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员不是在1925年12月1号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吗？ 在那篇文章中，他在分析民族资产阶级的时候，就着重指出，类似于戴季陶这样的国民党内中间分子，很快就要分化，要调转枪头指向我们，可能成为我们的敌人。而提防他们翻脸最好的办法，就是赶紧组织我们的同盟军——农民。 所以，那段时间，教员虽然担任着国民党的代理宣传部长的职务，但他工作的重心实际上已经转移到了农民问题上来。并于次年2-3月间，先后加入农民委员会，亲任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 可以看得出来，他当时已经把农民问题看得非常迫切。 但是当时不管是陈独秀还是苏联顾问鲍罗廷等人，显然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然而很快，这种分化的标志性事件就发生了，这就是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的中山舰事件。 中山舰事件历来有很多谜题，其中争议最大的就是这件事到底是不是蒋介石亲自在背后阴谋策划的？ 同时，只有搞清楚了中山舰事件的来龙去脉，才能更加体会到教员之后那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重要意义。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中山舰事件的来龙去脉： 1，蒋介石的迅速崛起 蒋介石是国民党内最典型的通过国共合作迅速崛起成为国民党内高层领袖的代表人物。 在国民党一大正式确定国共合作的时候，蒋介石还远远没有跻身于国民党高层的地位。在一大上选举国民党最高领导机构——执行委员会的时候，一共41名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里面，蒋介石连正式代表都还不是。 而这次选举中，教员受到孙中山的赏识，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以候补委员的身份进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这也给了教员很大的鼓励。 蒋介石真正崛起的起点，其实是黄埔军校的建立。 而黄埔军校本身其实是国共合作的产物。 早在1921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访问孙中山的时候，他就给孙中山提出了创办军官学校的建议。这是因为他看到孙中山常年来不是依靠这个军阀打那个军阀，就是依靠那个军阀打这个军阀，可谓深受其苦。但是到底要如何筹建一支自己完全能领导的革命军？那时的孙中山还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于是苏联方面就给他建议：你得搞一个军官学校，在这个军校里搞一套政治制度，然后再把这批军官安排到革命军中去，你才能建立起对革命军的核心领导。 孙中山一想，有道理啊。 鉴于过去长期依靠旧军队而屡遭失败的教训，尤其是陈炯明的背刺，因此孙中山对筹建军校的事情非常积极，也很看重。 于是国共合作开始以后，筹建一所陆军军官学校的事就立刻提上了日程。苏联方面呢，也在筹建军校的过程中给予了大量援助。不仅首批运来了8000支步枪和200万发子弹，200万元的开办经费，以及一批其他军事物资。更重要的是，他们派来了一批苏联顾问，包括政治顾问和军事顾问，用来帮助国民党打造军校的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 我们后来最为熟悉的国民党中央军的政治部和党代表制度，其源头就是仿效的苏联红军的政治制度。 后来教员在三湾改编中创造的那套强化版的党组织制度，其源头也就是黄埔军校时期的党代表制度。 那么随着黄埔军校的筹建，谁来担任黄埔军校校长的问题自然也就提了上来。 孙中山起初认为校长的理想人选也并不是蒋介石，而是当时军内和党内地位都更高的程潜。 但耐不住蒋介石两个江浙派的结拜兄弟张静江和戴季陶等人的力荐，而且就连当时帮助筹建黄埔的苏联顾问鲍罗廷，也倾向于蒋介石。这是因为苏联认为干革命，搞这种新兴的军事学校，起码应该找一个年轻点的，那时蒋介石38岁，正值壮年。而且此前，蒋介石有过一次出访苏联，商谈西北军事计划的经历，虽然当时双方没谈成啥实质的合作，但那次出访也算是令蒋与苏联有了点直接的联系。 从孙中山的角度看，虽然他认为程潜似乎更合适，但是当初自己被陈炯明困在永丰舰上的时候，蒋也曾亲自赶来出谋划策，侍奉左右，也算是共过患难，值得信任的人，因此最终也就选定了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的校长。 