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侍卫长、台湾前“行政院长”郝柏村是一位抗战老兵，近些年多次来大陆缅怀抗日烈士，在台则坚定的反对“台独”，看得出来，郝柏村老先生是有强烈的爱国心的。但是，郝老先生说话也有明显过头的时候，有些话很值得商榷。比如有一次在台北接受BBC专访时表示：中国大陆官方在抗战宣传上把国民党和共产党相提并论，认为“不公道”。因为从比例上来说，“抗战正面战场95%，敌后战场5%”。 联系到郝柏村先生在某书所作的序言中，还曾经讲过延安方面“抗日战绩不及国军九牛一毛”，所以从语境上分析，这个 95%和5%的“比例”，应指的是毙伤日军的数字。 自从郝柏村提出“比例问题”与大陆宣传“不公道”问题后，网络上的各种讨论就没有消停过，很多网民用大量事实反驳的同时，也同样说了一些不那么好的过头话。虽说郝先生提出的“战绩比例”明显不符合历史事实，但相比“共军抗日八年杀敌851人” 这样耸人听闻的网络谣言，唐保唐认为郝老先生还是比较厚道的，起码说话还有那么点底线，从来没有跟风制造过“八路军抗战八年毙敌数百人”之类的极端谣言。 日军战后统计，在中国关内战场上的伤亡为133万余人，再加上日军与中国远征军、东北抗日联军的作战伤亡则为150余万人。在关内战场，如果按照郝柏村这个5%的比例去推算，八路军、新四军毙伤日军至少有六七万人，这一数字比起谣言“851人”要高出了差不多80倍。 虽说海峡对岸的国军老兵郝柏村明显压低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但就打击某些极端谣言来说，由于郝柏村先生的特殊身份与影响力，他的言论在客观上反而可以起到很好的辟谣作用。比如“共军抗日八年杀敌851人”之类的极端谣言就丧失了不少活力，在网络上也削减了不少风头。 按照郝柏村先生的说法，国共双方毙伤日军的战绩并非各占一半，而是所占比例上有多有少。不过有一个问题来了，那就是自1936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建立直至抗战胜利，在八年多的时间里，不计中国空军损耗补充，国共地面部队从军政部与各战区补充到的装备，是不是各占一半？这个问题确实需要比较公道的回答，需要谈一谈军事装备分配的比例。 抗日战争中，频繁的战斗必然有大量的损耗，这就需要军政部相应的补充，毕竟中国军队手里的车辆火炮，乃至每一发子弹都不是变戏法冒出来的。据军政部抗战以来军事损失统计资料显示，全面抗战期间，国民党陆军械弹、器材、车辆、燃油几类装备损耗着实不小，如按二战期间汇率计算，折合约十亿美元。而从整体上看，八年间，国民党陆军以上几类装备的累计补充要多于损耗。 关于延安方面，军政部划拨八路军、新四军的弹药比较零散，加之八路军总部多次遭受日军围攻，新四军遭受皖南事变，大量文件下落不明，两军所得军政部弹药之补充，目前尚缺乏较为完整的资料，无法精确统计。不过，通过国民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对八路军、新四军的一系列举动稍加分析，还是不难推知大概。 史料记载，国民党陆军由抗战初期的约200万人很快扩编至1939年的400余万人，到抗战后期则扩编至约500万人。全面抗战期间，国民党陆军年均维持的兵力在350万人以上。 1939年，延安方面的四支敌后抗日队伍已经发展扩大到了数十万人，毫无疑问，对日军积极作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华南抗日游击队理应获得军政部相称的装备补充份额。 然而，在补充分配问题上，蒋委员长对各支队伍是区别对待的，可以说很不公平。首先是未将东北抗联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列入国民革命军序列，更谈不上对其军械弹药应有之补充。