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上）（简编版）

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

理论和实践（上）

（简编版）

高举毛泽东思想继续革命理论

工农共产主义运动理论组

目   录

前言                                

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先声

——武训传批判和修正主义‘党史’

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

——三大社会主义改造运动

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生产

（一）《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二）整风和反右运动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第一次实践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红卫兵小将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这张照片登上了各大报的头条，引起极大轰动，并势不可挡地到北京来接受毛主席检阅。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其中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焦裕禄女儿的合影，永留革命史册。这张经典照片，表达了那个火红的年代，表达了毛主席与人民心连心，表达了红卫兵小将对自己心中的红太阳纯真的深情，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幸福！

时过境迁，那个现居美国年近70岁的老太婆发声自己在文革中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批斗北师大附中女校长至死一事表示忏悔，引起一番争论。这本来是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种控诉和谴责。然而，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声音，却从未中断！近期，从大陆撤资‘跑路’的香港大资本家李嘉诚说：“这种文革方式，叫人不寒而栗。”他的‘跑路’，竟然与几十年前的文革挂钩，真可谓李大先生的一大发明。这只不过是表明，这个资本家先生的灵魂中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天生着一种恐惧和憎恨。再看看那个50年后的道歉，竟然把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推到文革身上！可见，是多么的无知，无头脑！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巩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与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这样两个阶级围绕两条道路的一场生死斗争。在共产党内就表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党内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苏共中央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这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历史教训，给中国共产党尖锐地、直接地提出了反修防修的历史使命。其最高问题，就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这个“最高问题”意义上的大革命，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总纲领、总路线、总线索。只有抓住这个纲，才能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一条清醒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路线。而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则是片面的、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反革命的。李嘉诚撤资‘跑路’，像贼一样秘而不宣，还不忘骂与他毫不相干的文化大革命。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却对李嘉诚的‘跑路’给以‘合情合理’的辩护：说李先生是资本家，他追逐的是利润。然而，那是剥削、榨取的工人的血汗，他的‘跑路’，实际上不过是盗匪‘移脏洗钱’而已！

由此看来，同一件事会有多么不同的观点啊！更何况，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拥护和反对的，肯定和否定的，唯物的和唯心的，辩证的和形而上学的等等，就是必然的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是一场触及人们意识形态灵魂的大革命。修正主义则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下了个“彻底否定”的结论，这个结论，其实也是一个政治意识形态的说辞，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产物。不论肯定和否定，均来源于生产方式中的矛盾和斗争，都要接受历史的检验。历史的产物，只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才能对文化大革命的产生、进程以及文革后的反动，理出一个清楚地线索。即只有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两种制度、两条道路、两种生产关系、两种所有制的分析，才能理清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进程、反动三个阶段及其线索或总脉络，才能历史的来研究文化大革命；只有抓住‘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这个总题目，才能提纲挈领地来研究文化大革命。

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重走长征路，或者是红卫兵运动，都是片面的。北京大学的老教授季羡林的‘牛棚杂记’的牛棚中，关的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定的牛鬼蛇神，其中有些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季先生说，关牛棚受了冤枉，那就应该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子那里去诉诉苦。

各种人对文化大革命的不同看法争论不休，这种意识形态上的矛盾和斗争决定于社会存在，决定于社会生产方式中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生死斗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唯心论者，他们不懂得也不接受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原理，其意识思想在意识形态迷宫中执迷不悟，永远也不知道意识形态为何东西、来源于何处。

《共产党宣言》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文革结束后，修正主义上台，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极尽诬蔑攻击之能事，包括‘牛棚杂记’、御用文人、反攻倒算的党政大员和势利变色虫，直至《决议》，都是‘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运动的种种责难’！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搞资本主义复辟。就是那个起草《决议》文的纸老虎理论家，竟说：“如果毛泽东活着，我就要问一问他，你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哪有一点‘大理论家’的基本素养啊！他多次求见自己的主子七年而不得，郁郁而死！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记述、评论，可以写成千万卷书。正是这重走长征路、大字报长廊、各种学习班、批判会、辩论会等等，构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错综复杂的洪流，在‘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大民主中受到教育，触及到当事人的意识形态灵魂。这其中，存在着无数偶然性和必然性，有规律，也有主要线索。恩格斯说：

