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与第二次文艺复兴 苗东升 作为科学家的钱学森属于20世纪，作为思想家的钱学森属于21世纪。仅把钱学森看成科学家读不懂晚年钱学森，不知道他已经不是就事论事、见招拆招的领域专家，而是把自己的思考、研究、著述放在中华民族以至地球人类的整体发展中，以世纪为尺度衡量一切，选择研究方向。他在上世纪末发出“将在社会主义中国出现第二次‘文艺复兴’” 的豪言壮语，提供了正确解读晚年钱学森的一条思路。 一 欧洲文艺复兴回眸 文艺复兴，英语为the renaissance。naissance意为诞生、产生，renaissance意为再生、新生、复兴，都与文艺没有明显的关联。The renaissance是十五世纪欧洲历史学家提出的概念，用以概括从十四到十六世纪欧洲文化和思想的总发展，视之为古代文化的复兴。这是欧洲学术界对已经历了约一个世纪、但尚未完成的历史进程的概念化反映，标志着这一历史运动从自发行为上升为自觉的意识和行为。按照《辞海》的解释，the renaissance“普遍的表现”“是科学、文学和艺术的高涨”。 准确汉译应该是文化复兴，包含文艺复兴而非仅仅是文艺复兴。西方历史学家说它“代表了古典文化再生的一个历史阶段” 。钱学森说“16世纪在西欧的‘文艺复兴’是一次文化革命” ，讲的也是文化，而非仅指文艺。为什么被汉译为文艺复兴呢？众所周知，这次文化复兴的代表人物大都是全才，最有名的达•芬奇在艺术上的贡献明显胜于科学上的贡献，今天的科学家对他的科学贡献所知甚少，而蒙娜丽莎的艺术价值却是永恒的。大概是汉译者为突出这一点而选择了文艺复兴一词，自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有历史合理性的东西必有历史局限性的一面，随着历史车轮的转动，时过境迁，非普适的一面就会显露出来，显得不合于新的历史条件。而且所谓文艺复兴，本质上是文化创新，复兴是手段和旗子，回到古代是为了创造新文化。今天人们讲文艺复兴主要是一种借用，看重的是它的全面历史价值，而不局限于文艺。 恩格斯对欧洲文艺复兴做出高度评价，要点有三。其一，“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其二，这“是一个需要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其三，这次文艺复兴的历史任务是“给现代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 。钱学森赞同这一评价，并遵循恩格斯的基本思路来思考当代现实，得到第二次文艺复兴的概念，虽然没有专文论述，实际上给出一个关于文艺复兴的初步理论框架。恩格斯的三点评论中，前两点应该是两次文艺复兴共有的质性，第二次将更胜一筹；后一点是第一次文艺复兴的特有质性，即其历史的阶级的属性。 二 人类文明转型需要一次新的文艺复兴 谈论中国文艺复兴的人不止钱学森，钱翁的创见在于把它同欧洲文艺复兴联系起来，欧洲文艺复兴为第一次，中国文艺复兴为第二次。历史是在时间轴上展开的系统，把两个相隔久远的历史运动分称为第一次和第二次，意味着承认两者之间存在内在的、必然的、有序的历史联系，属于同一历史过程前行后续的两个阶段。这是一个怎样的过程？两次文艺复兴如何相互联系？钱学森论断的科学根据是什么？本节试图给出简要的回答。 两次文艺复兴所涉及的是地球人类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亦即人类世界从非系统到系统的演进，应该从世界系统的形成和演化来看两次文艺复兴的联系和异同。其理论根据是艾什比关于系统自组织的原理：系统生成演化过程分两大步，第一步是从无到有，先生成的是一个坏系统，第二步是从坏系统演变为好系统 。在持续数千年的传统社会中，由于生产力和文化水平极其低下，地球人类只能以非系统的方式存在和运行，不能形成系统的整体涌现性，进步缓慢。现代化必须以地球人类的系统化为前提条件，举全人类之力方能建成之。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所讲的现代性和现代化都是不完整的，完整的现代性包含两个要素：一是全球性，整个地球人类实现现代化；二是可持续性，能够持续的现代性。全世界实现现代化无疑是一种非线性动力学过程，它的吸引子是建立全球范围的、可持续的生产模式和生活模式，不达此目的现代化过程决不会结束。根据艾什比原理，地球人类完全现代化的过程包含两大阶段，第一阶段的历史任务是少数国家通过建立资本主义文明首先富起来，达到现代化。