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毛泽东与邓小平

　　毛泽东研究：史料与框架——暨2015年新春展望座谈会

　　2014年11月29日

　　编者按：

　　2014年岁末，通过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微信群的集体商议，以沪京两地为主的中青年学者自愿参加的方式，我们在上海举办了一个毛泽东研究既新春展望学术座谈会，参加者还包括在企业和工厂一线的朋友。这基本上是一个泛左翼之间的对话、讨论和碰撞，也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目前这个阵线的问题意识和思考路径。一年过去了，讨论中所关心的毛泽东与儒家思想的关系，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中国道路”，毛泽东思想的代表观、群众路线与民主问题等议题，在内外局势日益风云变幻的局势下，其理论与实践的意义上却变得越来越紧迫。值此2015年岁末辞旧迎新之际，我们把座谈会内容整理出来，既是纪念毛泽东诞辰122周年，也是为了在今天左翼之间的分歧与分化也不断显现的新形势下，重新理解和评说毛泽东思想和这一思想指导下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经验与教训，以期能够凝聚共识，共同前行。

　　座谈会内容均经过发言者的审核与修订。

　　主办： 华东师范大学-康奈尔比较人文研究中心

　　协办： 华东师范大学批评理论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第四场 “中国道路”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主持：阔言 点评：欧树军

　　萧武：1954年宪法与毛泽东的三步走计划

　　白钢：毛泽东时代发展路径与中国的超常增长

　　少翁：当下的困局与毛泽东思想

萧武：1954年宪法与毛泽东的三步走计划

　　五四宪法基本上是延续了《共同纲领》，同时也是我们现在宪法的一个基础，就是八二宪法的基础。因为八二宪法是废除了七五宪法，然后又回到了之前的五四宪法的基础上，再做了一些修订，形成了八二宪法。毛主席自己对五四宪法有一个说法，他多次明确讲，五四宪法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宪法。他当时是在一个宪法起草的讨论会上(是54年3月23号)讲，宪法要充分表达我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根本要求。毛主席认为，这个宪法是“共同纲领为基础，加上总路线，是过渡时期的宪法，大概可以管15年左右”。因为当时预计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可能需要十五年时间，所以他后来又讲，这个宪法要管十五年，53年开始，到67年结束。他所谓的过渡时期，就是既不同于前面一个时期，又不同于后面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是一个短暂的时期。因为社会主义改造之前是新民主主义时期，这段时期发挥宪法作用的是《共同纲领》，到这个过渡时期结束后，全国就进入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社会了，到那时候就需要另外制订一部宪法。在这两个时期中间，这十五年也需要一个宪法，所以才制订了五四宪法。所以毛主席说，五四宪法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宪法。

　　从《毛泽东年谱》里看，过渡时期这个提法的出现是在1953年初开始出现。当时毛主席在湖北和江苏视察的时候跟干部谈话，他发现干部里面思想比较混乱，很多人都谈到，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毛主席对这个比较警觉，所以毛主席对他们说，我们将来是要搞社会主义的，现在我们走在去往社会主义的路上，现在是过渡时期，最后我们还是要搞社会主义。之后，这个提法慢慢细化，包括和梁漱溟的争论，对过渡时期的理解也是一个重要的分歧。1953年国庆后，中央为下面搞了一个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提纲，毛主席在提纲上有一些修订，这个版本也是之后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标准讲法。最后他确定了宣传提纲里面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确定的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接着，他在后面又讲，这个过程里，社会主义的因素逐步增加，资本主义的因素要逐步减少，最后就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之前，他还特别讲过，为什么说过渡时期不是从49年开始，而是从53年开始?因为，49年的时候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只是夺取了政权，但是在农村还没有完成本应该由资产阶级革命完成的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在农村土改还没有完成，在城市是由于官僚资本主义和外国资本的压迫，私人工商业发展并不充分。按毛主席的设想，在夺取政权之后，要在全国先搞土改，分田到户完成之后，接下来马上就要进入过渡时期，要往社会主义的方向进行改造。但是在当时许多人看来，只要分田到户完成之后，就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我们就可以稳定下来。所以在1953年的时候出现了一系列的事件，包括对薄一波的批评，说新税制是反对总路线，就是因为它不是一个支持往社会主义过渡的税制，而是扶植资本家的发展。因为按照总路线的要求，过渡时期就是要逐步消灭资本主义因素，发展社会主义因素，当然不能再继续扶持资本家去发展，而是逐步的去改造它。

　　按照毛主席的想法，到这个改造完成之后，就要重新搞一个宪法。按照我们现在的理解，一般都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只搞了三年就已经基本完成了，1953年开始，1956年就基本上完成了。但其实没有，因为完成改造的只是工业，农村究竟怎么搞社会主义，全党都还不清楚，后来才找到了合作化这个方式，土地变成了集体所有制。到1958年合作化高潮的时候，很多已经成立的农村人民公社就提出，我们现在土地不是集体所有制，是全民所有制了。但这时候毛主席就反对，说鞍钢才是全民所有制，你们那个最多只是集体所有制，不能跟鞍钢一样，还不是全民所有制。这之后，因为大跃进，又发生了三年自然灾害，接着又是四清、文革，社会主义改造始终没有完成。所以一直到1975年，全国都已经普遍成立了人民公社，认为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才又重新制订了一部宪法，也就是七五宪法。我们今天常说，七五宪法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宪法。因为之前的共同纲领和五四宪法都是过渡时期的宪法，文革结束后，先搞了一个短命的七八宪法，然后到82年又把这个宪法废除掉，重新搞了八二宪法。从内容来看，八二宪法的有些内容甚至还不如五四宪法先进，退回到《共同纲领》去了。当下，我们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回到过渡时期之前了，从夺取政权之后，然后到过渡时期开始的这段时期。

