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考四

                    “供给侧改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考四

                                                    刘 金 华

大家春节愉快！

自从去年11月中共中央经济会议正式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后，“供给侧改革”成为学界和舆论界热议的问题，不同观点纷呈，我也连续发表了几篇文章，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思考。这应当说是一件好事。

《长江日报》2月2日发表了长江日报集团编委办公室主任、记者梅明蕾发表《别把供给侧改革搞成花拳绣腿》文，提出“我相信中央每每提出新的政策导向之前，必作大量调研，整合多重判断，全面审时度势。如此丰富的内容抵达执行层面，‘搞清楚’就是一个大前提。否则，层层布置下来，只满足于表面文章和时髦套话去应付上面，或因不求甚解造成曲意误读，最终或有媒体上的一时热闹，实际效果则大成问题。”批评“一些学界中人放弃自己的独立品格和求真本分，搞些花拳绣腿，有的竟把西方所谓的供给学派拿过来作理论基础，也有的将某某主义重新包装后闪亮登场，不能说他们有意大言欺世，但其起到的负面作用不可低估。”

我十分赞成“搞清楚”“供给侧改革”，近期文章都做的是这件事，也因此认为梅明蕾对学界的批评是自相矛盾，是不要“搞清楚”。只有容许不同意见争论，真理才能辩明。批评“某某主义”为什么不说清楚是什么主义？这样不明不白的讲，是否包含马克思主义？如果是，那如何看待“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思考”的“习近平思维”？不是不可以批判学界、领导人思想，作为报社记者，宜多反映实际，反映民情民意，宣传党和国家政策。需要批判的，也要讲清楚批判的道理和根据，但梅明蕾什么也没有说，就下“花拳绣腿”和“负面作用”的判词。认识问题不摆事实讲道理，稿“霸权主义”，不利于思想和社会发展。中国历史上两次大的社会变革，都相应地有过两次百家争鸣，思想解放：一次是春秋时期，促进了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一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加速了封建社会的覆灭，通过两次民主运动，产生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1月31日，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2016年年会上，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论坛秘书长贾康在致辞中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贴标签式的选择性概念，而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创新；不是否定需求侧和简单搬用美国供给学派减税为主的思路，而是借鉴中外所有供给管理的有益经验，又侧重于供给体系建设的系统工程；不是所谓搞新计划经济，而是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总体上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有限政府相结合，实现中国守正出奇的现代治理和追赶、赶超的超常规发展。”宏观研究分析师任泽平在年会上演讲说：“新供给经济学是一个务实的流派，它不是一个创造概念的流派，它是对时代所面临的问题的一个回应。”我看，他们谈的比较实际，供给学派是“一个务实的流派”，少抽象的理性认识。

古典经济学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反映这一时期的经济学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原理到李嘉图的“生产本身为自己造成市场”理论，都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在资产阶级夺权了政权、危机和伴随着危机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国家为经济经济危机失业问题和反垄断，日益干预经济生活，自由主义的古典经济学已经不能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现实，凯恩斯主义出现了，宣称国家必须干预经济，增加就业，扩大消费，以补救“市场失灵”。资产阶级在维护资本主义“理想的社会”在资本主义范围内进行的一场重大体制改革，“我们的经济是私人组织和政府机构都实施经济控制的‘混合经济’：私有制度通过市场机制的无形指令发生作用，政府机构的作用则通过调节性的命令和财政刺激得以实施。”（萨谬尓森与诺德豪斯合著：《经济学》）凯恩斯主义并不触及资本主义根本制度，也就不能解决生产的社会性与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而且“侵犯资本家个人的不可侵犯的财产权、自由和自决的‘独创性’”（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395页），由此不可避免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使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受到严重打击，导致与之对立的供给学派的产生。供给学派认为凯恩斯主义政策损伤了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积极性，因而对总供给起到破坏作用，主张国家减税和抑制通胀，支持资本的独创性。