资产阶级以殖民主义和频繁发动战争这种极其野蛮残忍的手段促成地球人类系统化，罪行累累，却也起到了“恶的历史作用”，为全人类走向现代化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总体上是历史的巨大进步。 地球人类的系统化就是今人热议的全球化，这一历史进程开始于500年前，自发地进行了400多年，19世纪才被人类真正意识到，《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即其标志。从此以后，世界系统化转变为人类的自觉行为。此一进程最终完成于19世纪末，主要标志有二。一是非洲大陆完全殖民化，二是农业文明最发达的中国以半殖民地身份被整合进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如毛泽东所说：“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 自那时以来，世界上的一切事件、运动、趋势等都必须从这个巨系统的整体上加以认识和应对。两次文艺复兴也必须这样看。在这一过程中，第一次文艺复兴为地球人类全面现代化的第一阶段奠定了文化基础，但也仅仅服务于第一阶段的历史任务，而它的局限性也就历史地规定了第二次文艺复兴的必要性。 地球人类从非系统向系统的演化形成了世界社会这样这样一个巨系统，其基本特征是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少数国家奴役和剥削大多数处于传统文明的国家，可以称为世界范围的城乡二元结构。这是一个极不合理、极不稳定、有序性极低的坏系统，故一开始就处于剧烈的冲突、动荡和演化中，不仅在发达国家激起无数反抗阶级压迫、在世界其它部分激起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而且导致帝国主义之间两次世界大战，俄、中两个大国内部革命的成功，以及不可计数的中小规模的战争和被压迫民族反抗运动。系统演化理论告诉人们，一个结构不合理、运行不稳定、混乱不堪的系统不可能维持现状，为避免自取灭亡，它一定要不断自我调整、变革，向着较为稳定、合理、有序的新形态演化。所以说，世界社会系统形成之日，就是地球人类现代化第二阶段开始之时，其历史任务是使这个坏系统演变为一个好系统，最终让全人类都进入现代社会。 地球人类系统化过程就是资本主义文明兴起的过程。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短命的文明形态，故系统化了的人类社会立即启动了新的文明转型演化。文明演化本质上是一种自组织运动，资本主义文明的确立过程自发地造成它自身未曾料到、也无法解决的两大矛盾。矛盾1：资本主义文明仅仅是少数国家享受的文明，通过向不发达国家排出正熵、从不发达国家攫取负熵是它得以存续、发展的必要前提，必然导致这些国家急剧衰落；但它同时也唤醒了不发达国家人民的现代化意识，并付之行动，其矛头所向却是毁掉资本主义文明赖以存续的前提，因而又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这个矛盾是发达国家未曾料到、也不愿看到、但不能不面对的现实。矛盾2：资本主义文明的存续发展依赖于越来越多地从自然环境中攫取负熵、向自然界排出正熵，必然造成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恶果，以至于即使少数发达国家的现代文明也无法持续，更不用说全人类享受这种文明。极具诱惑力，却不可持续，构成一个更深刻的矛盾，推动着世界系统的进一步演化。 这两大矛盾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世界系统的根本矛盾，决定了20世纪以降世界系统的整体走向。发达国家没有解决矛盾1的愿望，因为一旦大多数国家发达起来，它们就无法继续在世界系统内部通过向外部排除正熵、从外部掠夺负熵来维持和发展自己。但它们又无法阻挡这一历史潮流。这一矛盾直接导致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产生。矛盾2在20世纪中后期才浮出水面，发达国家也有解决它的愿望，但自私心使它们总想尽可能地把危机转嫁给别国，不可能真正解决它。加上不发达国家开始搞工业化，矛盾2在加速激化，它在西方导致后现代主义等思潮，在世界范围将导致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大约到22世纪中期全世界即可看清楚：既然资本主义自身无法解决它从娘胎里带来的两大矛盾，人类要继续生存发展就只能以新的文明形态取代资本主义文明。那时的人类将会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能够救世界。 