 “……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及预期的目的。……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这样，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统一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在于发现这些规律。人们通过每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而不管这种历史的结局如何，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的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

“……在现代历史中至少已经证明，任何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任何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

恩格斯上述对历史唯物论的论述，对正确理解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具有根本指导意义，首先是进行阶级分析，对这场持续十年的全国性大革命，遍及各个领域的全面阶级斗争，不进行阶级分析，是不符合文化大革命的实际的，必然陷入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文革后，中央现代修正主义搞了个“全面否定”的《决议》。其基调就是否定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从反面证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也证明了毛泽东思想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正确和光辉伟大。文革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政权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现代修正主义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归根结底，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生产方式、所有制下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因此，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因后果及总过程，对每件事、每个人的言行进行阶级分析，沿着复辟和反复辟这条主轴进行衡量，运用恩格斯上述唯物史观进行研究，才能有一个符合唯物史观的正确认识。那个中央修正主义“全面否定”文革的《决议》，亦是历史的产物，亦逃避不了历史的检验。

《共产党宣言》开章第一句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毛主席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是历史唯心主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阶级斗争，是一场关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是一场关乎“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反修防修的斗争。抹杀、否认阶级斗争，这只是表明它们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打着共产党旗号的政治骗子。

一．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先声

               ——武训传批判和修正主义‘党史’

毛主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

所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非是任何人头脑的发明，而是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就文革的阶级斗争性质来说，这个斗争，从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就开始了。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就指出：“……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衣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也说：“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这个著名语录，宣示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事业才是更加漫长、更加艰巨、更加伟大的新长征事业。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就出现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并表现为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

建国初期的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革命运动的胜利，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即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的继续，也是生产方式革命的继续。这三种阶级斗争，直到七十年以后的今天，一直也没有停止过。此外，在这一时期，进行了“三反”、“五反”运动、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取缔会道门及清除丑恶现象，以及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和各项文化教育卫生科学事业等等，全国百业复兴、欣欣向荣、新人新事新气象。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对旧中国的一场大革命！枪毙刘青山、张子善，是震动全党、全国人民的惊天大案。

建国后的三年恢复，其中心仍然是一个生产方式、所有制、社会制度问题。毛主席在《不要四面出击》中说：“在土地改革中，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第一，帝国主义反对我们。第二，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反对我们。第三，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反对我们。第四，地主阶级反对我们。第五，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以及我们接收的国民党的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这场斗争是很激烈的，是历史上没有的。”……

毛主席在一九五零年政协一届二次会议的闭幕词中说：“……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只要战争关、土改关都过去了，剩下的一关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那一关。”《土地改革法》是为了解放农民，《婚姻法》是为了解放妇女。这是文明时代的两大革命。把土地改革后的个体农业过渡到集体农业生产方式，就成为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内容了。

土地改革是生产方式的革命，也必然反映到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领域，其中，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和批判就表现了这个革命的根本性问题，也反映在党内的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的对立和斗争，也表现了无产阶级与地主阶级及资产阶级两种对立的思想观点。反映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还没有被革命，甚至在人们头脑中还要长期存在。

毛泽东在《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中说：

“……象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着‘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程度。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护旧事物使它们免于灭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在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解放农民、解放妇女的天翻覆地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群众革命运动时，竟放映<武训传>这部反动电影，表明了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被推翻、被革命了，但是几千年形成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还留在人们的脑子里。说明头脑中的封建地主阶级还存在。“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武训生在光绪年间，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思想当然是武训信仰的东西，忠臣良民、甘当顺民奴才是当时的产物。在土改时期，又出现了<武训传>电影，封建帝王和奴才武训又复活了，这说明，新生产方式刚建立及以后很长时期，旧生产方式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还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被推翻的地主仍心不死，甚至是根深蒂固的。巨大的孔子雕像不是也被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竖立在天安门前吗？孔子学院不是也遍及全世界吗？……所以，围绕电影<武训传>讨论的实质，即是无产阶级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而且一直延续至今，甚至发生在中南海的党中央所在地！

