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田事变”的前因与后果 二、“反AB团”的前奏——“纯洁队伍战胜危机”的需求（上） ㈠“李文林式”根据地得到毛泽东的肯定 1928～1930年上半年，江西地区的革命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赣东北和赣西南地区相继出现了别具一格的“方志敏式”、“李文林式”的根据地——红四军于1929年2月19日转战至吉安东固地区，与李文林领导的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会合。在同时期的中共中央发出“赣西的红军，本来很奇怪，因没有群众政权。而且在目前反动军队包围下，又发生许多问题”[1]这类相当严厉的批评的差不多同时，毛泽东却将“李文林式根据地”的经验函告湘赣边界特委，对这种模式的根据地赞誉有加： 这番我们到东固，则另是一种形式，反动势力是驱逐了，权力完全是我们的，但公开的政权机关和固定的赤卫队却没有。邮路是照常的，商业贸易是照常的，边界所受的痛苦此间完全没有。敌军到来寻不到目标，党的组织和群众的组织农民协会完全秘密着。在接近总暴动之前，这种形式是最好的，因为这种形式取得了群众而不致失掉群众。[2] 当年6月14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对李文林等领导的红二、四团“党的绝对领导”也予以了赞赏：“这时期内遇到两支新鲜的友军，即五军与二、四团。五军不能给四军以多大的影响，但在打破小团体主义一点上确还给予四军相当的刺激……至于二、四团，四军的同志见了他们直是惭愧万分，他们是指导员支配军官的，前五册上军官的名字列在指导员的后面，一个子弹不问过党不能支配，他们是绝对的党领导。”[3] ——这个时期，红四军正为加强和巩固党对军队领导问题开展着激烈的争论。自从井冈山会师以来困扰红四军已久且没有得到解决的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等等弊端，也因为“两支新鲜的友军”的影响而得到了初步的克服：“这时期内，党能开始在理论上建设[4]小团体主义了（虽然在实际上还不能），军需制度建立，成立了七十五支长枪一连的制度[5]，然还没有能触及短枪[6]，拨枪交与地方没有第一时期那样困难了。这时期内少数同志极力把头低下来，党确处在指挥的地位了，从支部以至前委大体上说来都是如此的”，“这一时期内党及红军的各方面实在都比以前进步了。因一、二、三纵队的编制，小团体主义从事实上开始减弱，纵队委员会比前委要起作用些。各级党部更能无顾忌地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短枪的数目也能规定。”[7] 古田会议后的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又在给林彪的信中（即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再次用“李文林式的根据地”，激励和开导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林彪： 朱毛式、贺龙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红军游击队与广大农民群众紧密地配合着组织着从斗争中训练着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武装组织从乡暴动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以至于超地方红军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向前扩大的政策，是无疑义地正确的。[8] 1936年7月，毛泽东在在陕北保安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仍然对“李文林式的根据地”念念不忘：“一九二八年春天，由李文林、李韶九领导的游击队，开始在江西的兴国、东固活跃起来。这个运动以吉安一带为根据地，这些游击队后来成为第三军的核心，而这个地区本身则成为中央苏维埃政府的根据地”，“我们在东固建立了苏维埃，和当地的红军部队会合”，“早在一九二九年，李文林、李韶九领导的几支游击队，经过改编加入了红军第三军”。[9] 但“李文林式”根据地的诸多优点之下，的确也隐含着问题——中共中央“没有群众政权”的批评也并非全无道理。虽然“在接近总暴动之前，这种形式是最好的，因为这种形式取得了群众而不致失掉群众”。但革命形势总是要发展的，根据“总暴动”一定会来到而且已经来到的认识，中共中央认为，这种根据地形式也需要“与时俱进”，根据群众的需求提出新的斗争任务和目标。