其二，承认八路军、新四军序列，但只承认八路军，新四军在1937年改编时约5万5千人的编制。也就是说，理论上只有5万5千人有资格得到各式装备的补充，其他 “编外战士”尽管抗击大量日军却被边缘化，谈不上任何弹药接济。 经过计算，5.5万和350万的比例大致是1.5比100，由于委员长极不公平的双重标准，是不是最终划拨给八路军、新四军装备，达到了国民党陆军份额的1.5%呢？ 答案令人颇为意外，因为对八路军、新四军而言，不公正的待遇还要接踵而来。军政部划拨八路军、新四军的主要是枪弹，是不值钱的小玩意儿，而国民党陆军分配的重点却是有着较大含金量的火炮、军用汽车、军事器材、枪支炮弹等装备。比如国民党主力之一第五军除了配备先进的观测、通讯、防毒军事器材，还配备苏制坦克80余辆，德制装甲车100辆，美制福特卡车400多辆，军属重炮团配备150毫米榴弹炮，师一级另外装备有大量山炮和野炮，至于各团各营的轻、重迫击炮，更是不在话下。 前面提到，在全面抗战期间，国民党陆军几类装备损耗约十亿美元，其中枪弹损耗有多少？损耗约17亿发，价值不到一亿美元（当时价格）。枪弹损耗不及装备损耗的十分之一，可见枪弹并不是装备的大头儿。 近代热兵器战争，在两军大规模攻防战中，尤其凸显重型装备的较量，曾经在军校学过炮科的中正先生对这一军事常识自然心里有数。抗战爆发后，不计重庆兵工厂生产的中小口径火炮1.4万多门, 不计抗战前期与西欧诸国的军火贸易，不计战争后期美国租借法案的军火援助，仅仅使用苏联的贷款援助，国民党陆军就获得上千门苏式火炮。在这其中大批量交货的１１５毫米榴弹炮单价是一万二千美元，１１５毫米榴弹炮配属的千发炮弹价格是３万美元，总计4.2万美元。当时苏式子弹合同价是多少？千发子弹25美元。可以说，一套１１５毫米榴弹炮相当于168万发子弹的价钱。 在国军装备中，这种火炮还算不上是大价钱，看看国民政府1934年从德国订购、并于1936年底装备国民党炮兵第10团的重榴炮就知道了。 机械化炮兵第10团共计有24门十五公分榴弹炮，国民政府为此花费两千零八十八万元法币，每套火炮的价格高达87万元，如按照当时汇率计算，每套价格折合30万美元。30万美元是个什么概念？在那个时候，这一套火炮30万美元的价钱，可以购买崭新步枪上万支，可以购买价格较高的欧美枪弹六七百万发！可以购买苏式枪弹一千多万发！ 如果拿分配到八路军战士手里的几发子弹去和那些重装备一对比，巨大的反差就能使人明白：什么是憋屈，什么是微乎其微、不值一提。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著的《华北治安战》记载了一段小插曲，1940年，八路军晋察冀屡立战功的第二团在一次战斗中消耗枪弹一万多发，竟然因耗弹过多受到了上级通报批评。电影《董存瑞》也有类似的记述，董存瑞在一次伏击战中因打光九发子弹被连长批评一通，真实再现了当年烽火连天的敌后战场上，八路军缺少子弹的境遇……对八路军战士来说，每一发子弹确实都来之不易，不能不学会节约，不能不数着米粒下锅。英雄流血又流泪，憋屈也得打鬼子。 再看价值较大的军用车辆的分配比例，抗战期间国民党陆军车辆损耗高达四万六千多辆，而划拨延安方面的汽车掰着指头都能数过来。 在委员长蒋中正的授意下，本应公正的分配很是不正。不给大炮、炮弹也好，舍不得给运输汽车也好，如能够将少得可怜的子弹、将十分有限的份额每年不间断的补充给八路军、新四军，那也算是有始有终了。但是，中正先生还想再玩一些花样，再耍一些手段。虎头蛇尾也好，有始无终也罢，总之大敌当前之下，中正先生以削弱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力量为己任，决心将不公不正推行到底。 1939年，就在如此不公的分配方式下，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还是再三发生了，出现了令人瞠目的变化。