可见，毛主席运用历史唯物论对<武训传>的批判，是一针见血、毫不含糊、立场坚定、观点鲜明、方法彻底！文中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丧失了批判能力，……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这不正是针对党内的假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吗？从这个意义说，评《武训传》，以及后来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清宫秘史》的批判是一脉相承的。这些作品，其一，都……是歌颂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向反动思想投降；其二，是“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其三，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六十年后的今天，2010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上册）对发生在1951年那次有关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妄加诽议：“……把思想认识问题不适当地提到向反动思想‘投降’的政治高度，在教育文化界开了政治批判解决思想问题的不好的先例，……”这显然是《党史》编写者的反攻倒算！只能说明党史编写者是假马克思主义者，是历史唯心主义者，是向反动思想投降的奴才。

《应当重视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已宣示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当时的批判对今天修正主义的批判亦是完全适用的。毛主席著作中谈的主题是历史唯物主义，是对结合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而党史的编写者竟然不懂和反对历史唯物主义，这样的编写者能编出什么样的党史，不是可想而知的吗？

对历史事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评论，那是由评论者的立场、观点、方法决定的。就此，毛泽东说：“……武训自己怎么想是一件事，武训的后人替他宣传又是另一件事。后人替他宣传，这是借武训来宣传自己的主张，而且要拍成电影，写成著作和论文，向中国人民大肆宣传，这就引起了根本问题。”这个根本问题，尤其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更是根本的根本！

我们把本节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先声”，这反义于2010年版中共党史对1951年发生的对《武训传》讨论的“开了不好的先例”的“党史观点”：而马克思主义则旗帜鲜明地说：“开了革命的先声”。毛主席在1951年所指出的“根本性问题”，不是一直延续至今，并在篡党夺权之后愈演愈烈了吗？不正是“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吗？……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封建的统治投降……甚至向这些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这只是表明，2010年版《党史》是一部反历史唯物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根本就没有什么“历史虚无主义”，而是反革命的历史唯心主义。

历史证明，这次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开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文化革命大批判的先声，并一直进行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说，早在建国初头三年就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先声。这也就是本节标题的由来。所谓“开了不好的先例”，就是说，在一九五一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就闻到了十五年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气味。

而修正主义《党史》对<武训传>批判的翻案，则正是资产阶级政客篡党夺权后对文化大革命和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反攻倒算！

二．        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

                    ——三大社会主义改造运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的。这个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所有制、生产方式，是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群众运动中实现的，是在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中实现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在所有制方面，首先没收官僚资本主义的财产和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这两项已占到当时国民经济中工商业的80%左右；个体工商业及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只占工商业的20%。经过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地主制度，80%的土地分给了贫雇农和下中农，还有20%左右的土地由旧富农新富农及富裕中农占有。这样，由占优势的社会主义工商业或国营企业、个体农业、手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构成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已经是半社会主义了。

在这里我们需要牢记《共产党宣言》中的以下经典论述：

“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消灭先前存在的所有制关系，并不是共产主义所独具的特征。……一切所有制关系都经历了经常的历史更替，……例如，法国革命废除了封建的所有制，代之以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筑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生产和产品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可见，资产阶级政客发明的“特色社会主义”完全背离了《共产党宣言》，是现代修正主义的产物。

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消灭私有制。具体说，把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为公有，消灭剥削、消灭雇佣劳动制，建立全民所有制，使工人成为企业和国家的主人。对个体工商业实行合作社形式的集体所有制，这就消除了个体破产或发财致富成为新资本主义的土壤。对个体农业实行农业合作社，走集体化道路，这也就消除了农民贫富两极化的根源。

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同样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包括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生产力的集体化大生产。这就需要通过“抓革命促生产”巩固公有制和提高生产力。正是在处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上，也出现了最为激烈的阶级斗争，并表现为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最终表现为中央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并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是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阶段，而且每个阶段都经历了激烈的斗争。消灭私有制、大公无私，就是党性。

