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最新政策文件明确要求，全国范围内的劳务派遣行业必须在7月31日前完成全面整顿。
而今，距离全面整顿完成的截止日期只剩下20天，这项被业内称为“史上最严”的整顿行动能动真格吗？ 2008年的《劳动合同法》正式将劳务派遣合法化，这个过程伴随着复杂的博弈。 1993年11月19日，港资企业深圳市葵涌致丽玩具厂发生特大火灾，87名工人失去生命；1993年12月13日，台商独资企业福州高福纺织有限公司再次发生特大火灾，造成61人死亡。 值得称道的是，与今天工人日报微博整天与粉圈互动、晒美食、晒风景不同的是，当年的致丽大火正是经由当时的《工人日报》率先详细报道才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两场大火发生不久的毛主席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原全国总工会书记处候补书记韩西雅同志痛苦万分，到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写下了这首《满江红·毛主席百岁瞻仰遗容》： 满江红·毛主席百岁瞻仰遗容 满腹忧思，来谒日，秋风萧瑟。见主席，安然高卧，似犹思索。脑蓄真诠知举废，胸怀劲旅方筹策。貌岿然，仍令害人虫，心惊愕。 只当代，风涛泼；列宁骨，将埋脱。纵观人世上，拜金争夺。“贵族豪门”生异彩，“打工仔妹”遭盘剥!问导师，此后百年中，如何作? 次年7月5日，《劳动法》正式颁布。 有人将这一连串事件称作为“两把大火烧出的《劳动法》!” 时任劳动部部长李伯勇1994年3月2日在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六次会议上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草案)》的说明”中指出：“由于缺少比较完备的对劳动者合法权益加以保护的法律，在一些地方和企业，特别是在有些非公有制企业中，随意延长工时、克扣工资、拒绝提供必要的劳动保护，甚至侮辱和体罚工人的现象时有发生，以至酿成重大恶性事件。” 一些从毛泽东时代过来的老党员、老干部对非公企业劳工状况的忧心忡忡和深刻同情，因而有极大意愿通过立法来保护劳工权益；与之同时，市场化推动者也需要一部法律来为市场化的劳动关系保驾护航，他们将目标指向了破除公有制企业“用工僵化”问题，急于引入市场因素以法律的形式赋予公有制企业用人自主权、分配自主权，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劳动力市场。 在这样的“怪异”合力下，1994年的《劳动法》仅用了三个多月就仓促出台，许多规定过于粗糙，用人单位通过灵活用工规避劳动法，许多劳动者被排除在法律保护之外。 为了堵上这些漏洞，在一些亲劳工的老干部的推动下，《劳动合同法（草案）》于2006年3月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但《劳动合同法（草案）》很快引起了一些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的明确反对，欧盟商会和上海美国商会甚至以撤资作出威胁。在这种背景下，当时的“南方系”与之配合鼓动舆论，将《劳动合同法》称之为“最严厉的劳动法”，要“害死了一大堆中小企业”；就连参与《劳动合同法》起草的课题组成员之间也爆发了分裂和争论。 最终，《劳动合同法》经历了四次审议，数易其稿，作了大量改动，终于于2008年正式生效。尽管《劳动合同法》在整体上保留了对劳动者的单保护倾向，但相比最开始的草案，最终出台的法规已经对资方做出了诸多让步。“劳务派遣”也是在这个博弈过程中被写进《劳动合同法》的。
尽管如此，2008年出台的《劳动合同法》，对劳务派遣有着明确的“三性”原则规定：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且规定劳务派遣用工时间不能超过6个月，企业使用派遣工数量不得超过员工总数10%。 然而，2008年-2025年的17年间，却是劳务派遣野蛮生长的17年。 至2011年，全国企业劳务派遣工总量已达3700万人，占职工总数的13.1%，在电信、银行等行业，这一比例甚至突破70%。劳务派遣从用工制度的“配角”异化为“主角”，早就突破了《劳动合同法》划出的红线。 2011年前后，国企“突击将正式工改为派遣工”直接引发全国性劳务派遣井喷。到今天，全国究竟有多少劳务派遣工，可谓众说纷纭。根据人社部的数据，截至2024年底，全国劳务派遣企业11.7万家，派遣员工总数接近2800万人；但部分研究机构和媒体却引用了“6000万”这一数字（如2023年行业报告）。 数量差异反映出了“法定派遣”与“实质派遣” 的统计鸿沟。“6000万”这一数字是基于“泛劳务派遣”的宽泛定义，那些未持证的黑派遣机构覆盖人员，以“业务外包”“众包骑手”“个体户”形式存在外卖骑手，还有平台经济中的灵活就业者（如网约车司机等等），实质上都属于劳务派遣。 人社部在2025年专项整治中，将目标群体明确为3300万劳务派遣工（含未持证机构覆盖人员），高于去年年底发布的数据，但仍显著低于部分媒体和研究机构的数据。 哪怕基于3300万这一“被统计”数字，劳务派遣存在的乱象也足够触目惊心： 官方数据依赖持证派遣机构的申报发现，截至2024年有64%的正规劳务派遣公司存在违规操作（如不缴社保、逃避登记）；上海市2025年抽查显示，近70%派遣企业未全额缴纳社保。 官方要求的派遣仅用于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岗位，且占比不得超过10%，但现实中本该作为表率的国企，自己都已经成了劳务派遣的重灾区，在电力、石油、通信、建筑四大行业，派遣工占比均超40%。 国企大量使用派遣工的动机就是降本增效： 一是工资巨大差异。某能源央企正式工年均综合收入15-25万元，派遣工仅5-8万元，且无年终奖、企业年金等福利。某银行派遣柜员李娜工作8年，月薪6500元，不足正式员工的60%。 二是社保缩水。派遣工社保不缴或者按最低基数缴纳，而正式工享受六险二金（含补充医疗和企业年金）。某建筑央企派遣工工伤保险缴纳率不足21%，事故赔偿仅为正式工的1/3。 三是晋升冻结：国企普遍设置“转正答辩”制度，但通过率不足0.5%。某银行规定派遣工需连续5年绩效全A且通过“文化认同度”答辩方可转正，而答辩标准中"对领导服从度"占40%。 正式工与派遣工的待遇差距已形成系统性剥削，而国企凭借行政资源强势地位，更易压制劳动者诉求。 相比之下，如果不考虑平台经济中“变相派遣”问题，非国有企业的派遣用工比例反而低于国企，多用于制造业、服务业临时岗。这与当年老干部力推保护劳动者法律的状况完全倒了个！ 这次劳务派遣大整顿，国企应当做好表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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