　　我们现在讲宪政，讲依宪治国，得先搞清楚宪法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我们这个宪法是从哪儿来的，是干什么用的?毛主席说，五四宪法是过渡时期宪法，只能管十五年年，将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就要另外搞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那么我们现在的宪法是什么宪法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宪法吗?是为了保证我们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步步进入中级阶段、高级阶段，然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吗?我觉得这些是我们谈宪法的时候应该考虑的问题。

白钢：毛泽东时代发展路径与中国的超常增长

　　我们在一个由邓主导的逻辑延展成为支配性逻辑的时代当中，如何去理解毛泽东时代和毛泽东思想的现实性?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很多人觉得后三十几年总的来说是对于毛泽东时代和毛泽东所确立路线的一个背离，而且是一个比较彻底的可悲的背离。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能不能发现这两个前后相距时代的内在逻辑关联?而不是简单的把毛时代描述为奠造共和国的遗迹，开国日远，它的逻辑对于我们当下已经越来越丧失现实意义了——从而能够揭示出毛泽东时代和毛泽东思想在这个时代具有的现实性。

　　我所切入的地方，就是从后毛泽东时代以来，最被津津乐道或者说是作为最强正当性根据的超常增长。因为如果没有经济超常增长的话，那恐怕后三十几年真的叫做乏善可陈了，因为不管是党的主体意志，还是意识形态领域都可以说是非常糟糕。但是因为有了超常增长，现在确实中国的崛起越来越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主题，所以在这个意义必须要对于超常增长本身的原因进行探究。

　　去年史正富写了《超常增长1979-2049中国经济》，我的书评给了一个他自己可能都没想到的高度评价。我说这个标志着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学获得了自我意识，开始用自己的语言来解释中国的经验和实践。概括来讲，他认为有内外两个大的原因，内在来说，中国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三维市场体制，也就是说除了战略性的中央政府，竞争性的企业之外，还多了一个竞争性的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不但承担一般性政府职能，更直接作为经济主体参与市场活动，通过不同层级之间的地方政府横向竞争的方式，促进本辖区内经济发展，从而产生了与竞争性经济主体地位相应的超长增长力，这一个内在的原因。外部是因为以美联储为代表的，由于美元的长期超发货币，而造成的过度消费和通过货币长期形成的超常购买力的关系，中国的超常投资力和美国的超常购买力形成了一个互补性的战略配对。当然这个配对到08年以后已经发生根本性的转化。

　　就这个战略格局对中国来说基于两个条件，才能实现这样的情况。第一是能够吸纳包容消化超大体量资格的，并且能够提供较高资本回报率的生产力和劳动者。第二个是能够融高度权威，统一意志的中央领导与高度自主、富有活力的地方于一体而各得其所的国家制度。这两个原因都不是这三十多年以来独立提供的，必须要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发展路径当中去。

　　毛泽东时代的发展路径可以被概括成是赶超式的自我发展。也就是说最大可能调动发扬人民群众的主体能动性，克服物质和精神领域的不完备状态，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当中实现工业化和产业升级，通过产业升级所释放的巨大力量，进一步推动产业升级，从而赶超先进国家的生产能力和研发能力，实现由农业国向代表先进产业方向现代国家的转化。这一种自主性以及超常规发展的发展路径，是带有毕其功于一役的特征。要求在最大限度激发最广大劳动者主体意识的情况下，确实他的成就是让中国用不到30年的时间基本完成了西方花了两百年，日本花了近百年建立现代工业体系这样一个任务。

　　这也是一段超常增加的路径，但是这个特征是赶超是自主发展的路径。在这个过程当中由于在积累和消费之间，对于前者是极度强调，也就是说所有积累生产的成果基本主要全都投入到扩大再生产这个领域当中去，所以客观上造成社会财富的主要增长是在生产性领域当中，对于个人生活的影响较小。社会生产力的激增，构成了后来者的财富积累，而较早的体现于当时。也就是当时的迅速工业化的成就和已经达到先进生产力水平，已经是非常容易被处在这个状态当中的人所忽略或低估。

　　改革开放之后取代这样一个自主式发展的路径是一个比较优势为核心这样的一个指导路径。不管这个理论外延怎么变化，它核心总是说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依照各自占优势的要素和资源禀赋进行互补性交换之后是最符合它的最大利益。80年代这个理论用进来，我基本可以肯定是西方带有某种特定意图的，希望将中国定性为工业生产基础薄弱，生产水平低下，只适合承接三来一补之类的低端的缺乏核心竞争力项目的落后国家的理论。但是这个理论本身通过中国的实践产生了一个远远超出宣扬这个理论的人提出了一个后果。也就是中国在后来的三十几年当中，他在世界经济体系当中迅速增长为制造业超级大国，世界工厂。