1951年4月17日，山西省委向中央提交《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报告》提出“积极地稳健地提高农业生产互助组织，引导它走向更高级一些的形式；……对于私有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当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

然而，华北局5月4日的批语则认为：“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方法来逐步动摇、削弱私有基础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是和党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及共同纲领的精神不符的，因而是错误的。”同样，7月3日，刘少奇也对报告批语道：“把农业生产互助组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毛泽东不同意华北局和刘少奇的批示意见。1951年9月30日，中央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制订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草案）》，于12月15日印发各地党委试行。毛主席在通知中指示全党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从此，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很快在全国范围开展起来，这大大巩固了政治上的工农联盟。当社会主义的国营工商业、交通运输业及外贸业、银行业同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社联合起来的情况下，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革，就是形势逼人，大势所趋了。一九五二年六月六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一个文件上批语：“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

一九五三年六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批判了刘少奇等人提出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等右倾机会主义观点。毛泽东说：

“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之后，……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

一九五三年八月毛泽东重要批示：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在这个灯塔的照耀下，党政工青妇，科教文卫各界都投入了对总路线的宣传、促进、支持的行动中，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历史的经验证明，这场革私有制的大革命没有群众运动是行不通的。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这场大革命中，对出现的右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批评。一九五五年九月到十二月毛主席在编辑《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时候，写出了一百零四篇按语。可见毛主席全身心的投入其中，为四万万农民，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为用鲜血建立的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费尽了心血。毛主席自己在实践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人民万岁！”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毛主席对六二年的单于风是多么地不能容忍啊！这就是毛泽东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说的‘62年的右倾’！

对运动中出现的严重右倾思想，毛主席连续进行批判和纠正说：

“右倾的表现有这样三句话：

“‘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农业互助合作也年年在变。过渡时期充满了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

“‘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

“‘确保私有财产’。……这是不对的。

“我们提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比较好。……要反‘左’反右，逐步过渡，最后全部过渡完。”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一月毛泽东在《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中说：

“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

“有句古语，‘纲举目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

“……现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是半社会主义的，社外的个体农民是完全的私有制，这两者之间是有矛盾的。……到将来，由现在这种半公半私进到集体所有制，这个矛盾就解决了。……

“总路线就是逐步改变生产关系。……‘确保私有’，搞‘四大自由’结果就是发展少数富农，走资本主义道路。……”

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说：

“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象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别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

正是在此，毛主席说了那句全国人民耳熟能详的经典语录：“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也做不成了。”

“……大多数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这种状况的农民，占全部农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

“有些同志，从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出发，错误地观察了工农联盟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只有一字之差，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却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大家已经看到，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了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才能获得巩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这个联盟就有被破坏的危险。”

这不正是资产阶级政客篡党夺权后干的事情吗？！

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毛主席在《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中说：

“我们这次会议，是一场很大的辩论。这是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期间，关于我们党的总路线是不是完全正确这样一个问题的大辩论。……只有在农业彻底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在新的基础上，就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逐步地巩固起来，才能够彻底地割断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系，才能够彻底地把资产阶级孤立起来，才便于我们彻底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是要在农村这个最广阔的土地上根绝资本主义的来源。……这就会使资产阶级最后地孤立起来，便于最后地消灭资本主义。……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资本主义这个东西是历史上发生的，也是要死亡的，它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去，就是‘睡’到那个土里头去。”

六中全会上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实质上只是反映了资产阶级和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要求。”在会后，“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或发展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成为农业合作化运动乃至全部农村工作的主题。1955年至1956年一个冬春，合作化运动席卷了整个农村。

1956年在全国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农民、手工业者劳动群众个体所有的私有制，基本上转变成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公有制。亿万农民和大多数其他个体劳动者，已成为集体劳动者。这种集体劳动，无疑是一种新组织起来的生产力。资本家所有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变成为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制的公有制。这就从原来的起于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过程的方式变成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国营企业，使私人企业的工人摆脱了雇佣劳动者的身份地位，同原先的国营企业工人一样成为企业的主人，也就成为国家的主人。这样，就联合了全国各行业、各地区的中国工人阶级的阶级队伍，进一步提高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促进和扩大了工农互相支持，加强了工农联盟。这是生产方式或所有制或生产关系的转变所必然产生的在上层建筑领域的反映。

