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94周年，又有果粉炒作张学良晚年接受日本NHK采访时说的“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为蒋介石开脱责任。
张学良就连“不抵抗主义”也认领了，还大谈当年自己对“不抵抗主义”的解释： 我的主意就是以不抵抗而抵抗。我不抵抗你，就表示我抵抗你。因为历史上日本人是愿意我们抵抗的，你抵抗就是打仗了，你挑起事情了。我不抵抗，我不跟你两个起冲突，所以当成说我不抵抗主义了。有人爱护我，就说这是政府的命令…… 南方系媒体当年围绕这个访谈也做了不少文章，例如，《三联生活周刊》曾经刊登了一篇《“九一八”当夜不抵抗政策的责任争议》的文章，说什么“直到今天，始终无法找到任何一份蒋在‘九一八’事变当时命令张不抵抗的电报或手谕。” 打脸的是，2016年蔡英文上台后，民进党急于肃清蒋家王朝的影响、给国民党来个釜底抽薪，直接解密了当年的档案资料，坐实了蒋介石下令不抵抗的事实。 早在1928年5月，日军占领济南，烧杀掳掠。5月5日，蒋介石决定以不抵抗主义应对，从济南撤军。临行前，蒋介石给日军师团长福田彦助信函一封以求和：
面对日军暴行，上海实业家虞洽卿致电蒋介石，询问国府应对方式，蒋介石即复电，阐明军事采不抵抗主义，对日抗争就商战，“兵战未能，商战斯亟，发扬民气，提倡国货，与彼以惩创”：
同一天，蒋介石给冯玉祥下达手令：“顷与谭吴诸公商决，正如兄意，对日取不抵抗主义……”
九一八事变发生的两个多月前，蒋介石就曾致电张学良，“谓现非对日作战之时”：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1931年7月12日记录 事变发生前夕，张学良感受事态日趋严重，于8月24日致电陈群并转蒋介石，再次询问蒋介石的命令，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似此情形，恐非退避所能了事”。也就是说张学良自己认为，以当时的情形，恐怕不是退避、不抵抗就能了事的。
然而，蒋介石仍未调整应对策略。 9月8日，张学良给蒋介石发出急电，表示已按蒋的指示，“特饬文武地方官竭力避免”，但同时报告日军有大规模入侵动向，自己“万分焦急”，希望蒋介石给出新的指示：“良不能亲自回辽，万分焦急。……内忧外患，应付殊难，仅密奉闻，敬乞指示。”
9月12日，蒋介石在石家庄会晤张学良，明确说： “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开衅的，他们可以硬说是我们先打他的，他们的嘴大，我们的嘴小，到那时就分辩不清了。” 9月14日，在官修《事略稿本》中，记载了蒋介石在得知日本进一步举动后方应，蒋介石考虑良久，仍然只是：“日人之鬼魊诈险，吾当严密注意之也”。
“九一八事变”三天后，蒋介石致电山东驻军师长刘珍年，明确要求“不抵抗”：“日军侵鲁，已提出国际联盟。此时我国应上下一致，严守纪律，确定步骤，勿为日人借口。故先劝告民中（众）守秩序，遵公法，勿作轨外行动，以待国际之公理与国内之团结。”
可见，张学良想认领“不抵抗主义”，无论在提出时间还是在职务级别（张管不到济南），与蒋介石相比都是远不够格的。他访谈里说的话，只能有一个解释：老糊涂了！而他对“不抵抗主义”的解释，不正是上面提到的9月12日，蒋介石对他的“耳提面命”吗？“我不抵抗你，就表示我抵抗你”，然后等待国联主持公道，这不就是蒋介石的核心主张吗？ 1933年3月，日军侵占热河，蒋介石为推卸责任，平抑民愤，迫令张“引咎辞职”，让“不抵抗将军”出来背锅。《申报》在5月17日刊登了一段国军排长的话：“不抵抗将军下台，上峰易人，我士兵莫不额手相庆……” 鲁迅先生对蒋介石推卸责任、愚弄国人的做法极为愤懑，便在次日写了一篇《“有名无实”的反驳》： 他以为不抵抗将军下台，“不抵抗”就一定跟着下台了。这是不懂逻辑：将军是一个人，而不抵抗是一种主义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不听杨虎城和中共的苦苦规劝而送蒋回宁，铸成大错。 在遭受软禁期间，张学良开始读鲁迅先生的文章。并在鲁迅先生文章的启迪下，看清了蒋介石的真面目。 1941年10月27日，张学良在日记中写道： “读何凝（瞿秋白）编的《鲁迅杂感选集》，感觉有些生气，同时感觉着鲁迅死得太可惜了！可是他的文字，活气生生的，活跃于纸上，字字句句，侵入你的骨髓，震荡你的神经；我从来不惧怕什么的，可是在鲁迅文字之前，我有点发抖了，一方面是惭愧，一方面是热血沸升，好像鲁迅枯脸，显于我的面前。” 1942年7月28日，张学良还托人买到一部旧的《鲁迅全集》。在张学良看来，鲁迅的文字刺痛了他。8月27日，张学良在读书笔记中写道： “鲁迅先生的文章刺了我的伤痕，刺了我的隐疾——我是烦恶他这些文章。可是我接受了他以后，感觉上有些不同了，好像我吸收了‘维他命’一样。” 人生最难的是认识自己。张学良就是在阅读鲁迅作品后才开始觉悟、有所反省的。