实现新的文明转型，建立新的文明形态，需要新的文化基础，需要新的文艺复兴。第二次文艺复兴正是这样被历史规定了的。钱学森对此有过自觉而深入的思考。他于1986年指出，第一次文艺复兴是在500年前发生的，历史前进到今天，“它那一套已经不行了，应该再来一套新的，就是第二次文艺复兴。” 钱翁站在世界历史全局的高度，把两次文艺复兴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横跨千年的历史大过程中前行后续的两大阶段来思考问题。 钱学森还从科学技术发展的角度考察两次文艺复兴的历史性联系。“从Copernicus，Kepler, Descartes, Galileo,Bacon到Newton才奠定以还原论为‘科学方法’的近代科学，这是文艺复兴，创造了资本主义文明。我们要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集成法为契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开创又一次新的文艺复兴，创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明。”（5-170）这段话言简意赅地指出两次文艺复兴的不同和历史联系：
把恩格斯与钱学森的论述综合起来，结论是：第一次文艺复兴为资本主义文明奠定文化基础，使历史进入世界现代化的第一阶段，成功地建立起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第二次文艺复兴为结束资产阶级统治奠定文化基础，使历史进入世界现代化的第二阶段，成功地建立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也就是说，从14世纪到23世纪这一千年中，世界历史要经历下图所示的否定之否定运动，先是给资产阶级统治打基础（否定前资本主义），后是给结束资产阶级统治打基础（否定资本主义）：
三 中国是第二次文艺复兴的主战场 第一次文艺复兴的发动者和推动者是欧美发达国家，其它国家是被迫卷入的，其中只有日本抓住机遇，从被动变为主动。第二次文艺复兴需要的理论和技术中有许多也是在发达国家首先产生，但从始至终的推动者、痛苦代价的主要承受者、最终取胜的决定性力量来自长期被奴役的民族，主战场则在中国。根本原因有三。 1、第一次文艺复兴所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使繁星闪耀的古代文明几乎都被中断，只有中华文明例外。这决非偶然幸存，应看做人类历史的一种必然，表明中华文明在深层次上具有西方文明骨子里没有的优势，它对建立工业-机械文明用处不大，却包含着创造人类未来新文明必不可或缺的积极因素和力量；资本主义文明固有的根本性缺陷令它即使发挥全部优势也不足以打断中华文明的命脉，而保留中华文明也就保留了诸多克服资本主义现代化带来的严重弊病的妙方良药。用一句老话讲，这叫做“苍天有眼”，“老天爷”不允许打断这根对人类未来命运至关重要的文化命脉。这种必然性只有当两大矛盾发展得足够充分之后才开始被人们意识到。历史学家汤因比（英）、复杂性科学家普利高津（比）对此都有中肯的评价。 2、中国不是某个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而沦为各资本帝国势力汇聚、争夺、瓜分的对象，也就成为20世纪各种重要矛盾齐集汇聚之地，各种强势文化纷纷进入，各种思潮相互博弈、激荡，因而成为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锋，民族革命的实践又赋予它新的品格和创造新文化的客观基础。这样的民族最需要、也最具有产生一次新的文艺复兴的社会基础。 3、中国成为第二次文艺复兴的主战场也是中华民族自己努力奋斗得来的。我们不是历史宿命论者，客观可能性只有跟主观能动性相遇并有机地联系起来，方可成为现实的必然性。20世界的中国做到了这一点，中国与世界的长期互动，中国人民卓有成效的奋斗，终于赢得第二次文艺复兴主战场的历史重任。 在提出第二次文艺复兴概念后不久，钱学森就指出它的“整个过程是充满了矛盾和漫长的，中间会有许多曲折。”（4-043）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使中华民族背负沉重的历史包袱，现代科学技术和产业日新月异的发展令国人应接不暇，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步步紧逼，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诱使一些中国人（包括部分知识精英）期望苟活在殖民体系下享受现代化生活。