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和平演变’的活榜样” —— 社科院老党员 向中央巡视组举证 王化信
苏共垮台苏联解体，西方培育并在和平演变中崛起的那支“文化部队”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社会科学院——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最高学术殿堂，作为国家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中共中央信赖智囊团理应与中共中央精神保持一致，坚定中国的政治立场、坚持正确的政策方向及学术导向，切莫抱着“欢迎西方思想渗透的态度及出发点” ，这是十分危险的。 ［按］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以及致使苏联从一个超级大国沦为“一丝不挂的乞丐”，西方培育并在和平演变中崛起的那支“文化部队”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他们披上学术外衣以及打着先进思想旗号，帮助西方及境外敌对势力，积极鼓吹，竞相背叛，为了得到西方人的赏赐和谋取新的位置，竟然向用血汗养育自己的国家挥起锋利的匕首，威逼自己饱受推残、含垢忍辱的母亲“承担历史进步不可避免的代价”，并向奄奄一息的祖国痛下杀手。得道兴国、逸豫败亡、警钟长鸣!。 社会科学院——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最高学术殿堂，作为国家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中共中央信赖智囊团、国务院重要思想库，其政治立场、思想动态、科研价值观及学术风气必然影响到全国，势必产生无穷的榜样力量及感召力。理应当与中共中央精神保持一致，坚定中国的政治立场、坚持正确的政策方向及学术导向，切莫抱着“欢迎西方思想渗透的态度及出发点” ，这是十分危险的。 中央巡视组组长王怀臣同志、副组长彭文耀、赵春光、黄建平及巡视组全体成员同志们： 你们好! 你们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已经半个月了，大家辛苦了!我想各位已经开始了解到了许多问题。有些问题你们大概也会感到难以理解。 譬如：被称为“中国学术界第一骗术”的“五蒙三盗术”，其核心技巧不过是“窃贼掉包”、“赌徒换牌”这类小把戏，为什么能在博导成群、教授如林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横行十七年不败不倒?难道这就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参谋部”和“国家智库”智力水平?又如一些权贵阶层出身的公子哥在得到(也可能是买到或换到)博士学位之后，两年甚至不足两年就能成为副研究员，而靠勤奋学习成为我国55个少数民族的第一位农学女博士的徐鲜梅在得到博士学位后辛勤工作、刻苦钻研、硕果累累21年之后，申请的只是一个副研究员的虚名(不与工资待遇挂钩)，还居然惨遭淘汰?这到底为什么? 我认为，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作为中国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的最高学术殿堂，特别是作为中国“三农”问题的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农村发展研究所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成立以来，走过的就是美国的杜勒斯早已经预言的“和平演变”历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特别是农村发展研究所，以追求真善美和捍卫公平正义为天职的学术已经名存实亡!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终身奋斗目标的共产党已经名存实亡!以捍卫人民权利为基本功能的人民共和国已经名存实亡!是我危言从听，还是硬邦邦、活生生、血淋淋的客观事实?请看下面的具体分析。 一、“和平演变”的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院坐落的北京市有一个世界少有、中国独一无二的最大特点那就是官多，社会名流也多，他们的子女亲属更多。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文化、交通中心的首都，现任官员很多。建国六十五年来积存下来的离退休官员数倍于现任官员。作为明清两朝都城六百多年沉积下来的官员后裔更是不计其数。这个庞大的群体构成了北京市的权贵阶层。这个阶层的存在，必然要长期影响北京乃至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其影响范围会波及到每一个单位。 作为中国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的最高学术殿堂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什么特点呢?第一、收入稳定，是国家全额拨款供养的所谓国家事业单位，旱涝保收;第二、工作轻松，不必坐班，一周只到单位去半天或一天，如果你没有为学术研究奉献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基本等于常年放假;第三、出国进修、考察机会比较多;第四、社会地位相对比较高。------ 正是这些特点使权贵阶层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当做他们子女亲属就业的首选目标。而这些人一旦进入这个单位，其中稍有能力者便会依靠比较善于搞权术的遗传本能和祖辈父辈遗留下来的人脉关系抢占权力的制高点。