　　如果要解释这样一个现象，必须走向跟当初结论的反面，中国在参与以市场为导向的国际分工和贸易的过程当中，所拥有的最具优势的禀赋资源就是其现代生产力和具有高度竞争力的庞大劳动者群体。这个群体必须要建立在完整的产业体系，国民生产体系和教育研发体系基础上。恰恰是按照比较优势理论，这样的具有核心优势的资源禀赋是不可能通过交换活动本身获得的，交换活动只能强化这样的优势禀赋。也就是说这个恰恰要指向一点，根据当时它所描绘的事实，中国是一个具有落后生产力的一个国家，然后因为在这个基础上选择了一个比较优势理论，而事实上，毛泽东时代给中国留下了是一个具有先进生产力的国家，只不过这个先进生产力是囤积在生产领域当中，而没有体现在消费领域当中，确实生活状态是比较艰苦的。也就是说这种在毛泽东时代所积累的，因为缺乏足够消化方式而长期被压抑的巨大生产力，在中国这样市场经济全面转型的过程当中，通过三维市场经济被赋予效率的集中释放出来。没有这样一个巨大的生产力的话，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话，不足以吸引和消化以美联储为代表的外部超常购买力，因为他没有办法满足这样的外部购买力逐利的需求。是建立在对于事实的错误表述和定性基础上的比较优势理论，恰恰在意义上说成为了中国在这三十几年迅速崛起的助援。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理性的诡计。这样一个理论可能是不怀好意想让中国长期处于落后的状态，但因为误判了中国的形势，恰恰用这样一个方式，让中国得以能够成就为世界的超级制造大国。

　　毛泽东时代可能主要的工夫就在于打通任督二脉，这是最艰难也最重要的一个工作。但是人体的经络不只任督二脉，还有奇经八脉中其它六脉与十二正脉。在此不断转周天而尚无法真正掌握使用内在力量的过程中，常会以弱者心态自居。但事实上他已经是武林高手了。某种程度上，以比较优势理论来指导中国的经济建设，类似黄蓉劝说欧阳峰逆行经脉修炼，而欧阳峰确实因此而天下无敌。这就是理性的诡计，历史的诡计。

　　另外一个，为什么能够提供超长体量的资本，超常增长力是如何形成的。这个显然是因为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不久之后，毛泽东就对于苏联式的中央计划体令的机制产生深刻质疑，并且开始了一系列突破这种中央计划体制的探索、实践，大跃进和文革就可以看成是这样一个实践的、激进的方式。然后这样一个形势直接导致了，在改革之前，中国的经济结构就已经极大的区别于苏联东欧地区典型的计划经济结构。谢淑丽的书已经提到了，地方分权形式已经构成了中国将来政治改革的逻辑。这种地方分权化形态是在中央的路线政策方针的有效贯彻基础上得以存在和演进的，是中央对地方自主性的认同和地方对中央权威的认同。中央对地方自觉的权利让渡和地方对中央的自觉遵从拥护的有机统一。也是这样的中央地方关系本质上有别于因为利益分化演进而形成的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利博弈模式，是基于高度政治共识的国家制度的自我调试，是寓封建于郡县之中的古老命题在现代中国的新鲜实践。之所以中国能保持这个状态，尽管在具体的实践出现了某些很严重的问题，但这一状态还可以得以延续，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对于人民共和国来说，确实不但是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核心政党，还是个政治共同体的政治品质和政治主体性的源泉。

少翁：当下的困局与毛泽东思想

　　以前我们感觉，按照主席的群众工作路线，感觉做思想工作比较好做，做普通群众的思想工作比较好做。近十年以来，这个工作就不是很好做，缺乏说服力，党员不听你的，你必须要利诱他，他才拢到你身边来。纯粹用思想的方法，他可能表面上敷衍你，这还是比较好的，比较先进的同志，其他的可能就无动于衷或者就是敷衍，实际效果基本见不到。

　　去年开始搞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以来，其中有很多形式，包括征求意见的会，找了几十个、上百个群众来大家提意见，写了几千上万字的材料，反反复复搞了大半年，说实话，没有见到什么效果。也没有一个群众提到一针见血的问题。不是说这个东西是形式，为什么群众他不提问题，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他对领导没有问题，领导也在反省，但是反省的东西根本没有触及到灵魂，会议开完一切照旧。整个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大家从新闻上报纸上看到可能轰轰烈烈，但是实际上对基层的触动，实际效果究竟在哪里?依靠主席的方法没有?我们共产党传统的方式已经失去作用了，只能依靠这种专政机关专政手段才能统治这个国家。为什么要共产党来用呢?任何一个党来管这个国家都可以运用这个专制手段，运用这个机器，你共产党的先进性体现在哪里?你的群众路线体现在哪里?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回到基层，就是你怎么样失去了群众，你说的这么好听，群众他无动于衷，他不愿意参与你这里面去，他认为你就是个假的，根本就没有兴趣，他根本就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想到主席当年怎么去构建中国最基层的社会组织，以前企业是一个单位，这个单位里面通过很多手段把群众约束着，让你离不开这个单位。首先是经济上的。群众是教育好的吗?他为什么接受你的教育?生产资料他不拥有，他来上班，你开工资，双方大家都是雇佣关系，今天来干8个小时，把你的工资拿走，回去吧。回去你杀人放火，有警察管你，跟我没关系。但是以前不是这样，那个职工今天没有来，怎么没来，要打电话问，到他家去，要问他的父母，要找他的朋友，他上哪儿去了，党组织比他父母还要着急。把他找到之后跟他谈，你为什么要这样?你不能这样。要做很多很多事情，他就跟这个组织有密切的联系，现在这个联系就不存在了。现在想去找他，他没功夫陪，他已经下班了，跟他之间失去了原先具备的党和群众这种联系，这个是很危险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泛泛谈群众路线，浮在面上讲，你把这个最根本的东西丢掉，以后很成问题。