从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五六年底，这七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最伟大、最根本、最革命的内容就是所有制革命。这个所有制革命，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二十八年的人民革命战争，进而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以来，无数志士仁人及革命先烈、共产党人前仆后继奋斗的结果，就是这个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从一九五六年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的历史进程来看，也就具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社会条件。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中，党内出现右倾机会主义，资产阶级思想等违犯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做法、说法、想法，受到了批判、批评和纠正。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还是倒退、复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反映在党内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反映为党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集中表现在中央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成为主要矛盾，这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出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这只是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以后的工作更伟大、更艰巨，阶级斗争更激烈，道路更曲折。

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生产

既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出来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主要矛盾，那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出现就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了。这是触及人们意识形态灵魂、撕破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遮丑布的大革命！而并非是什么“毛泽东晚年思想”！更不是修正主义者所说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被资产阶级政客篡党夺权以后，在‘特色社会主义’的招牌下，搞资本主义复辟，正是用事实说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正确性！修正主义这个反面教员的现身说法，也证明了毛泽东思想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伟大和正确。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有用唯物历史观，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来说明，才能得到科学的结论。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是生产关系的综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等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即在每时每事实现着。不管人们用什么意义、角度、名称来描述“1956-1966”的中国历史，但从生产方式来说，这就是十年社会主义史，是经过1949-1956的社会主义革命，“七年怀胎一朝分娩”生产出来的。从1956年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生产出了自己的产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此，毛主席‘准备’了十年，就是“十年怀胎，一朝分娩”！前后加起来就是十七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十七年怀胎，一朝分娩”。只有这样历史地看问题，才能认识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

实际上，毛泽东在五七年的《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的讲话中，就预言了‘要有一个社会主义思想革命运动’！

而修正主义者所编的‘2010年党史’，不是也把所谓的“毛左”路线追述到建国初期了吗？不是大刮为右倾翻案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妖风吗？历史不会被割断，后朝编前朝史，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及2010年版“党史”，只不过是现代修正主义历史中的两件反革命事件而已！

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唯物史观看来，是再简单不过、确凿无疑的了。而被唯心论迷住心窍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从来不会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来说明政治、法律及全部意识形态，当然是不可理解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生产着教育革命，生产着意识形态革命化，生产着后来发生的红卫兵及红卫兵运动。而伴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那些资产阶级民主派、犯右倾错误的党内外人士和同路人，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革命了，右倾机会主义变成了修正主义，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发家致富了。从中央修正主义决定解散人民公社那时起，革命和反革命就生产出来了。这些反革命，是党内修正主义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演变出来的。他们成为民主社会主义的旗手，成为《炎黄春秋》精神领袖的那种反革命。十分滑稽的是，革命者与反革命者竟然以原告和被告的司法身份“平等”地对簿公堂！这就是修正主义所宣传的“依法治国”！中国现代修正主义在中国搞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也脱离不了历史唯物论的规律，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基本原理。

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六年，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生产了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生产了巨大的社会主义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生产出的英雄模范先进人物数不胜数；巩固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加强了共产党的领导，提高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和运用水平。至于前进中的缺失、错误、经验、教训，也是比比皆是；但这些问题，归根结底都是围绕生产方式而起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归结到道路、路线、阶级斗争这个纲。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可以写万卷书。第一个社会主义建设五年计划提前一年完成，这是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进行度量的物质财富的产品计划。从资产阶段经济学生吞活剥而来的价值量（GDP）计算，可笑至极、愚蠢至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77年版价是0.78元；《邓小平文选》第一册1983年版1.00元、第二册1989年版3.30元、第三册1993年版17.50元；这就是所谓中国经济崛起、年度增长率的价格舞蹈。文艺舞台上的“十俗”、“八俗”与商品在市场舞台上的价格忽悠，其实是哥俩的同工异曲的忽悠。这与教廷拿着死亡了的上帝忽悠自己的信男信女、大学校园里引进从坟墓里挖出来的学位服穿在年轻学子的身上、有个大学设立国学班，要年轻学子穿汉服行成年礼有什么两样？“三无”科学工作者屠呦呦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不正是在那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火红年代的成果和荣誉吗？瑞典皇家科学院是否犯了肯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呢？

