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1）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有着复杂的国际国内的社会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一直面临严峻的外部环境。帝国主义长期敌视、封锁，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苏联在中苏关系恶化后给中国施加巨大压力。这样的外部环境对党在科学判断国内政治形势、确定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和方针政策时产生极大影响。我们党是经过长期残酷的战争后迅速进人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对于如何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缺乏科学认识，也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积累下来的成功的阶级斗争经验，使人们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新矛盾时容易沿用和照搬，把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作阶级斗争，把只在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仍然看作社会的主要矛盾，并运用战争年代，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方法来解决。认清过去的教训，在挫折中就会朝着正确的方向，开始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中华民族的美好生活！

    （ 本文以下素材均来自2011年04月14日09:28  柯延著《毛泽东生平全记录》一书文摘，刊载在人民网-文史频道。编辑时文字略有变动。所有均图片来自网络。）

      毛主席1966年7月从武汉游泳横渡长江回到北京，刘少奇前后两次主动请求与毛主席面谈。刘少奇刚出国访问归来后，突然遇到的意想不到的新问题。刘少奇在派工作组决定前，虽然曾过向毛主席请示。但是组织在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采取的措施，却坦然承担责任说：“这段时间，主席不在家，我在北京主持工作，我负主要责任。”

       毛泽东接过话头，话语中显然已经是听了陈伯达、康生、江青抢先汇报。毛主席不满地回答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刘少奇此时明白了，毛主席显然是已经听信了企图借文革捞取政治资本、文革小组成员汇报的错误信息。

      说起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件事成为重大事件发动的导火索。

       当1962年来临的时候，江青在毛主席身边，感觉出康生揣测毛主席的对刘少奇不满的话语，有利于她在领导层出头。于是江青绞尽脑汁认为这个戏有“问题”，曾找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提出要批此剧，并耸人听闻地说：“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江青的要求被拒绝。

       1963年，江青对赞扬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论文章很不满意。1964年上半年，江青插手京剧现代戏会演，扬言“京剧革命是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第一仗。”下年，江青就在北京找了李希凡，要他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李希凡没接受。于是，1965年2月，江青到上海与张春桥密商，由姚文元写了批判文章。

      文章硬把剧中“退田”、“平冤狱”的内容同1961年至1962年的现实政治联系起来，煞有介事地说：“1961年，正是我国内为连续3年自然灾害而遇到的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

       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

       江青认为‘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是一株毒草。”

       这样一篇肆意制造“罪名”的文章，它的炮制出笼是很特别的。由于人们不知道文章的来由和底细，它又是登在上海的一份报纸上，中央和各地方报纸的编辑部虽然对它很注意，但大都持观望态度。因而一段时间里，除上海外，全国各报都没有及时转载。后来大多数报纸陆续转载了，北京和湖南仍没有转载。

　　北京没有转载，并非出于麻木。中宣部和北京市委都因事出意外，感到震惊。如此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中共党员、民主同盟的负责人之一和著名学者，有违1965年上半年周扬传达的“文化革命5人小组”关于学术批判不要戴政治帽子、点名要经过中宣部、批判要以中央报刊为准的规定，上海“这样做法，还要不要党的纪律？”此其一。  

        其二，11月13日，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市委宣传部长李琪、《北京日报》总编辑范瑾专门开会研究过转载问题，决定先向《文汇报》了解情况，如果姚文元的文章是毛主席定的，《北京日报》就登，否则就不登。由于张春桥严令向北京也向中央封锁消息，《文汇报》不予透底，北京市委、《北京日报》、《人民日报》的询问均无所获。在此情况下，邓拓决定即请示在外地的彭真，彭答暂不转载，待他回京后再定。