然后再凭借到手的权力扩大加强自己的帮派势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从1977年成立之后，纷纷进入这个单位的有相当一大批就是来自上述权贵阶层。从社科院这个大单位来看，来自最高层的当是原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从农村发展研究所这个小单位来看，上至中共元老邓力群的公子邓英淘。下至曾经的“胡风反革命集团”魁首胡风(原名张光人)的公子张晓山。至于像杜晓山那样或父亲、或母亲、或七大姑、或八大姨，或当市长，或当秘书长，或当部长，或当局长的比比皆是。如果这些人都是为发展中国学术而来，自然也就没什么大问题。问题在于这些人当中，有献身学术研究之志和从事学术研究之才的寥寥无几。绝大部分是为了贪图安逸和争名夺利而来。 出身权贵阶层的人士抢先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包括农村发展研究所，并掌握了一些要害部门的权力。这些人搞权术内行，搞学术外行。这些人及其亲属就构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特别是农村发展研究所“和平演变”的基础。这个“基础”也就是早在56年前的1959年毛主席在杭州会议上指出的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社会基础。” 二、“和平演变”的规则 基础决定规则。有什么样的基础，就有什么样的规则。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是以工农大众为基础的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权贵阶层代表的则是权贵人士及其子女亲属的利益。这种长期存在的矛盾，决定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长期存在如下三类规则： 第一，阳奉阴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总规则。在中国共产党的威望勿容置疑，人民共和国的权威不可抗拒的形势下，权贵阶层的代表人物想要以权谋私维护本阶层的利益只能采取阳奉阴违的两面派手法，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成了他们万变不离其宗的总规则。(详见：《中国学术腐败第一案——最荒唐的人才招聘吗》和《再论最荒唐的代表作评审》)。 第二，明显向权贵利益倾斜的明规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通行的明规则有许多从表面上看似乎很公平，但只要结合实际分析一下，就能看出十分明显地向权贵倾斜的特点。譬如研究课题经费提成。有的研究所规定凡本所研究人员从外单位拉来的课题，本人可提成10%，有的高达30%。对谁都如此，看似公平合理。但结合实际分析一下，谁能从外单位拉来课题?当然是那些有权势、有关系、有后台、有人脉的权贵阶层人士。普通工人农民的子弟从穷乡僻壤边远山沟来到北京，两眼一摸黑，你到哪里找谁去拉课题?又如职称评定上计算出版字数的所谓“量化考核”，从表面上看似乎也公平合理。但你只要结合实际立即就显露出向权贵倾斜的特点。有权有势者不仅可以垄断科研经费，拿公款找“抢手”让别人替自己写，还可以通过商业运作粗制滥造大量学术垃圾，只要依靠“权”和“钱”著作等身都易如反掌。无权无势的穷书生只能靠冥思苦索爬格子，如何能比?所谓“量化考核”实际上不是才能和智慧的“量化考核”而是“权”和“钱”的“量化考核”。诸如此类从表面上看似乎公平合理实际上却明显向权贵倾斜的例子还有很多，不再赘述。 第三，完全是为权贵阶层和帮派利益服务的潜规则。 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实践来看，几十年通行无阻的潜规则主要是三条： 1. 一切权力归帮派。作为研究所的权力主要掌握在所党委、所务委员会、所职称评定委员会和各科室主任手里。在帮派势力横行的单位，所有这些职位都是不容帮派之外的所谓“外人”染指的。如果有谁侥幸进来，没多久一定会把你挤出去。比较能说明问题的在农村发展研究所至少有两个实例： 一个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农村经济》杂志编辑部主任的权力暂时旁落到一个非帮派成员的“外人”手里，不足一年，本单位帮派自产博士李某人刚拿到博士桂冠，便把编辑部主任的权力夺了回去。李某人根本不懂编辑业务，工作一塌糊涂且不说;“受命”主任职务之后椅子还没有坐热，便利用一次公费出国机会“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来。 另一个实例就是农村发展研究所职称评定委员会的组成。据徐鲜梅博士反映的情况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发所评委中，有博士学位的7人，其中6人是本单位“自产自销”的博士、占86%，其中5人读的都是在职博士，有3人是同一个导师——刘文璞带出来的。相反，农发所市场研究室有博士学位的5人，其中有4人是非本单位自产的博士生，竟然没有一个能成为评委。 正是“权力不出本帮派”保证了“肥水不流帮派外”。不是一般地肥水不流外人田。能做到滴水不漏，表面上还要弄成似乎合情合理。为什么排斥、打击国家公开招聘选拔出来的和国家人事部认定的优秀人才要连续十几年几十年乃至一辈子，因为职称附带着利益，把职称给了帮派之外的人，就意味着肥水外流，只有严严地卡住，卡上一辈子，才能滴水不漏。为什么炮制一套又一套的骗术，不择手段地造假舞弊?就是为了如此胡作非为还要在表面上弄成似乎合情合理。对国家选拔和认定的人才尚且如此，对于属于大多数的未经国家选拔和认定的优秀人才和正直学者将会残酷无情到什么程度，大家可想而知。 2. 帮派利益至高无上，为国为民妆模作样。