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作家陶 冶“作为彻底革命家的马 宾与其住房纠纷——我为什么支持赵贵荣维护马宾老保留住宅的愿望

 ”一文中马宾谈经济改革的部分摘录于此，供网友仔细阅读。

                      马  宾  谈  经  济  改  革

                                    马  宾

有人说，大跃进把规章制度都烧了，事实上，那些技术规格、操作规程，都没有什么错，而且恢复时，即使来不及成文也首先恢复了。事实上，文件烧了，还是按那些操作的，否则无法生产。另外，这些规格、规程，根据我在苏联学习知道的，基本上也都是苏联在引进美国建设的大工厂时的全套规章制度。另外，讲到技术，苏联早就提出“技术决定一切”(斯大林)。从美国引进“技术进步”，后来又提出改革(不过他们先是用Пеρеворот〈英语对应revolution, overturn, coup; cataclysm ,等；是变革，改革，革命；灾变等。〉，说这是变更，太严了，改为реконструктур，〈英语Reconstruction〉意即“结构改革”。1989年以后改为реφорм，即英文Reform, “改革”。)我们一开始也还是向苏联学、向东欧学，如向兰格学“市场社会经济”和科尔纳的“短缺经济学”学。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改为全面向美国学。这时，已不是学管理、学技术，而是学资本主义私有化了。特别是，吴敬琏把西方股份公司的资本的“资本家股东公有制”叫作“现代企业制度”，要我国所有企业学习。他介绍的美国钱德勒现代企业制度的要点是产权明晰、职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产权明显根据科斯定理，举例如某工厂烟囱的烟冒到邻居住宅区，居民要工厂赔偿空气被污染的损失，工厂说空气是公共的，只有将空间私有化才能断案。因此产权必须私有化才能明晰。企业为私人资本所有，政府不允许管理。

关于管理科学，厉以宁说，改革不是管理改革，而是产权制度改革，这样才能深化改革。这样，现代股份公司企业制度实现后，就是私有产权的确定，社会主义公有制就不存在了。

这些“改革者”是些邓小平同志讲的新自由资本主义改革派，他们在现代企业制度名义下，具体搞股份有限公司，在资本共有(股东共有)下，实行资本私有化，说这样最适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列宁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说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为帝国主义。二战后美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上又有新的发展，基本特征依旧，但由工业寡头垄断变为金融寡头垄断，由国家垄断变为国际垄断，由寄生性、腐朽性，加上投机性、赌博性、虚拟性、泡沫性。由过去的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变为帝国主义的霸权主义，以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军事全球化，不是瓜分世界，而是独霸世界。对中国以两弹(核弹和糖弹)推行私化、腐化、西化、分化的和平演变。在中国企业推行美式股份公司制的现代企业制度，以适应市场经济。这个市场经济的要旨是：以资本为主体(劳动其次)，以企业为本位(上不管国家和下不管个人)，国家无计划(无政府)，政府不管理(政企分开)，以看不见的手指挥，自由放任，人人为我(拉关系，找主顾)，我反人人(否则占不到市场)，按照游戏规则(没有等价交换和不管供求关系)，通过竞争性的市场(不是互相竞赛，共同前进)，争权夺利。结果造成贪污贿赂、假冒伪劣、坑蒙诈骗、走私贩毒、卖淫嫖娼的社会风气日下。这个指导思想则是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思潮：不确定性、破碎性，无本质、无本体、无原则论，每个人可以随心所欲，在中国社会产生极大破坏和造成社会风气日坏现象。没有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和阶级斗争，能制止和加以改正吗?