供给学派和凯恩斯主义都属于庸俗经济学，与西斯蒙第经济学一样，都“避开了具有[资本主义这个]特定的历史形式的现实”，着眼于生产与消费问题，更限于解决市场经济中供给与需求的竞争。尽管供给学派打着“新自由主义”旗帜，但是在“市场失灵”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已经不能完全反对国家干预，不能不引入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作用。它们或从需求方面或从供给方面为政府提供经济政策，犹如“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不过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对所面临问题的应对，结果总是摁下葫芦起了瓢，被动地于在解决问题中来回奔命，已没有资本主义初期“改革”的进取性。

我不是专家学者，存在理论知识不系统，用语不专业和认识肤浅、片面等问题，但对问题的理解，也较少各种已有观念的束缚，在对凯恩斯主义和供给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考中，我看到与学界不同的东西，那就是它们都进一步终结了古典经济学，把国家纳入经济范畴，已经日益从强调市场“看不见的手”，转向研究国家“看得见的手”，不再限于企业与市场的关系，越来越着眼于国家与企业、市场的关系，“特别着重提出的是分配的利益”。

我与现在学界中的“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凯恩斯主义国家”认为也不同，他们只看到中国政府一直在干预经济的形式；我则看干预的实质，中国改革总的是“供给侧改革”，一直是通过“放权让利”，刺激个人和企业的生产积极性，这正是供给学派要求国家所起的作用。大家知道的使几千万工人“下岗”的改革，学界都知道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制度”，都纯粹是供给学派的东西，决不是凯恩斯主义。

开始于“放权让利”的改革演变为“国企改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造成两极分化，产生了“看病难、住房难、上学难”，人们要求“反思改革”，在这个时候，学界才转向凯恩斯主义，迟福林写了《第二次改革——中国未来30年的强国之路》，作者在新书发布会会上提出：我国当前正面临第二次转型和改革的转折阶段，加快由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的过渡，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由生产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的转变。那段时间政府投资4万亿和银行10万亿贷款搞“铁公基”，实行的才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于以消费稳生产，不仅我作文质疑，而且受到以“吴市场”著称的经济学家吴敬琏的批判：“大致上从2009年开始，不知什么原因，在分析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的时候，流行起一种认为经济增长速度取决于消费、投资、净出口‘三驾马车’的需求强度的理论。根据这种理论，中国经济的增长乏力，是由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等三项需求不足造成的。只要能够把需求扩大到足够的水平，增长就能够重上台阶。我认为，这一套分析有重大的缺点。”“是用凯恩斯的短期分析来对付我们存在的长期问题，我们都觉得无奈。”

吴敬琏说的对，短期作用的凯恩斯主义无法解决长期的问题，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越来越大，“保8”不能了，“保7”也不能了。去年中共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曾经宣传“第二次改革”向消费主导型的转变的舆论界，现在又宣传“供给侧改革引领新常态”，说这是“新改革”。对此，我们也觉得无奈。中国媒体人常常是“唯上”的，但科学分析必须“唯实”。我认为，“供给侧改革”沿袭的还是过去三十多年的邓小平改革道路，还是脱离不了供给学派的渊源，“供给侧”这个概念，已经表明了这种关系。

当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过去的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内容有不同。过去是着眼于国企改革，对外开放；现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着重于生产结构性的调整，在于提高中国生产的竞争力，对外开放的内涵从“引进来”转向“走出去”。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否解决长期问题呢？“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决不象通常所说的那样是‘物质财富的生产’（这是工艺学的对象），而是人们在生产中的社会关系。”（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从物质财富的生产方面讲，无疑是必须的，正确的，但中国改革三十多年的历史经验，对“供给侧改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考，答案应当是清楚的。

生产和消费，是一个生产总体的两个环节、是同一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直接也是消费”，“消费直接也是生产”，它们相互媒介着对方，发展生产必然扩大消费，扩大消费也必须发展生产。

供给与需求则不同，它们分别处于市场中对立的两个方面，表现的是生产的社会性与所有的私人性的矛盾，这种矛盾常常爆发危机，“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的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矛盾的解决，“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共产党宣言》）危机如不能导致社会革命来彻底解决供给和需求的矛盾，就以新的工业革命来暂时解决，并准备新的更大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