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那个“国外农业经济研究室”的情况。明明有国家招聘来的掌握三种外文已经翻译出版了世界各发达国家先进经验的优秀研究室主任他们就是不用，被任命的第一任室主任刘文璞外语不行，第二任室主任丁泽霁外语更不行。为什么会这样?“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是每一个成年中国人都懂得的道理。明明知道他不行却“任命”得理直气壮!明明知道自己不行却“受命”得心安理得!双方之所以如此默契，就是因为双方内心深处有一条彼此心领神会的潜规则：帮派利益至上。去当什么国外农业经济研究室主任，不过就是为帮派守住一片天下。至于嘴上嚷嚷的为国为民研究国外先进经验不过是装装样子而已。 3. “关系”永远是“关键”。不管是提拔任命干部、还是评定职称、调整工资、课题申请、出国进修、评奖评先进，不管在嘴上怎么说，不管有多少规定，都有灵活性。最后起关键作用的都是人际“关系”。这里所说的关系，包括两层意思：一是社会上的“关系”，特别是在权贵阶层中的“关系”;二是在本单位的“关系”，特别是与各个山头的山大王的“关系”。最后决定事情成败的关键因素永远是这些“关系”。(详见：《中国学术腐败探源之一——从“新概念作文大赛黑幕重重”都是“拼爹”“拼关系”谈起》）。 三、“和平演变”的过程 “基础”决定“规则”，“规则”决定“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特别是农村发展研究所三十多年的发展过程基本上是依据上述“总规则”、“明规则”和“潜规则”进行“和平演变”的过程：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 严守大门，非亲莫入。最高学术殿堂是全国人民的，应该是凡属国人，只要有献身学术研究之志，又有研究学术之才，就可以进入。事实上却完全不是这样。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大楼位于天安门东的长安街北侧。坐北朝南。可以说：社科院大门朝南开，没有“关系”进不来。1977年从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分离出来建立中国社会科学院之初，新设许多机构和研究所，缺人相当多。但谁能进，谁不能进?完全是由抢先进入的权贵阶层的头面人物所决定。他们的亲戚朋友、老同事、老同学、老战友、老关系户几乎是成群结队浩浩荡荡而来。至于平民百姓，即使经过国务院选拔和国家人事部认定推荐还是难于上青天。(详见：《中国学术腐败第一案——最荒唐的“人才招聘”》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特别是农村发展研究所从成立之初，走的就不是为国家聚拢人才、培养人才、发展繁荣中国社会科学的正路，而是拉帮结派、培植奴才、结党营私的邪路。 第二，评定职称，黑幕重重。国家搞评定职称的初衷，本来是要通过奖勤罚懒落实按劳分配来调动广大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但是，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特别是农发所这种单位，职称评定完全成了当权者以权谋私和搞权钱学交易的手段。为了操纵职称评定，农发所精心炮制了最高超职称评定骗术“五蒙三盗术”、“职称评定造假蒙骗一条龙”和“四个一式评审代表作”等一套又一套的骗术。凭借这些骗术，以权谋私的当权者想把职称给谁就给谁完全不顾国家政策规定。例如在1996年，按当时的政策规定薛某人和孙某人都不符合参评正研究员条件。一个得到博士学位不满两年，一个已经下海经商。但是，一个凭借与副所长邓英淘的不寻常关系，一个凭借与所长陈吉元的不寻常关系，都“评”上了研究员。而与这些当权者没有特殊关系的工农子弟，国家选拔出来的优秀人才，19年职称不能晋升半步。这是在上个世纪末创造的“中国学术界的荒唐之最”。到了新世纪又创造了国家人事部认定的优秀人才我国55个少数民族第一位农学女博士21年职称不能提升半步的又一个“中国学术界的荒唐之最”。(详见：《拉帮结派之风不除，振兴中国学术之梦难圆》)。在评定职称过程中，明目张胆地违反政策规定，如同盗匪抢劫;为操纵职称评定设计的那些程序和规则完全是一套法西斯主义黑社会那些玩意儿;阴谋败露骗局被揭穿之后瞪着眼睛说瞎话、背着牛头不认偷的耍赖态度，尽显流氓无赖本色。(详见：《最荒唐的“代表作评审”》和《再论最荒唐的“代表作评审”》) 第三，垄断资金，侵吞公款。作为国家最高学术研究机构，每年拿到的科研经费，少则数百万，多则上千万。但这些经费的分配，几乎完全是按照帮派势力的潜规则。一些工农出身没有后台也不愿加入帮派的正直学者几十年甚至一辈子拿到的科研经费还没有帮派里一个小头目一年拿到的科研经费多。 第四，进修考察，出国谋利。在改革开放之初，出国进修或考察，是人人羡慕，极难得到的美差。当时国内工资很低，出国进修也好，考察也好，一年省下来的生活费就能超过当时国内几年的工资。回国时还可以携带国外已经相当便宜国内却高价紧缺的商品。出国进修考察还会成为可以炫耀的学术资本。在未来的学术生涯中会因此而受到提拔重用。这样好的事情当然轮不到工农出身的研究人员，几乎被权贵阶层和帮派势力全部包揽。只要稍微调查一下，就可以发现，一些正直本分的研究人员一辈子出国进修考察的时间加在一起，还没有某些人一年的时间长。 第五，提职提薪，造假舞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一项自定政策，就是连续两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就可以提升一级工资。于是，这里也生出许多名堂。通过全国公开招聘来自外地的学者，在当地年年是先进工作者，甚至调走之后还被当地评为省级先进工作者。但从一踏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门便一辈子再也没有被评上先进工作者。一个原因是外来人才单枪匹马没有帮派。另一个原因就是帮派头目伪造选票。