　　党在基层失去群众，如果这个问题不把它抓住，研究好，恢复传统，因为共产党起家就是靠群众，离开了群众，你共产党第一没有先进性，第二没有合法性，什么都没有了，凭什么?抓贪污、抓贪官，香港也抓，美国还在抓，为什么你共产党抓的就比别人不一样?我们共产党依靠群众来打击他们，我们是为群众在抓贪官，不是说你犯了罪抓，这个是有根本本质区别的，这个就是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区别。全世界都抓贪官，为什么共产党抓的就不一样呢，我们抓贪官上升的高度是不一样的，不是仅仅因为你犯了罪抓你，而是让群众来改造他。你不把群众发动起来，你这个党怎么改造?你只能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发动不起来，你这个党就是死的，没有群众来改造你，你这个党还有什么希望?现在发展一个党员，利诱，提拔你，所有人都没有建立在统一的信念上。

欧树军 点评：

　　萧武谈的是中国从哪里来，白钢谈的是中国目前走在什么道路上，少翁兄的讨论是在问“我们要到哪里去”?

　　萧武兄提出的问题，过渡实际是一个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个命题不仅仅是五四宪法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共同纲领》的问题，它在抗战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当时毛泽东有一个论断说，中国共产党是革命的转化论者，而不是托洛茨基式的不断革命论，这个转化论要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但过程当中充满了无数的斗争、曲折和挫折。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理解其他的东西跟这样一个过渡路线的关系?比如抗战时期如何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他说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相容的，三民主义就是现阶段的马克思主义，但三民主义又不同于社会主义，所以尽管三民主义具有革命意义，但三民主义只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个阶段。这个思想是一以贯之的，从延安时期到建国之后，他是一以贯之的。

　　思考五四宪法跟今天如何理解依法治国有关，法律是不是变成了专政的技术，如果只是指向这种国家暴力的行使，如果仅仅是这样一种东西，共产党的正当性和权威就会大大折扣。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回到毛泽东思想。一方面，共产党的权威来自于他能够代表群众这样一种先进性，另一方面，共产党的政治先进性，也就是他之所以能够让群众信任信服信仰，能够代表群众，是因为它有能力代表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共同意愿，这个意愿就是社会主义，最终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本身就是共产党正当性的最大、最根本的源泉，如果放弃这样一种正当性的话，专政机器的作用就变成了维护市场领域的契约自由的辅助工具，变成维护安全的或者维稳的技术。

　　毛泽东曾经说过，也许中国有可能不经资本主义阶段而走向社会主义，今天很多人会说我们是不是又必然要经过一个资本主义阶段，才能走向社会主义。所以很多人会质疑，既然我们还要走这样一条路，发挥市场的作用，同时配合强大的专政机器，那之前那一套东西就是不正当的，地方政府怎么能变成了超级市场主体呢，这种质疑当然就无法理解中国超常经济增长背后的政治理由。因此，经济增长不能仅仅从经济学角度去解释，如果谈比较优势，那究竟是投资作用更大，还是人力资本的作用更大。中国相对印度有人力资本的优势，这个优势恰恰又来自于前三十年的积累，来自国民教育和国民素质的大幅度提高。但有人会说，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落后，之所以几百年来落后，恰恰是因为西方民主国家有更好的民主制度，有这个民主制度才能实现大众教育的普遍提高，这种解释就又回到了体制优劣论上去了。中国在这方面的优势越来越明显，我们具有强大的组织以及基础制度能力的政党和政府，但是如果不思考我们要走什么道路，朝向什么方向，不以社会主义为最终方向的话，这种解释最终也会被人们抛弃，也是立不住的。

　　因此，我们今天一定要多谈点社会主义，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就是最大的普世价值，更有凝聚人心的力量。包括少翁兄刚刚讲的基层问题，这个问题很突出的。我个人建议大家可能需要特别关注的一点，就是必须要重视代际更替问题，毕竟革命一代已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我们在新时期如何去走向社会主义，那显然我们不能不谈社会主义。

宗成河：

　　今天的领导层，不管是党还是政府，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希望你什么事都不要管，他觉得你很碍事，他想迅速的把成绩做出来。因为现在特别讲究迅速的功效，讲究效率。所以你不要以为他忘了，他其实是有意地使用模糊性，他很明白怎么操作。人民群众什么事都不要管他最高兴。因为人民群众你一旦想管事，他就会觉得碍手碍脚，妨碍他，阻碍行政效率。而且他会用委婉的手段。

欧树军：

　　其实我不太同意您这个看法。其实今天的问题并不是说它要扩张官僚机器的作用，它实际是想限制约束官僚机器的作用，它要发挥政治家的作用，而不是发挥官僚的作用。所以现在所有的矛盾可能都体现在这个方面。您讲的恰恰是它想反对的东西。

宗成河：

　　党组织的生活我非常感兴趣。我暑假的时候到美国去观摩教会，看到人家有发达丰富的组织生活，对信徒有强有力的感召力，信徒有很高的觉悟，愿意参与组织的公共生活。今天，我们的党组织有多少组织生活?