这四方面汇集在一起，产生了一股历史车轮的制动力，与第二次文艺复兴以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之间形成极为尖锐的矛盾。它注定中国的文艺复兴是一种空前曲折、复杂、漫长的非线性动力学过程，波涛起伏，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有种种不确定性，存在诸多岔路，系统在岔路口上都有步入迷途的危险。从时间轴看，中国的文艺复兴不能一鼓作气地完成，而是一场历史接力赛，一波接着一波，大波中嵌套着小波，近乎一种分形结构。从空间维看，可能分不同波段，每一波都是群峰并峙，学派林立，不同主义、理论、诉求竞相争夺总进程的主导作用，但只有一个主峰、主将。每一波都不能单独考察，要放在中国文艺复兴的全过程中，把握其中一以贯之的大道。这种大道就是以下三点的有机统一，它规定着每一波的主峰和主将： 1、现代性，以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为目标，向世界先进文明学习； 2、主体性，坚守中华文化的根脉和主线，是复兴中华文化，而非以外来文化取代之； 3、可承续性，每一波与其前后波是接力关系，既能接住前一棒，又能传棒给后一波。 四 中国文艺复兴全过程前两波的回顾 中国文艺复兴的起点在哪里？钱学森讲的是“将要出现”和“发动”第二次文艺复兴，起点应该是上世纪80年代。我不赞同此说。任何一次深刻而漫长的社会历史变革都是以自组织形式开始的，最初的发动者完全是自发的，对该过程的历史意义、整体目标、实际路径一无所知，更不可能把它概念化。只有这一变革过程经过相当长的积累，大约在全过程三分之一左右时，才会有思想敏锐者把它概念化，起个名字，标志着该历史变革从自发转变为自觉。第一次文艺复兴始于14世纪，the renaissance概念则是由15世纪的知识分子创造的。第二次文艺复兴作为一个客观过程，钱学森属于最早的自觉意识者，却不是最初的发动者。上世纪80年代不是第二次文艺复兴的发动期，而是它从自发到自觉的转变期。 第一波起步于康梁变法，中经辛亥革命，两者都局限于制度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才到达主峰。其标志有三：一是文化变革的自觉性，自称为新文化运动；二是文化变革的全面性；三是涌现出一批文化大师，文化创新成就斐然。“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关于这一点，学界认识历来有歧见。季羡林是20世纪后半期中国大陆最著名的人文学者，对于大陆学界清除长期形成的片面认识、重新评价胡适等人起了不小作用。但他断定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执大旗作领袖的人物，不能不说是胡适”，认定胡适“是推动中国‘文艺复兴’的中流砥柱”，我不能苟同。胡适是全盘西化论的旗手，对于冲破文化保守主义功莫大焉，但缺少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也无法跟下一波交接棒，作不了旗手。作为胡适的学生，季先生实事求是地指出：“美国的‘民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明眼人都能看得清楚。可是适之先生竟一叶障目，偏偏视而不见”，“他让蒋介石玩于股掌之上而一点感觉都没有” 。如果历史按照胡适的方向演变下去，中国文化必定彻底失去它的主体性。把这样一位人物尊奉为中国文艺复兴第一波的旗手，多少有些亵渎新文化运动。 《红楼梦》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公认，新红学兴起是中国文艺复兴的一个具体表现，上世纪40～50年代，李辰冬、周汝昌、毛泽东等人相继揭示出《红楼梦》的巨大文化价值。但作为新红学的开创者，胡适直到晚年还认为“《红楼梦》毫无价值” ，并以自己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从文学观点赞美《红楼梦》的话为荣。如此这般的文化眼力和悟性，对中国文化珍品的感情如此冷漠，无论如何不能挑起中国文艺复兴第一波主将的重任。在第一波中理解《红楼梦》真谛的是鲁迅，周汝昌对此有很好的论述。 第二波的主将是毛泽东，主峰是以他为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群体所创建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一位罕见的文化巨人，他对中国新文化的贡献是全面的。