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者按： 二十年前，我国政坛上升起了一颗挂着学者牌子、有着教授头衔和政治学权威桂冠的政治明星——王沪宁。凡是了解他的有关情况、尚未丧失党性和良心的同志，一谈起此人，都会大惑不解——为什么此人竟然如此被重用呢？！ 在他尚未进京到中央政研室之前，当时的中央政研室领导郑科扬同志就曾经到有关部门征求过意见。而鄙人有幸参加了我国一个最高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召开的有十余人参加的、郑科扬同志征求意见的一个会议。大家的一致意见是：此人不能重用。为什么？自由化思想很严重、且很系统。大家纷纷举例论证、说明。 这当时在我看来，王沪宁是不可能调入中央了。但是，结果呢？还是调入并且被重用了。由于我不了解情况，还认为郑科扬同志没有如实反映大家的意见，对郑表示过不满。事后得知，远不是那么回事。是我错怪了郑科扬同志，人家不采纳他反映的意见，他又有什么办法呢？再说，我们大家对于王沪宁的意见，人家不认可啊，反倒认为我们反映的意见是不对的呢！ “民主集中制”啊！“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啊！在十八大之前的我国的主要领导同志看来，只是说说罢了。 这里转载的文章，谈的比较详细。有一点需要补充的是，王沪宁还是资产阶级宪政学说的系统鼓吹者。本来十八大前我写好文章要批判的，但是，看到会议公报上此人进入政治局了，于是乎，公开批判他，就觉得有点不合适了。 但是，王沪宁的被调入、被重用，且步步高升，而多年以来我国理论界的混乱一步比一步的厉害。中国社科院院长王伟光同志写了一篇解释我国宪法第一条的文章（党的依法治国的决议指出：依法治国，首先要以宪法治国。）——“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竟然被围攻，这难道不是怪事吗？难道与他没有任何的关系？没有直接的，难道也有间接的吗！！！ 思想理论阵地是该到了清理的时候了！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挽救了社会主义事业，挽救了党。看来，此人的思想是到了彻底批判、清算的时候了！他仍旧留在中央领导岗位上，这与党章、党纪显然是不符合的，因为中国共产党没有也不允许有特殊的党员。 在转发此文之际，附带写了以上文字。 ——齐冀民 从逆向思维看“政治杀手” 萧山木 [参阅文章]编者按：以下所选的三篇文章，分别刊登在2008年6月的广州街坊分坛-芝加哥广州网（原主人公论坛）。网友高清同志的《一个政治杀手的自白》约1.8万多字，比较详细地介绍、综合与剖析了王沪宁的一些主要著述。网友颜真重同志《读〈一个政治杀手的自白〉后的印象》，把王沪宁八个方面的政治观点进行了剖析。网友萧山木同志又在前两篇文章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王沪宁现象”产生的政治条件、阶级根源、社会影响及其在统治集团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这三篇文章，对王沪宁一些政治观点和主张，从不同侧面和角度进行的分析和评论，比较客观、清晰、深刻。遵循“兼听则明”的精神，现予转发，仅供参考。 广州街坊分坛 芝加哥广州网 日期：2008-06-24 15:31 （一） 说王沪宁是个要扼杀共产党的“政治杀手”，看来此话不虚，然而，这个名为“政治杀手”的人，笔者看也不过是古今中外历史上司空见惯的那种御用文人——谋士或皇帝身边重臣的角色而已，所以，我们还不能说他是唯一的或最大的“政治杀手”。人上有人，天外有天。王沪宁的上边还有“人”，还有“天”。所以，对王沪宁的问题，不能孤立地看，而应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联系地看。没有宋徽宗的昏庸，不学无术的高俅能位极人臣当上太尉吗？没有慈禧的幕后决断和指挥，李鸿章敢在卖国条约上签字吗？没有戈尔巴乔夫提拔和委以重任，雅柯夫列夫能手握舆论大权、成为反马列主义反社会主义的重要干将吗？王沪宁的发迹，同样是这个道理。 所以，应该“公正”地看待王沪宁及“王沪宁现象”。王沪宁是自己“打入中共高层”的吗？既是，也不完全是。王沪宁自己主观上可能有这个愿望，但只凭他个人主观愿望，是干不成事的，更“打入”不了“中共高层”。要达到这个目的，他必须具有客观条件才行，而修正主义路线和这条路线的头子的青睐，是他往上爬的最为重要的客观条件。 修正主义的头目们为了推行自己的路线，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无不是利用自己掌握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来网罗党羽，选拔和重用与他们臭味相投并且死心塌地跟着干的“人才”，于是乎，王沪宁这个“政治杀手”，就鲤鱼跳进了龙门，顺利地进入中共最高层。综观王沪宁的历史，他之所以能从一名普通的教员和“枪手”，到进入核心领导层——书记处，有一个被“发现”、“培养”和“重用”过程。这就是说，决定王沪宁命运的，不是他自己，而是他的上司，最高领导和那条修正主义路线。 （二） 马克思主义认为，修正主义是一个集团而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修正主义集团所代表的也不是一伙人或一个阶层，而是代表一个阶级——即资产阶级。既然是代表一个阶级的集团，那么，在这个集团里就会有各色各样的人物，他们为着复辟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为了实现这个共同目标，首先要做的就是采取阴谋手段篡夺和控制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这一点他们实现了，并且长达30年之久。 其次，为了维持他们的统治，虽然他们抛弃了毛泽东思想，但他们却把毛主席为“治党”、“治国”而制订的一套组织领导原则和办法，拿了过来，为其加强统治所用。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集团里的所有成员的分工是明确的，领导程序是明确的，并且有明确的纪律进行约束。王沪宁虽然属于修正主义集团高层中的一员，属于重量级人物，但他毕竟还不是“为首”的，不是“核心”，也不是“常委”，所以，在这个最高权力机构里，他的权力还是有限的，虽然他可以影响最高统治者的决策，但他自己并不是主要决策者。即使像“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这样“重大”的发明都出自他的脑袋和手笔，但没有“一号”人物的肯定和挂名，也是不能写进党章，不能推而广之的。所以，我们对王沪宁的政治角色、影响和作用，应有个恰如其分的评估。 （三） 王沪宁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思想倾向、政治面目和政治主张等，显然都是上不了台面的资产阶级属性，但他并不想锁在深闺藏而不露，而是通过著书立说公开张扬出来。 正因为如此，才歪打正着——使他这匹小资产阶级的“黑马”被修正主义最高层的“伯乐”发现，产生“心有灵犀”的共鸣，如蝇逐臭，得到赏识和重用，他才如鱼得水，有机会在复辟资本主义的舞台上施展他的歪才和权术。 实事求是说，从王沪宁的文章和他为中央领导起草的讲话稿和文件看，他的文字功夫和知识水平并不高，政治见解更是浅薄、粗陋。然而他的强项是他对最高层的思想和意图揣摩得透，看得准，跟得紧。同样在中央政策研究室耍笔杆子的藤文生为什么没能高升书记处？卫建林为什么没能副转正？与王沪宁同期的一些局长们为什么没能“更上一层楼”，弄个副部级？关键原因是这些人的头脑里还有一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东西，他们的思想和主张不适合修正主义头子及其路线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讲，江和胡，并没有看错人，王沪宁的确是他们可以信赖的得力智囊、助手和干将。或许这就是毛泽东时代群众的口头禅所说：亲不亲，路线分吧！ （四） 组织路线与政治路线是密不可分的。毛主席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无产阶级政党是这样，资产阶级政党是这样，修正主义政党（实际上也属于资产阶级政党）也是这样。王沪宁就是修正主义政治路线所需要的“决定因素”中的一分子。 网友给王沪宁列举的“八大罪状”（见《读〈一个政治杀手的自白〉后的印象》），其实这“八大罪状”正是修正主义集团推行其路线所需要的“八大主张”。 “王沪宁鼓吹资本主义经济。”——从修正主义路线上看，这对啊！要不然，这些年他们加入WTO，搞“市场经济”，搞“国退民进”，搞“股份制”，最后“攻坚”干什么？不就是要改变所有制的性质嘛！不造这种舆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怎么能够消灭呢？！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怎么能建立起来呢？！ “王沪宁鼓吹资产阶级政治。”——从修正主义路线上看，这对啊！中央为什么提出政治改革？不就是要它适应私有制的经济基础嘛！不然邓小平和胡耀邦让反毛、反共的李锐当中组部副部长干什么？江和胡让中组部分期分批地组织党的中高级干部去哈佛培训干什么？君不见，连现任的中组部长都是哈佛第3批培训出来的学生呢！ “王沪宁吹捧资产阶级。”——从修正主义路线上看，这对啊！如果王沪宁不“吹捧”资产阶级，而是“吹捧”无产阶级，那他怎么可能进入书记处呢！对此，我们一定要“唯物”点，不可太“唯心”。 “王沪宁说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从修正主义路线上看，这对啊！如果他说“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我们要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那还怎么进行资本主义复辟啊！君不见，连中国人民身边的马克思——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把一个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建设成为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都被他们给靠边站了，他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旗帜”都不包括毛泽东思想了，何况远方的马克思和列宁呢！ “王沪宁歪曲‘五·四’运动的性质。”——从修正主义路线上看，这对啊！“五·四”运动，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如果不改变对它革命性质的诠释，修正主义怎么能顺顺当当地投靠到帝国主义的怀抱呢？！ “王沪宁诬蔑中共革命斗争史和所有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群众。”——从修正主义路线上看，这对啊！古人不是说，欲灭其国，先灭其史吗？邓小平把社会主义革命史都给否定了，何况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呢？！ “王沪宁主张把中国共产党改变成全民党。”——从修正主义路线上看，这对啊！邓小平给“全民党”的发明人赫鲁晓夫平了反，说反修斗争是“说空话”；江把资本家请进了共产党，到胡执政，全世界都“和谐”了，没有阶级斗争了，王沪宁喊几句“全民党”算不了什么，不过是向主子献媚，投主子的所好罢了！现在不是有“美国鹦鹉”一说吗？王沪宁就是一个“修正主义鹦鹉”，鹦鹉者，学舌而已！ “王沪宁要改变军队的性质。”——从修正主义路线上看，这对啊！党的性质都在他们改变之列，何况党领导下的军队呢？！邓小平为给美国“出气”发动的中越战争，制造了“六四事件”，参加了联合国“维和部队”，早都把人民军队的性质改变了，王沪宁的这一套已经是马后炮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他们把蒋介石请出来；纪念建军80周年，他们把林彪请出来；今年，被中宣部充分肯定的军事题材电影《集结号》，把解放战争的正义性也给否定了，人民军队的“变性”手术早就全面开刀了！ “王沪宁在台湾问题上迎合美帝。”——从修正主义路线上看，这对啊！修正主义集团就是要紧紧地依靠美国这个大靠山，来帮助他们完成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轨”呢！至于台湾的解放和统一，他们早就放弃了，钓鱼岛、东海、南海的主权他们也都放弃了。要知道卖国主义与修正主义是一对孪生兄弟！ “王沪宁是已混入中共高层的定时炸弹。”——从修正主义路线上看，这对啊！不过，他这枚炸弹还不是最大的，也不是最厉害的，比王沪宁大的、厉害的炸弹还有呢！ 笔者这些近似反话的逆向思维，是想说明一个道理，即，我们对修正主义思潮、修正主义路线、修正主义人物和修正主义集团的观察、分析和批判，一定要拿起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 （2008.6.24完稿，2015.11.15略作修改） 本文网址：https://host284.ipowerweb.com/~chicagog/bbs/read.php?f=5&i=64646&t=61080#reply_64646 读《一个政治杀手的自白》后的印象 颜真重 广州街坊分坛日期: 2008-06-10 21:34 高清先生所著《一个政治杀手的自白》一文长达三万多字。他引用王沪宁已发表的文章， 证明王沪宁是一个己打入中共高层的政治杀手。 高清引用的文章，一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发表的《重新认识中国——1993年中国发展报告》中王沪宁撰写的“导论” 和“政治篇”；二是王泸宁发表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的第三期的《转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结构》；三是复旦学报1989年第三期王的文章《新政治合理性的体认：以“五四为中轴”》 。 为了简便，本文引用其笫一篇文章时简称“报告”； 第二篇简称“转变”；其第三篇简称“体认”。 王沪宁使用了一连串隐晦的名词术语来表达其真实的政治主张。高清先生在破解了王沪宁的隐晦词语后，证明了王沪宁是一个主张实行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观念的人。这样的人，己经混进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做了书记，实在是很危险的。 印象之一，王沪宁鼓吹资本主义经济 他在“报告”中认为在中国“人们的社会人格发生变化，从计划人逐渐转向市场人，人们处在迅速扩大的市场社会中。”不加任何前置词的市场社会，恰恰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恰恰也就是经济人。 印象之二，王沪宁鼓吹资产阶级政治 他在“体认”一文中说：“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宪法》……提出的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弹劾权和考试权五权制衡的政治发展战略，均是极为精彩的。梁漱溟对新政治价值合理性也有透辟的研究，他曾指出：‘民主宪政在中国，都要从其固有文化中引伸发挥，而且于其当前事实，不断吸取外国制度’。” 他认为，新中国的政治体制因为“支持它的价值体系的合理性受到质疑，这种权利结构分崩离析就为期不远了。”他认为，人民民主专政是将要垮台的，将会被西方的三权分立、多党制、议会制所代替。 印象之三，王沪宁吹捧资产阶级 在其“转变” 一文中，王沪宁把中国的社会结构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古典结构”，指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结构和文化；第二种是近代或现代结构。他说：“近代结构基本上基于近代民主主义的价值系统”，“现代结构的内在含义在于西方民主主义文化，在于洛克、孟德斯鸠、卢梭、杰佛逊等人提倡的自然权力、主权在民、社会契约、权力分立等观念。”第三种是“最近结构，即1949年以后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指导下形成的政治文化结构。”王沪宁对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说：“最近结构缺乏这样的价值核心。”他所说的价值核心指的是西方的人权、民主等观念。他还说：“马克思主义本身是超越法学世界观（指西方民主宪政等观点）的，但在从未有过法学世界观的中国，它带来的结果并不都是积极的。”这实际上是说，马克思主义是不适合中国的，它给中国带来的结果是破坏性的。 印象之四，王沪宁歪曲“五·四”运动的性质 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 运动，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新文化运动。陈独秀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是这次运动的旗手。而王沪宁却把“五·四”运动，歪曲为追求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的运动。他在“体认”一文中说：“‘五·四’精神的基本特征之一，在于追求现代文明的合理性”，“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推动体认新政治价值的合哩性是一项首要任务。”而他所说的新政治价值的合理性，也即西方政治和价值观念的合理性。这是他自已承认的。他说；“新政治价值合理性取决于西方文明中的民主主义”。“新政治价值合理性实质上就是西方民主主义的价值。” 印象之五，王沪宁诬蔑中共和所有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群众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由于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是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作准备，所以，它不同于旧式的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早已经讲明白了。 然而王沪宁却妄图抹黑新民主主义革命。他在“体认”一文中说：“中国社会自二十年代末后便陷入内部两大势力（笔者按：即国民党反动派和中共及其领导下的军民大众）的武装冲突之中。在这场斗争中，双方都坚持新价值合理性的旗帜……。”即国共两党高举的竟都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和文化的旗帜。原来建国以前，我们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武装斗争，竟然举的旗帜和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是一样的。这难道不是对中共和中国人民的极大诬蔑吗？ 印象之六，王沪宁主张把中国共产党改变成全民党 王沪宁在“报告”中说：“执政党的功能、基础、任务和目标必将发生重大变革。传统体制模式逐渐显得与新经济基础（笔者按：指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新社会结构（按：指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和新文化（按：指资产阶级文化）氛围不相适应，实现党的深刻革新必须逐渐提上日程”。 怎么“革新”呢？他主张尽量吸收资本家及其代言人入党。他说：“当前应尽量吸收各界精英尤其是文化知识精荧和工商管理精英入党和抓紧重组现有党员队伍”。 现有私人企业主的33%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了，人数已达好几百万。不管是不是工人阶级先进分子，不管有无剥削，只要是精英，会发大财，就要尽量吸收入党，这就是王沪宁给中共开的一付剧毒药方。 印象之七，王沪宁要改变军队的性质 一切搞修正主义的人，最害怕人民的军队，所以最想改变我军的政治属性。王沪宁正是如此。