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AB团是个什么来由？ ㈠短命的AB团 1985年8月3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吉安县委党史办起草过一个《关于为“富田事变”平反的报告（草稿）》，该报告开篇即简述了AB团来由和兴衰，笔者原文照录如下： 国共合作时进行的北伐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由方志敏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所掌握。国民党中央特派员段锡朋，待蒋介石反动派到南昌后，请示了“中央几位常务委员，问以何术能挽救危局”。经中央指示，段锡朋“遂仿其他各地组织忠实同志之法，组织本省忠实同志，以与共产党团结奋斗，因是遂由程天放、周利生、王镇寰、洪轨等同志及兄弟组织AB团，取英文反布尔塞维克之义，团结一般忠实同志以从事于反赤工作。”[1]1927年1月，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召开第三次全省代表大会，“段锡朋勾结张静江，陈果夫等假借中央特派员权威”，包办选举，“用圈定法”排斥李松风、方志敏、罗石冰等左派。段锡朋等“在党中组织党团名为AB，包办党部，操纵民众运动”，在各地设法向共产党夺权，[2]“由段锡朋用组织部长名义，派出多人往各县改选”，也不用开代表大会，“由特派员呈报一个名单，由段锡朋作最后的圈定就是”。此后，AB团分子在各地闹事，并枪杀了赣州总工会主席陈赞贤。3月6日，省党部组织部秘书曾炯，在南昌市党部党员大会上捣乱，引起公愤。3月16日，省党部非法解散南昌市党部。3月17日，九江又发生杀人惨案。由于段锡朋等的做法太嚣张露骨，致使3月19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八项决议：“停止江西省党部职权”，释放被拘禁的南昌市党部人员，“惩拿凶手与反革命暴徒”，“开除段锡朋、周利生二人党籍，并由政府通令拿办。”[3] 3月下旬，南昌市工人和民众反对省党部、省政府的声势与日俱增。4月1日，武汉的国民政府下令改组江西省政府，任命朱培德做主席。4月2日，电报传到南昌，在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领导下，南昌市人民进行了英勇斗争，一举捣毁了省党部。[4]4月3日，南昌市二百余团体三万多人召开示威祝捷大会，将捕获的“程天放、罗时寰、曾华英、黄兆稚、巫启圣、王冠英”等三十多个AB团分子戴高帽示众，段锡朋、周利生等逃脱。事后，在上海的蒋介石电令朱培德保护这批人的安全。“马日事变”后，朱培德送走了江西的共产党，放了这批被拘押的AB团分子。 以段锡朋等为首的AB团组织，于“四·二事件”中被捣毁后，如鸟兽散，没有再恢复过来，事实证明，其寿命的确只有三个月。[5] 四二事件后，很多AB团骨干分子脱逃。这些人逃回南京后分别被国民党中央委以不同职务。1928年初，蒋介石意识到清党和成立南京政府使国民党丧失了权威和团结与统一，“各地只知有人而不知有党”，为了“恢复统一”“加强党基”，一方面军通令各地党部一律停止活动，另一方面委派党务指导委员到各省及特别市去整理党务。1928年3月3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出任命各省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名单，其中派到江西的党务指导委员就有原AB团骨干分子周利生、陈礼江、王礼锡等人。[6]“5月17日，国民党江西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正式成立，到会的党务指导委员王镇寰、邹曾侯、王礼锡、刘抱一等6人，公推王镇寰、邹曾侯、王礼锡三人为常务委员，周利生任组织部长，陈礼江任宣传部长。”[7] ㈡国民党内部的混乱纷争，带歪了共产党人的节奏 原AB团的骨干分子后来以国民党党务指导委员会的身份又回到江西活动，与当时统治江西的军阀势力和国民党改组派[8]为争权夺利产生了种种矛盾与冲突，因为“AB团”在江西已是臭名昭著，所以国民党地方势力和改组派纷纷指责党务指导委员会是“AB团”卷土重来。这就混淆了共产党人和群众的视听，导致他们也把党务指导委员会与已经消亡的AB团混为一谈。 ——国民党内部的争权夺利的派系争斗，带歪了共产党人的节奏。 至于中共中央，目前笔者查阅到的涉及针对AB团的文献，有《中央给江西省委的指示信（1929年3月27日）》、《中央致江西省委信——关于景德镇罢工斗争的指示（1929年8月20日）》、《中央给江西省委的指示信（1929年11月13日）》。 《中央给江西省委的指示信（1929年3月27日）》很长，有关AB团的内容只有如下一段： 朱培德的阶级性与江西政权的社会基础说到这里，顺便解决朱培德的阶级性问题。你们过去虽讨论过整天整晚得不出结论，直到现在才坚决的说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个分析我们认为不正确。无论他的阶级包围者，他的阶级势力，他所代表的政权的社会基础，没有那一件可以看出他是代表资产阶级的，而适得其反，是代表半封建式的中小地主阶级。至于他勾结汪陈派第三党大肆改良主义的欺骗政策，不过借此以夺取群众，对击AB团防止群众革命化而已。AB团在江西自然代表着更反动的封建势力，朱培德所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倾向比较重的中小地主。