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牛：一个幽灵，徘徊在特色中国 2015-10-19作者:丑牛|来自:作者博客
文化大革命快五十年了，文革结束也近四十年了，有关文革的话题，不仅没因时光的流逝而消失，反而一阵高一阵地热了起来。
上届人大最后一次大会上，国务院总理宣布，薄熙来案是“文革余孽”，要重庆市委必须反思。今年春季，又刮起了“文革道歉风”，一些红二代们纷纷忏悔他们在文革中的暴行，把一盆盆的污泥浊水，泼向文革。
有关文革的评论、小说、戏剧、电影也活跃起来了。电影《归来》，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都是大手笔。至于茅于轼们的漫骂，袁腾飞们的污辱，毕福剑们的调侃，只算是“毛毛雨，下过不停”。
与之相应的维护文革的言论、文章，也从夹缝里破土而出，戚本禹的《回忆江青》，张维维整理的《张春桥狱中家书》，文革中的风云人物谢静宜的《在毛泽东身边琐忆》等，这只能算是“早春二月”后的“小荷才露尖尖角”。
改革开放和文革，文革和改革开放，如影随形。改革越是创新，文革越是时新。
前不久，作为改革开放试点的中信集团（光大集团）邀请了一批著名学者座谈改革开放三十七周年。集团掌门人孔丹在开幕、闭幕的讲话中都提到改革开放和文革的关系──没有文革，就没有改革开放。
这几乎是改革开放经济学派的共识。
把话反过来说，改革开放是对文革的否定，依据辩证法，改革开放也催生了文革。改革开放三十八年的历史正是这样发展的。
在改革开放二十周年时，人民日报两位高级记者、评论员合写了一本书──《交锋》。这是一本最完整地记录了改革开放中两种思想交锋的全过程的书。书的副标题是──《当代中国三次解放思想实录》。
二十年来，是谁和谁交锋？是两种什么样的思想在交锋？是在什么样的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在书的结束语中讲的明明白白，三次思想解放贯穿着一条反“左”主线：
第一次思想解放冲破了“个人崇拜”。
第二次思想解放冲破了“计划经济崇拜”。
第三次思想解放冲破了“所有制崇拜”。
直白一点来说吧：
第一次思想解放把毛泽东思想打倒。
第二次思想解放是把社会主义打倒。
第三次思想解放是让资本主义上台。
这正是文化大革命所反对的“资本主义复辟”。在这样的“思想解放”取得胜利后，农村里的集体经济全部瓦解，城市里的社会主义工商企业，“国退民进”，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大地上，私人资本，官僚资本，跨国资本一路高歌猛进。几千万工人下岗，上亿的农民沦为资本的奴隶。
又过了十年，改革开放三十年，《交锋》的作者之一的马立诚先生单独写了一本书──《交锋三十年》，这也是一本最完整地纪录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思想交锋的一本书，但马立诚先生对交锋的视角，有了很大的转变，不能把它看成是《交锋》一书的续篇，从书的副标题上就可以觉察到。
《交锋》的副标题是“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交锋三十年》的副标题是“改革开放四次大争论亲历记”。不说是“思想解放”，而改说是“大争论”，作者给自己留了很大的余地。这一点从书中的小题中也可看得出来，比如，《交锋》中第一次思想大解放的小题是：《战胜了“两个凡是”》，《交锋三十年》中改成《第一次大争论：“两个凡是”还是改革开放》，而在文中，又把“两个凡是”界定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争论的焦点便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和改革开放之争。实际上，是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是要改革开放，作者这一改变符合历史，但他所得出的争论结果却与历史相悖：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与改革开放，是性质完全相反的治国方略，将主流翻转过来，把改革开放推上主导地位，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正因为如此，“真理标准”和“两个凡是”展开的斗争，就成为第一次大争论的关键一役，这场争论的真正内核就是，要改革开放，还是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真理标准“获得最终胜利，是中国之福，整个中国正是从这里摆脱了旧时代的束缚”。
说这次争论的焦点是要改革开放还是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是符合当时的历史，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显然是一个大骗局。用一个已知的哲学定理加在改革开放头上，自欺欺人。改革开放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么？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经不起实践而不是真理么？当人们后来要把改革开放中的第一轮──农村大包干用到真理的标准的手法进行讨论时，没有一个改革家敢这样去做。到十八届中央一上台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也不能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哪是福？哪是祸？今天人民已经看得清清楚楚的了。
当作者写完了第一次大争论陶醉在改革开放取得阿Q式胜利之时，却在最后第四次大争论一章，赫然写了一个自打嘴巴的题目──《中国改革搞错了吗？》，他在赞誉了“改革开放创造了罕见辉煌，举世称奇”之后，又忧心忡忡地讲：
“高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也是触目惊心，腐败丛生，令人咬牙切齿，制假贩假，让人防不胜防，贫富分化，举国为之头痛，环境污染，代价祸及子孙，看病贵、住房贵、上学贵是不争的事实，老百姓心里发怵，民谚称之为‘新的三座大山’”。