他在“报告”一文中说：“经济环境的重大变迁（按：指私营经济的重大发展）又为中国军队由政治性向‘国防性’转型提供了某种富有积极意义的条件”，“利益关系分化和重组的过程中（按：指贫富两极分化），军队的利益有可能获得独立发展”，“军民关系也出现了一些重大变化”。“军职‘圣化’ 形象失落。……变成一个普通的职业符号。” 大家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执行政治任务的人民武装，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柱石。王沪宁却要我军丢掉“政治性”向“国防性”转变，就是说使军队脱离党的领导，像西方国家的军队一样，哪个党派上台，军队就听谁指挥。人民解放军官兵所从事的事业己经不再神圣和光荣，而是“一个普通的职业符号。”像廓尔喀兵一样，拿谁的钱给谁卖命。 印象之八，王沪宁在台湾问题上迎合美帝 美帝在台湾归属中国问题上，一直是“不统、不独、不战”，使台湾无限期地成为它在远东的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王沪宁在其“报告”中说：“要处理好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的矛盾，以事实判断压倒价值判断。”什么是“事实判断”？他指的是台湾当局至今不承认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是台海两岸的分裂状态。什么是我们在台海问题上的“价值判断”？他指的是我党一贯主张的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祖国必须统一，实行一国两制。王沪宁要中共和中央人民政府让台湾至今分裂，祖国统一大业未实现的“事实”去“压倒”实行祖国统一、一国两制的维护国家主权的主张。他还说：“台湾民众获得国际社会的实际权利，是大陆要认真对待的”。台湾民众在世界各地旅游经商等权利，我们历来是充分尊重的，不是早就欢迎台胞到各地投资和观光了吗？说我们过去没有认真对待是不对的。实际上王沪宁所指的是台湾当局要以独立国家的名义参与各国政府间政治交往。对这种实际权利，中国如不坚决反对，恰恰是支持了台独分裂活动。 结论：王沪宁是已混入中共高层的定时炸弹 以上根据王沪宁已发表的文章剖析出的八大错误主张，说明王沪宁是拥护和鼓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和文化，反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中国革命，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杀手。 流亡海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云飞扬 这样一个美国鹦鹉，却象火箭一样，从复旦大学的一个普通教师，坐上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宝座。他生于1955年10月，1984年加入中共，上世纪80年代，是复旦大学的教师，到1995年——1998年，成了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组长，1998年——2007年成了上述研究室的副主任和主任。十七大以后，成了中共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成了中共领导层的智囊人物。 全体中共党员，全国人民都有权利追问：是谁拍板对这徉的政治杀手提拔重用的？何时才能把这样的走资派钉在耻辱柱上？（2008年5月） 公布一件政治异己分子王沪宁 与曹思源狼狈为奸的证据 ——附：一个政治杀手的自白（修订稿） 作者:高清 曹思源何许人也？中共的政治家和理论家几乎没有不知晓的，就是一般网民亦可搜到其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洋洋大论。不消说他在1989年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中上窜下跳风头之劲，只看其近年来大肆鼓吹“把共产党改名为社会党”“军队国家化”，和疯狂叫嚣“人间正道私有化”，便知其立场如何之顽固。胡锦涛最近指出，看一个人的立场，不仅要听他说的，还要看他做的。这话没错，但是，我们无法设想王沪宁、曹思源这种脑袋里已经深深打上资本主义烙印的反共家伙，会立地成佛，也不幼稚地以为王沪宁当上中央书记处书记，就自然而然悔过自新，跟共产党一心一意，做社会主义事业了。否则，我们岂不成了政治上的傻瓜？ 谓予不信，请看我们公布的这份证据。2002年底，王沪宁扶摇直上，登上了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和中央委员的宝座。于是乎，中共党内外的政治异己分子不免弹冠相庆。其中，城府深者尚能隐忍不发，而如号称“大炮”曹思源者，则难免要舞之蹈之。 新年好！圣诞快乐！ 北国飞雪迎春到、海内又是贺岁时。谨此恭祝阁下岁岁平安、更上层楼。零三年盘点，出书三部：《政治文明ABC—中国政治改革纲要》、《国企改革，绕不开的私有化》和《修改宪法—保护每个人的合法权利》，发表文章77篇，两项合计74万字；各地（包括香港中文大学及美国七所大学）演讲47场；主持在青岛召开的“中国宪政论坛.2003—保护私有财产与修改宪法研讨会”，会议主要建议之一已在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公报的新提法中有所反应—“保护私有财产权”。 这些工作，桩桩件件，都离不开朋友的关心与帮助。新的一年，更有赖支持与合作。 祝您和您的家人心想事成！ 一个政治杀手的自白 打进高层的奸细 苏联解体，苏共灭亡，一个来历诡秘的人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是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雅科夫列夫。 史实表明，雅氏中青年时代即成为潜伏在党内的西方战略特务。他在美国大学研修，被中央情报局收买。政治上未成名前，他以政治学所谓新锐学者自拥，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词句掩护，变换花样地贩卖西方政治学说和政治体系，严重误导苏联的党和社会。他得到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赏识，平步青云进入中央决策层，很快象病毒一样侵袭了党的首脑和首脑系统的神经，掌握了话语权，使原本还算健康的改革步入歧途。其最重要的手段是：鼓吹“改造”共产党，最终迫使苏共退出了国家领导舞台；鼓吹“军队国家化、非政治化和非党化”，最终使苏军成为叶利钦实现个人野心的工具；支持分裂势力、纵容波罗地海三国独立，最终瓦解了苏联；亲自并鼓动一小撮人肆意诋毁俄国十月革命史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史，最终使苏共在全体人民中丧失了根基和影响力；全盘美化和推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制度及价值观念，最终颠覆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同形形色色的反共分子暗中勾结，最终公开倒向其怀抱。盖棺论定，雅氏是苏联党和国家最凶险的敌人之一。 19年过去了，苏东剧变留给中国党和中国人民的教训还有多少？中共高层究竟有没有雅科夫列夫式的人物？面对国内国外极其复杂的形势和情况，在自己的章程中仍然坚持信奉马克思主义、坚持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国共产党首脑和首脑系统，难得不需要扪心自问、审视自身？ 其实，若干年以来，至少北京、上海两地稍为通晓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专家就注意到，中共内部确有一个无论其真实内心还是外在手段，无论说的还是做的，都与雅科夫列夫不出左右的人物，并且正在沿着雅氏上升的轨迹快速上升。现在可以说，中共当前最大的危险分子，不在外部，而在内部；中国的雅科夫列夫，不是别人，正是现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 为了使人们，特别是没有经过系统地社会科学训练的人们，真正弄清楚王沪宁在一些重大历史关头是怎么表演的，到底要说什么、想干什么，我们不得不对他的代表性观点条分缕析，剥出其中反马克思主义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内核。 要害是“军队国家化”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王沪宁以复旦大学一名普通教师，参与了中共“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文件工作。同时期并出任总策划，谋划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重新认识中国 ----1993中国发展报告》，亲自写作了其中重要章节，甚至在中南海用长途电话遥控书的勘正和出版。他在这个《报告》里，宣示了将如何颠覆中共的“战略路线图”。而莫大的讽刺是，他居然带着这么一份礼物，进入中共最高决策咨询机构！ 《报告》共分九个部分，王沪宁主写了“导论”和“政治篇”。这个《政治篇》恰似一部变天书。王沪宁在繁琐辞藻掩护下，定就了颠覆中国共产党、颠覆中国人民解放军、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突破口。 《政治篇》在两处集中写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处是第37小节，另一处是第46小节。慑于当时的国内政治气候，王沪宁以其变色龙的特有嗅觉，自然不会愚蠢到公开提出取消党的领导，相反，他还把“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强化党指挥枪的原则”写入小标题。然而，就在他虚晃一枪的小标题下，贩卖的却是极其恶毒的货色。 首先，王沪宁歪曲我党我军的建军原则和建军史。众所周知，人民解放军从建军之日起，就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无论政治指挥员还是军事指挥员，都是党派出的、代表党组织去领导军队的干部。