并且，我们所最要注意的不是朱培德个人的态度，而是江西政权的社会基础，整个的是豪坤地主阶级的。[9] 但中共中央在1929年3月27日致江西省委的信中，对江西省党组织的情况的确有很严厉的批评——比如对赣西李文林等创造的红军： 赣西的红军，本来很奇怪，因没有群众政权。而且在目前反动军队包围下，又发生许多问题。对于这部红军的组织，应根本改造，并酌量实际情形改编为几个游击队，分散到群众中去。自然，我们不是要将这些红军盲目的解散，而是要有计划的将他们分成若干队，互相联系，使他们都隐匿到农民群众里面去，一方面可以保存武装，另方面可以解决给养问题。至于永修，德安等地的游击队，也需彻底的改造，要使我们的武装，不是群众以外的武装，而是群众内的武力。[10] 西南地方党组织创造的红军与“朱毛红军”不同，其组成成份很大一部分来自赖经邦、李文林等地方党组织领导人影响和发展的农民武装，甚至有争取来的“三点会”等绿林势力，还有一些武装，是大革命失败后回乡的青年学生“采用买枪的办法”建立的——这些青年学生大多是家里有钱有地的富家子弟，所以中共中央和江西省委才有对这些成分“应根本改造”等指示。 当时中共中央有关江西地方党组织状况的了解乃至由此而产生指示和批评，也多是来自于江西地方党组织的报告，如《江西工作近况——综合性报告（1928年7月3日）》——该报告向中共中央报告了江西地方党组织的如下状况： …… ⒐党的组织墓础之薄弱：全江西无支部，全江西的支部，没有一个是能战斗的组织，是能在群众中是能起核心作用的，这话并不过火，但看支部对党的工作觉的政策执行的结果，便可充分证明，每项工作执行的成绩，结果不能实现原所规定十分之一二，有时竞至完全不执行。此外如不能按时开会，每个党员不能积极作工作。这神现象，也是江西工作严重的大缺点。 ⒑党的组织的发展的畸形：目前在组织上虽有发展，但为畸形。最重要的现象肩两种：一种是关于成份的，现全省组织统计的比较中，农民成份占了百分之九十以上，这实在不能不令人咋舌。组织改造的结果，还是这样的成绩，不过把过去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成份换了小资产阶级农民的成份罢了，工人的成份还不到百分之十。[11] 至于《中央致江西省委信——关于景德镇罢工斗争的指示（1929年8月20日）》，虽然提到了AB团，但并不是有些文章臆断的“严厉的批评”，而只是提出警示：“在江西有相当势力的改组派、AB团以及第三党们，虽然他们从前在景德镇没有基础，现在他们一定也要开始活动……要使我们仅防着统治阶级之白色恐怖的残酷进攻，要承认有这一种危险，要时时预防着这一种危险”[12]。 1929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给江西省委发出指示信，也提到了AB团问题，但除了在宣传工作上有工作布置外，并没有其他的相关针对AB团专项斗争的指示： 赣西方面群众经过长期的斗争，发展到苏维埃的建立，红军长期的存在，对于农村中封建势力，以及封建的上层政治力量—土豪劣绅，都有很大的摧毁；这部分封建残余力量由乡村逃到城市，形成更有组织的有计划的与军阀混合在一块，企图镇压革命势力，江西的AB团就是这些封建残余势力的乐园，并且AB团首先也是产生在赣西的，而第三党，改组派等，亦利用并且建筑在这一个基础上与当地军阀汇合一同来破坏我们（如第三党潜人我们的指导机关之内）。军阀的基础自然就是建筑在这种封建残余势力之上，并利用AB团，第三党，改组派等的组织，来破坏我们，如象过去朱培德用第三党，改组派，金汉鼎用AB团等的事实，这是任何军阀都是如此，他们都要利用这些组织作工具，来维持他们的统治，来破坏革命势力。现在赣西金汉鼎更依赖AB团，并且AB团与第三党，改组派的相互冲突，正表现这些他们内部一些不同的成分的矛盾。 …… 宣传工作，过去是非常不充分的，省委应注意指导他们加紧宣传工作，特别在群众中肃清改组派、第三党、AB团的影响，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这是非常重要的。[13] 【评述】 1.据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吉安县委党史办《关于为“富田事变”平反的报告（草稿）》的描述，可知AB团本是一个产生于1927年初的反革命团体，属于当时国民党内右翼反动派中的一个小派系和外围组织。以英文“反布尔什维克”的缩写（Anti Bolsheviks）为名，宗旨是反对共产党人发动的群众革命，甚至也反对当时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大革命运动，以至于也受到了国民党的镇压。该组织的活动仅局限于江西部分地区，实际存在时间不足半年。但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AB团的活动，给当时领导土地革命的共产党人造成了不小的误导。 2.“四二事件”对AB团组织的打击是摧毁性的，但这段文字的最后结论，仍然值得商榷和探讨。因为1927年～1929年底，许多从“四二事件”脱逃和被捉的AB团骨干成员受到了蒋介石的保护，后来还以“国民党务指导委会员”委员的名义回到时江西活动。其间，与国民党地方势力及与蒋介石争取夺利的“改组派”争斗频频，他们也纷纷指责“党务指导委员会”是臭名昭著的AB团“卷土重来”，中共江西地方党组织也受到了这个误导，这个时期发出的多个报告都提到了AB团头面人物及其部众的活动，国民党方面也有若干报道乃至反AB团的行动，而且一直延续到1930年代初——这个时期，国民党地方政权和军阀，也在宣传和行动上大反AB团。所以，可以认为，“四二事件”后，被摧毁的“AB团”余众仍然在进行活动，只不过是换了名头而已。 