“怎么办？是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解决这些问题，还是走回头路，倒退到普遍贫穷的时代‘取消’这些问题？”“第四次大争论就此展开……”
他列举了几次刮起的反对改革开放的旋风：称“郎咸平旋风是明星学者掀起质疑改革的巨浪”，称“刘国光旋风是姓社姓资风波再起”，称“巩献田旋风是（阻挠）《物权法》一波三折，终成正果”，称“张勤德旋风是‘左’的棒子队出手”，这里我们不可能对作者诋毁四股旋风的言论逐一地进行分析和批判，历史已经作出了认定：四股旋风今天仍在中国大地上呼风唤雨，而站在这四股旋风对立面的人，却一一倒下，包括作者马立诚本人今天的处境。
除了“四旋风”外，作者还列举了当时一些突出事件引发的争议，这里只说2007年山西洪洞县发生的“黑砖窑”事件。绵延十多里的黑砖窑大多采用了奴隶劳动，人犯子从各地诱骗少年儿童和智障人卖给窑主，他们失去了一切自由，被锁在工棚里，每天强迫进行十五到十八小时的劳动。由工头拿着皮鞭和棍棒监督着，驱赶着，有的孩子还被折磨死，失去亲人的家长们，结成了四百多人的队伍，寻找他们的孩子。
怎样看待这一事件呢？无数人指责这是奴隶劳动。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这种野蛮的奴隶劳动制度，是不可容忍的。许多人都认为这是改革开放后，放任资本对人的残酷剥削的恶果，其中就有北京离退休的老领导同志联名上书党中央，提出处理“黑砖窑”事件的建议。
马立诚在书中对这些老领导的上书，大肆攻击，说这是对“黑砖窑”事件的“离奇解读”。请看他在书上是怎样地对老领导同志进行指责的：“然而，却有人从一个意料不到的角度解读黑砖窑事件，并提出令人瞠目的建议”。
“《建议》说，山西黑砖窑事件是包涵着某些封建主义，奴隶主原始积累，残酷剥削，人吃人的悲惨世界的景象”。
“《建议》耸人听闻地说，山西黑砖窑非常突出地暴露出了一个摆在我们面前不得不深刻思考的，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大问题，这就是，我们正在进行的事业是不是在思想政治路线上发生了严重的问题，迷失了正确的方向？”
这是对黑砖窑事件离奇解读么？看看马立诚先生又是怎样“正确”解读的：
“很显然，黑砖窑事件成了他们反对改革开放，要求回到毛泽东时代的一个口实，其实，改革开放和黑砖窑事件之间，并不存在其因果等号关系。”然后就倒打一耙：
“文化大革命中，不是有二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吗？我们从来没见到‘左’的人物对这些比黑砖窑事件大得多的惨剧有任何反思。相反地，他们倒是盛赞‘文革’，鼓动和号召多来几次‘文革’。”
这种“含血喷人”的伎俩，出自一位高级记者之手，这才真正是“离奇解读”。
再过两年，就是“交锋”四十年了，这第四个十年，交锋的内容更丰富了：通钢事件、乌坎事件、石首事件、晋宁事件、襄轴事件、大庆事件、特钢事件、富士康事件……。还有北京街头的“茉莉花革命”，“0八宪章”派的公然现身，民族分裂主义者的活跃，历史虚无主义者的狂妄，薄熙来案的审判，王立军的叛逃……。你方唱罢我登场，让人扑朔迷离，眼花缭乱。
我们期盼着马立诚先生再写一本《交锋四十年》，仍然贯穿着一条主线──改革开放和文革的对立，或者如马先生所言──贯穿着一条反“左”的思想路线。我喜欢读马先生的书，不把它看成是“一家之言”，而是为一批改革派代言。从《交锋》和《交锋三十年》书中，我们看到，有多少位高权重的改革家，政治家学者站在他的身后啊！
但我又担心这本《交锋四十年》的书他难以完成。
第一，面对上述十年来的“事件”，他能解释成“与改革开放并不存在因果等号关系”吗？或者说“只能用深化改革的办法才能化解这些改革开放出现的问题”吗？
第二，他现在摇身一变，已是一位拥护军国主义的日本人了，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派的代言人，岂不羞煞人也！
是改革开放还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必将争论下去。
10月9日，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杜润生去世了，他最大的功绩是推翻了人民公社而建立了包产到户开创了中国改革的新纪元。天下第一村的牌坊仍然立在小岗村头，十四位农民的血手印已陈列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但“农村凋蔽，乡村解体”的“回乡记”却雪片似地见诸媒体，连总书记也不禁一声叹息：要让人们记得起乡愁。
其实，对“包产到户”的严重后果，毛泽东早就发出了警示：
“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侯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
［见马社香著《前奏》］
毛主席这段话是1965年重上井冈山丑牛（85）：一个幽灵，徘徊在特色中国时讲的，到今天，已经整整五十年了，大包干推行已三十多年了。是“中国农村改革之父”说的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呢？还是按毛泽东说的在演变呢？历史已经作出了结论。
中国农村改革开放之父和他的徒子徒孙们，只好祭出一幛魔幡来──“人民公社饿死了三千万”。有人批之为“历史的虚无主义”，岂止是虚无，是从“无奈”到“无赖”。
难怪当初拥护邓小平出山改革的王震将军，临终前说：“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五十年！”是啊，从1965年重上井冈山丑牛（85）：一个幽灵，徘徊在特色中国到2015年，恰好是五十年。是改革开放灵，还是文革──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灵？争论还会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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