社会主义建设，绝不同于资本主义价值增长或经济增长，这是生产力发展、提高的两条不同的道路。工业建设中的“鞍钢宪法”：“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造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 （二参一改三结合），完成或超额完成生产计划、同资本主义的“价值法则”达到利润指标是两种制度、两个世界，两条道路的根本区别。毛主席提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打破常规搞建设，就是相信广大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的力量和知识，决不按资本主义的落后的反动的旧框框、清规戒律去发展生产搞建设，要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生产建设的积极性。

毛主席说：“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这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方针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人民大会堂建设，遇到了地下流沙层建基础及安装厅梁的困难，难住了国内及专机请来的苏联专家，这两大困难不是靠一线工人技术人员的诸葛亮会解决了吗？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六年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建成了独立的完整的工农业、科教文卫、交通运输、国防科工体系。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人民群众不分南北、不分地域、不分民族、互相援助、万众一心为社会主义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联合攻关，这只有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大生产、大建设中才能生产出来。几十万山东、河南农民奔赴青海核试验基地；因粮食供应紧张，上千万职工回乡支援农业第一线。这都是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的奇迹！至今世界上的各国反动派，因口粮问题攻击朝鲜，与中国三年困难时期粮食紧张受到国内外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如出一辙。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存在着中央出修正主义的危险性。阻碍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是党内右倾机会主义，使已建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退回到私有制，那就是修正主义。而中央修正主义解散农村人民公社、破产国有企业，扶植新生的资本主义和引进国外资本主义，他们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又是什么呢？

下面，我们沿着时间先后顺序来看这十年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如何由生产方式生产出来的。

（一）《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一九五六年国内外发生的三件大事，决定了今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内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发展前途。

第一件大事，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达到高潮，社会主义制度、所有制、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建立了，这是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奋斗的基础。

第二件大事，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震惊了全世界，也震惊了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全盘否定斯大林，丑化无产阶级专政，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丑化伟大的苏联共产党，也丑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就提出了一个严重现实问题：中国共产党内是不是有、会不会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等等。

第三件大事，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央修正主义露头了！

八大《政治报告》、《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及政治报告的决议中说：“……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现在，……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因此，斗争的方法也必须跟着改变，完备的法制就是完全必要的了。”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我们党已经领导人民取得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的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

把上述三件大事总归起来说，仍然是社会主义制度或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这个历史唯物主义发现的“日心说”：一个是近四十年历史的苏联社会主义道路出现了危机，“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加上波兰、匈牙利事件；另一个是刚建立的中国社会主义也面临着未来的危险：八大政治报告及大会决议文不谈历史唯物主义、不谈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生死搏斗。

毛泽东，正是在这种大变动、大转折、大混乱的思想形势下，总结经验，研究新问题，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划时代的光辉著作，标志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诞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就是要捍卫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所有制、社会关系和生产方式，反对和批判资产阶级代理人在党内的走资派。在这个意义上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对苏共和中共修正主义、对苏联赫鲁晓夫和中国赫鲁晓夫进行反修和防修斗争的必然的、历史的、逻辑辩证的发展。现代修正主义不知道这个理论的产生过程，则唯心地归结为‘毛泽东的个人错误’、‘毛泽东晚年思想’、‘个人崇拜’等等。崇拜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崇拜神明、上帝、佛祖、真君等，是完全不同性质的崇拜，是不同生产方式生产出来的崇拜。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曾两次提及苏共二十大的‘个人崇拜’，其本身就是对二十大的个人崇拜！

