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处是归程——高龄农民工的养老困境

　　伴随改革开放浪潮诞生的第一代“打工族，”如今已年愈五旬，被称为“高龄农民工”，这个群体据说已达4600万之巨。随着年龄的增大，城市留不住，回乡难养老的困境正窘迫着他们。

　　最近，看到一组关于高龄农民工的报道，那些鲜活的例证和沉重的扣问无疑可以刺痛每个读者的神经。

　　53岁的刘大明是来自四川的农民工，外出务工已有15年，先后去过乌鲁木齐、宝鸡、广州等地，进过工厂，修过铁路。2013年，刘大明在工地用铁錾子打石头时，一粒石子飞溅起来打瞎了他的左眼。安装了假眼后，他又回到工地上。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称，他能坚持下来的秘诀就是“多吃肉”，“如果不吃肉，总感觉脚耙手软的，哪来力气干活?!”60岁的朱红坤告诉，他与刘大明一样“舍得吃肉”。他说，绝大部分像他这样上了年纪的农民工，都得靠吃肉来补充能量，这一行之有效的方法，早已在高龄农民工之间达成了共识。

　　在澎湃新闻采访的16名“超龄”农民工中，有的持假身份证得以留在工地，有的走进理发室将白发染黑，有的用体力与勤恳的工作态度征服了包工头，包工头主动协助应对劳动监察部门的检查……有一名陈姓农民工，今年已76岁，属五保户，在建筑工地干“破桩头”的活。他告诉澎湃新闻，这名超龄农民工年岁虽大，但身体好，比一些年轻人还能干，每月能挣六千元左右;但总担心被查，每遇劳动部门检查，他都会找理由拒绝出示身份证。(澎湃新闻《高龄农民工：靠吃肉补充体力 靠染发躲过检查》)

　　2015年11月23日，黑龙江省集贤县龙腾物流市场内，62岁的农民工邵贵合一个人默默地呆在废弃的工棚里。这里靠近中俄边境，西伯利亚的寒风直吹而过，室外温度零下20℃。

　　工棚里没有暖气，塑料盆里的洗脸水早已结了冰。邵老冻得全身发抖，鼻涕直流。他不停地搓手，想让自己暖和一点。寂静的工棚里，有时能听见邵老牙齿打颤的声音。邵老有家，可回不了。2015年5月4日，邵贵合带领4名工友来到位于集贤县城区的“幸福家年华·商业广场”打工。未料，开发商——黑龙江建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黑龙江建成地产公司”)欠下他们2.95万元工钱。一年将尽，讨薪未果，邵老被迫走上捡废品、每天啃两个馒头的日子。(澎湃新闻《“打工爷爷”黑龙江讨薪记：烤馒头充饥 电灯泡取暖》)

　　58岁的刘恩科是来自河南的农民工，正月十八从老家回到海口后，直到现在都没找到活干，没活干就意味着没有收入，只出不进的状况让刘恩科很是担忧，他只能想办法“节流”。“一个月房租480元，加上水电，怎么也要600元左右，和表哥一家平摊，也要两三百元。”刘恩科说，虽然现在多是自己做饭吃，但菜价并不便宜。和工友聊天的间隙，一位老人牵着孙子从刘恩科身旁走过。刘恩科望着他们，若有所思。“常年在外，我最大的煎熬就是想家。”刘恩科说，每次看到别人一家团聚的情景，他就会有些失落。“再干两年，我就不干了，60岁也该退休了，到时我就在家种地，家里还有五六亩田，种的都是小麦玉米，现在是儿子在种。”刘恩科说，外出打工这么多年，没有缴过社保，回乡养老是唯一的选择。

　　来自四川的赵德强，今年60岁，年后从四川回到海口后，他只接了两份工，不过都是两三天的短工。今年年后活很少，因此，在生活上，赵德强需要精打细算。虽然和几名工友合租，但每个月房租平摊下来也要300元左右。赵德强吃得很省，但一天也要花十几元。劳力是赵德强唯一的本钱，但这并不值钱。4年前，赵德强跟着几名老乡来到海南，在工地干了两年，也经历了被拖欠工钱的无奈。转眼间，赵德强的头发白了，皱纹也多了，这些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他，他已经老了。说起家人，赵德强心有愧疚，他希望能多攒点钱，留给孩子们。“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外打工，感觉挺对不起他们的。”赵德强说，他知道自己干不了多长时间了，“我没有退休金，到时候只能回到老家养老喽。”(海南特区报《第一代农民工的养老困境：老了之后该返乡还是留城?》)