军队对党是听从的关系，是党领导下的一支重要革命力量，从来不存在所谓“军党一体化”的体制。我军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不是靠某个指挥员对麾下的“慑服”，而是党组织的坚强有力作用。我军更不是张国焘那样的野心家培植个人权威和用来同党讨价还价的工具。而王沪宁却胡说，中国军队历任领导人都是“克里斯玛式的文职人员，只有这种领导人才能沟通军党关系，才能创设军党一体化的体制，才能对纯粹的军人构成巨大的慑服和感召力量”（《重新认识中国----1993中国发展报告》第75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又说江泽民多次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寄托了对以制度化的组织权威替补魅力型的个人权威的希望”（第75页）而第37小节的标题也赫然是：“军队组织型权威初步形成”。（第74页）对王沪宁的“妙论”应该作何解释呢？惟一的解释是：在他说这通“妙论”之前大约68年里，人民解放军都是靠“个人权威”维系的，这是非“制度化”的领导，不具备合法性、正当性。只有用江泽民担任军委主席以来“初步形成”的“组织型权威”代替，才具备合法性、正当性。他这里所说的“组织型权威”，显然不是自始就是我军军魂的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力量，而是另有所指，下文再叙。王沪宁就这样恶意涂抹和篡改了我军历史，为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进行了历史铺垫。 其二，王沪宁抹黑军队同党的关系、军队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他声称“经济环境的重大变迁又为中国军队由政治性向‘国防性’转型提供了某种富有积极意义的条件”，“利益关系分化和重组的过程中，军队的利益有可能获得独立发展”，“军民关系也出现了一些重大变化。在改革开放后，社会利益的日益分化进一步松动了这样多少已经只限于象征意义的关系”，“军职‘圣化’形象失落。在一个没有英雄崇拜的时代......变成一个普通的职业符号”。（第74页）够了，够了，难道还需要别人再作什么解释吗？！王沪宁已经明白无误地表达了他的政治理想：军队将抛弃“政治性”，争取自己的独立利益；军队将不再“圣化”，即担当人民民主专政的柱石，而变成一个普通的职业；军民关系只限于象征意义。明眼人不难发现，这些貌似谈论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词句，包藏着什么祸心？ 其三，王沪宁是中央委员以上高级干部中，“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唯一的系统鼓吹者。在做了历史的和现实的以上两重铺垫之后，王沪宁关于“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更明确的观点跃然纸上： 1、军队非政治化 “政治作用转变。……在现代化规律的作用下，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拥有的广泛参与，无论在动机上还是在机会上都大大转变。”（第74页）“军人政治作用的转变是必然趋势……由一种伦理象征和权力象征逐渐变为一种职业符号。”（第86页） 2、军队国家化 “推动军队由政治军队向国防军队转型……有助于军队国家意识的复苏和加强。”（第75页） “提高军队专业化程度……还取决于新文化的植入……习得现代军人效忠国家的精神与普遍主义”。（第86页） 3、军队非党化 “进程在组织型权威逐步确立的过程中具有一种‘宪政模式’的特点。”“现任军委主席江泽民的新领导权威也开始渗透到组织型权威中。93年军报发表三篇长篇通讯……可以视为树立新领导权威的努力。中国这样的国家，具有强烈现代化取向的领导权威对组织型权威的确立从而最终导向军队的国家化是有很大作用的。”（第86页） 不妨稍为诠释一下这些晦涩的语言。在王沪宁看来，军队的政治作用就是“伦理象征和权力象征”。这应该是指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政治集团、人民民主专政工具、人民的枪杆子等等吧。倘若把这种政治作用转变了，那么人民解放军的性质和宗旨岂非要发生根本改变？这还不是赤裸裸地非政治化？ 在王沪宁看来，我军由政治军队转型，有助于国家意识的复苏和加强，将习得现代军人效忠国家的精神和普遍主义。言外之意是我军从来没有国家意识，只听从党，不忠于国家。这与逃亡国外的民运分子恶毒攻击我军是“党军”而不是“国军”，有什么分别？在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军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军队，自然也是国家的军队、人民的军队，这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常识。对此，披着教授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外衣的王沪宁，是真的不懂呢，还是曲意制造两者的对立，为鼓吹“军队国家化”大造舆论？ 在王沪宁看来，所谓“组织型权威”，即“宪政”。而宪政是什么？不过是西方三权分立、多党制、总统制、议会制那些老套路。这哪里是要“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强化党指挥枪的原则”？明明是要按照西方资产阶级一套彻底改变我军的建军原则和方向！明明是要在军队搞非党化！不过，王沪宁在推崇西方民主的同时，却不小心露出了封建主义的尾巴——溜须拍马。他祭起自己几年前为吹捧赵紫阳而编造的“新权威主义”，来个赵冠江戴，居然又吹捧起“江泽民的新领导权威”来了，并污蔑江泽民也寄望于宪政（“以制度化的组织权威替补魅力型的个人权威”）。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如此“歌功颂德”，用意何在？标题为“加强军队建设”的第46小节最后一句话，彻头彻尾暴露了他不怀好心，即借助江泽民“最终导向军队的国家化”。勿容讳言，这就是他所谓“加强军队建设”的全部出发点和落脚点。而江泽民在他眼里，不过是一枚棋子而已。历史的长河不会倒流。江泽民在任时没有办到王沪宁所希望的，这真是历史的万幸。玄机在于，江泽民在多次讲话中曾严厉批判“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反动谬论，而根据王沪宁的履历推算，他一定是参与了这些讲话的起草。那么人们不能不发问，是什么原因使王沪宁能够做到这样心口不一、贼喊捉贼呢？这是不是一切野心家阴谋家惯用的嘴脸呢？假如他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骗倒江泽民，在别的问题上呢？ “资本家入党”的策划者 江泽民在“军队国家化”这个问题上也许没有上王沪宁的当，但是在“资本家入党”问题上则可能中了招。中共建党80周年的讲话，其中一部分引起党内的质疑和批评，不少资深年高的革命家甚至发表了公开信，令党的首脑和首脑系统尴尬不已。而焦点之一大概就是“允许资本家入党”。中共17大作为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从头到尾只字不提这一话题，说明党全盘否定并舍弃了这个命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应该敢于承认，那个讲话的这一部分确实讲错了。 那么，错的这一部分，是不是江泽民原初的想法呢？我们无意为江开脱什么，但以江的光荣经历来看，早年从事地下斗争，解放初参加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留过苏，......“六四”后斥责不法商人“要让他们倾家荡产”等等，应该说江对资本家阶级的固有本质至少是清楚的。 谁是始作俑者？根据王沪宁的履历推算，应该就是这位时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西方媒体热炒的“理论化妆师”。实际上，早于80周年讲话六七年，王沪宁就抛出了这个一度害了中共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最终也害了江泽民在党内威望的“计策”。 《政治篇》在“展望与政策”一栏，开宗明义地提出：94年政治发展的主要目标，依然应该是开发政治资源。（第81页）怎么开发“政治资源”？王沪宁出于阶级异己分子的本能，将目标首先对准了中共自身。在标题为“尤其要加强执政党的建设”的第40小节开场白，他振振有辞地声称：“执政党的功能、基础、任务和目标必将发生重大变革。传统体制模式逐渐显得与新经济基础、新社会结构和新文化氛围不相适应，实现党的深刻革新必须逐渐提上议事日程。”（第81页） 这是什么意思？党的功能要变，岂不就是要改变与党的功能互为作用的党的性质吗？党的基础要变，岂不就是要动摇党的阶级基础工人阶级和工农联盟吗？党的目标要变，那共产主义这个最终目标和社会主义这个眼前目标，要往哪里变？是不是可以取消？谁都不会想到，今天李锐、谢韬、辛子陵之流鼓吹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原来发端于六七年前的王沪宁。他是他们道道地地的祖师爷！谓予不信，请看王沪宁的具体策划。 为着促使“党变”或者说“党的深刻革新”，王沪宁开了四副药方。 第一副是“推动执政党的非行政化”。何谓非行政化？他拐弯磨角说来说去，戳穿了其实就是这么一句话：“党组织不再介入和包办政府部门的管理活动”（第81页）。依据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和国家学说，我们或许可以同意党组织不能包办政府工作这种观点，但是说党组织不能介入“政府部门的管理活动”，则是绝对的谬论和谎言！资产阶级政党都不能够做到。奇怪的是，赵紫阳任上结结实实地搞过这种“非行政化”，如“改造思想政治工作”，取消国务院各部委党组等，遭到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严厉批评和全党的抵制；“六四”之后，为什么王沪宁还死抱住赵紫阳的阴魂，不离不弃，并隆重献给中共新首脑和首脑系统？ 第二副是“吸收各界精英分子入党”（第81页）。