具体办法请看：《职称评定造假蒙骗一条龙——再揭职称评定黑幕》、 第六，操纵评奖，中饱私囊。成果评奖也是权贵阶层和帮派头目侵吞公款中饱私囊的一条渠道。首先是所设奖项极多。作为一项研究成果奖还要分研究员级成果奖、副研究员级成果奖、助理研究员级成果奖等等。其次是评奖过程“猫腻”甚多，基本上是自己评自己。 第七，利用关系，干预司法。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上世纪末农发所发生的著作权争议案。帮派头目不仅利用关系插手案件审理，还在群众中公开扬言：“如果法官敢判某人胜诉，会让他丢掉饭碗!”。一个单位的帮派头目竟有如此足的底气，竟敢如此嚣张地干预司法，还能有依法治国吗? 第八，出卖情报，媚外投敌。农发所的两位党委书记刘文璞和杜晓山及李周所长都非常热衷于开展与争取境外资金的援助，进行所谓合作研究。实际上就是出卖我国最基层的重要经济情报，已经堕落为靠美元豢养的境外敌对势力的走狗。 第九，上下勾结，系统腐败。由于利益的驱使，研究所的学术骗子与院领导中的贪腐官僚串通一气，互相利用，互相包庇，已经是路人皆知。 上述和平演变的过程彰显的是：帮派势力的潜规则几乎是无孔不入;“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党中央国务院的各项方针政策已经没有插针之地。这个和平演变的过程也就是学术腐败走向系统化、盗匪化、流氓无赖化、黑社会化的过程。 四、“和平演变 ”的结果 三十七年的“和平演变”已经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这块捍卫马克思主义的阵地蜕变为权贵阶层拉帮结派、结党营私、大搞私有化，勾结境外敌对势力，妄图颠覆人民政权的前沿阵地。党中央国务院的参谋部已经蜕变为权贵阶层的吃喝玩乐俱乐部。“三农”问题的最高研究机构已经蜕变为背叛农民利益、出卖农村情报、扼杀“三农”人才的大本营。 学术以求真为真谛，骗术以造假为灵魂。学术与骗术如水火之不相容。骗术横行无阻，谁还能安心搞学术。所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特别是农村发展研究所，以追求真善美和捍卫公平正义为天职的学术已经名存实亡! 共产党是以消灭私有制为终身奋斗目标的，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基本宗旨的。而在农村发展研究所，一位党委书记天天宣扬“剥削有功”、“剥削有理”、“剥削是社会进步源泉”，成了鼓噪私有化的急先锋。另一位党委书记成了炮制和捍卫骗术的总后台。更有甚至，还有一位党的书记宁可把萍水相逢一面之交瞬间引起“性趣”的女士拉来安排工作，也坚决不给国家选拔出来的优秀人才的配偶安排工作。逼得一位原来在国营大厂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少数民族女工在丈夫成了人才之后，失业在家，不得不上街卖报维持生存。在这位党的书记心中，满足他那一瞬间的“性趣”比解除科研人才的后顾之忧振兴中国学术的百年大计千秋大业重要多了!请问在这样的环境中，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终身奋斗目标、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基本宗旨的共产党是不是已经名存实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而人民的大多数正是农民。当一个单位根本不把国家的事业发展放在心上，处处排斥、刁难、打击、残害国家选拔出来的人才，特别是那些农民家庭出身的人才，甚至把国家政策、国家尊严、国家信誉统统看成“狗屁”的时候、在这种单位“国家”还存在吗?连国家最高领袖毛主席的像都撤下来，换上了本单位帮派头目的像，还到哪里去找“国家”?说在这种单位“国家”已经名存实亡!不对吗? 总之，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三十七年的发展历史，基本上是一个“和平演变”的过程，演变到现在的结果是：完成了如下五个“取代”和实现了三个“名存实亡”。五个“取代”是：代表权贵阶层和新生资产阶级利益的帮派头目“取代”了代表无产阶级和工农大众利益的老干部和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成为研究所的领导核心，突出表现在张晓山上台之后；为帮派势力服务的“总规则”、“明规则”特别是“潜规则”完全“取代”了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突出表现在“关系”决定一切；全心全意为权贵势力服务的奴才“取代”了有学识、有胆量、为发展和繁荣中国学术而斗争的人才，突出表现在国家选拔和认定的优秀人才遭遇的持续多年的残酷打击；拙劣荒唐龌龊谋私的骗术“取代”了正大光明“乃天下之公器”的学术，突出表现在“五蒙三盗术”、“职称评定造假蒙骗一条龙”等骗术的长期畅通无阻；帮派头目的统治“取代”了共产党和人民国家的领导和管理，突出表现在撤掉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挂像，换上帮派头目的标准像。三个“名存实亡”是：以追求真善美和捍卫公平正义为天职的学术已经名存实亡！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终身奋斗目标的共产党已经名存实亡！以捍卫人民权利为基本功能的人民共和国已经名存实亡！ 既然“实”已亡，为什么还要存其“名”?唯一的目的就是每年还可以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以“研究学术”为名从政府手里拿到数以百万计的人民的血汗钱供他们肆意挥霍、中饱私囊、吃喝玩乐。 五、未来的前途和命运 “和平演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杜勒斯提出的一种战略。