否则，这些缺陷越到后来，就越成其为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在赣西南地区革命力量发展到一定规模而且建设了政权之后，没有适时地树起“土地革命”的旗帜，还只是停留于“只打土豪，不分田地”的地步，这就使群众的动员和根据地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局限。 据赣西南地区党组织的领导人之一的曾山回忆：“当时对土地分配问题争论不休，以赣西特委书记刘士奇和我为代表主张平分土地，以省委委员江汉波、特委委员李文林为代表，主张按耕作能力分配土地。争论很激烈，结论不下，拖延了分配土地。”[10] 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问题，后来竟成为了赣西南党内矛盾和斗争的焦点问题。 ㈡“二·七会议”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土地革命的任务 1930年2月，毛泽东等率红四军从闽西转战归来，再次来到赣西南根据地。2月7日，毛泽东在吉安陂头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与赣西特委五六军军委联席会议”，“联席会议为指导广大的武装斗争，指导在这斗争局面下的土地革命的深入，政权的建立和武装组织的扩大，有组织最高的领导机关的迫切需要，以前中央任命的指导四军及随四军所到之处的地方工作的前委，应该扩大其任务，变更其组织，担负这一伟大的使命，四军则组织军委指导之。”[11] 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赣西南地区“土地革命”的任务问题。与毛泽东一起前来与会的还有时任中共闽西特委委员、军委书记兼红四军第四纵队党代表的张鼎丞。张鼎丞此次率四纵队进入赣南后，在宁都推广闽西土地改革的经验并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革命运动，宁都的农民群众已经开始“按人口平分土地”…… 张鼎丞在会上对分配土地的具体政策和方法，提供了许多具体的意见。[12] 据参加这次会议的曾山回忆： 这次会议主要是决定土地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建立政权问题。……毛泽东同志批判了江汉波、李文林的富农路线，指出平均分配土地的办法是正确的；谁种得多，谁就多分土地的办法是富农路线。 当时由于富农路线的阻碍，许多地方讲分田，但始终没有分。因为这些家伙主张按耕作能力分，贫雇农分不上土地，所以贫雇农有意见。不仅兴国不能快分土地，其它地方也一样。 “二·七”会议以后，打击了富农路线，开始平分土地。[13] 六年后，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谈话中，也谈到过这次会议的历史作用： 一九三〇年二月七日，江西南部召开了一个重要的地方党会议，讨论今后苏维埃的纲领。当地党、军、政代表都出席了会议。会上详细讨论了土地政策的问题，由那些反对分配土地的人所发动的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被打败了。会议决定分配土地，加速建立苏维埃，在这以前，红军只是组织地方的和乡的苏维埃，在这次会议上，决定了建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对于这个新的纲领，农民报以热烈的拥护，这有助于在后来的几个月中打败国民党军队的围剿。[14] 在这次会议上成立的赣西南特委在给江西省委信表达了对会议的极高评价。 ——这封信中，先是对大革命失败之后的赣西南地区党组织状况有一个回顾：群龙无首，悲观冷落： 去年（注：指1929年）八月间，正是湘系军阀占据南昌驱逐滇系军阀的时候。在湘系军阀到达江西之初，对江西整个革命势力是进攻的，尤其是[对]赣西南是采取积极的态度。敌人的策略的是分两步：第一进攻赣西；第二进攻赣南。对赣西又分三步：第一，全力消灭我们在城市的组织；第二，镇压北路——延福为中心；第三，进攻东固。这样一来，赣西的革命势力确实受了大的打击。敌人的策略三步实行两步（赣西特委在吉安被破获延福受了区创），已调动四团兵力四面进攻东固。在那时，赣西党内外充满了悲观冷落的情绪，群众组织（农民协会）相继一步一步的坍台，甚至反水，统[党]员意志无法统一，干部向党要求离开工作，到处都是失败的态度，在整个的赣西找不出一点前进精神。在赣南当然是同样，除了兴国、宁都、寻邬尚有点游击武装外，其余化为乌有。赣南特委，迭被破获，死守赣州手足无措。湘赣边亦陷于保守状态，除了永新、宁岗、莲花有点工作外，其余湘边两县（茶陵酃县）及遂川完全坍台，永新等县同样受着敌人严重的摧残。总之，赣西南三个特委所管辖下所有的党员都在朦胧中摸索，没有找出一个中心工作来团结党员，发动群众建立党员奋斗的目标。