　　后来1967年毛泽东曾说过：“姚文元的文章不过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信号。”此话不假。发出信号是为了观察。上海的张春桥等人在观察，毛泽东也在观察。张春桥等人观察的结果，如他在1966年5月所说的：姚文元文章发表以后，“我们天天等北京消息，天天看，天天盼，北京就是不理睬。”江青将这些情况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观察的结果，如他1967年5月所说的：“全国大多数的报纸都刊登了，但就是北京、湖南不登。后来我建议出小册子，也受到抵制，没有行得通。”毛泽东更增加了对中宣部的不满。认为这些事实更证明了他对中央出“修正主义”的担心和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看法的正确性。

       从1966年7月19日起，毛泽东陆续听取各方面汇报，阅读材料，了解北京和全国的情况。刘少奇除了向毛泽东汇报，还是继续主持例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处理文化革命问题和各项日常工作。但是，围绕工作组的争论却越来越大了。社会上，小部分学生要赶走工作组，大部分学生要维护工作组，各不相让。常委扩大会上，陈伯达3次提出取消工作组，同样遭到大多数同志的反对。刘少奇、邓小平支持多数同志的意见。在7月22日的常委扩大会上，刘少奇还说：“多数工作组是好的，还是教育帮助，改正错误。赶工作组，有的不应该赶。”邓小平也说：“要教会工作组做工作，有的学校没有工作组恐怕不行。”陈伯达的意见被否决。
然而，刘少奇、邓小平尽管代表了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但他们采取的一系列稳定局势的措施，却同毛泽东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大相径庭。毛泽东终于表态了。7月24、25日，他连续两次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和正在北京开会的各大区中央局书记谈话，明确地表示了他的意见。他说：“有这么一段，运动冷冷清清，就是6月20号左右以后，有许多地方搞得冷冷清清；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只会起阻碍运动的作用；许多工作组，包括张承先的工作组，都是阻碍运动的，都要把它撤出来。对毛泽东的表态，“中央文革”小组以最快的速度作出反应。7月25、26日两个晚上，“中央文革”小组全体出动来到北京大学，参加在东操场举行的两次万人大会。陈伯达、康生、江青在大会上竭尽挑拨煽动之能事，声称“毛主席1个工作组也没有派”，宣布撤销张承先为首的北大工作组，“搬掉这个障碍物”。27日，他们又到北京师范大学，主持召开揭批工作组大会，当场宣布罢免北师大工作组组长孙友余的职务、撤销工作组。康生在大会上还公开放出“彭真策划二月兵变”的奇闻，借以蛊惑群众。形势急转直下。消息像旋风般传遍北京大中学校，产生了极大的轰动效应。反工作组立即成为合法而又时髦的行动。学生们再度躁动起来，在学校内外掀起阵阵狂潮。工作组是肯定留不住了。
      1966年7月26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28日由中共北京市委正式下达文件。7月29日上午10时许，人民大会堂中央大礼堂座无虚席。上万名师生挤满了整个3层大厅。这是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召开的北京市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大会由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主持。他首先宣读了关于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接着宣布由总书记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讲话。邓小平讲完后，由周恩来讲话。周恩来、邓小平在讲话中，都对派工作组承担了责任。邓小平说：以新市委名义向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是根据中央的意见办的，工作组有好的、比较好的和犯有严重错误的三种情况。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文化大革命要完成“一斗二批三改”三大任务的指示。他们不约而同地用“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这句话来表达自己跟不上形势的心情。接下来，是刘少奇讲话。刘少奇讲话结束后，毛泽东从后台走出来，接见全体师生代表。当上万名满怀热情的青年看到毛泽东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激动的心情难以形容。扩音器里响起《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雄壮乐曲。“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响成一片。