他们企图通过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接触，用西方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影响和改造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特别是第二代、第三代青年人的思想，使社会主义国家逐步演变成资本主义世界。 1959年 11月12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第一次谈到“和平演变”。要大家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并说，“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 还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仗我们是不怕打的，帝国主义要想‘和平演变’我们这一代人也难;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讲了。----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烟;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 不幸的是当年毛主席的告诫并没有引起我们党的高度重视。中国“三农”问题最高国家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三十七年的发展历史恰恰就是一个“和平演变”的历程。农发所党委书记刘文璞、杜晓山等人正是主动接受西方敌对势力渗透，主动配合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的急先锋。 五十多年前毛主席老人家谆谆告诫我们的“和平演变”的危险在如今的中国已经变成了硬邦邦、活生生、血淋淋的现实。难道“许多烈士的血”就真地“白流了”吗?不!幸运的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已经觉察到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危险性，及时采取果断措施，力挽狂澜，严惩腐败。这次派出专项巡视组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就为制止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和平演变”，收复社会主义的失地，恢复共产党和人民国家在这块阵地上的形象和权威提供了转机。所以，我认为如果巡视组能够以大无畏的战斗精神，敢于攻坚克难，彻底摧毁帮派势力，彻底铲除拉帮结派以权谋私造假舞弊的歪风，彻底改造专家队伍，彻底从严治党，彻底对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很可能迎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这类单位的新生。从此走上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最广大的工农群众服务、弘扬学术正气、振兴中国学术雄风的正确道路。果能如此，国家幸甚!人民幸甚! 但是，我认为失败的风险也还是存在的。毕竟“和平演变”的历程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经过三十多年不断磨练、不断充实、不断增生、不断加固的帮派体系和学术腐败权力关系网和利益共同体实在太强大、太顽固了。前不久“院联合调查组”到农发所调查，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就是证据。这次中央巡视组要用两个月的时间摧毁三十多年形成的帮派势力和歪风邪气，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巡视组的同志们稍有不慎、稍有松懈、稍有心软就有可能走走过场而以失败告终。 但是，我对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还是充满信心的。从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的才能和魄力来看，我相信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不会允许一个对中央长期搞阳奉阴违已经实现“和平演变”的国家事业单位长期存在。当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感觉到这种已经实现“和平演变”的单位如果不能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撤销解散就是上策的时候，解散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事大概就不需要正直学者联名向“两会”呼吁了。 本人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多年直到退休，现在还要每月从社科院领几千元退休金。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愿意看到这个单位被撤销解散。但是，我又不能不正视这个单位存在的严重问题。我之所以不肯安享晚年，一而再，再而三地给各位写信，就是希望这个单位从“和平演变”和“学术腐败”泥坑中解脱出来，走上正路，避免被撤销解散的命运!请各位理解。最后还是祝各位冲破万难不辱使命圆满完成党中央赋予的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共产党员退休学者王化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