[15] ——然后谈到了由此对比和彰显出的“二七联席会议”的意义： 这个会议主要的精神与获得是：⑴在思想上组织上彻底打击了党内的机会主义，指出了过去赣西南党主要的机会主义的错误事实（事实详在特委通告）。⑵指出“攻取吉安”这个政策是正确的，承认了“攻取吉安”口号提出后所得的好处。⑶指出放弃夺取广大群众的任务，固执没收地主阶级土地、以劳动力为标准分配是代表富农主张，是机会主义的路线。⑷确定了赣西南党目前的任务是：㈠建立苏维埃；㈡彻底分配土地；㈢扩大工农武装；㈣坚决打倒机会主义，驱逐地主、富农，加紧党内政治斗争；㈤建立统一的斗争的指导机关——前委（以四军前委扩大为指挥湘鄂赣闽粤斗争的前委）；㈥指出江汉波的主要错误，承认西特决定建立赣西红军总司令部、赣西临时苏维埃、合并边特西特是对的，由前委负责开除江汉波的党籍；㈦为着斗争需要，合并边特、西特、南特，组织赣西南特委。决定召集赣西南第一次代表大会。 …… “二七”联席会议确定了赣西赣南斗争目标，并建立了为指挥这一更大斗争的赣西南特委。遂川会议后，正因省巡视员江汉波非政治无现象的反对边西两特合并，企图造成党内风潮，尚未解决。四军前委由闽西开来，在陂头召集“二七”联席会议，在会议中提出了夺取江西全省政权的目标。当时，因省委有近半年没有发生关系，而赣西、赣南、边界三特委均因指导机关不健全，党的阶级基础不健全，机会主义右倾的发展，如不分配土地不建立政权，特党的组织是非斗争的，于是在会议中决定，将赣西、赣南、边界三特委合为赣西南特委，受中央任命之四军前委指挥，一面派人去中央向省委找关系，刘士奇同志任书记。[16] 曾山也回忆说： 自一九三〇年二月七日赣西特委召开’二·七”会议以后，形势就大大的不同了。半年之内，武装迅速发展，土地进行了分配，各县苏维埃很快地建立起来，并且成立了赣西南苏维埃临时政府（二·七”会议之前，各地叫革命委员会，“二·七”会议以后，就公开成立苏维埃政府）。[17] ㈢“二·七会议”成立了“共同前委”，明确了军队与地方党组织的相互关系 “二·七”联席会议上，成立了“共同前委”和赣西南特委。 会议决定：“由赣西南特委，闽西特委，粤东特委，四、五、六三军军委共同组织前委，为目前一切斗争的中心指导，惟省委不参加。前委委员由联会产生之为毛泽东、朱德、黄公略、陈毅、彭德怀、滕代远、潘新源；赣西特委参加前委的为刘士奇、曾珊（农民）、李文林、王怀；闽西两人，粤东两人，刘士奇、刘[陈]毅、黄公略。书记为毛泽东。”[18] 会议还决定：“取消原有之三个特委[19]，而建立新的赣西南特委。赣西南特委的人员刘士奇、曾珊（山）、刘和健、李文林、王怀、刘天干、郭真、彭桂峰、曾道德、胡品三等十五人”，“常委为刘士奇、曾珊、王怀、李文林、刘和健五人。”[20] “共同前委”关于前委对红军及地方党组织的指导关系，作出了以下规定： 红军的军委与地方的特委开联席会，解决问题。对县委以下，军委可以直接指导工作。红军的纵队委与县委开联席会解决问题，对区委以下可以指导工作。红军的支队委和地方的区委开联席会，解决问题，对地方的支部可以指导工作。红军的大队委与地方的支部，开联席会解决问题。特委对于纵队委可以指导他的工作，但不超地方性的红军各纵队不能完全束缚他的行动。前委以纵队为单位，派遣的巡视团与特委开联席会，解决问题，对县委以上行使指导的职权。[21] 这个规定，限定和区分了军队党组织和地方党组织各自的权限，确立两方以联席会议的方式发生工作关系，相互间只有指导性的关系而没有指令性的关系——后世在论述“富田事变”，往往会忽略当时党在军队与地方之间这种特殊的组织关系。 “二·七”联席会议提出的任务中，还有这么一条—— 联席会议指出赣西赣南党内有一严重的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若不彻底肃清，不但不能执行党的伟大的政治任务，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败。 联席会议号召党内革命同志起来，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使党迅速的布尔塞维克化。[22] 虽然没有具体的提出“反AB团”，但也指出了反革命势力对于革命力量内部的渗透和影响所可能造成的“严重的危机”。但这个估计，首先是源于江西省委直至赣西南地方党组织自己的估量，并不是由红四军前委硬性摊派的任务——这是个联席会议，军、地两方的党组织谁也硬性摊派不了谁。 而且，这个危机也不是空穴来风，无中生有，而是的的确确存在！大革命失败后，党的组织和党内思想认识在相当一个时期是比较混乱无序的而且歧见很多（如对土地革命政策和方法，对革命战争的战略和战术上等问题的认识和行动），客观上的确存在危机——请参见这个时期赣西南党组织、中央巡视员的各次报告。 