这一年，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引起了中正先生的恐慌与不安，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简史》等战史著作记载，从这年8月起，国民政府军政部突然停止了对八路军的弹药接济。仅仅应付了两年，做做样子走了四分之一的过场，蒋委员长向八路军少量的弹药拨发，就再现波澜，提前6年宣告了结束。 相较八路军而言，新四军的境遇更为艰难，由于众所周知的皖南事变，新四军正副军长一个被囚禁，一个被杀害，军政部的弹药接济真不知该如何谈起。 中正先生费尽心思，不仅在装备补充上制造种种不平等待遇，还从补充时间段上做起了文章，敲起了算盘，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 由于经过了三板斧的削减，不公正的分配方案一个接一个的出笼，“实在够意思”的蒋委员长划拨八路军、新四军的枪弹还能有多少呢？最后的结论只能让人无可奈何，让人扼腕叹息，因为这点儿枪弹的价值竟然不及国民党陆军装备补充份额的0.05%。 除了枪弹，军政部、第二战区也曾向八路军零零散散划拨了一些手榴弹、少量通讯设备、六门反坦克小炮、苏式轻机枪一百二十挺、一些步枪等，但其总价也只是与枪弹份额大致相当。如一并计算可知，军政部、相关战区补充八路军、新四军的装备，其价值仅相当于国民党陆军装备补充份额的0.1%。 真是不算不知道，一算不得了。 说到这里，可能有朋友无奈叹息之后，感觉有点不对劲。先打住，怎么可以说蒋先生实在够意思？明摆着不够意思、做事很差劲么！ 很多时候，这位蒋先生做事的确很差劲。比如在中国北方，共产党组织建立的时间比国民党要早一些，在一些地方，国民党的组织系统是共产党人帮助建立的；蒋委员长赖以起家黄埔军的成立也是有赖于共产党人的帮助；但是到了1927年，在北伐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当口，蒋先生却突然倒转枪口指向了并肩战斗的共产党人，同时，他还派人暗杀左派人士与工会领袖。至于这么做公道不公道，人名与人品是否成比例，那个时候，蒋中正并不在乎这些。 之所以评价蒋委员长“实在够意思”，只是借用了一点儿毛主席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比如毛主席曾经说过：“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我们的好教员，我们的第二个教员，帮了我们忙的是美帝国主义，第三个帮了我们忙的教员是蒋介石”，美国人杜勒斯“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个教员”，“没有‘蒋委员长’，六亿人民教育不过来的，单是共产党正面教育，不行的”等等。 不过公道的讲，蒋委员长偶尔也很公正。你看蒋委员长，在抗战期间不是骂这个，就是骂那个，不是痛批国民党陆军打的某些战役是“战争史上一千古笑柄”，“抗战史上最大之耻辱”，就是要枪毙哪个高级将领，有时甚至痛骂成批、成堆的国民党右派干部。实在累得够呛，过得不易。 1944年，在一次整军会议上，中正先生保毫不留情的痛斥腐败，激情澎湃的骂人，绝对可以对得起蒋中正这个“伟光正”的名号。总之，中正先生公正的讲了真话，讲了压抑很久的实话： “不要以为他们把我们当作四强之一，就自己以为是了不得。须知他们实际上不仅不把我们当一个军人，而且简直不把我们当一个人！这种心理，这种耻辱，不知道你们都已痛切感觉了没有？” “我们抗战七年，牺牲无数民众，伤亡几百万军队，不仅失地没有收复，而且耻辱一天比一天加重!” “我们军队里面所有的车辆马匹，不载武器，不载弹药，而专载走私的货物。到了危急的时候，货物不是被民众抢掉，就是来不及运走，抛弃道旁，然后把车辆来运家眷，到后来人马疲乏了，终于不及退出，就被民众杀死！部队里面军风纪的败坏，可以说到了极点！