吴新文：

　　大学院系里教师一年就开两三次会，党员老师开会也就一两次。开会就一帮自由派老师、公知在抱怨，十几年如一日。

肖自强：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要分析一个时代的劳动结构和雇佣结构。目前首先是雇佣结构和领导结构的直接冲突。人民被资本家全面雇佣，然后共产党要做人民的领导，而在企业里，资本家还要做作为具体雇员的人民的领导。资本家不止是雇佣人民，现在他们也强调领导力，通过领导力来改变作为具体雇员的人民的思想。一些资本家在做作为人民局部的企业员工的领导的同时，还想做全局的领导者。共产党和人民没有生产资料的联系，这时怎么办?另外，工人的收入来源发生变化，出现一种理财结构，也即财产性收入。雇佣结构、领导结构与理财结构构成中国当代社会非常复杂的冲突。劳动形态也发生变化。我称之为叫劳动时空边界的消失。现在的资本家通过信息技术等把绩效工资运用到极端化。这种绩效工资就是劳动时空边界消失带来的新问题。以前工人干完活，下班就回家，现在回家甚至在路上还要干活。这种劳动时空边界的消失，使得19世纪社会主义运动所争取到的八小时工作制完全失去意义。这一系列问题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新挑战?如果没有思考这些问题，或者对这些问题没有感觉，谈群众路线就谈不到实质，就无济于事。

　　群众路线当年成功有两个基础：第一个基础是土改，就是党和群众在战略性生产资料上建立起牢固的联系;没有这个牢固联系，什么事情也成不了。第二个基础是熟人社会。没有熟人社会，群众就是大众。没有群众，谈群众路线是天方夜谭。现在人民和资本家是一种雇佣关系;雇佣关系就是要被雇佣者跟着走。关键的生产资料都没有归你管，主要的劳动关系也没有跟你建立起来。你凭什么讲群众路线?

　　我把现在的雇佣结构称之为个体化雇佣普遍化，就是说这种雇佣状态与19世纪产业工人的雇佣状态不一样：过去是一种集体性雇佣，现在是一种个体化雇佣，被雇佣者之间的关系处于相对离散状态，而不像过去是相对的“共处”关系。从劳动关系看，改开的三十年就是中国人民被全面雇佣化的三十年;当前所谓的改革攻坚，就是把最后尚未雇佣化的劳动领域雇佣化，比如事业单位、出版单位、国企工人等等。

吕新雨：

　　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改革还处在争议中，国企改革的问题也还在争议中，没有完全尘埃落地，反对的声音还很大，能听见，从农村到工厂，各种“群体性事件”也风起云涌。如果这两大问题还处在争议过程中，起码局势未明，还在博弈状态，就还有微弱的可能性。不是在一个完全没有可能性的程度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去争辩农村集体经济的可能性和国企改革的方向，如果按你说的那样就没什么好辩论的了。目前的胶着状态才是我们的起点。

吴新文：

　　我和吕老师、少翁一样，还有一点乐观，还抱一点希望。因为南水(肖自强)兄的分析，建立在正统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这样一个决定作用的前提之下，这是一方面，形势确实很严峻。但也不能忘掉中国现在还有共产党领导，这个我觉得还在，共产党的那一套价值和理念还没有完全丢掉，马克思主义旗帜，毛泽东旗帜他还在扛着，还没有扔掉。只要这个东西存在一天，就有可能对你所说的那一套东西，进行某种限制、改造和利用。共产党进行纠偏纠误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肖自强：

　　我们今天讨论的，要建立在一个新的现实基础上。不然今天的讨论就可以清零。

吴新文：

　　这就要引入毛泽东的一个思想了，在特定时候，上层建筑，包括思想观念对经济基础可以有反作用，少数情况下也可以起决定作用。如果不相信这个我们就完了，我们还能讨论什么呢?

白钢：

　　这个问题刚好从经济角度来回应。你讲的是一方面，是社会阶级结构新的变化，产生了一种带有剥削性质的雇佣劳动关系的，在中国经济体当中，它从体量而言已经占到了大多数，这是一方面。但是体量上的大多数并不代表它本身对于这个国家发挥支配性作用的。这是两个不同维度的问题。又回到原来讲的，中国原来工人阶级在共产党当中的比例本来就是很低的，直接一个问题为什么你有资格说中国共产党是可以代表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政党，这个是体现在什么地方的?这个是体现在党带有高度主体性的思想改造和思想建设当中的。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列宁就是沿着这个路径走下去的，但是他是说完全是外赋的，党可以灌输给你阶级意识，让原来不属于无产阶级的成员具有无产阶级意识。主席这个比他要更进一步，这是本具的，这个阶级意识是本具的，只不过你原来没有觉悟而已，党是你的启发者，觉悟者，是老师。党在向人民学习的过程教育人民，启发人民的阶级意识。人民被激发的阶级意识和阶级觉悟又可以促进党能够更好的承担起工人阶级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职责。这一个辩证关系在中国当下的现实并没有过时。

少翁：

　　主席最大一个遗产是什么，组织遗产。党组织在全国的每一个血脉里面都还是完整的存在，虽然现在不见得发挥作用。怎么把这个组织激活，党才有希望。希望就在组织本身。这个组织是一个壳子，里面那些人没有灵魂，怎么把他的灵魂激化出来，而毛主席的思想再融入到最基层的组织里面去，这个组织就活了。

肖自强：

　　我们可以做简单的统计分析，看每个省市委领导班子他们的亲戚、同学、朋友在社会阶层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就可以弄清楚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基本属性。实在不行就把中央政治局委员那二十多个人的亲戚、朋友、同学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搞清楚。把这个搞清楚了，我们会发现就不只是官僚化问题。一般轨迹是这样的：革命者首先官僚化，接着利益集团化，利益集团化后就推动产权市场化改革，最后进行非历史性确权，从而造成今天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基本属性。所谓的“确权”放在这一轨迹中理解就一目了然。

　　这次群众路线教育显然是失败了。反腐不是政治行动，是打击罪犯，至少没有看到党明确地赋予反腐以政治行动意义。对党来说，最大的东西是政治纪律。如果政治纪律没抓，其他纪律抓得再好都没有用。现在的政治纪律如何呢?一个党员说了反党的话，没有人去清理。一个党员在外面支持一个反党份子，没有人去追究。没有政治纪律的政党，就不是政治性政党。