为什么国民经济改到这个地步呢?因为丢掉了四项基本原则。本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邓小平主持下制订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当时在制订党的基本路线时，不但继续坚持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同时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即是政治挂帅，政治是统帅、政治是灵魂。因为文化大革命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所以回避提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代之。但是，有人误认为以阶级斗争为纲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矛盾，这样就使经济工作失去灵魂和方向，结果使企业改革走到资本主义斜路上去了。所以，改革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非但没有把国有企业搞好、搞活、救活、抢救过来，而且消失了一小半，另一大半亏损的亏损，或资不抵债。毛泽东同志在《鞍钢宪法》中强调以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及科学管理发展生产力，经济建设为中心，又防止“唯生产力说”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在《鞍钢宪法》中，首先指出要在政治挂帅、党的领导下搞发展生产力和改革管理制度。再则，企业职工中的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他们作为党组织（成员），是工人阶级的最觉悟的先锋队领导工人阶级;作为党员个人，是职工群众的一员“人人为我”，我又是工人阶级群众应“我为人人”。没有高人一等的特权。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者本来都是工人阶级，因为分工和工作岗位不同，又要作为同是工人阶级实行三结合。

为了证明和防止把管理看做如同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是正确处理直接表现在生产力方面的人与人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工人阶级同命运的内部的关系，不是阶级压迫与阶级剥削的关系。为了证明和避免这一点，在管理上，除了专职管理的工人阶级群众而外，还参加了非从事管理的工人阶级群众;同时，从事管理的专职干部也要参加劳动以密切联系群众和深入实际，有利于领导管理决策。这些都是毛主席考虑到避免学习西方管理时，连他们那些“管、卡、压”作风都学了过来。工人阶级从此觉悟到本人与整个阶级利益的一致，劳动的积极性和劳动热情怎能不被激发起来呢?而积极性越高工作得越好，按劳分配所得越多，这不就是物质利益吗?毛主席不但指出管理的重要，防止资产阶级的管卡压，还指出要认识管理就是社教。要从社会主义企业中培养出国家管理人才和党的领导干部。

三、《鞍钢宪法》中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即是大搞合理化建议的群众运动。当时，对这一条是没有怀疑和异议的。1958年大跃进群众运动的经验教训，比如说，6000人上山，老婆儿女一起上，土法炼钢、砍树伐林。这种土法炼钢本身错误，这是缺乏正确的党的领导，不能说群众运动不对。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有的地方被坏人操纵，实际是有些作风不正的干部为保护自己挑动一部分群众斗另一部分群众。这种情形，即使冷冷清清的群众运动甚至少数干部之中，也会产生这种派别斗争情形。在生产斗争中，在大跃进时，修水库若不是大搞兴修水利的群众运动，能在很短的时间办那么大的事情吗?看群众运动是大或不大，不能只从人数上考虑。任何群众运动，总应有群众性，不会是少数人;更重要的是，任何群众运动，参加者总分为积极分子、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总会有一部分人未发动起来。要发动当然不能搞强迫命令，要靠动员。

大搞群众运动是指思想发动的充分。如果只按人数计，那末，小厂必然不如大厂，就不能说大搞而只能小搞了。大搞是带有充分发动、积极参加的意思。这一点很重要!党的事业是整个工人阶级的、是全国人民的，因此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才能完成。列宁说党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凡事不依靠群众、不走群众路线则一事无成，而遭致可耻的失败。当然，那种认为“群众是天然正确的”，不需要马克思主义教育，不需要党的领导也是极其错误的。另外，叶公好龙式地颂扬群众，而实际害怕群众、害怕群众运动，更害怕大搞群众运动，其难处是自己肚子里有鬼，有不为群众满意的地方，或者自己觉得不能站在群众当中有能力领导群众。大的革命行动，如果是在有群众参加的情形下，群众自己犯了错误，也很容易为群众所了解而加以克服和解决。大跃进大搞群众运动，犯了错误、受了损失，1962年到1965年迅速纠正恢复。