（1）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立了已成为中国文化永恒组成部分的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它的哲学思想，不仅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取得成功提供了文化基础，还是近代以来唯一一个产生了世界影响的中国文化创新“品牌”，成为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和反侵略战争的锐利思想武器。（2）提出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命题，为中国文艺复兴全过程确立总的方法论原则和全过程各波段的指南，尊奉者成功，逆之者失败。（3）给顽固而强劲的封建宗法制度文化以毁灭性打击，为中国文化创新扫除最大的社会障碍，这一点将在中国与印度现代化建设的竞赛中得到证明。（4）创立可以同兵圣孙子媲美的军事理论。刘济昆说的在理：“毛泽东兵法富哲理性，不仅适用于战场，即使在和平建设时期，也可以给任何阶层人士很多启发。毛泽东从无到有，以弱胜强，逢凶化吉，是‘受命于君’的孙子所不如的。” （5）古典诗词是中国文化皇冠上的明珠，诗人毛泽东使这颗蒙尘的明珠重新焕发光彩，指明中国诗坛再次走向辉煌的方向。此外，他那文采飞扬的政论文，豪放不羁的草书，毛派红学的问世，等等，都显示出文化巨人的特质。 毛泽东的文化贡献还有一个不为人们注意的方面，就是创造出搞现代化不可或缺的组织文化。组织文化指一个社会的组织观念、组织力和组织模式的总和。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是只有近程关联的近平衡态系统，社会组织模式陈旧，组织水平低下，无法与通过产业革命和殖民战争培育起来的资本主义组织文化相抗衡。加上清末民初政府的极端腐败，中华民族人心涣散，一盘散沙，人口多达4.5亿，却是社会组织力接近于零的集合，而非有序组织起来的系统。此乃中华民族被推向亡国边缘的深层原因之一。以毛泽东为总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创造的独特组织文化，经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实践考验，历史证明它在总体上比资本主义的组织文化更胜一筹，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就是明证。这种组织文化对西方知识精英一直是一个谜，直到从汶川地震到舟曲泥石流一系列救灾事件的电视转播，他们才获得一些感性认识，大吃一惊，却弄不懂它的学理奥秘。可惜，国内学术界的文化研究至今全然未注意这种组织文化，时贤们看不到改革开放的成就也极大地受惠于这种组织文化，受惠于毛泽东。 但是，尽管新民主主义文化本质上属于社会主义范畴，却非社会主义文化的主体。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后，文化基础的严重缺失立即暴露出来，热情多于理性，实践的试错性太多。无论学术界，还是毛泽东，都努力探索，试图消除缺失，也有所斩获，毛泽东的探索尤其可贵，其中一些金子般的东西在20年后将被重新认识。但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探索整体上并不很成功，错误和教训不少。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标志着中国文艺复兴第二波的结束，同时就把第三波迅速推上历史前台。 五 钱学森：中国文艺复兴第三波的主将 如前所说，中国文艺复兴每一波的主将在文化创新方面必须做到把现代性、民族主体性和可承续性三者结合起来。否则他或她可以成为群峰中某一峰的代表，却不可能处于主峰，成为主将。这还不够，主将还肩负三重重任：其一要揭示该波段文艺复兴的主题，阐明基本思想；其二，旗帜鲜明地抵制错误思潮（全盘西化，全盘复古，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其三，在创造性地融合中西文化、古今文化上做出榜样。第三波也是群峰并峙，主将则是钱学森，惟有他达到了这样的标准。我们就这三重任务来考察钱学森。 任务一。钱学森不是第一个提中国文艺复兴的人，但他是真正认清中国文艺复兴之世界历史意义的第一人。他不是偶尔提及第二次文艺复兴，而是从多方面反复论及这个主题。