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勤（jixuie）题记】战略问题，就是影响长远涉及全局的问题。战略问题的处理，在能否意识到这个环节，就可以见分晓，因为像这类问题，容不得犹豫徘徊，必须当机立断，否则就没有机会了。例如1933年11月发生的“福建事变”，毛主席没有军权，只能向当时的中央建议——果断决策与主张抗日的国民党十九路军联合，可是当时中央的决策者优柔寡断，措施良机——这个机会成本有多大？可以看看“西安事变”发生后，毛主席主导的中央决策，产生的积极的影响长远涉及抗战全局的结果，就清楚了。西安事变，毛主席作出的就是战略性统战的决策，本来福建事变发生后，如果按照毛主席的主张，同样也会产生了类似战略性统战决策的，那么中国革命的全局会怎样？ 对于统战工作，最好多从战略角度来评说，如果拘泥于具体的细节，而对战略性统战于不顾，那么这样书写出来的历史，就是极其浅薄，极其幼稚可笑的，对不对？ 一、不听毛主席言，吃亏在长远 1933年11月20日，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和国民党内李济深等反蒋势力发动福建事变。毛主席抓住粉碎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向中共临时中央建议：以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省人民政府。 可惜，这个建议未被临时中央所采纳。后果可想而知。 打仗也好，搞建设也罢，毛主席那样的远见卓识，那一套完整系统的想法说法做法，是不是值得学习研究？有人自以为高明，不听毛主席的话，甚至专门和毛主席指的方向反其道而行之，可结果呢？也许短期获得一点小利，可时间一长，范围一大，就想不通说不通行不通了——作茧自缚，难以自拔——这当然是害己又害人。所以，不听毛主席言，吃亏在长远——这是再次证明的真理，是不是？ 二、处理西安事变：思想领先，政治挂帅 西安事变前我党开了瓦窑堡会议。 1935年12月27日，毛主席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 长征是宣言书，就是在这个报告里提出的。 毛主席还谈到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直接提及蔡廷锴领导的十九路军： 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个阶级曾经参加过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随后又为这个革命的火焰所吓坏，站到人民的敌人即蒋介石集团那一方面去了。问题是在今天的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呢？我们认为是有这种可能性的。这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不是同一的东西，他们之间是有分别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民族资产阶级内部有同外国资本和本国土地关系较多的一部分人，这一部分人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我们暂且不去估计他们的变化的可能性。问题是在没有那些关系或者关系较少的那些部分。 我们认为在殖民地化威胁的新环境之下，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些部分的态度可能发生变化。这个变化的特点就是他们的动摇。他们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彻底性，他们在这二者之间动摇着。这就说明，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时期他们为什么参加了革命，及到这一时期之末，他们又为什么站到蒋介石方面去了。现在的时期，同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时期有什么分别呢？那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现在正在走向殖民地。九年以来，他们抛弃了自己的同盟者工人阶级，和地主买办阶级做朋友，得了什么好处没有呢？没有什么好处，得到的只不过是民族工商业的破产或半破产的境遇。因为这些情况，我们认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在今天的时局下，有起变化的可能性。变化的程度怎样呢？总的特点是动摇。但在斗争的某些阶段，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左翼）是有参加斗争的可能的。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 蔡廷锴等人领导的十九路军是代表什么阶级的利益呢？他们是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乡村的富农和小地主。蔡廷锴们不是同红军打过死仗的吗？可是后来又同红军订立了抗日反蒋同盟。他们在江西，向红军进攻；到了上海，又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到了福建，便同红军成立了妥协，向蒋介石开起火来。无论蔡廷锴们将来的事业是什么，无论当时福建人民政府还是怎样守着老一套不去发动民众斗争，但是他们把本来向着红军的火力掉转去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不能不说是有益于革命的行为。这是国民党营垒的破裂。九一八事变以后的环境能够使国民党营垒分裂出这样一部分人，为什么今天的环境反倒不能造成国民党的分裂呢？我们党内持这样一种论点的人是不对的，他们说，整个地主资产阶级的营垒是统一的，固定的，任何情况下也不能使它起变化。他们不但不认识今天的严重环境，并且连历史也忘记了。 