他不顾我们党挫败分裂阴谋以后高度团结统一的事实，危言耸听地说什么中共“这种超大规模的政党，人员、组织均难以做到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高度统一”，并说，为了适应“党的根本任务的转变”，“当前应尽量吸收各界精英尤其是文化知识精英和工商管理精英入党和抓紧重组现有党员队伍”（第81--82页）。不但吸收，还要“尽量”吸收，胃口不可谓不大，好象中共党员队伍中，严重缺了文化知识界和工商管理界成分似的。事态的发展证明，他所谓“精英”，不是中共党章关于入党条件所规定的工人阶级先进分子，而是新生的资本家。用“精英分子”这样一个极为含混的概念，表述共产党员的标准，显然是后来“资本家入党”的前导。这也算是王沪宁进入中南海后“不声不响追求”的成功一例。只是好景不长。 第三副是改组党的组织。他说：“学校、企业、公司、村镇的党组织相当部分已经只有名义，应该重新按行政区划设立党的各级组织部门”（第82页）。“按行政区划设立党的各级组织部门”是什么意思？就是把党组织变成松散的地区团体。这样，党的各级组织会自然而然丧失战斗堡垒作用。这是赵紫阳试图改造党的一个计划，王沪宁又把它检了起来，其谋不可谓不诈！ 第四副是“政策建党”。他幸灾乐祸甚至有些恶毒地说，改革“削弱了传统的意识形态的号召力和思想建设的吸引力”，“人们的政治评判标准从抽象的教条和狂热的迷信”转移了（第82页），从而鼓吹政策建党。什么“传统意识形态”，什么“抽象的教条和狂热的迷信”，何不明说出来呢？不就是中共的指导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吗？王沪宁对之痛恨一至如此，是有传统的，后文将会逐一披露。总起来看，所谓政策建党，实质上是要用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改造和武装我们党。他甚至荒谬地提出“党的纪律主要为这一政策过程服务”。几年之后，中共党内终于爆发了一场关于“资本家入党”的大论争，王沪宁这个乱党分子功莫大矣。 向“台独”妥协的政治投降主义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李登辉还在台上，台湾政坛的“台独”分裂主义，已经暗潮汹涌。王沪宁在《政治篇》中自然不会回避这一问题，那么他又使出了什么“妙计”呢？ 《政治篇》第47小节向中共领导人建言，“要处理好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之间的矛盾，以事实判断压倒价值判断……”，“台独与分裂，无论从历史、民族、传统，还是现实，都应该防止”，“台湾民众获得国际社会的实际权利，是大陆要认真对待的”。（第86--87页） 看，王沪宁说的多深奥，又多轻巧！照他的意思，对付“台独”分裂主义，我们不必坚决反对，仅仅用一个“防止”就够了。而再看他使用的句式，似乎“台独与分裂”都还不是现实。这究竟是掩耳盗铃，还是故意麻痹人们的神经？恐怕只有多次打着中共政治学新锐学者旗号，进出台湾岛，并与那里政界和非政界人士有联系的王沪宁自己清楚。 “事实判断”、“价值判断”又是什么玩意？翻遍王沪宁在这个问题上的所有陈述，都没有看到明确的解释。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用磨棱两可、含糊其词的概念以售其奸，这是一切机会主义者乃至阴谋家惯用的手法。后面我们将更多地欣赏到这种把戏。不过，人们还是能够从他绕来绕去的闪烁其词中，发现他的真意。说穿了，所谓“事实判断”，是说台湾已然是独立的，应该承认“台独”的孪生兄弟“独台”；所谓“价值判断”，就是我们的主权观念、意识形态、一国两制方针。（参见第76--77页）要我们“以事实判断压倒价值判断”是什么意思，恐怕谁都能够弄得明白吧。 好了，若然承认“独台”，若然不谈主权要求，等等，那么王沪宁自然会向中共领导人提出“台湾民众获得国际社会的实际权利”问题。实际上，他“妙计”的这最后一句，才是他的真正企图所在。请问王沪宁，台湾老百姓在世界各国没有旅游、经商、消费、居住、上学、交流等的权利吗？如果有，请问你还要为他们争取什么权利？王沪宁一贯做贼心虚，他在这里所说的“台湾民众”，其实就是“台湾当局”；“实际权利”，就是允许台湾当局同世界各国进行政府间交往的政治权利、外交权利。请问哪一位中共领导人敢于违背民族意志，做出这样的决策？！ 历史常常有雷同之处。苏联波罗地海三国，由出现分离倾向到在西方干预下终于独立的情景恍如昨天。王沪宁的这些投降主义谬论，与当年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之流对事态的一再忍让妥协，何其相似乃尔！ 蹩脚的西方新自由主义布道士 王沪宁本人经济学方面的知识极为贫乏，但是这个惟西方马首是瞻的“精英”，对资本主义国家花样翻新的统治思想，却表现出如蝇逐臭般的敏感和迷信，在代理和推销中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上世纪90年代，正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甚嚣尘上，并且长驱直入一批发展中国家的时候。王沪宁似乎从中看见了中国经过“六四”风波之后重返资本主义道路的希望。于是在《导论》和《政治篇》中，用词不多却欣喜若狂地贩卖起新自由主义的货色来，并大大地“发展”了。 不妨摘录几段以飨读者。 “人们的社会人格发生变化，从计划人逐渐转向市场人，人们处在迅速扩大的市场社会中。”（第8页） “中国社会，政治的特性越来越突出其‘经济化政治’的特性。” “‘经济化政治’是目前以至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政治发展的总趋势，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第59页） “与当今国际社会政治发展的趋势一样，与一般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途径一样，中国政治日益显示了一种‘经济化政治’的特点。这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要求，是客观的力量所致。”（第5页） 众所周知，西方新自由主义最著名的概念之一是“经济人”，以此为基石才建立其整个理论体系。王沪宁好象嫌“经济人”概念用在中国，力度还不够，还引不起振聋发聩的轰动及效应，竟然声音提高若干分贝，喊出“市场人”“市场社会”，企图唤醒13亿“计划人”，俨然一副救世主的架势，殊不知恰好暴露了他的西方传道士嘴脸。至于他所说的大趋势——“经济化政治”，是不是鼓吹把市场经济的原则带入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江泽民批判过），是不是鼓吹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江泽民也批判过），诸君自会明断。 如果以上还不足为论，还不足以证明王沪宁企图颠覆社会主义制度，让我们的社会变天，那么可以说，没有比他的下述“重要思想”更露骨的了。 “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既存在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又存在等级--阶层。”（第9页） “93年中国法制建设的总体思路在于以法律构建市场经济体系，但必须在原有的政治制度框架中进行。从长远来看这一思路有悖于法制经济的建立。”（第66页） 我们不禁要问教了多年政治学的“精英”王沪宁，等级和阶层是可以划等号的吗？你是第几等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又是第几等级？在人民内部分等级，这种模糊以至篡改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和阶级分析方法的修正主义伎俩，若干年后结出了苦果，严重误导了中共首脑和首脑系统对社会结构的判断及对社会成员的认识，以至闹出“资本家入党”这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大笑话，演出了企图使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变天的序幕！ 我们还要问现在身为中共中央书记处成员的王沪宁，不管你怎样拐弯抹角颠来倒去，我们都已看懂了，1994、1995年的时候你就断言，“从长远来看”，“在原有的政治制度框架中”“以法律构建市场经济体系”，“有悖于法制经济的建立”，这是不是冀望最终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倘若连中国的政治制度都改变了，你要建立的是哪家的法制经济？论及于此，不禁想到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关于人大建设要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宣示，果然如此，则中国仍旧有幸。总之，王沪宁在《重新认识中国—1993中国发展报告》中系统的反马克思主义，乃至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并不是他偶然的或一时的认识失误，而是他长期的一贯的政治背景和政治信仰决定的。 顶礼膜拜西方资产阶级民主 而同王沪宁以往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相比，《重新认识中国——1993中国发展报告》的《政治篇》，创造了几个第一：第一次明确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第一次明确鼓吹改变党的性质和宗旨，让“精英分子”入党也就是资本家入党；第一次明确鼓吹所谓“事实判断”，要求中央政府承认“独台”；第一次明确鼓吹“市场人”“市场社会”，市场经济必将抛弃社会主义政治制度。问题是，王沪宁何以在1989年政治风波才过去不多几年，在中共14大坚定重申四项基本原则过去仅仅一年，一般的“持不同政见者”尚不敢胡言乱语之时，就敢于道出这种极其鲜明、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有什么背景和来头吗？点检一下王沪宁的履历不难发现，正是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王沪宁去了一趟美国，在一所培养美国统治阶层的“常春藤”学院进修半年多；又去了一趟台湾。他是得了别人的真传，还是衔着别人的使命而为之？