他在谈到文艺复兴时并非只顾及当下情况，就事论事，而是回头看到欧洲的文艺复兴，向前看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他既考察第二次文艺复兴，又考察中国国现代化全过程的多次产业革命和三次社会革命。“‘第二次文艺复兴’是指第五次产业革命、第六次产业革命和第七次产业革命后，体力劳动将大大减轻，人们将基本上转入脑力劳动、创造性劳动，从而人类文化发展将空前加速。我们研究这个题目是为了全人类”。（10-259）他将两者看成同一历史进程的不同侧面，搞文艺复兴是为完成中国产业革命和社会革命做文化准备。钱翁不是把第二次文艺复兴仅仅当做客观现象来研究，而是按照第二次文艺复兴的历史使命给自己的学术研究定位，眼界高于同时期的其他学术大师。 中国文艺复兴第三波兴起之时，世界科学整体上作为系统已进入新的转型演化期，即还原论科学的主导地位被复杂性科学所取代这一历史进程的初期。钱学森是最早把握这一历史趋势的中国科学家。其实，还在美国时期的他已经从单纯的自然科学家转向系统科学，迈开走出还原论的步伐。领导中国航天科技的实践最终使他全面深入地掌握了系统思维。此后的钱学森首先是系统科学家，然后才是自然科学家。系统科学本质上属于复杂性科学，系统思维是复杂性研究必须的思维方式。所以，当复杂性科学成为世界科学前沿的热点后，钱学森立即紧紧跟上，并且以中国文化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开展复杂性研究，创立了复杂性科学的中国学派。在现代科学发展史上，科学前沿出现中国学派，这还是第一次，意义重大。 第二波结束时的中国现代化已走到这样一个地步：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确立全面的科学基础，做到一切工程都跟着理论走，杜绝凭热情办事。钱学森率先领悟到这一点，并努力给出理论阐述。他在第二波后期已开始用整体观来认识现代科学技术，强调发展技术科学，以求现代科学技术成为一个层次结构完整的体系，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充分发挥它的整体优势。学术生涯第三阶段一开始，钱翁更明确提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概念，花费很大精力构建这个体系，目的是在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基础上构建“研究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战略，创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 。在这一历史时期，没有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思想的人也可能成为某个领域的学术大师，却不可能成为中国文艺复兴第三波的主将。 任务二。钱学森晚年的一系列思想文化贡献尽管是“创世纪”的，却没有进入这一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许多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对钱翁敬而远之，不接受他的新观点，他的基本主张未被采纳，极个别的人甚至公开诋毁他。他生前洞悉这种情形，公开表示自己的新思想要在50年后才能被接受。这一矛盾所表现的正是第三波在中国文艺复兴全过程的特殊复杂性。每一波之主将都不可能没有论敌，这也是文艺复兴的必然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识界如饥似渴地向西方学习，一切领域都在全面引进西方文化，视为金科玉律。这有其必然性，因为现代性是西方文化创造的，加上第二波中教条主义弊病引起的反弹，西方文化对中国学人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应该说，在第三波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西化风还有积极意义，中国文艺复兴的现代性资源主要从这里获得。但是，由于中国主动融入现行国际体系，不可避免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受到资本主义的重重包围，在他们推波助澜下，西化风愈演愈烈，学界主流偏离中国文化主线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构成对中国文化根脉的威胁。