　　全国人大代表、80后农民工张晓庆说，他的亲戚朋友60岁还出去打工。通过染头发或穿着年轻一点，或做一些假证件，改一下年龄，就是为了获得保险一类的保障。上有老、下有小，赚钱养家，是这些高龄农民工年过半百仍然坚守务工的原因。(央广网《4600万高龄农民工：为参保被迫染发 做假证改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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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龄农民工的故事不胜枚举，他们的辛酸不仅是属于这个群体的伤痛，也是最广大的农民的伤痛，何尝又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伤痛。正如广州日报《“高龄农民工”养老尴尬》一文所言：“这群曾为城市挥洒青春和汗水的农民工群体，临近九退休，却普遍遭遇着老无所养的尴尬境遇。他们有的虽然在工作岗位上，却徘徊在社会保障大门之外;有的虽已告老还乡，却因为无法连续缴纳社保15年而无法享受养老金。”无疑，高龄农民工的养老困境，日益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问题既然出了，就要查找原因，为什么会出现“打工难参保，回乡难养老”的现象?笔者认为，源头还在于改革开放后，中国选择了一条所谓“利用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的路子。广大农民背井离乡来到城市，虽然他们建设了城市，创造了财富，使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扬名天下，然而城市和城市的资本家看重的只是他们的廉价劳动力，完全无视他们安身立命的基本需求，他们干的是城市工人的工作，却享受不到城市工人的劳保待遇。他们把青春和血汗全部奉献给了城市，最后却只落得被城市抛弃的命运。对某些人来讲，他们就是会说话的劳动机器，一旦劳动力被榨干后就失去了任何存在的价值。因此说，高龄农民工的社会问题这所以会集中暴发，完全是对当年那些洋洋得意于“比较优势”论者的报复，历史的发展再一次证明，欠下的债终究是要还的!问题是，谁来认这笔债?谁来还这笔债?

　　那位发明“比较优势”学者的恩师，也就是那位“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曾说过一句有名的话，“我们欠农民太多”，不论出于什么动机，现在看来，这倒真是一句大实话。可是，他也许无法回答的是，对农民欠下如此重债，不正是拜其主持倡导的农村改革政策所赐吗!一面承认欠农民的债，一面对欠债原因语焉不详，或者倒打一耙，归罪于前改革时代，正是改革家们的“绝技”，其目的不过还是那个老套，“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只有深化改革来解决”，也就是说要把市场化、私有化的改革进行到底。难道这就是改革家们给农民还债的方法?

　　中国的农民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勤劳的农民，最善良的农民，也可以说最能忍耐的农民，既然城市把我抛弃，回到家乡农村总还有一线生机和活路吧!他们回到农村后，成为空巢老人，只要一天干得动活就可以多活一天，实在没有办法，失去自理能力，就选择自杀将自己消失于无形。社会学家们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关于农村老人自杀的调查案例，只要不是铁石心肠的人，谁不会为农村老人的命运揪心!面对这些自杀的老人，无处可归的高龄农民工，难道不是在拷问着中国人的良心，国家的良心!我们要感谢相关媒体的报道和有识之士的调查研究，感谢他们为沉默的大多数发声，终于让我们的社会透露出些许微光。

　　今天，中国又到了这个十字路口，经济发展形势的不妙前景，已经在我们社会的各个方面无可避免的显露出来。不久前，我们的财政部长提出，中国工人的工资过高，增加了企业成本，影响了经济发展速度。就是刚刚召开的两会上，代表们正热烈讨论要修改《劳动合同法》，认为这项法规对工人的过度保护实际上是对企业经营的障碍。更有层出不穷的讨薪事件，有的讨薪工人被打死打伤了，有的还被送上了公审台示众。我不知道，任凭这种趋势发展下去，难道就是对农民欠债的偿还方法!或者说，难道国家一有困难，就只能用对农民欠债的办法来渡过难关!

　　我要说的是，我们已欠农民太多，不能永远老这么欠下去，还是那句老话：欠的总有一天要还!谁也逃不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