又是否因为已经有了中共首脑和首脑系统的卵翼保护而有恃无恐？但不管怎说，《政治篇》作为王沪宁本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之登峰造极，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同时又与他以往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一脉相承。 事实上，早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前，王沪宁就一直与一帮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如今蛰居国外的“民运人士”打得火热。他是王军涛、高渝主持的《经济学周报》的热门撰稿人，是钦本立《世界经济导报》的当红小生。政治学界广泛流传的“北严（严家其）南王（王沪宁）”，更说明了两人在贩卖西方政治制度和政治学说方面沆瀣一气、此呼彼应。他还是李锐、鲍彤、李慎之、曹思源等思想极右人士看好的“新锐”。至于王沪宁与上述人等的秘密活动及往来，亦应有人证事证。所有这些，一个负责任的中共干部部门是不难查出的。否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当时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和国家教育部负责人，都坚决反对把王沪宁调入中南海？但是，当时某个大人物，却独独对这个不仅在1989年以前，甚至在1989年政治风波中还朝共产党泼粪的人那般偏爱，这是为什么？ 远的不说了，我们且透过王沪宁1988年、1989年打着学术名义的两篇代表作，看看这位“学者”骨子里究竟卖的什么药。第一篇是《转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结构》（见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三期第55-64页，以下简称《转变》）。 研究过政治学的人一眼就可以看穿，《转变》无论就其方法论还是基本观点，都抄袭了西方资产阶级的“现代化理论”。后者是冷战期间美国政府直接拨款和指导的官方学派，所设计出来的一套官方理论。它的矛头，直接对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它的目的，是要对包括苏联、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思想渗透，促使其和平演变，并与社会主义阵营争夺刚刚获得政治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这在它的要义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因为，所谓“现代化理论”，归根结底是要人们相信，先发的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道路，是后发的第三世界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它头脚颠倒地解释和说明历史，把社会发展的原因和动力，归结为本来属于上层建筑的人们的价值观念、感情、心理、态度等，即所谓“政治文化”，完全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背道而驰。王沪宁的《转变》，可谓彻头彻尾贯穿着这种唯心的历史观和反动的政治目的。限于篇幅，我们不准备批驳他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否认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根本矛盾——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的歪理邪说，这里只揭露王沪宁文中所表达的政治目的。 《转变》在抄袭西方“现代化理论”诠释中国“政治文化”时，从纵的方向上把中国“政治文化”分成“古典结构”、“近代结构”和“最近结构”。刨去王沪宁那一大堆故弄玄虚的废话，所谓古典结构，其实就是指封建社会的政治统治原则和思想。 对于近代结构（王沪宁有时也写做“现代结构”——引者注），王沪宁讲得比较坦白：“近代结构基本上基于西方近代民主主义的价值系统”，“现代结构的内在含义在于西方民主主义文化，在于洛克、孟德斯鸠、卢梭、杰佛逊等人提倡的自然权利、主权在民、社会契约、权力分立等观念”。这不就是我们所说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原则和思想，或曰资产阶级民主吗？！ 什么是最近结构？王沪宁十分肯定地说：“最近结构，即1949年以后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指导下形成的政治文化结构。”这当然是指新中国成立后上升为统治阶级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原则和思想，或曰社会主义民主。 王沪宁做这样一个区分，是为学术而学术吗？显然不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的第一个算盘，是吹捧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而大力吹捧，自然是为着向人们兜售。王沪宁声称，体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古典结构，“重心性、重伦理、重修身、重至善、重道德，因而政教不分，政学相同”，是以文化为中轴的政治文化。体现西方政治文化的近代结构，“重社会、重法制、重权利、重制约，因而政教相分，政学相分”，是以制度为中轴的政治文化。王沪宁对后者崇拜得五体投地，赞美道：“这一结构是近代中国没有达到的境界，故特别具有吸引力。”且不说他的比较是否正确，这不是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才是特别具有吸引力的境界吗？！联系到他把所谓最近结构，也算作以文化为中轴的政治文化，其褒谁贬谁不是十分清楚吗？！联系到他在 邓小平多次强调，我们决不搬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同样是这个王沪宁，在即将调入中南海前夕，却突然连篇累牍地在上海《文汇报》等媒体上，发表衷心拥护邓小平有关论述的文章。这不是欲盖弥彰吗？然而，这既无耻又无济于事。猎手们都懂得，恶狼即使披上羊皮，也遮不住那双贼眼。历史会留给王沪宁原形毕露的那一天。 妄图颠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王沪宁的第二个算盘，是大力诋毁和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须知王沪宁《转变》发表的1988年，正是邓小平领导中共粉碎方励之、刘宾雁等人掀起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恶浪的第二年，也是中共13大后赵紫阳的右倾调和主义蠢蠢欲动之际。一方面是重量级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败走麦城，元气大伤；另一方面，赵紫阳展现的政治姿态仿佛令人回味无穷。但无论如何，谁都能感到，鼓动青年学生走上街头同共产党公开对抗，是暂时使不得了。正是在这个时候，王沪宁跳了出来，发表了《转变》。如果说顶礼膜拜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是王沪宁灵魂的本原，是《转变》之矢；那么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则是《转变》之的，是王沪宁深为不齿的。而王沪宁挑在这个时候出来放他的矢，全部意图就在于给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输血打气、出谋划策，指点他们隐身在共产党内，用和平的办法谋求演变直至颠覆共产党的理论基础和政治基础。一句话，改用软刀子杀人！这样说，会不会冤屈王沪宁呢？ 前已提到，王沪宁给社会主义民主下了一个非常明确肯定的定义：“即1949年以后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指导下形成的政治文化结构。”但是，它在王沪宁眼里却是空中楼阁，是异端，是早产儿、木头人，甚至是个怪胎。请看： “最近结构以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观为主导，以超越近代结构为目的，更不去言古典结构。然而，最近结构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才能超越，这也是当时设计者立论的基础。这一点在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中脱胎出来的社会主义中国还不具备”，“结果是最近结构被高度强化，其中最激烈的成份被扩大，以压倒其他结构。”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统治地位，……出乎意料的是，‘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指资产阶级民主——引者注）被无意地制止了，而‘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指封建主义——引者注）却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发展环境，继续生长，甚至介入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的价值系统，表现为一些奇特结合与联体。”“1949年后，近代以来从‘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向‘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转变的步伐放慢了。” “最近结构既形成了又没有形成。说其形成，是因为它也有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了；说其没有形成，是因为自我否定不断，还在寻求自己的血肉之躯。”