后来，张学良说了一段颇为清醒的话： 我一生最大的弱点就是轻信。毁也就毁在“轻信”二字上。要是在西安我不轻信蒋介石的诺言，或者多听一句虎城和周先生的话，今日情形又何至于此！再往前说，九一八事变我也轻信了老蒋，刀枪入库，不加抵抗，结果成为万人唾骂的“不抵抗将军”。1933年3月，老蒋敌不过国人对他失去国土的追究，诱使我独自承担责任，结果我又轻信了他，下野出国。他算是抓住我这个弱点了，结果一个跟头接着一个跟头。 张学良在蒋介石面前的确是“诚实、忠厚”的，而鲁迅早就认为忠厚是无用的别名。鲁迅先生在弥留之际，留下了遗嘱，其第六条为“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张学良在毁誉攸关的国家大事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听信蒋介石的许诺，把蒋氏的谎言当成圣旨，将鳄鱼的眼泪当成珍珠，结果将自己弄得“一个跟头接着一个跟头”。 鲁迅先生很早便识破了蒋介石假抗战、真投降的“不抵抗主义”画皮了。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为实行反共反人民的独裁统治，在1927年4月30日发表的《告全国民众书》中鼓吹：“我国民党是负责的政党，所以我们不许共产党混杂在里面，……我们‘以党治国’的主张，自有苦心精义。” 鲁迅先生驳斥道： 有公民某丙著论，谓当“以党治国”，即被批评家们痛驳，谓“久已如此，而还要多说，实属不明大势，昏愦胡涂”。——《而已集·拟豫言》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国民党当局不断编印出售蒋介石、汪精卫、吴稚晖、戴季陶等人的演讲集。 鲁迅先生嘲讽说： “又是演讲录，又是演讲录。但可惜都没有讲明他何以和先前大两样了；也没有讲明他演讲时，自己是否真相信自己的话。”——《而已集·小杂感》 这篇文章后面，鲁迅在致台静农的信中说：“现在是大卖戴季陶讲演录了，（蒋介石的也行了一时）。”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9月22日在南京市国民党党员大会上演讲时就说：“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联公理之判断。” 鲁迅先生嘲讽道： 但我们的斗士，只有对于外敌却是两样的：近的，是“不抵抗”，远的，是“负弩前驱”云。“不抵抗”在字面上已经说得明明白白。“负弩前驱”呢，弩机的制度早已失传了，必须待考古学家研究出来，制造起来，然后能够负，然后能够前驱。……但自然，倘要这样，则对于外敌，就一定非“爱和平”不可。——《伪自由书·一九三三年观斗》 1931年9月29日，蒋介石在接见各地来南京请愿学生代表时说：“国民政府决非军阀时代之卖国政府，……决不签订任何辱国丧权条约。” 对于蒋介石为掩饰其卖国面目的欺人之谈，鲁迅先生揭露道： 最近又在报上发见这么一段消息，大致是说：“盛氏家产早已奉命归还，如苏州之留园，江阴无锡之典当等，正在办理发还手续。”……为什么又发还了呢？第一，不应当疑心现在有卖国贼，因为并无真凭实据——现在的人早就誓不签订辱国条约，他们不比盛宣怀和袁世凯。第二，现在正在募航空捐，足见政府财政并不宽裕。——《伪自由书·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 1933年5月31日，黄郛遵照蒋介石的指示，派熊斌同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签订了卖国的《塘沽协定》。根据这项协定，国民党政府实际上承认日本侵占长城及山海关以北的地区为合法，并把长城以南的察北、冀东的二十余县划为不设防地区，以利于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吞中国。就在此前十四天，鲁迅即明确指出，“就要明白了：谁是卖国者”！ 这几天的报章告诉我们：新任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的专车一到天津，即有十七岁的青年刘庚生掷一炸弹，犯人当场捕获，据供系受日人指使，遂于次日绑赴新站外枭首示众云。……但我要保留的，是“据供系受日人指使”这一节，因为这就是所谓卖国。二十年来，国难不息，而被大众公认为卖国者，一向全是三十以上的人，虽然他们后来依然逍遥自在。……我希望我们将加给他的罪名暂时保留，再来看一看事实，这事实不必待至三年，也不必待至五十年，在那挂着的头颅还未烂掉之前，就要明白了：谁是卖国者。——《伪自由书·保留》 张学良这个纨绔子弟如果能早点读鲁迅先生，恐怕也不会上蒋介石的当了；不过，纨绔子弟没有经过劳动人民的彻底改造，终究还是纨绔子弟，到了晚年又被死了的蒋介石摆了一道，糊里糊涂地继续替他背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