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日历上，九月是一个充满了特殊历史寓意的月份。9月9日，是我们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日子，是一个让所有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都感到无限悲痛和怀念的“忌辰”。而紧随其后的9月10日，则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被重新设立的、所谓的“教师节”。 这两个在时间上如此紧密相连的日子，其内在的精神上的指向是统一的吗？还是恰恰相反，是根本对立、甚至是相互讽刺的？ 与此同时，在今天这个充满了矛盾、压迫与普遍性焦虑的社会里，一个更深刻、也更沉重的“天问”，正压在无数普通民众，特别是青年一代的心头：面对着那个由资本、权力和各种看不见的规则所共同编织起来的、看似坚不可摧的“现实铁笼”，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普通人”，除了在无奈中接受它、适应它、并最终在痛苦中麻木下去之外，我们还能够去“改造世界”吗？ 一种悲观的、犬儒主义的、失败主义的论调，正在像精神的瘟疫一样，四处蔓延。本文的核心论点是：这两个问题的内在答案是同一个。所谓“教师节”的路线斗争，其所争论的恰恰是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教员”来为我们指明道路；而“普通民众是否还能改造世界”的疑问，其唯一的科学回答，恰恰就蕴藏在我们对那个在9月9日离我们而去的、最伟大的“教员”——毛泽东主席——及其思想的重新的深刻回归之中。 毛主席，他就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教员”。他毕生的事业，就是在教我们这些被压迫的“普通人”如何去认识世界，并最终去改造世界。今天，我们所感受到的“无奈”与“悲观”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这位伟大导师的教诲。 而我们重新获得“改造世界”的信心与力量的唯一道路，就是重新回到他的课堂，去重新学习和掌握他留给我们的那些永放光芒的、用以砸碎一切旧世界的“思想武器”。 一、毛泽东作为“教员”：他究竟教会了我们什么？ 毛主席在青年时代就立下了“教员”的志愿。而他也确实以其波澜壮阔的一生，完美地实践了这一志愿。他不是在一个小小的、封闭的课堂里教书育人。他是在整个中国，这个无比广阔也无比复杂的“大课堂”里，以“中国革命”这本最生动也最深刻的“教科书”，来教育和唤醒我们这个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古老民族。 1.1 第一堂课：阶级分析——“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在毛主席这位“教员”开课之前，我们这个民族在政治上是极其“幼稚”和“蒙昧”的。我们虽然也曾进行过无数次的反抗，但我们却始终搞不清楚自己苦难的最根本的来源究竟是什么？我们应该依靠谁？团结谁？打倒谁？ 而毛主席，他为我们所上的第一堂也是最根本的一堂“政治启蒙课”，就是教会了我们使用“阶级分析”这把最锋利的马克思主义“手术刀”。 他以其最经典的提问——“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教会了我们，在看待一切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时，都不要被其表面的、温情脉脉的“道德”或“文化”的面纱所迷惑。而是要直截了当地去深入其内部，去剖析其背后所隐藏的、深刻的、不容含糊的“阶级利益”关系。 正是掌握了这把“手术刀”，我们才第一次清晰地看清了压在我们头上的那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吃人本质；我们才第一次找到了我们革命的最可靠的同盟军——广大的贫下中农。 这，是所有“改造世界”的行动的最根本的也是第一位的“思想前提”。 1.2 第二堂课：革命理论——获得解放的“思想武器” 在教会了我们“认清敌人”之后，毛主席这位“教员”紧接着便将一整套用以战胜敌人的“思想武器”毫无保留地交到了我们这些“普通民众”的手中。 在哲学上，他用《实践论》和《矛盾论》，教会了我们如何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如何去“抓主要矛盾”。 在军事上，他用“人民战争”的伟大理论，教会了我们这些在物质上处于“弱势”的被压迫者，如何去战胜那些看似“强大”的、武装到牙齿的内外反动派。 在政治上，他用“群众路线”的根本方法，教会了我们这些“普通民众”如何去组织起来，并将我们自己的、分散的、个体的力量，汇聚成足以改天换地的磅礴伟力。 1.3 最后一堂也是最伟大的一堂课：“造反有理” 然而，毛主席这位“教员”，最伟大也最彻底的地方还在于，他在教会了我们上述的一切之后，还唯恐我们在革命胜利之后会“忘记”斗争。于是，他又为我们上了那最后一堂也是最震撼人心的“毕业大课”。 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伟大身份，向我们授予了一张永不过期的“毕业证书”。这张证书上，写着那让一切新旧的、党内外的剥削阶级和官僚主义者都闻风丧胆的四个光辉的大字——“造反有理”！ 这，是他留给我们这些“普通民众”的最根本的、用以防止他亲手建立起来的这个红色江山不变质、不褪色的“尚方宝剑”。 二、“教师节”的路线斗争：是“马克思”的战士，还是“孔夫子”的圣人？ 然而，当这位最伟大的“人民教员”在9月9日与世长辞之后，一场围绕着“究竟应该纪念和尊崇什么样的‘教师’”的深刻的“路线斗争”，便在“教师节”的设立问题上悄然地展开了。 2.1 一场具有深刻政治象征意义的“日期之争” 一个节日的设立，特别是一个具有“尊师重教”意义的节日的设立，其日期的选择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它是一份极其重要的、关于“由谁来当我们的老师”、“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后代”的“政治宣言书”。 