“价值核心其实并非高不可及的东西，而是普遍的但深入人心的几个概念……但最近结构中缺乏这样的价值核心。” “马克思主义本身是超越法学世界观的，但在从未有过法学世界观的中国，它带来的结果并不都是积极的。”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弦外之音是：社会主义搞早了，搞糟了；中国没有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太可惜了；社会主义民主无血无肉，没有灵魂；马克思主义不适用中国。请看，邓小平批驳了多少遍的这种资产阶级自由化典型论调，又被王沪宁罩上学术外壳端了出来！ 依照王沪宁的逻辑，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出路何在？他以特有的政治嗅觉断言：“总结历史变革，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还是倾向于走从‘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向‘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的道路，这是需要的，也是必然的。最新的转变使之更加明朗化了。”“在既存体制尤其是政治体制发生转变的条件下，政治文化的转变是必然的，在某种意义上，它恢复了向‘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的演进。”王沪宁与赵紫阳当时企图大刀阔斧地把政治体制改革引到资本主义方向，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 不过，王沪宁的倍加阴险却在于，他要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中国使用“掏心”战术，打出了“主轴变动”的旗帜，策划从内部消解马克思主义。他绘声绘色地说：“时下处于转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还不能说确立了确定的价值系统”，“今天铸造价值核心，就是把握从‘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向‘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转变的总体过程，选择有利于这场转变的核心概念”，“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基本上围绕着最近结构的价值系统展开，一旦这个主轴变动了，整个政治文化就势必要转变……当务之急是形成新的价值系统”，“使近代结构中体现现代民主精神和人文思想的成份找到依托点，找到生长的机制”。直到1991年6月，在提交南京大学一个研讨会的论文中，王沪宁还隐晦地表示要“除开”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被时不我待的主观期望和客观性整个地冲垮了。……研究它，须除开十九世纪，乃至二十世纪，甚至几千年来所形成的‘思维定势’”。 王沪宁在这里忽悠来忽悠去，到底想说些什么？有必要翻译一下。他无非是说，中国当前的民主政治建设（或政治体制改革）缺乏目标和参照系；要由封建主义+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怪胎“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向“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即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转变，必须提出新的口号；为此，首先必须抛弃“最近结构的价值系统”——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同时宏扬“近代结构”的精神——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总而言之，进行“主轴变动”。为此，王沪宁还用赞赏的语气描述改革十年后中国政治思想的变化：“（一）从革命性文化转向建设性文化；（二）从政治倾向文化转向经济倾向文化；……（五）从精神偏重文化转向物质偏重文化；……（八）从理想描绘文化转向现实描绘文化。” 请看，告别马克思主义，告别革命，告别政治，告别崇高，告别理想，真可谓五毒俱全！是什么蒙住了某些人的眼睛，一条毒蛇睡在身边仍毫未觉察呢？！ 恶毒污蔑我党我军的历史 日月如白驹过隙，转眼到了1989年。由于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纵容放任，这一年春天开始，国内外敌对势力在大江南北推波助澜，掀起一场严重政治动乱。动乱的目标十分清楚，就是推翻共产党领导，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动乱对每个共产党员都是特别严峻的考验，更不要说对于处在风口浪尖、需要面对青年大学生、身兼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特邀研究员的大学教员王沪宁。那么，在新中国建立以后这波空前未有的时代风浪中，此公经受住考验了吗？亦或扮演什么角色？ 真令人难以置信，这位入党不到五年的“政治新秀”——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特邀研究员，却于动乱之际趁火打劫，向中共射出了又一支冷箭。他在1989年5月问世的复旦学报第三期发表文章，题为《新政治价值合理性的体认：以“五四”为中轴》（以下简称《体认》），非但更加顽强地表现出对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的膜拜，再次往中共的身上泼粪，而且企图火中取栗，煽动青年学生制造更大的、改朝换代的政治动乱。当然，狐狸总要藏好尾巴才出洞，这一切依然是用隐晦生涩的文字包装的。 先来看前一方面。首先，王沪宁故意把水搅浑，歪曲五四运动及新文化运动的性质和意义。 众所周知，1919年5月肇始的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产业工人、学生和其他群众掀起的反帝反军阀的全国爱国运动。特别是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突破了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决定了五四运动的性质和意义恰如毛泽东所论：“在于它带有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由此，五四运动成为划分时代的标志，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五四运动之后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则以进步思想界介绍、宣传和研究社会主义为突出特点。李大钊、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其时已经信仰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而王沪宁是怎样污蔑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呢？ 这要从他对辛亥革命的评价谈起。《体认》明确宣称，辛亥革命是对所谓“新政治价值合理性”的肯定。什么叫“新政治价值合理性”？虽然王沪宁故技重演，还想拿这个抄袭来的洋名词忽悠人，最终也不得不漏了底：“质言之，新政治价值合理性取自于西方文明中的民主主义”（复旦学报1989年第三期第33页，下引此刊只注页码），“新政治价值合理性，实质上就是西方民主主义的价值”（第34页）。我们帮他说得明白一点，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 接着，他喋喋不休地重复道，什么“‘五四’精神的基本特征之一，在于追求现代文明的政治价值合理性”（第32页），什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推动体认新政治价值合理性是一项首要任务”，“新文化运动的一项主要任务，便是想最终确立新政治价值合理性”，“体认新政治价值合理性的努力，是‘五四’的主要趋势”（第34页），什“‘五四’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一场新价值合理性的风暴”（第35页），等等。并称陈独秀、李大钊与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在认同新政治价值合理性方面，基本相同”。 王沪宁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本事真大！把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对英美等帝国主义的群众爱国运动，说成性质同辛亥革命一样，纯粹追求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和启蒙，说成掀起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的风暴；把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同落后于时代潮流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相提并论；王沪宁就这样有意篡改历史，给中共历史和中国革命史的起点涂抹了污点。 王沪宁并未就此止步，以其阶级异己分子的本能，他不会放过中共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功绩。如同他在1988年祭起“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污蔑中共一样，这一次他把法宝换了个名字，叫“新价值合理性”，公然污蔑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同国民党反动派一样，都举着所谓“新价值合理性”的旗帜，企图一笔抹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宗旨。