毛主席这一段论述，既把福建事变的不当处理从阶级分析角度，讲清楚了，同时又为之后处理西安事变作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 这就是思想领先。 请注意，革命的理论必须思想领先，而不能思想落后。 只有认识到这样的程度，才能领会“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的内在含义。 至于到了西安事变发生的时候，除了要有思想领先外，还得要有政治挂帅。 要理解政治挂帅，关键要搞清楚：何为政治？ 按照毛主席的说法，政治就是要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 那这个“我们”当然指的是革命的阶级。 革命的阶级指的是谁？不用多说了。 但政治挂帅必须要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理念指导革命实践，否则就会发“左”倾机会主义错误。 西安事变之所以处理得当，就是因为有毛主席的亲自领导——有思想领先，有政治挂帅，因此毛主席一系列想法说法做法，在全党统战工作中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道器变通。 西安事变与福建事变的结果，完全不同，这就是说路线正确与否，意义非凡。 三、毛主席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界定及相应的政策是一贯的 1925年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指出： 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 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如果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就容易犯两种错误。 第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表现为分不清，看不到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的反动性，尤其是当他们与帝国主义在一起危害中华民族利益，事实上已经成了买办资产阶级分子的时候，还把他们笼统地看作朋友，这就给革命带来极大损失。 第二种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表现为分不清，看不到民族资产阶级左翼的革命性，笼统地把他们当作革命的对象看待，这样就伤害了朋友，给革命带来极大损失。 毛主席洞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无疑又是他的一次先知先觉。这也为以后的道器变通奠定了牢靠的思想基础。 统一战线，与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共同构成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 这是毛主席总结出来的真理。 毛主席在统一战线里的道器变通之源，就是这个“变”字。 这个变，体现了毛主席娴熟运用马克思主义最常见的基本原理，也就是列宁说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由于毛主席在道层面对马克思主义悟得深，悟得透，这样才有器层面的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道器变通。 战略性统战，就是超前战略布局。 常识告诉我们，仅仅凭借小聪明在战术层面搞点动作，是解决不了根本性问题的。 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还有一句话，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这些都是讲超前意识重要性的。 什么叫超前意识？这是在道层面，着眼于未来的意识，在器层面的表现就是时常考虑将来，常常有远见，而不短视。 毛主席就是一个极富超前意识的大思想家，由于他常常将超前意识结合具体实际来促成各种道器变通之变，因此他又是一位具有超前意识的大政治家。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几乎清一色对毛主席有着非同一般的感悟。这都是十分值得我们深思的。 【李克勤后记】 上面引用了很多毛主席的原话，不难理解，那些说法不会对我们没有启发意义吧？通过这些说法，再结合历史上毛主席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具体做法，再来感悟毛主席的想法，应该不是很难。 结合现实情况看，像任正非、曹德旺等新型企业家，他们至少属于民族资产阶级左翼，是不是？ 这批新型企业家最近这些年为国家作出了贡献，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做的工作是很多国有企业都难以胜任的工作，是不是？ 那么如何对待他们呢？ 任正非熟悉大庆，熟悉余秋里领导的大庆石油会战，难道有假？他在内部骨干会议上推崇大庆的做法，难道不是真心实意学大庆？ 曹德旺办福耀科技大学，与当年陈嘉庚先生办厦大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难道不是吗？ 千万不要忘记毛主席的教导：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我们可不能光用毛主席的话去照别人，而忽视了我们自己喔！ 最后说一句：在有民族矛盾——主要指中华民族与敌视中华民族的外部势力的矛盾的时候，尤其是这个矛盾有激化趋势的时候，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有时候能够发挥十分特殊的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