以实现。习近平用通俗的话讲抓关键少数，就是从严治党中重点抓领导干部。习总书记着力抓的从严治吏，就是针对这个实际，抓的这个关系党的生命线的枢纽和薄弱环节。 由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央认识清醒，态度坚决，工作细致，许多长期影响党群关系的老大难问题，尤其是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特别是干群矛盾尖锐紧张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度称赞。人们欢呼延安精神又回来了。社会主义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事业。人的因素是第一生产力。通过从严治吏恢复和密切了干群关系、党群关系，就极大地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因此，从严治吏最得人心。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最可靠的保证。
吏治是长期而艰巨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告诉我们，正是因为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才需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正因为长期存在剥削阶级思想腐蚀才有党的建设问题，也才有从严治吏问题。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过程始终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腐败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同无产阶级专政一样，党的建设、吏治是贯穿阶级消亡、共产主义实现以前社会主义建设全过程的。 我们党的领导体制，也是近现代政党政治。政党政治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精英政治。党的领导干部就属于精英阶层，他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作用。这也是必须从严治吏的原因。 资产阶级民主历史上也有过进步意义，但资产阶级的价值观是个人主义，标榜自由民主的制度却被政客的私利绑架而陷入死胡同。我国的国民党情况也类似。其创始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有其历史价值，但腐败也是孙中山最头痛的事，以后正是在精英权势斗争中沉沦的。党的领导、从严治党、从严治吏虽是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独特优势，这也是同西方政治道路的根本区别。但政党政治也是两者的共性，这个经验从一定意义讲也是政党政治的经验。因此这其实也能说明，所谓“普世价值”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被精英操控。说明加强执政党建设这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得出的独创性重要经验，也适用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具有世界意义。 从严治吏也是我国古代的政治智慧。开明的统治者也认识到吏治对维护统治地位的重要性，所谓吏治兴天下安、郡县治天下安。尽管有此经验，但封建政权却长期陷于精英权势斗争，直到把中华民族沦为半殖民地，任人宰割的悲惨地步。 至于苏共亡党亡国更是鲜活反面教材。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原因固然复杂，但其中最根本起决定作用的是领导干部蜕化变质。很多领导干部在苏共垮台前就向往资本主义，以便把凭特权掠夺的财产合法化。由于他们控制着大量资源，把持着党政大权，最终搞垮共产党、葬送苏联，都出自他们之手。我们的国情、社情和党情许多与之类似，建党时是“以俄为师”起步，体制受它们影响也很多，西方政客就曾指望我们步其后尘。 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们从严治党、从严治吏，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外，也是受到这些历史经验的启示，接受了这些教训。 再说，腐败从根本内因讲有其社会根源。社会的根本改造需要长期的过程。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存在滋生的土壤。它与权力相伴随。我们党的腐败现象也是伴随执政之日就产生了。那时虽没有现在严重，但以权谋私的性质却相同。由于没有找到遏制的根本方法而蔓延到今天的程度。这个问题是毛泽东同志临终时的最大遗憾。 习近平治党治吏理论与实践创新，一方面找到了治党治国的关键。另一方面，也正因为中央认识清醒，态度坚决，揭露彻底，纵向上至中央常委下至村官，横向党政军、学工商领域的陈年积弊都见了阳光，揭露出来的腐败也惊心动魄，使人们真正认识到从严治党、从严治吏关系党的生命和社会主义命运，同时揭示了斗争的严重性、艰巨性和长期性。最为宝贵的是中央没有陶醉于成就，认识到腐败并未从根本上遏制，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开弓没有回头箭，反腐没有休止符。我们必须保持政治定力，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深沉的使命忧思感、顽强的意志品质持续抓下去。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始终存在剥削阶级思想腐蚀。腐败是剥削阶级思想腐蚀的结果。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87页）要充分认识个人利益对行为的强大支配能量。权力同利益相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始终存在物质利益诱惑，权力更容易用于牟取私利。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腐败。从严治党、从严治吏是永恒的课题。 当前旋风式的高压反腐成果固然史无前例，也是当前迫切需要，但习总书记和王岐山同志都说是为治本赢得时间。 最重要的是要进一步探索动态保持党的政治本色的制度和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对中央委员们讲，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挥历史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清醒认识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和不变，永远要有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精神，锐意进取，大胆探索，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他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中央再次强调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现在建立的制度还主要只是治标，中央提出了要创新不敢腐、不能腐和不想腐长治久安的治本制度。我以为这样的根本制度，只能是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政治发展道路框架内，继续探索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创新由人民制约权力授与、使用和监督的根本政治制度，才能破解治党治吏这个历史的难题。但必须头脑清醒，实践中正确处理权益关系十分复杂、十分艰难，弄不好会犯颠覆性错误，必须谨慎行事，还有待在实践中创新，接受实践的检验。这是一个无比艰巨的历史课题。
[作者简介] 熊自干，男，汉族，1931年生于湖南，中共党员，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人才资源开发中心离休科学社会主义副教授。在白区参加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建国后从事水利勘测工作20年、干部政治理论教育8 年，1980年开始到党校从事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学和研究，先后在湖北省委党校、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教师进修班进修共二年半，担任过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理事。至今仍继续研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