他说：“中国社会自二十年代末后便陷入内部两大势力的武装冲突之中。在这场斗争中，双方都坚持新价值合理性的旗帜……这种夺取政权建立政权的方式，不同于民主主义本身的逻辑”（第35页）。 王沪宁矢言“双方都坚持新价值合理性的旗帜”，这真是莫名其妙的混蛋逻辑！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同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动政权斗争了28年，牺牲了千千万万革命烈士，到头来却是要在中国实现他“新价值合理性”，即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只有王沪宁这类政治骗子才能如此指鹿为马。事实上毛泽东早就批驳了这种反动谬论，指出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甚至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都有原则的不同。表现在一部分纲领上，有无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上，宇宙观上，革命的彻底性上（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88页）。不过，从王沪宁的这种混蛋逻辑中，人们可以看得更清楚了，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在他心中是多么根深蒂固，简直成为衡量一切、检验一切的唯一标准。 顺便说说，王沪宁过去的许多文章，其实都贯穿着这样的标准。比如1986年5月《世界经济导报》上的“‘文革’反思与政治体制改革”，就借总结历史教训之名，攻击中共“对社会生活有着全面的政治领导权，而党的领袖对党又有绝对的领导权威”（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两年以后，这个政治变色龙为向赵紫阳献媚取宠，却大吹特吹“新权威主义”），攻击我国社会“完全谈不上司法独立”，“缺少尊重公民民主自由权利和人权的传统”云云。可见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已经给他打上深深的烙印。由此又联想到今天某些人大作消解革命、涂鸭英雄的文章，如《集结号》之流，其源盖出于十多年前的王沪宁。 但是，人们，请不要忘记，言说历史最终是为现实服务的。王沪宁在那个特定的岁月，抛出这样一篇充满“新政治价值合理性”主旋律的文章，决非为文而文，也决非纯粹的学术研究，而是意在言外——正所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在一九八九年严重政治动乱中呼风唤雨 毋庸讳言，在1989年春夏之交党和国家经历生死考验的危难时刻，王沪宁不但已经是学术“名人”——复旦大学国际政治学系的副教授，而且已经是政治上的“红人”——被上海市委某个人相中，充当市委组织部特邀研究员。以那时追捧“新秀”的世态，应该说他在青年学生里有一定影响。那么他是怎样发挥影响的呢？他与党同心同德，共度危难了吗？ 事实胜于诡辩。仔细研读《体认》，我们有充分根据说，王沪宁在那些风云诡异的日子，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说他白天是人、夜里是鬼，一点也不过分。正是在《体认》这篇黑话连篇的文章中，他把对中国没能走上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而耿耿于怀、心有不甘、念念不忘的情结，化作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刻骨仇恨，忘乎所以地鼓吹西方民主“是合乎历史发展的”，给当时（四五月份）正在向全国蔓延的严重政治动乱煽风点火。 请看王沪宁当时都散布了些什么： “直至今日，我们还不能说……新政治价值合理性得到了全面的、普遍的、切切实实的体认”（第34页）。 “自‘五四’运动之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传播，使对来自西域的新政治价值合理性本身发生异议……已将民主区分为旧民主和新民主，已提出了资产阶级民主和劳工大众民主的差异……无异冲击了新政治价值合理性的体认……未能推及到现实运作之中”（第36页）。 “近代以来以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达到顶峰的新政治价值合理性的风暴……无力促成一种符合要求的全新的权力结构。中国的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迟迟无法流畅地展示。这样一种结局，值得深长思之”（第36页）。 “七十年过去了，我们反观历史，看到了新政治价值合理性是合乎历史发展的，但同时也看到中国社会蕴含着阻碍它变为现实运作的种种机制。直至今日，中国社会依然受着这场风暴的影响”（第36页）。 “中国之政治文化不同于西方的政治文化，基本上是‘以文化为中轴的政治文化’……一旦支持它的价值体系的合理性受到质疑，这种权力结构距分崩离析就为期不远了”（第33页）。 不需要多作解读，一切有良知的人们，都可以从王沪宁这些近乎歇斯底里的哀叹中，读出他对于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的渴望向往，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仇视，以及煽动青年学生加剧闹事的险恶用心。他不是在大加张扬地鼓吹“反观历史，看到了新政治价值合理性是合乎历史发展的”，即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是合乎历史发展的吗？他不是在攻击中国共产党曾经区分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区分资产阶级民主和劳工大众民主，因此中断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吗？他不是在攻击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政权，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的进程吗？所以，“新政治价值合理性”得不到体认，现代化没有很快实现，全是因为社会现实中阻碍重重。今天，要“促成一种符合要求的全新的权力结构”嘛，那就让旧的权力结构“分崩离析”吧，而首先是使“支持它的价值体系的合理性受到质疑”，即是说，抛弃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还不是发出要推翻中共政权、推翻马克思主义的明确信号？！四五月份的动乱发展到六月初的反革命暴乱，是不是有王沪宁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一份“功劳”？！ 事实上，王沪宁在这篇《体认》里，也不乏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鞭鞑。他声称：“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政治价值体系，内在地不具备工具合理性的详细成分，而是以经济的充分弘扬为社会基本组织的架构”（第35页）。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过去一直着力维护自己的新政治价值，也未及着力做工具合理性的研讨，在突然掌握了全国性政权后，会产生怎样的结果，不难想见”（第36页）。 什么叫“工具合理性”？王沪宁也没有正面回答，但我们还是能从他的下列陈述里找到答案：“其实，对工具合理性的研究并不是没有， 说来说去，王沪宁仍旧不忘咒诅社会主义制度“内在地不具备工具合理性”，仍旧离不开资产阶级宪政那出戏，离不开三权分立、多党制、议会制那条路。我们始终不明白，王沪宁留恋的这种货色，究竟“新”在何处？共产党的老祖宗们不是早就把它揭露得体无完肤了吗？如果说一些对马克思主义知之甚少的青年学生受其蛊惑，还情有可原，那么中共的高级干部甚至首脑为什么竟会上当？这里也要善意地提醒当今中共高层，由于王沪宁掌握了一部分话语权，他从西方抄袭的一些磨棱两可的概念，已经打进中共各种文件，正潜移默化地改变中共长期形成和经过检验的正确理论和话语体系，可能给党带来难以预测的危害。 也许是王沪宁像雅科夫列夫那样接受过特殊训练，太过阴险狡诈，或者后台太过强大，以至于一个有着七千万党员的党代表大会，还要将他“决定”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然而，从以上我们援引的材料看，莫说书记处书记，莫说中央委员，就是一个普通共产党员，他的条件也根本不够。难道中国共产党真的朝中无人了吗？！难道所有中国共产党人，都麻木了吗？都已经准备接受如苏共灭亡那样血淋淋的讽刺？！ 作为此一系列檄文的结束语，我们愿将貌似王沪宁的同党，流亡海外的民运分子云飞扬 “中国在八十年代思想最理智又最激进的改革学者，是王沪宁，而绝对不是所谓赵紫阳的那些左膀右臂（指鲍彤、陈一咨、严家其——引者注）。当时赵紫阳曾经要重用王沪宁，王也为赵出谋划策（请查看当时海内外资料）。我再次恳求大家，是否可以把1989年以前王沪宁的文章，和上面三位1989年前的文章拿出来比较一下，前者是脚踏实地，要一步步改革，最终在中国消灭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共产党（先使共产党有名无实！）；如果我们现在把那三位请回中南海任高级智囊，他们还会提出更好的对付共产党的软刀子吗？” 连中共的敌人都看出来了：借着改革的旗号——先使共产党有名无实——最终在中国消灭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共产党！王沪宁是不是一步一步这样做的呢？历史正拭目以待，而中共的首脑和首脑系统，也到了考虑该如何对历史负责的时候了。 这里是广州街坊论坛，本网站版权归《广州街坊》所有，设计版权共享，所有文章欢迎转载。 （结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