欧树军：

　　毛泽东认为也许中国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尽管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可能需要思考，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如何重新理解资本主义，如何重新理解政党的作用、政治家的作用，如何重新理解社会主义。我同意吴老师。社会主义有很多可能性。尽管我们说第三条道路所代表的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但它毕竟有强烈的社会主义因素。今天我们在这样的问题上是不讨论的，这可能是最大的麻烦。

吕新雨：

　　核心问题是第二个国际的社会主义和第三国际的社会主义有何区别。现在的右派为什么把自己当成左派?他说他继承的是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是福利社会主义，他现在把那个东西变成自己作为左派的依据。而他们认为第三国际的，就是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一定不能上当，一定要分清楚。

　　第二国际社会主义和第三国际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最核心的区别是要不要国家政权的社会主义。因为欧洲的福利社会主义在国家政权上是不谋求改变的，但是中国社会主义体现在国家政权性质上，不管是否已经空洞，我们先不讨论，但是国家政权依然自我宣称是社会主义，这是最核心的区别。就是国家政权上要不要争取是社会主义，这是核心概念。这一点是区分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最核心的问题。为什么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必须要在国家层面上讲清楚这些问题，不能在国家层面上讲清楚社会主义和国家的关系，你就会掉到第二国际社会主义也就是欧洲沙文主义的泥坑里去。这也就是为什么要重新清理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分裂，从这个分裂中才诞生了列宁主义。还有我们刚刚说的国家资本主义问题，原始积累和社会主义关系的问题，布哈林和托洛茨基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就是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斯大林为什么左右摇摆，最后在1929年之后突然倒向托洛茨基的经济政策，这个时候托洛茨基已经被清理出党内了。这背后的逻辑是非常关键的。在这个意义中国实际上是受惠于苏联的，因为毛泽东能搞集体合作社而没有搞集体农庄，在很多程度上，是因为外部的环境已经没有像斯大林当时那么险恶，这个背后有很多的问题需要重新清理。

肖自强：

　　这里存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都在嘲笑欧洲民主社会主义，都认为后来的第二国际是失败的。欧洲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刚开始很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它想夺取政权，夺取不了，因为没有阶级基础，没有社会基础，因为出现了一批工人贵族，我称之为财产所有者。这和财产性收入所有者是不一样的。20世纪初，欧洲的工人贵族拥有财产，这是第二国际后期在欧洲遇到的最大问题之一。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是，越来越多的“工人”既拥有财产，又拥有财产性收入，也即所谓的全面金融化。

　　面对这个新问题，我提出两个概念供考虑，一个是创业社会主义，一个是金融社会主义。金融社会主义要考虑金融与劳动的关系，创业社会主义要考虑创业与劳动的关系。我们面临的问题比当年欧洲民主社会主义更严峻。他们只是面对一批有财产的工人，我们现在是面临一群很多有财产的无产阶级(无生产资料阶级，不是无财产阶级)，还有一大群有财产性收入的无产阶级。当年撒切尔夫人竞选赢了。我们都知道她镇压工人罢工，但不一定知道她选票很多来自于另外一部分工人。这部分人手中有股票，他们希望撒切尔夫人重振股市。

吕新雨：

　　布哈林当时对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一个最大的批评，就是说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只看到欧洲工人阶级的利益，没有看到整个第三世界是作为欧洲的乡村存在，第三世界对于欧洲的社会主义来说却是盲区。在这个意义上，欧洲社会主义最后在一战之后为什么集体沦陷为社会沙文主义，这实际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它支持的是资本主义的霸权式的国家主义，是导向了帝国主义。沙文主义、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最终合流，这是列宁一直在批判的问题。所以说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就需要回到列宁去讨论。欧洲工人贵族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世界体系的问题。反过来今天中国经济崛起了，我们对外的关系怎么处理?不能在大国沙文主义的层面上。这就是社会主义要回答的问题，如果说我们走了大国沙文主义，这是社会主义的失败。在这个层面上，仅仅讨论民主的问题，只是在主权对内民主的问题，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不能解决一个全球的正义问题。对内对外具有联动性，所以在这个层面上，社会主义必须在一个大同世界的层面上。

肖自强：

　　吕老师，我同意你的观点。我再念一段我的文章：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既要面对中国的新经济现象，又要面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给世界人民带来的危机，这就形成双重性使命——双重性无产阶级立场，双重性人民分析方法。

　　我反对中国走帝国主义道路。现在很多人欢呼中国崛起。你知道一些托派怎么看中美建交吗?苏东崩溃，他们认为中美建交是一个根本性原因。现在习近平提出世界要共同发展，这里就牵扯到在金融时代中国确立什么样的国际中心战略。很重要一点，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中国成为金融中心，不能以此实现对周边国家的盘剥。习近平提出世界要共同发展，国内要共同富裕，但是，共产党如何保持这种党性?没有无产阶级现实感的时代，无产阶级立场怎么保证?(白钢：思想教育。)

吕新雨：

　　我自己的希望是倒逼社会主义。中国目前的问题还有在世界上的位置，不可能再走帝国主义道路，或者说走了后果很严重。这个情况下，会倒逼执政党必须去面对这些问题。在倒逼的过程中是有一定的可能性，我不是说它一定会自觉。(丁耘：谁来倒逼呢?)现实的危机会倒逼，也就是共产党的合法性危机。还有怎么处理国际关系，中国对外发展，这些都会碰到第三世界的问题，到非洲去走殖民主义道路现在走不通了，或者说你走得通，后果很严重。在这些情况下就会倒逼，在这个倒逼过程当中就需要转回头去讨论政治路线问题，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丝可能性。在最坏的意义上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在最好的意义上谈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