在撤退的时候，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至于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这样的军队，还存在于今日的中国，叫我们怎样作人？” “因为我们现行的办法，有些几乎是纵容一般部队公开舞弊，使一般部队不能不吃空额，不能不贪污，不能不腐败！” “试问一个军队要藉空额来维持预算，要出卖军粮来周转经费，这种军队还成什么军队，这种国家还成什么国家？” “不知说了多少次，而到如今还是这样腐败，还是一点没有改进！前几天我看到红十字会负责人送来的一个在贵州实地看到的报告，报告新兵输送的情形，真使我们无面目作人，真觉得我们对不起民众，对不起部下！据报告人亲眼看到的沿途新兵都是形同饿莩，瘦弱不堪，而且到处都是病兵，奄奄待毙，有的病兵走不动了，就被官长枪毙在路旁，估计起来，从福建征来的一千新兵，到贵州收不到一百人；这种情形，兵役署长知道不知道？” “可知我们现在一般机构真是有名无实，内部一天一天的空虚，一天一天的腐败，长此下去，我们国家只有灭亡。” “我常常听到各地来渝的人说：我们各军事机关的主官，交际应酬，真是应接不遑。有的一顿饭要吃两三处地方。我听了这种报告，真是痛心！现在是什么时候，前方官兵过的是什么生活？而我们天天还在宴会！我曾经三令五申，不许随便请客，但是大家一点都没有作到，腐败堕落，到了这种地步，试问我们成什么军队，成什么政府？”…… 如果联系到中正先生北伐之前的讲话，就会发现，他此时就想表达这么这么一个意思：那就是国民党曾经是一个进步的党，光荣的党，伟大的党；但是短短二十年后，有相当部分的中国国民党不是真正的国民党，而是扰民流氓，是腐败分子、是拿钱不办事的官僚寄生虫。一些国民党员到处吃喝敛财，当初的理想早已丢得一干二净，国民革命军也不那么革命了。 一口一句“简直不把我们当一个人” ，“叫我们怎样作人”， “无面目作人” ，“这种军队还成什么军队，这种国家还成什么国家？”说到底，唐保唐认为，蒋委员长有一个很大的优点：某些时候确实很有自知之明。看来，中正先生也有公正、正确、不造谣的时候，也有让人没法不悲痛、没法不感慨的实话实说。 中国国民党优秀的右派党员蒋中正同志，拍桌子，瞪眼睛，吓唬贪官，不仅有民国范儿，还彰显十足的愤青范儿。 还是回到正题继续说“比例”问题。全面抗战时期，除了国民党陆军和敌后抗日队伍大量杀伤敌寇外，还有一些抗日力量的战绩也不应忽视。比如，中国空军与盟军战机对空中、地面的侵华日军实施了打击，毙伤日寇数万人；在很多地方沦陷的初始阶段，面对日军入侵后的烧杀抢掠，当地民众被迫进行的自卫还击，也毙伤了部分日军。 至于国民党陆军的战果，相对于何应钦公布的注水数字，研究抗战史的专家学者给出的数字要低一大截，一般认为，与国民党陆军作战，日军死伤90余万人较为靠谱。这一死伤数字包含了日军战死、战伤、患病死、患病致伤致残几类伤亡。 说到何应钦上将夸大了战绩，这其实与何上将诚实不诚实没什么关系，当时主要是为了增强民族自信心，其实很多外国盟友也施行了类似宣传。 同样道理，对于1944年3月21日延安电文《中央关于改变加倍数目发表战果的作法的指示》，一些网友也无需过度解读，毕竟过去战时宣传的主要目的是鼓舞士气，让民众在困难的时候看到光明。有学者认为，这一做法虽属于战时鼓舞民心士气一类，但并未计入日军患病死、患病致伤致残的数字，值得引起注意。 鼓不敲不响，理不辩不明，我们需要与郝柏村先生按“比例”做个总结了。以国民党陆军的战绩作为参照，再对应其装备补充份额的0.1%，不难看出，八路军、新四军毙伤一千日军就已完成了对等的歼敌任务，毙伤五千日军就大大超出了蒋委员长对等的预期，毙伤一万日军便是超出蒋委员长对等预期的十倍，毙伤几十万日军足以超出对等预期的百倍。 从第三方的角度，客观公允的看，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游击战中有一套独特的低成本作战模式，可谓是低投入、高效率，取得同样的歼敌战果，武器装备投入成本远远低于同一时期的各国军队与国民党军队，创造了二战史上的军事奇迹。 