蒋介石在此前出访苏联的时候，就见识过苏联红军政治制度对军队的重大影响，但刚筹建黄埔的时候，他其实也没有像后来那样重视。遇到点不如意的事，就想撂挑子不干了。但随着军校正式建立，蒋很快意识到，军校的意义远比他想象中的还要重要得多。于是，他上任后一改之前在上海的花天酒地的恶习，不但戒烟戒酒，还每天开始早起，积极巡视，严厉督促学生，赢得了很多学生的信任和拥护。 仅仅过去小半年，黄埔军校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巨大影响力就突出地表现出来。 军校以学生军官为基础筹建了军校教导团，建立起了政治部和党代表制度。同时，由于国共合作，里面的学生军官也有很多共产党员，因此人数虽少，但是打起仗来远非当时一般军阀部队可比。 黄埔军校的学生军，一开始只有3000多人，但在后来一年多的时间里，连续在镇压商团叛乱；两次东征陈炯明；扫除叛军杨希闵、刘震寰的战斗中立下巨大战功，树立起来黄埔军队身先士卒、战无不胜的威力和形象，黄埔军事力量也在历次作战中不断扩充增强。 这些都使得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空前提高。 而这个时候的蒋，也完全不像后来那样表现出排共反共的倾向。相反，他大多数时候表现出来的都是积极拥护国共合作。比如，他特许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农运学员来黄埔军校接受军事训练；曾派黄埔学生军星夜驰援广宁县农民对地主的军事行动；在省港罢工期间，派学生军帮助工人纠察队作战。在统一广东的历次军事行动中，他都表现出了坚定的立场和态度。 当然，这也是有原因的，毕竟这个时期，他的跃升本质上就是国共合作推动的。 这就使得当时不管是苏联还是中国共产党人，大多都把他看作是国民党内积极拥护国共合作的左派代表。这一点，也左右到了后来他们在中山舰事件上的判断。 就在蒋介石一路立下赫赫战功的期间，又发生了另一件事，这件事更是一跃把他推上了接班人资格的位置，这件事就是廖仲恺遇刺。 在孙中山去世以后，能有资格当选为接班人的主要就是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三个人，当时人称孙先生的“左右三杰”嘛，是国民党内三根核心支柱，继承人也主要从这三个人里面来选，其他人资历是远远不够的。 但是很快，随着孙中山的去世，曾经激烈反对国共合作的那批国民党右派就出来搞事情了。他们搞得最严重的一次事件，就是刺杀了当时积极主张联俄联共的国民党左派廖仲恺。 廖仲恺遇刺事件的影响，可以说不亚于当初宋教仁遇刺。这次事件直接造成了国民党内权力格局的重新洗牌。廖仲恺在国民党内，有着巨大的威望。当时广东境内军阀林立，各路聚集在孙中山旗号下的派系军阀，虽然名义上服从孙中山，但实际上各自霸占着自己的防区，垄断自己防区的税收，在自己防区内开赌场、设烟馆，完全不受节制。 国共合作开始以后，苏联一边帮助和支持孙中山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另一边廖仲恺等人又积极推动改组军队、统一财政的工作。财政问题历来被各派军阀视作命脉，孙中山当初北伐的时候，由于财政不统一，不管是出兵还是筹钱，都得看各路军阀的脸色。国共合作开始以后，廖仲恺集中全力推动统一财政的工作，所以一直遭到党内右派的记恨。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在惠州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口被刺。结果引起了国民党左派、共产党人、黄埔军校学生的极大愤怒，纷纷要求严查凶犯，为廖仲恺报仇。结果这事一查，跟当时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右派代表邹鲁、许崇智手下的一个粤军旅长朱卓文几人直接相关。 在廖仲恺改组军事，统一财政的工作中，本来就与粤军发生很直接的冲突，粤军军纪不严的问题也一直被党内诟病。这一下子，众怒难平，虽然没有证据直接表明与胡汉民、许崇智本人相关，但是他们的地位也一落千丈，一度到了在广东难以立足的地步。最终这件事引发的结果就是：胡汉民出走去了苏联；许崇智暂时离开粤军去了上海；邹鲁也跑到了上海，还纠集了一批上海的右派，几个人一合计，去北京西山碧云寺开了一个会，成为教员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将其打成敌人的西山会议派。 廖仲恺被刺，胡汉民、许崇智的出走，使得国民党内政权和军权都出现了巨大真空，这一下子汪精卫成为了国民党毫无疑问的一号人物。