白钢：

　　中国从崛起的角度来说，我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确定的事实。但是它以什么样的路径崛起，则是不定的。它是作为16世纪以来荷兰到英国、英国到美国之霸权体系的继承者，一个前所未有的更强大的霸权(《共产党宣言》中提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廉价商品摧毁了任何一个古老民族的万里长城，但事实上英国和美国在其全盛时期也没有凭借自己的生产能力达到过这样的状态，而今天的中国具备了这样的超级生产能力。它使得马克思当时描述的状态，第一次真正成为了可能，而英国和美国其实都是通过非贸易手段来打开这个落后民族的壁垒)。如果是作为一个霸权的承继者的话，所有过往霸权遇到的问题它同样会遇到。由于中国的人口特别众多，它很难像过去的霸主这样通过向全球汲取超额利润来平衡内部的阶级矛盾，因而它的矛盾爆发甚至会比过去更加尖锐，这也是可以预见到的一个情况。但这一路径确实是相对比较简单的选择。如果依此而行，在未来二十年之内就可以看到，中国基本上就可以全面取代美国的存在。

　　如果要选择另外一条道路，即以社会主义的方式崛起，则要提供一个与原来不同霸权主导的世界体系根本差异的历史可能。这毫无疑问比前者要伟大得多也艰巨得多。打破一个既有的体系，建立一个新的体系所需要的能量，比承继既有的体系不知道要大多少倍。在一个旧的世界体系已经失效，新的世界体系尚未生成的混沌胶着状态当中，一种类似《华严经》所表述之相即相融、互摄互入、法界一味、圆融无碍的境界，或许不仅存在于理相，而且现于世相当中。中国道路的未来，以其未来，故而未去。它的命运不但关联于中国的实践，也关联于类似占领华尔街这样不满意资本主导的世界现状，渴望一种新的世界可能的，全球范围当中的群众运动，关联于一切与此因缘相涉者的所思、所言、所为、所愿。在此意义上，我们今天的讨论也正构成中国道路的伟大长征的一部分。

张奇峰：

　　我最后问白钢一个关于经济危机的问题。因为08年以后经济危机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根据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解释的话，这个实际上是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具体表现就是由于生产无限扩大的问题。秦晖有一个解释，这个矛盾并不是生产过剩的矛盾，这个实际是一个过渡消费的矛盾。他这里面解释是有一个比如说从经济学上，是用一种所谓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效益理论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你是怎么看这个经济危机这件事情的?特别是这一次的经济危机，究竟是生产的问题还是消费的问题?

白钢：

　　应该说比这个要都复杂一点。第一，08年的经济危机，如果要追溯它的源头的话，其实是60年代的中期。从4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的美国，是所谓的资本主义的异常繁荣的一个时期，算是第二流金岁月。然后60年代中期以后它出现一个非常重要的所谓的盈利能力危机，美国当时就出现了一个盈利能力不断下降的趋势。美国在面临这样一个盈利能力持续低迷停滞这样一个状态的时候，它采取了一个过去的霸权结构都采用的一个方式，就是利用它的金融特权，然后进行反周期的金融扩张。而且它有一个相对于之前霸权的一个更突出的一点，它发明了众多的金融衍生工具，而新型金融衍生工具和金融市场不断庞大，其体量甚至高于所有生产部门的总和十倍以上。也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造成了它的进一步产业空心化和生产转移的问题。具体到这一危机在08年爆发，确实和伊拉克战争之军费激增造成的巨额财政赤字相关。但就根本而言，这一危机必然会爆发的，因为在金融市场的规模十倍于全球GDP的情况之下，要保持这样高的利润率其实是不可能的。因为马克思曾经分析过(不光是马克思，从斯密就开始)，资本主义的平均利润率的不断下降，平均利润率的不断下降对于任何制造业其实都是成立的，但是与此相应的另外一点是，金融行业的利润率的不断上涨，这两个矛盾可以看成是马克思讲的那个矛盾在现代金融资本情况下的一个新型的形式。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生产力的矛盾，当代的体现形式就是制造业利润的不断下降或者说是趋于平均，和金融行业利润的不断上涨的这样一个矛盾。它必定会在某一个特定时点，以大规模的消灭财富的方式来实现二者关系的再平衡。(张奇峰：你这个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解释。)

肖自强：

　　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解，到目前为止我认为，至今没人超过马克思。但是马克思理论的具体运用也需要很高超的水平，没法照搬。

圆桌讨论 知与行

丁耘：

　　今天这个会有一个副标题就是2015年新春展望会。我们在2015年可以做什么，理论上、实践上都可以做什么?