        1966年8月1日下午2点45分，出席会议的人员都已到齐，毛泽东宣布开会。他作了简短的开场白，说：“这次八届十一中全会，今天以前算作小组预备会议，从今天起正式开会。大概是1号、2号、3号、4号、5号，开5天。今天开一次大会，全体到，中间开3天小组会，最后开一天大会，就行了。现在请小平同志宣布几件事情。”
       邓小平也用简洁的语言报告了会议出席人员情况和议程。接着是刘少奇作报告。
       刘少奇报告的前半部分，主要是以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主持者的身份，向全会汇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所做的工作，特别是在国际、国内各方面所采取的重大政策措施。后半部分，他讲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工作，并且在工作组等问题上做自我批评。
       毛泽东开始频频插话，会场气氛紧张起来。
        刘少奇说：“……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的情况一星期向主席汇报一次。这一段我在北京，文化革命中有错误，特别是工作组问题上出了问题，责任主要由我负……陈伯达同志正式写了一个不要工作组的书面提议，有两条。讨论时，多数同志的意见还是要工作组。最后我也发言，说我是主张要工作组的，工作组这个方式比较方便，要去就去，要撤就撤。”
       毛泽东插进来说：“当时只有去的问题。”
       刘少奇解释说：“那个时候已经是撤的问题。我说这个比较简单，要撤，下一个命令就撤了。”

      毛泽东反驳道：“陈伯达撤了，你们就没撤。”
      刘少奇只得又解释：“当时我考虑，这样大的运动，北京各院校大部分党组织已经瘫痪了，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不好。”  ，“怎么会中断呢？”毛泽东又插了一句。场内静寂无声。人们屏息静听着两位主席的不寻常对话。
      刘少奇继续说下去：“当时我想，是不是下这个决心撤，还是先看一看。这个时候主席回来了，我们就请示。主席就下了决心，撤销工作组。主席头一天就跟有些同志说了。陶铸同志、李雪峰同志也到我那个地方谈了。”
       毛泽东再次打断了刘少奇的讲话，厉声说：“工作组，不到百分之十是好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组完全是错误的。不管怎么样是做了坏事，一不能斗，二不能批，三不能改，起了一个镇压群众、阻碍群众的作用，起了坏作用。”
       1966年8月4日下午，按原定计划，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举行全体会议，代表们陆续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刚坐下，有关工作人员宣布，下午不开全体会了，改开小组会。与此同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另外一些人接到通知，下午3点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出席毛泽东召集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在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严厉指责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是路线错误。”刘少奇主动出来承担责任，说：“这段时间，主席不在家，我在北京主持工作，我负主要责任。”毛泽东接过话头，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当叶剑英讲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声色俱厉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犹如巨石投入水面，激起层层波浪。密云不雨的局面终于被打开，形势急速发展。1966年8月5日下午，刘少奇按原定安排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会见了赞比亚工商部长率领的友好代表团。回家后接到周恩来电话，要他最近不要公开露面，不要再会见外宾。
      

      1966年8月6日晚，林彪结束休养从大连飞抵北京，直接住进人民大会堂浙江厅，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同年8月7日，毛泽东的“大字报”在全会上印发。
      同年8月8日，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
      

      原定计划5天开完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现在是无论如何不能如期结束了。从8月8日下午开始，会议转入讨论毛泽东的“大字报”，批评刘少奇、邓小平。弯子实在拐得太急，大多数人思想不通。在讨论刘少奇、邓小平的“错误”时，表示同情者有之，沉默不语者有之，亦赞亦批者有之。自然，也有一些人一反常态，狠揭猛批，用词刻毒。
       在全会分组讨论的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了几次生活会，批评刘少奇、邓小平。
       

       江青不是政治局委员，却成了生活外的活跃角色。她策动一些人打头阵向刘少奇、邓小平“开炮”。然而并未完全如愿，陶铸第1个拒绝了她。结果，谢富治积极靠拢江青放了头炮。
      1966 年8月12日，是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最后一天。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全会在这天改选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们在事先印好名单的选票上画了圈，投了票。
      重新选出的11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最显著的变化有两个：一是林彪由原来的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二是刘少奇由原来的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
       刘少奇在选举后当即表示，他保证服从党的决定，努力认识自己的错误，不做任何不利于党的事。
      

        这次全会没有重选中共中央副主席，但后来对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4人的副主席职务不再提起，对林彪却仍称他副主席。这样，林彪实际上成了唯一的副主席，没多久在康生、江青的强烈要求下，便在党章明文称他为毛泽东的“最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请看续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