据国防大学徐焰教授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战场上毙伤一名敌军平均消耗子弹5000发。全民族抗战八年间，国民党军统计共耗用子弹17.09亿发、炮弹959万发、手榴弹和枪榴弹2359万枚，平均消耗子弹2010.6发、炮弹11.3发、手榴弹枪榴弹27.8枚才能毙伤一名日军。（请留意，一发炮弹的造价往往等同于数百发乃至上千发枪弹）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毙伤日军52万和伪军49万，消耗子弹不足4000万发，平均每毙伤一敌消耗30多发子弹、7枚手榴弹，这一比例之低在世界上是罕见的。 杀伤日军只是敌后游击战争的一个侧面，敌后战场还承担着打击伪军汉奸的重任，牵制了侵华日军大多数兵力，消耗了侵华日军大量物力、财力、人力资源，使其不能随心所欲去增援国内正面战场与太平洋战场。总之，游击战不一定要以消灭敌军为胜，而宜以拖垮其进行战争的意志为目的。 虽说八路军、新四军的装备主要来源于缴获，但缴获的枪支中“许多是残破不全”的，射击精度很差，子弹更是捉襟见肘。尽管缴获的武器残破不全，尽管缴获的弹药是敌军经过战斗损耗后的部分剩余，尽管缴获的子弹壳是世界战争史上最不值钱的破烂儿，他们还是要常常付出生命的代价才能取得。在外国军队与国民党军眼里微乎其微的破烂儿与弹药缴获，在这里却是一条关乎敌后抗战队伍生死存亡的生命线。因为没有战斗的缴获，就无法弥补频繁战斗和新兵训练的损耗，在敌军扫荡的情况下，更没有任何本钱再去打一场有效的阻击战。 作为八路军、新四军的一名反法西斯战士，对手中的武器可以说是百倍珍视的，因为他们知道一支残破的步枪很多时候是用鲜血换来的，每一颗子弹无论通过缴获、民间搜集、还是利用简陋的工具进行旧弹壳复装，都可谓是来之不易， 东北抗联、华南抗日游击队甚至是在军事委员会装备补充为零的情况下，武器弹药全靠缴获与自筹解决，在恶劣的环境中坚持着战斗，与敌人苦苦周旋，日复一日，毙伤、牵制着为数众多日伪军，同样创造了二战史上的军事奇迹，不知中正先生对此会作何感想。 到了抗战后期，蒋委员长不顾大局、分配不均的做法，外国盟友中的有识之士实在看不下去了。1944年7月，美军中缅印战区观察组来到延安，美军观察组成员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广泛深入的考察，令其感受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 美军观察组在提交美国军方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敌后抗战的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受到广大人民积极支持的军队。他们之所以能得到这种支持，是因为这个军队是真正属于人民的。卢登写的一份实地考察报告中说：“我们亲眼观察的大量事实证明，显而易见，华北民众对中共的支持是这样广泛深入”。谢伟思在报告中则写到：在边区和敌后根据地军民身上“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气势和力量，一种和敌人交手愿望，这在国民党的中国是难以见到的”，在敌后“日本人受到积极反抗”。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在其军事报告中，建议美国最高军事当局对八路军提供援助，并认为“只要给予一些简单的武器援助”，就能够大大提高他们的战斗力，给日军造成极大的杀伤，很多失地会被收复。 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也主张将援华武器公平分配给“能打日本”的八路军。