我们从那份充满了真知灼见的历史考证文章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围绕着“教师节”的日期，曾经存在过几种根本对立的方案： 第一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方案。 那就是，将教师节设立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建国初期的实践），或者是马克思的诞辰日（80年代初的提议）。这两种方案，其背后所蕴含的政治寓意是清晰的、也是光辉的。它旨在向全社会宣告：第一，我们的教育，必须以科学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为最高指导思想；第二，我们的教师不是什么脱离群众的“特殊阶层”，而是整个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光荣的、有机的组成部分。 第二种，是“封建的、复古的”方案。 那就是，将教师节设立在孔子的诞辰日。这种方案，从国民党反动派，到今天那些妄图复辟传统文化的“新儒家”们，都一直在不遗余力地鼓吹着。其背后的政治寓意，同样是清晰的，但却是反动的。它旨在向全社会宣告：我们的教育，应该回归到那个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旨在维护等级、秩序与和谐（即阶级压迫）的“儒家道统”上去。 2.2 毛主席的“皮毛论”：知识分子必须依附于无产阶级这张“新皮” 这场“日期之争”，其背后所反映的，恰恰是毛主席早已深刻揭示过的、关于“知识分子”的“皮毛”理论。 毛主席深刻地指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知识分子，作为“毛”，在阶级社会里，他必须也必然要依附于某一张“皮”（即某一个阶级）之上。在旧社会，他们依附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等五张“旧皮”。而到了新社会，这五张“旧皮”已经被革命彻底地摧毁了。那么，他们唯一的、正确的出路，就是自觉地将自己依附到“无产阶级”这张崭新的、也是唯一正确的“新皮”上来。 而“尊马”还是“尊孔”的路线斗争，其本质就是要决定我们的知识分子和教育，究竟是应该坚定地依附于“无产阶级”这张“新皮”；还是妄图去为一个早已被历史所抛弃的、腐朽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旧皮”，去*“借尸还魂”。 2.3 9月10日：一个“去政治化”的、模糊的、资产阶级的选择 那么，最终被确定下来的“9月10日”，这个看似与任何一方都无关的、“中立”的日期，其背后又蕴含着什么样的政治含义呢？ 它，恰恰是一种最典型的、旨在调和矛盾、模糊阶级和“去政治化”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折衷主义的选择。 它刻意地回避了“教师”，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所必然具有的“阶级属性”和“政治立场”的问题。它将“教师”从一个具体的、阶级的“战士”，抽象为了一个超阶级的、纯粹的“职业人”。而这种“去政治化”，本身就是一种最高明的“政治”，一种最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 三、“道德绑架”的本质：“尊师重道”的虚伪性及其阶级功能 正是在这种“去政治化”的、抽象的“尊师重道”的虚伪道德氛围之下，一场针对全体教师的、精心设计的“道德绑架”便拉开了帷幕。 3.1 “蜡烛”与“春蚕”：对教师的“神化”与“异化” 每年的教师节，我们都会在各种主流媒体上，看到对教师铺天盖地的、充满了溢美之词的赞颂。他们被比喻为“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蜡烛”；被比喻为“春蚕到死丝方尽”的“春蚕”；被冠以“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神圣”头衔。 然而，在这种看似崇高的“神化”背后，所隐藏的却是一种最深刻的“异化”。它将教师从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有着自身正当物质和精神需求的“人”，异化为了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必须进行无条件“自我牺牲”的“道德标本”。 3.2 “道德绑架”的阶级功能 这种“道德绑架”，其背后有着极其险恶的阶级功能。 第一，它在精神上解除了教师作为一个“脑力无产阶级”群体，去为自身正当权益进行斗争的“武装”。 当一个教师想要去抱怨自己那微薄的工资、沉重的非教学负担和日益恶化的工作环境时，这套“道德紧箍咒”就会立刻念将起来：“你怎么能这么‘庸俗’，这么‘计较个人得失’呢？你难道忘记了，你是‘蜡烛’，是‘春蚕’吗？” 第二，它巧妙地掩盖了我们当前教育领域所存在的、深刻的、制度性的弊病。 例如，教育资源的巨大不平等、教育的过度产业化，以及那种将教师和学生都异化为“考试机器”的反动的“应试教育”体制。它将这些本应由整个制度来承担的责任，都巧妙地转移和压迫到了教师“个人”的、无限的“道德奉献”之上。 3.3 9月9日与10日的巨大讽刺 因此，9月9日与9月10日这两个紧密相连的日子，就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充满了历史讽刺意味的“悖论”。 在9月9日，我们所缅怀的，是那位将“教师”视为与工农一样光荣的“革命者”；将“教育”视为无产阶级专政重要工具的伟大领袖。 而在9月10日，我们却要去庆祝一个将“教师”捧上虚伪的道德祭坛，并以此来掩盖其正在遭受着新的剥削与异化的现实的、荒诞的节日。 这本身就是对毛主席的教育思想的最大的背叛。 四、“普通民众”的出路：从“个体的无奈”到“阶级的力量” 那么，面对这一切令人感到无奈甚至感到悲观的现实，我们这些“普通民众”，真的就“无能为力”了吗？ 4.1 两种“悲观论”的动机分析 我们必须首先对这种“悲观论”的来源进行阶级分析。 