“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一文中说：“……最根本的一条，是他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指出的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违背了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革命的意志，……赫鲁晓夫的下台，正是苏联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坚持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结果。 我们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是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赫鲁晓夫搜罗了历史上所有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拼凑了一整套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的修正主义路线。他对帝国主义实行投降主义，用阶级调和论来取消和反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他用大国沙文主义来代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国内则企图用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经济和文化来替换社会主义制度，走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他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用最恶毒的语言大肆辱骂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领袖斯大林。他歪曲、污蔑苏联人民生活在斯大林领导下整个时期的伟大成就，以此来丑化无产阶级专政，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丑化伟大的苏联共产党，丑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他极端仇视，并任意造谣污蔑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革命路线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他在‘全民国家’的幌子下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在‘全民党’的幌子下改变苏联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这样，他就完全把自己放在……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为敌的地位……”

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批判和斗争，锻炼、提高了广大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批判、斗争水平。1964年的高考政治试题就有那个臭名远扬的‘三家条约’（核不扩散条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已经培养和生产着进行革命的广大群众、青年学生和红卫兵革命小将。赫鲁晓夫的垮台，也已经宣示了中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下场！他们都将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苏共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最后发展为社会帝国主义，并最终导致两党的破裂。在这个意义上说，伴随这十年的反修，在国内则是防修十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批判和斗争的十年。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历史经验》等一系列文章，正是由此，毛泽东创立并逐步完善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为捍卫、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做出了贡献。

现代修正主义惯用的手法，就是‘阶级斗争扩大化’，那个自称学术加官术四十年的“江湖混”于幼军，竟说“57年反右派扩大化，错划率达99.99%”，这真是一个信口雌黄的“江湖混”啊！而《决议》及‘10年版党史’均避开这个十年反修运动，避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修正主义的实质问题，避开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政党及社会主义道路等问题。胡说什么“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完事。历史事实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最终结果是苏共亡党、苏联亡国。鉴于这个苏联发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国社会主义的革命不能重蹈“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覆辙，走毛泽东领导党和人们防修斗争的路，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防止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制度，防止中国出现各色资本家，防止工农劳动人民重新沦为雇佣劳动者。

这场反修斗争是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死命运的一场生死大搏斗。中国现代修正主义者那能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呢？他们只能是“桀犬吠尧堪笑止，泥牛入海无消息。”落得个可笑可耻的下场！

与反修十年相伴随的防修运动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进行着。纵观十年历程，波澜壮阔，日新月异，革命和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

在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讲话的前后几个月内，还密集地发表了多篇讲话，《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等，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多方面阐述革命和建设、反修和防修的思想。

革命的理论，必然引导革命的运动。整风和反右，就是伟大的继续革命理论的第一次实践。

（二）整风和反右运动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第一次实践

一九五七年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第一次实践。对这次运动，几十年来始终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反映在党内外、国内外更是看法迥异，互相对立。当然，由于资产阶级政客的处理手法和错误，的确是错划、错打了许许多多。但是，不论如何，它总归是政治思想领域内的一次阶级斗争。从更长远的影响来说，它揭示了在党内外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运动的现实就说明了，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斗争的基本问题，是中国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也暴露出共产党还要不要领导人民继续革命，革谁的命，怎样革。

运动的具体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三种不正之风，整掉党内不继续革命，甚至反革命，倒退、反动的作风和思想。通过整风，使党执行一条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吸取苏联出修正主义的教训，走出一条反修防修的路子。

一九五七年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对整风和反右派运动进行了总结。在这次会议期间，毛主席的多次讲话清楚地指出了防修反修这个主要线索，丰富了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的继续革命理论。这里展现着“实践——理论——再实践——再理论……”的唯物辩证法或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发展过程。摘录如下：

“（一）反右派今后会不会纠偏、翻案呢？审批时要注意。反右派斗争不搞好，社会主义建不成。（二）究竟有多少人反对社会主义。……（三）党员中反对社会主义的有多少？要当一个问题好好研究一下。大概也有百分之二到三。……（四）放与改要同时进行。……当然，改要抓住重点。（五）整风有两个方面，一是解决作风问题，二是解决思想问题。……”