　　左派也是要加强组织，加强联络。

　　在国企里面，首先在基层，发动群众，帮助整党。整贪腐是整党的一种方式，但是整党不仅仅是整贪腐。党的问题，本质上不是出在贪腐上。

　　我们几个网刊啊，不仅仅是纯理论性的探索，建议性的完全可以做。

景国伟：

　　2015年的新春展望很有必要。目前我们刚刚初始工业化，已经给我们共产党带来这么大的困惑。想想去年跟今年电商的发展，这个时候共产党如果不想怎么样从自身树立一个根本性的东西出来，共产党很快就会土崩瓦解。到真正的土崩瓦解以后，从组织上土崩瓦解了，那我们思想也就建立不起来了。

丁耘：

　　国民党失去了基本群众，基层组织瘫痪了。没力气了，动不了了。我们大学里也是非常麻烦的。毛的权威是靠延安整风建立起来的。习要做，只有做整党这件事情，而不仅仅只搞搞贪腐。

景国伟：

　　老毛的时候不存在任期制，现在任期制也是一个问题。

丁耘：

　　虽然毛时代没有任期制，但他前面几个领袖非常短命的，比有任期制还要短。整风整成功的话，任期不任期都不是问题。

　　一个是党要整风，一个是意识形态要重建。

　　最麻烦的是同路人。看起来是同路人，走一半之后，到最后还是分道扬镳。和右派比很麻烦。右派是很简单，旗号就是自由。然而是否挺中国，立场就各异了，是把它做成社会主义，做成帝国，做成儒家复兴，就非常乱。泛左翼其实内部潜在的矛盾是很激烈的。很难整合。中国要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力量上真起来，泛左翼非得整合。

　　(丁耘建议做国企调查，形成调查报告。)今天肖兄对我们所有的指责，都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们有的时候是被动的，谁不和现实相关，书斋里出去也要碰到现实嘛，现在就是要有主动的调查。

吕新雨：

　　现在碰到最大问题就是学者和一线调查结合的问题。真的去做很深入的调查有困难，一线调查记者和学者之间怎么配合?这三位朋友也许可以提建议。

白钢：

　　生产资料它有量的问题，也有决定性力量，这个有差别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中国占支配性地位的还是公有制。房地产如果离开中国的土地公有制的话是不可想象的。

吕新雨：

　　这个就回到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列宁最早谈国家资本主义的时候说，因为一战，欧洲的资本主义都变成了国家资本主义。所以当时俄国的问题是大难临头怎么样逃生，只有变成国家资本主义才有可能逃生。所以实际上国家资本主义或者说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战时经济的问题。列宁讨论国家资本主义的时候，恰恰是针对的一战之后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化问题，列宁自己说我最早提出国家资本主义的时候还是临时政府时期，但是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掌权之后，他讨论国家资本主义的时候，是说国家资本主义可以成为社会主义的一个入口，但是有条件。在今天的情况下，我们不能把经济模式和社会主义进行一个硬性捆绑，这个是一个要解开的问题。社会主义是不是一定必须国有化，国有化在什么意义上才是社会主义?我觉得要把它解开来讨论。因为一旦经济危机开始，资本主义也会开始国有化。也就是说，国有化本身并不一定等于社会主义。中国农村土地一直是集体所有制。

少翁：

　　汪老师到富士康去采访，我觉得这个非常好。但现在就汪老师一个人去了。既然汪老师这个方法是正确的，大家应该就照着做。如果所有左派都这么做，这个事情就不简单，就会引起很多人来注意这个事情。为什么这么多左派学者都来关注工人，关注这个产业，关注依靠对象，大家都会来关注这个问题，这才是在做事。你只谈这个事情……汪老师的材料大家都看到了，汪老师这个举动我想也不仅仅是为了去听什么东西，而是一个姿态一个动作。大家不能只谈这个事，大家都这么去做，那么左派就有力量了。现在就汪老师一个人，如果丁教授也去采访一个工厂呢?吕老师也去采访一个呢?一个月之内有几十个，大家都在关注这个，那么这个事情就不一样了。虽然大家都在做学问，但是这个学问就做的很有意义，这才是左派应该做的事情。我刚才听大家谈，我觉得还是在办网刊，办十个网刊有什么用?

吕新雨：

　　问题的复杂在于，潘毅在做富士康，李静君也做富士康，可是不一样，所以这就是视角。理论不清楚的话，行动方向就不清楚。工人运动背后介入的力量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和工人到底什么关系，这个不讲清楚，运动就很容易被带走。做工人运动要看往哪里做，还有工人运动和工会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要说工会，那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比中国强多了，仅仅在这个层面上是不是就够?这还是一个大方向，理论上搞不清楚，行动就不知道往哪里走。今天中国工人运动迫切需要在宪法意义上得到保障，也需要得到整个社会力量的支持，不能仅仅停留在工人运动本身，才能成功。不过，今天左翼和工农结合的确很不够。

丁耘：

　　汪晖是全国政协委员。他不仅仅是以左派的身份，作为左派学者早就下去了，他十年前在扬州做过国企改革的调查，介入很深。

少翁：

　　如果等理论上搞清楚了，估计咱们就……我建议先做。

吕新雨：

　　这个是理论和实践要同时并行、互相促进的问题，理论要能够说服群众，才能掌握群众，才能形成社会压力，促使改革。

白钢：

　　这样讲也是对的。对学院系统的人来说，行动要多一点。因为平时不大去做。

少翁：

　　主席写的书有个最大的特点，不是给教授看的，是给最普通的群众看的，群众可以用。我们做学问，研究主席的思想，不是为了探讨这个理论多高深，是要把这些东西让普通群众知道，能够运用。怎么运用，只有在行动中，群众才会接受。

景国伟：

　　知和行要有机结合。

丁耘：

　　第一线的和做理论的也不用相互指责了。马克思和工人的接触也是相当有限的，他也是大量的时间在图书馆里。他看资料，那些资料当然是实际的资料，但是他在图书馆看。当然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一步，但是我们现在确实处在一个理论混乱的时代。老一辈其实信仰很坚定。我们今天泛左翼里面的一些想法，还是很难统一的。理论和实践需要并行。

　　(全文完)

　　(统稿、编辑：吕新雨; 统筹、协助：吴畅畅、丁雄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