所以，共产党是群众性的党，只能检讨、纠正领导不好的教训，不能反对大搞群众运动。《鞍钢宪法》提出大搞合理化群众运动，是1959—1960年的鞍钢经验总结。当时在全国工会倪志福、省委书记黄炎青、劳动模范王崇伦，以及其他“焊接大王”、“铸造大王”，各工种的工人业余时间、放假时间，表演、讨论、建议，有时晚间灯火辉煌，有时吸引全国比赛。当然，由于群众(包括工人、工程师)发动起来了，出谋划策、献计献策，建议很多。我当时作为总工程师，一边非常高兴有许多技术难题，关键产品、品种问题、质量问题，在群众建议讨论试验中解决了。另一方面，也切实引起技术管理干部的头痛，我的办公室送来不知多少“永动机”的发明、建议，要接见他们，还要给他们答复。这是大搞合理化群众建议。运动引起的难题，难免出现叶公好龙的现象。然而，组织几次技术讨论会，请教授们讲一讲机械原理、热力学定理等，在认识上提高了一步。哪能保证所有的建议都合理呢?即使都是好的建议，也不能样样实行。同时，一定的时候，总要有一个间歇时间。这里一个根本问题，是领导与群众的正确关系问题。我敢断言，如果不依靠群众，不搞群众运动，比如说整风运动，三反五反运动，贪污腐败问题是不会解决的。

　　说到这里，还要回到一个根本问题即是必须讲政治，以阶级斗争为纲来解决发展生产力的问题，解决改革生产关系的问题。有的人重视发展生产力，重视科学技术，但是害怕人家说他是“唯生产力论”，说唯生产力是右，又有人禁止人们反对唯生产力论说反唯生产力论是“左”。在生产关系上，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说要改或不要改也不对。上述这个问题，只有在讲政治，以阶级斗争为纲，作阶级分析，看你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上，是否具有阶级观点，做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

　　有的“唯生产力论者”其实并不重视生产力，因为生产力要素包括①体力生产劳动、脑力生产劳动者，②劳动手段，③劳动对象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有阶级观点，做阶级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生产力中首要的是劳动者。正因为此，说生产力是能动的、革命的、永远向前发展的，这不是说生产手段(工具、机器)、生产对象(原燃材料自然资源)不重要，哪一个要素都缺一不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看在什么时候、地点显得更为重要。说你这不是不同意邓小平理论嘛?不是。邓小平同志讲科技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是在当代中国发展中，要关心科技也是生产力，而且是头等重要的生产力。要排队，当然人(体力劳动者、脑力劳动者)的因素第一，其次是劳动手段，再其次是劳动对象。所以，后来有许多人补充说有知识的(是指有科学、技术、生产的知识的)科学工作者、技术工作者的人才重视(但不敢说他们是第一生产力，因为怕误会与邓小平理论矛盾)。其实关键是，只要做阶级分析，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才能避免错误。我们强调发展生产力嘛!我们要发展的是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生产力。这只能靠讲政治，以阶级斗争为纲，才能办到。

　　同样，改革生产关系也看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上?新自由资本主义改革派口口声声学着“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样子，要彻底从改革生产关系——所有制的根本问题上着手，而且是实行公有制。而实际上他们站在什么立场上改革所有制关系呢?他们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他们的共同投资财产为资本家共有，作为公有制或者共有制，把为剥削和掠夺靠劳动收入生活的人民的“投资”的公司(Coroperation与Coroperative的语根相同)，也说是(其实是资产者的)共有制。这样企图用偷换概念达到他们把劳动人民的公有制国家企业私有化，还美其名曰所有制改革，改为更好的、更完善的公有制。所以，毛泽东同志在《鞍钢宪法》中指出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发展经济为中心(如同其他中心工作一样)，必须政治挂帅，即以阶级斗争为纲。

　　我们要反贪污腐败和假冒伪劣吗?这还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存在决定意识。私有制和导向私有制政策产生私欲、私欲膨胀、为官必贪、为商必奸。古代哲学家庄子同意老子的名言，“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统治剥削阶级，“虽重圣人而治天下，则是重利盗柘也。为之斗斛而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了权衡以称之，则并权衡而穷之，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衡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之邪?”所以，要分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假马克思主义是口头的马克思主义，实际是修正主义，口头上天官慈佛，实际上男盗女娼，名义是圣贤，行动是盗贼。我们怎么分辩呢?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脑筋里总是有一根弦，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要忘记用马克思主义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阶级分析方法，才可以识别。

　　《鞍钢宪法》是鞍钢的，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鞍钢宪法》是过去的，是现在的，更是未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