资本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对于中华文明未被中断一直耿耿于怀，至今不肯就此罢手，总想在新形势下以新的手段用西方文化消灭中华文化。刘晓波“殖民三百年”的昏话和行为不仅使他们得到心理慰藉，也让他们看到一线希望：如果越来越多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从中国内部闹起来，要求重新殖民化，特别是使中国美国化，变为美国的附庸，延续五千年的中国文明就会像玛雅文明那样迅速消亡，世界最终将建成西方文化的一统天下。所以，他们才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这实在是中国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哀，中华民族的悲哀，历史将会证明，这也是地球人类的悲哀。 恰在此时，一个在美国学习和工作20年、取得世界一流科技成果、极受美国人看重的人站出来，迎风而上，旗帜鲜明地批判崇洋迷外，号召坚守中国文化主线，强调中国人要自主创新。他就是钱学森，尽管他的话不代表学界主流，不能立竿见影，却如“定海神针”一般，令全盘西化鼓吹者心里发虚，让越来越多的中国学人逐渐明心见性，鼓起自主创新勇气，其巨大影响在十多年后即可显露出来。他给人们以信心：西风劲吹是暂时现象，物极必反，学界回归中国文化主线的日子并不遥远。 任务三。在科学技术上不满足于跟着外国人跑，学习外国是为了自家创新，这一点在青年钱学森身上已有充分的表现。面对劲吹的西风，晚年钱学森不仅高调批评，而且以身作则，用自己的创造性工作来抵制。毛泽东在1956年跟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指出：“在自然科学方面，我们也要做独创性的努力，并且要用近代外国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国的科学遗产，直到形成中国自己的学派。”钱学森牢记恩师的这一教导，声言“我们都在做毛主席要我们做的事：形成中国自己的学派！”一再反问自己做的怎么样？自信“我们中国人在系统科学不是这样干的吗？”（8-468）就他晚年的主要学术领域系统科学看，钱翁既是在国内大力译介、传播国外各种系统理论的主要推动者，掀起一股系统热；也是在学习基础上对这些理论进行扬弃的推动者，更是结合中国文化和百年来的社会实践进行创新的推动者。系统工程成功地应用于中国航天科技，系统科学体系结构的梳理，开放复杂巨系统概念的提出，综合集成法的制定，都是在他主导下中国人的创造性成果。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系统科学能够做到独创，其它10大部门当然也能够做到，钱学森已经展现的独创性，一定会由更多的中国学人展现出来。 钱学森对毛泽东的组织文化心领神会，十分看重，不仅在不同场合反复赞扬，而且力求丰富发展它。与毛泽东不同，由于时代的前进，他关注的重点有两个，一是补好产业革命这一课，使中国社会的组织文化同样具有现代化大生产这种物质实践基础。二是创立和发展适应大科学、大技术、大工程和信息化高新技术的组织文化，批评科技界各守自己“一亩二分田”的小农意识。他之所以极力倡导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总体设计部和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也是为了培育这种组织文化。 结 语 笔者估计，第二次文艺复兴在中国大约也需要200多年，全过程大概有5个波段： 波 段 1 2 3 4 5 起始时间 19世纪末 20世纪30年代 70年代末 21世纪30年代 80年代 主 将 鲁迅 毛泽东 钱学森 ？ ？ 第一波和第二波前半期的根本任务是为民族解放奠定文化基础，重要任务已很好地完成了。第三波已走向尾声，第四波还未启动，它将在新中国建国一百周年前后出现，大约跨半个世纪。从中国文艺复兴的全过程看钱学森： 第一波：钱学森深受主峰和主将的影响，初步形成他的文化属性； 第二波：钱学森是这一波后半程的重要参与者，真正接受了毛泽东思想，从两个方面做出独特贡献：（1）以在美国的成就证明中国人同样可以搞好还原论科学；（2）在航天科技领域把中国带到世界前列； 第三波：钱学森荣任主将； 第四波：钱学森是先行者，他要“发动”的实际是第四波，他的主要思想到那时才能实现。 一个人同时跨越个波段四波，影响非同小可，历史将因此而为钱学森大书一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