同年3月21日至29日，赣西南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吉安富田召开，选举肖道德、肖芳全、邱远三、李文林、刘士奇、胡炳田、胡品、胡益寿、王怀、龙超洁、陈婉如、丛允中、郭贞、曾如柏（曾山）、谭思聪、刘天干、郭承禄等十七人为特委委员，曾炳春、金万邦、钟蛟球、贺怡、赵世嘉、谢汉昌、古柏、段起风、李白芳、周冕、彭桂峰等十一人为候补委员，并由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推选肖道德、刘士奇、李文林、王怀、丛允中等五人为常务委员，正式成立赣西南特委。[23]常委分工：刘士奇为特委书记兼宣传部长，王怀为组织部长，李文林为军委书记，肖道德为工运书记，丛允中为南路行委书记，候补委员李白芳为秘书长。[24] 毛泽东等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二·七”会议后红四军南下攻取赣州未果，又前往广东南雄，转战闽西。曾山亦随四军行动（苏维埃政府主席由肖道德代理），尔后又与红四军派出的代表熊寿祺一起，直接赶往上海参加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会议（原本要求毛泽东到上海赴会，因毛泽东无法离开红四军，遂派出熊寿祺为代表赴会）。 1930年4月24日，这个“共同前委”及指导权限，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基本认可[25]。但因红四军后来转战粤东、闽西，实际上与赣西南特委的联系要互派交通信使，很难适时沟通。而江西省委屡遭敌人破获，实际与赣西南特委没有了联系。此间的赣西南特委主要是通过中央派出的巡视员与中共中央保持着一定的联系——赣西南特委委员朱昌偕在上海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称：“四军离赣西南后，没有再发生关系”[26]；曾山也曾回忆：“‘二·七’会议以后，赣西南特委和江西南昌省委已经没有联系了。”[27] 各级、各部门、各地区党组织之间沟通、联络极为困难，以至于各个党组织不得不各自独立行事，这是特定历史条件和残酷斗争环境所形成的客观事实，也是后世论史者往往会忽略的一个侧面。 注释 [1]《中央给江西省委的指示信（1929年3月27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㈠》第55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2]《红四军前委关于军阀混战时期我们的行动方针和政策给边界特委信（1929年4月13日）》，《党的文献》2008年第2期第15～第16页。 [3]《毛泽东给林彪的信（1929年6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㈠》第217页，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 [4]原文如此，疑为“批评”之误。 [5]档案原件在“制度”后脱漏七八个字 [6]档案原件在“短枪”后脱漏约三十个字 [7]《毛泽东给林彪的信（1929年6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㈠》第217页，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 [8]《给林彪的一封信（1930年1月5日）》，《毛泽东集》第2卷第129页，[日]竹内実监修、毛泽东文献资料研究会编辑，中村公省1983年第2版。 [9]《斯诺文集⑵·红星照耀中国》第144～第145、第148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8月第1版。毛泽东与斯诺谈话这个时期，李文林的冤案还未平反。 [10]《赣西南苏维埃时期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回忆中央苏区》第17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 [11]《前委赣西特委五六军军委联席会议通告第一号——关于占领吉安建立江西苏维埃政府（1930年2月14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㈠》第430～第43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1月第1版。 [12]《张鼎丞传》第58～第5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13]《赣西南苏维埃时期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回忆中央苏区》第17～第18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 [14]《斯诺文集⑵·红星照耀中国》第146～第147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8月第1版。 [15]《中共赣西南特委给江西省委的报告——一九二九年八月以后的赣西南（1930年3月）》，第58～第59页，《江西革命历史资料汇编（1930年㈠）》，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1988年5月编印。 [16]《中共赣西南特委给江西省委的报告——一九二九年八月以后的赣西南（1930年3月）》，第61～第66页，《江西革命历史资料汇编（1930年㈠）》，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1988年5月编印。 [17]《赣西南苏维埃时期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回忆中央苏区》第17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 [18]《中共江西省委巡视员张怀万（江汉波）巡视赣西南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年4月5日）》，第92～第93页，《江西革命历史资料汇编（1930年㈠）》，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1988年5月编印。 [19]即原来的赣西特委、湘赣边特委、赣南特委。 [20]《中共江西省委巡视员张怀万（江汉波）巡视赣西南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年4月5日）》，第93页，《江西革命历史资料汇编（1930年㈠）》，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1988年5月编印。 [21]《前委通告第三号——分兵争取群众的意义及工作路线（1930年3月18日发于赣州城郊楼梯岭）》，《与红三军团有关的在史问题及文献》第345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第1版。 [22]《前委通告第一号——联席会议的结论并宣告前委成立（1930年2月16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㈠》第23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1月第1版。 [23]《中共赣西南特委通告（列字第一号）——赣西南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总结与精神（1930年4月9日）》，第117页，《江西革命历史资料汇编（1930年㈠）》，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1988年5月编印。 [24]《中共赣西南特委代表李文林关于特委干部履历的报告（1930年6月4日）》，第176～第185页，《江西革命历史资料汇编（1930年㈠）》，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1988年5月编印。 [25]这次会议史称“二七会议”，会议议决的军队与地方党的关系，于1930年4月24日，为中共中央来信基本认可（但没有包括“共同前委”对地方党的指挥）：“最近五军政委滕代远同志来，得悉你们已将中央原来计划编成第三军的部队成立了第六军，而且四、五、六军已取得联络，由最高联席会议成立了统一指导机关的总前委。大体上中央认为都与目前对红军的中心任务——集中组织、统一指挥、向外发展、猛烈扩大，是相符合的。”（《中央给四军前委并转三、四、五军总前委的信（1930年4月24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㈡》第801～第80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当年6月中旬，“共同前委”改为“红一路军前委”（王强：《1930年红一、三军团、红一方面军革命实践活动大事记实》，《罗坊会议》第406～第407页，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 [26]《赣西南会议——军事状况、群运情形、组织状况、苏区情形（1930年10月3日）》，《江西省党史资料第7辑》第167～第174页，1988年7月。 [27]曾山：《赣西南苏维埃时期革命斗争历的回忆》，《回忆中央苏区》第18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