这个时期，中共地方党组织的报告中，大都把有关AB团的活动情况和国民党地方政权和军阀反AB团的宣传和行动，视为“统治阶级内部争取夺利的狗咬狗”，也没有针对性的反AB团的具体部布署和行动。 3.迄至1929年底，中共中央的这些指示都是出于“反革命统治集团内部的派别一定会与我们争取群众争取空间”的认知逻辑，而发出的警示性预测性指示，部署的相关行动，也仅限于宣传方面。而作出这些警示、预测的依据，都来自江西省地方党组织和中央巡视员的相关报告，并非无中生有，空穴来风的杜撰。 迄至1929年底，中共中央的这些指示都是出于“反革命统治集团内部的派别一定会与我们争取群众争取空间”的认知逻辑，而发出的警示性预测性指示，部署的相关行动，也仅限于宣传方面。而作出这些警示、预测的依据，都来自江西省地方党组织和中央巡视员的相关报告，并非无中生有，空穴来风的杜撰。 据《毛泽东年谱》记载，“四二事件”之前的1927年2月间，毛泽东接触过一次“AB团”问题： （1927年）2月下旬 江西省农协秘书长方志敏致电中共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称：江西召开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江西AB团首领段锡朋要圈定省农协的委员，企图把农协夺到他们手里，如何对付？毛泽东复电说：须坚决反对，宁可使农协大会开不成功，不可屈服于圈定办法。经过方志敏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积极斗争，AB团没有得逞。大会选举方志敏等十三人为省农协执行委员。[14] 这时国共还没有分裂，共产党人对“AB团”捣乱的态度是“反对”。 这个时期，共产党人正在经历大革命失败带来的党内危机，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相继走向井冈山，探索新的革命道路也发生在这个时期。其间他们不断与国民党正规军、反动地主武装和各种地方势力产生过冲突和斗争。但迄今仍未发现他们与AB团势力或武装之间有过角逐和较量的证据——不管“AB团”在“四二事件”后是不是还有真实的存在，中共中央乃至各级地方组织，都没有指示或实施过针对“AB团”的“专项斗争”。 在AB团存续期间，真正跟AB团真刀真枪面对面进行过斗争的（当然规模很小）共产党人，是1927年“四二事件”时担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的朱德——他主持的南昌市公安局在捣毁AB团巢穴的行动中担当了主力的角色。 朱德算得上是我党我军中真正“打AB团”的第一人！ ——而且没有打错！打的是货真价实的AB团！ 注释 [1]《段锡朋在纪念周上讲话》、《江西民国时报》1931年6月16日。 [2]汉□《民国日报》1927年3月19、20、22、24、25日。 [3]汉□《民国日报》1927年3月19、20、22、24、25日。 [4]程天放：《我所亲历的四二事件》，王健民著《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75页。 [5]程天放：《我所亲历的四二事件》，王健民著《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75页。 [6]《中华民国大事记㈡·（1923～1929）》第785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2月第1版。 [7]《中华民国大事记㈡·（1923～1929）》第817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2月第1版。 [8]国民党改组派是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政府内部的主要反对派。1928年下半年成立于上海，主要发起人为陈公博、顾孟余等。 [9]《中央给江西省委的指示信（1929年3月27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㈠》第54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10]《中央给江西省委的指示信（1929年3月27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㈠》第552～第55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11]《江西工作近况——综合性报告（1928年7月3日）》，《江西革命历史资料汇编（1927～1928年）》第258～第259页，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1986年10月编印。 [12]《中央致江西省委信——关于景德镇罢工斗争的指示（1929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上）》第382页，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 [13]《中央给江西省委的指示信（1929年11月13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㈠》第671～第67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14]《毛泽东年谱（上）（1893～1949）》第19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