第一种，是善意的但却是错误的“悲观”。 这种悲观来源于许多普通的、正直的同志，因为在现实中感受到了个人力量的渺小和反动势力的强大，而产生的一种真实的“无力感”。对于这种同志，我们需要做的，是帮助他们去找到克服这种“无力感”的科学方法和道路。 第二种，则是恶意的、别有用心的“悲观”。 这种“悲观论”是由那些既得利益集团及其豢养的“公知”们，所故意散布的一种“精神烟雾弹”。他们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宣扬“历史的无奈”、“制度的强大”，来彻底地瓦解和麻痹人民群众的反抗意志，从而使得他们能够永远地、安稳地维持其不合理的统治现状。对于这种论调，我们必须予以最坚决的揭露和批判。 4.2 克服“无力感”的唯一途径：学习理论，参与斗争 那么，对于那些善意的“悲观者”，我们应该如何去克服自己的“无力感”呢？道路有且只有一条，那就是重新回到毛主席的课堂，去学习和掌握他留给我们的那些用以“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第一步，是加强学习，用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 在今天这个互联网时代，我们可以极其方便地获得毛主席的全部著作。我们要反复地去学习《实践论》、《矛盾论》，去学习“阶级分析”的方法。只有当你的头脑里有了一张科学的、清晰的“世界地图”之后，你才不会在现实的迷雾中迷失方向。 第二步，是寻找组织，将自己汇入阶级的海洋。 理论如果不与实践相结合，那就是空谈。一个再有觉悟的、原子化的“个体”，其力量也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我们必须积极地去寻找和加入那些真正坚持着马列毛主义的、先进的、战斗的群众组织。要让自己这滴“水”，汇入到无产阶级这个广阔的“大海”之中去。 4.3 从“量变”到“质变”的辩证法 “真理，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成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一个工人，头脑里有了共产主义思想，这只是意识。而当一个阶级的工人，头脑里都有了这种思想，并被组织起来的时候，这，就已经从“意识”飞跃为了足以摧毁旧世界的“物质力量”。 这，就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辩证法。我们今天所要做的，就是一点一滴地去进行这种“量”的积累。 五、“星星之火”的未来：在“导师”离去后，我们就是新的“教员” 毛主席，这位最伟大的“人民教员”，虽然已经离我们而去了。但是，他为我们所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不是别的，恰恰是他那套可以让我们每一个人都通过学习和实践，而最终也成长为一个新的、小写的“教员”的、伟大的思想体系。 5.1 一份尚未完成的“历史答卷” 毛主席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所反复思考和忧虑的，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是“人民会不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问题。他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现成的、一劳永逸的“答案”。他所留给我们的，是一份需要由我们这些后继者，用自己的斗争和实践，去继续书写的“历史答卷”。 5.2 我们就是那“星星之火”的传承者 因此，我们今天去反对那些为地主阶级“翻案”的“毒草”文艺；我们今天去批判那种将教师“道德绑架”的虚伪节日；我们今天去与那种散布“悲观”与“无奈”的投降主义思潮进行斗争——所有这些具体的、现实的斗争，就是我们在今天，用我们自己的行动，去继续书写这份“历史答卷”的最光荣的实践。 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在自己的社群中，去勇敢地传播和捍卫毛泽东思想时，我们就是在扮演着一个新的、小写的“教员”的角色。 我们就是毛主席当年在井冈山上所点燃的、那不灭的“星星之火”的当代传承者。 结论综上所述，9月9日与10日，这两个看似偶然相邻的日子，其背后却蕴含着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的“路线斗争”。它深刻地向我们提出了那个最根本的“天问”：我们究竟是要一个像“孔夫子”那样，旨在维护等级与秩序，教导我们“安分守己”的“旧教员”；还是要一个像“马克思”和“毛主席”那样，旨在揭示剥削的秘密，并教导我们“造反有理”的“新教员”？ 而我们之所以会在今天感到“无奈”和“悲观”，其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被前者及其在今天的种种变体（如资产阶级自由派、消费主义等），给迷惑和麻痹了。 因此，我们走出“困境”的唯一道路，就是与这一切腐朽的、反动的“旧教员”进行最彻底的决裂，并重新以一个最谦逊、也最虔诚的学生的姿态，回到我们最伟大的导师——毛主席——的课堂上来。 他，已经将那用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全部的、最强大的思想武器，都毫无保留地留给了我们。 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就是重新去学习它，掌握它，并运用它。要在自己的头脑里，“斗私批修”；要在现实的世界里，去“团结朋友，打击敌人”。要相信，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要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才是对这位在9月9日离我们而去的伟大导师的最好的、也是唯一的“缅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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