但是中正先生对这一类提议向来是持反对态度的，而美国政府从其战略利益出发，也另有打算…… 抗战胜利70周年前夕，海峡对岸的抗战老兵郝柏村来到云南远征军国殇墓园，看到陵园环境清幽肃穆、绿草如茵，竖起大拇指，久久不肯放下，动情地说“腾冲所表现的抗战历史真相，完全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没有党派的意识在里面，我特别感觉到钦佩”，他还一再说“抗战不是为哪一个党派打的，是为全中华民族打的”。可悲的是70多年前的蒋委员长还真没有这样的觉悟，其不分党派公平对待、全民族抗战的思想境界还不如一个普通的老兵。 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已经远去，留下得历史记忆既有悲壮，也有遗憾。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在全民族众志成城的岁月里，国民军事委员会完全可以做到从重武器、贵装备方面抽调部分资源、资金转到轻武器上，并及时补充给“能打日本”的八路军等敌后部队。 为什么划拨八路军、新四军的装备补充份额只有区区0.1%？划拨的份额如果达到5%、达到10%，台湾教科书中那个“伟大的蒋委员长”就会牙疼到丧命不成？分配比例如此悬殊，确实让人难以理解，不知“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没有党派意识”的郝伯村又该作何感想？ 常有人感叹，八路军战士手里如果不缺那点儿子弹，能多打多少胜仗啊！日寇在中国大地上，还敢那么骄横猖獗、肆意妄为吗？那样的话，一些失地会被收复，很多民众会摆脱悲惨的境遇，抗日战争的总体局面会好得多！ 但是，这一切，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中正先生要提高点觉悟，这个觉悟起码不应低于侍卫长郝伯村的水准。 按说，没有一定的觉悟，有点实干精神也能向民众交代、向历史交代。那么南京国民政府有多少实干精神？在国防工业上做出了多少成绩？几乎没有。 中国的国防工业如果搞出点样子，日军想占领南京、打到武汉，就不那么容易了。所谓的“黄金十年”从时间上看，等于两个五年计划了，中正先生与右派同僚们搞了那么多年经济建设，钢铁年产量竟然还是清朝末年的四万吨，原地踏步整十年，确实说不过去。作为一个鲜明对比，1949年后的新中国一边抗美援朝，一边进行经济建设， 1956年解放牌载重汽车、歼-5喷气式战斗机已经批量生产， 1957年钢铁年产量达到五百多万吨。短短几年，新中国国防军事装备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摆脱了受制于人的窘境。 最后有人可能要问了，敌后游击战是低投入、高效率，当年国民党上层那帮大人物又不是弱智脑残，据说个个聪明得很，为什么不放手试一试这种低成本作战模式？八路军能做出成绩，难道人家就干不成？ 其实在正面战场上，比如长沙会战，国民党陆军游击战配合阵地战，打上一阵子还行，但是要在艰苦的敌后长年累月坚持抗战的话，要么干不好，要么干不了，战绩十分糟糕，并且出现了 “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丑恶局面。 高效率的游击战既学不会，也干不了，到了抗战后期，面对八路军的抗日战绩，羡慕嫉妒恨反倒成为不少国民党大官的一种心态。 八路军为什么能在敌后生存？国民党陆军为什么打不好游击战？其中深层次的原因，说来话长，以后再同大家一起讨论。 待续《雾散重读那些年》系列之二——相比蒋介石切蛋糕，谣言文化更为不公道。 原标题：《雾散重读那些年》系列之一—八路军的战绩，为什么超出蒋介石预期的百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