可见，毛泽东当时就对邓小平的工作提出了警告。

“这一次，我们提出反对教条主义也反对修正主义。有了右派，就不得不使我们把反对修正主义作为斗争的中心。党确实有错误有缺点。没有群众参加，是不能克服错误和缺点的。”

“我们的国家，在政治、经济方面的革命都没有完成。经济上建成社会主义基础，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只有空名。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只有百分之二，但这也有一千二百万人。他们想搞资本主义复辟，高兴匈牙利事件，我们政治批判他们，进行思想教育，这便是整风和反右派，划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

“我们有两次革命，一次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第二次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在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一九五三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到现在四年半，基本上改变了私有制。基本上解决，并不是说完全解决。所有制解决了，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还没有解决。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裕中农中有一部分人不服。八大没有完全看清楚。那时对阶级斗争强调不够，……”

毛泽东在《做革命的促进派》一文中说道：

“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种形式，在过去是不能出现的。……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就好办的多了。……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的比较快。左派……完全公开地同右派一道鸣放辩论，在农村里头同地主、富农一道鸣放辩论。……这种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最适合发挥群众的主动性，提高群众的责任心。

“……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这是尖锐的阶级斗争，去年下半年，阶级斗争有过缓和，那是有意识地要缓和一下。但是，你一缓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富农以及一部分富裕中农，就向我们进攻，这是今年的事。……这就是反右派，就是整风。……整风有两个任务：一个任务是反右派，包括反资产阶级思想，一个任务是整改，整改里头也包含两条路线斗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党内存在这三个东西，这个帐要挂在资产阶级身上。……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它要领导全世界的革命。”

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在《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的讲话中，就预言了需要一个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大革命运动！并说：

“^……对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主要有两怕：一个是怕乱。……一个是怕下不来台。……基础就是要……相信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是好人。……现在，全国究竟有多少人不赞成社会主义？我和许多地方同志摸了这个底。在全国总人口中间，大概有百分之十的人，是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在全国总人口中，赞成社会主义的，有百分之九十。我们要相信这个多数。……用我们这个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办法，可以避免匈牙利那样的事件，也可以避免现在波兰发生的那样的事件。……他们那里反革命的问题没有解决，右派的问题没有解决，走哪条道路的问题没有解决，又不抓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所以封一个刊物就惹起事来了。……我看知识分子都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找朋友，真正的朋友是在工人、农民那里。……一个反击右派，一个整改，最后还有一个，学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风细雨，开点小组会，搞点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为了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建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要真正弄懂什么叫无产阶级，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为什么一定要共产党领导等等问题。……这要一个过程，而且要有一个社会主义思想革命运动。”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初预想！

毛泽东对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论述很清楚，运动的核心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道路之争，是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要不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斗争。所以，运动的根本不是划右派多少的问题，而是要不要反右派、并打退资产阶级右派进攻的问题，而是要不要用社会主义思想占领上层建筑领域的问题，是所有制、生产关系、生产方式革命在上层建筑领域的继续。

“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中的鸣放，发展为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这个“四大”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形式，是57年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一个伟大发明创造。通过这个运动正式宣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且郑重宣布，“八大”取消或削弱阶级斗争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是现代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口口声声说，“要恢复八大正确的路线”， 2010年版《党史》及所谓“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等，都是为“八大”错误的政治决议翻案。并导致一系列的翻案风，最终导致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

一九五七年的整风和反右派运动，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并首创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个无产阶级大民主的革命形式、方式、方法。这个“四大”为十年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准备了难得的革命形式。而资产阶级政客篡党夺权以后，首先就迫不及待地“取消四大”！并污蔑五七年的整风、反右时的阶级斗争路线等，这恰恰从反面表明了中央修正主义集团在“八大”时，就已经出现了！并一直延续到现在。那个学术加官术的“江湖混”的“太离谱”言论，对“江湖混”来说，则是完全合谱的。但是，1978年后的翻案风，阻止不了1978年前的车轮前进！

1958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车轮，就滚滚向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