而蒋介石，则不但取代了许崇智在军事上的地位，兼并了粤军大部分兵力，且因其所统领的黄埔军在历次统一广东各军阀的作战中表现英勇，而使得蒋的实际地位，已经可以居于国民党内二号人物。 1926年初，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时距离1924年初的国民党一大刚好过去两年。 这两年的时间里，蒋介石的黄埔军在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历次作战中，表现最为突出。而廖仲恺遇刺事件后，胡汉民和许崇智的出走，又使得蒋获得了更大的权力。加上他一度表现出积极拥护国共合作的态度，也获得了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人很大的支持。 因此，一大上还连代表都不是的蒋，在二大上就被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一跃进入最高权力中枢，同时继续兼任黄埔校长。 随后的二届一中全会上，蒋又被选为执行委员会9名常务委员之一。2月1日，再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监，统辖各军。自此，蒋介石成为了拥有国民党党务和军事实权的核心人物，与汪精卫并列为国民党一武一文的两大巨头。 从这个时候开始，蒋与汪精卫，与苏联和共产党人的矛盾就突出地表现出来了。 2，中山舰事件经过 蒋一跃进入国民党最高权力中枢的过程，与国共合作，与苏联人和共产党人的直接推动是密切相关的。 这个过程中，不管是国民党的改组、黄埔军校的建立、广东局面的统一、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广东国民政府的成立等等重大进程，背后都与苏联人和共产党人的直接推动相关。 就拿蒋介石亲自掌握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来说，这支军队里面三个师，有两个师的党代表都是共产党人，这三个师里面有九个团，其中七个团的党代表都是共产党人。自己黄埔军校的学生军官里面，还有大量的共产党的学生军官。 除此之外，当时广东境内一共6支革命军，有5支在改组后，政治部主任一职由共产党人担任。 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大上进入最高权力机构——执行委员会。但是这个执行委员会里面，一共36名的中央执行委员里面，就有李大钊、林伯渠、吴玉章、恽代英等7名共产党，同时呢，支持联俄联共的国民党左派又占了15人，这一加起来就超过了全部人数的一半以上。 当时的几个重要部级领导，国民党中央秘书处（刘芬）、组织部（谭平山）、宣传部（毛泽东）、农民部（林伯渠），都由共产党员担任部长的领导职务。 二大上参与选举国民党最高层的代表，共产党员与国民党左派人数加起来，占了出席大会代表的256人中的一半以上。 不仅如此，在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本身力量的发展，共产党人领导的农民运动与工人运动，一直令蒋深感不安。在他第二次东征陈炯明势力的时候，彭湃领导的农民自卫军在蒋介石率军到达之前，就占领了海丰县，这就不得不引起蒋对群众运动的警惕和戒心。 于是他回去之后，就开始在黄埔军校内试图清除共产党员。 他用的方法与戴季陶主张的方法是一致的，就是提议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完全退出共产党，而以纯粹的国民党员的身份加入国民党，成为一个完全的国民党员。这件事当即就遭到了很多共产党学员的反对，搞得他很下不来台。 总结起来就是：当时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人对国民党在军事、组织、制度和人事等方面的影响都太大了，大到了几乎可以决定国民党内高层人事安排的地步。 之前蒋本人就是借助于这种影响走上国民党最高权力中枢的，但是一旦当他已经走上这种最高位以后，他就反过来畏惧和排斥这种影响。道理当然很简单，这种影响力既然能把蒋推上去，那么会不会又将他拉下来呢？ 这种担心与畏惧就成为了蒋搞出中山舰事件的根本原因。 蒋在1926年初进入最高权力中枢，同时在2月1号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监，统辖全军。但仅仅一个多月后的3月20日，就发生了中山舰事件。 那么，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导致了中山舰事件呢？ 第一件事：蒋与季山嘉的矛盾。 1926年初，那时广东革命根据地基本上统一，国民革命军经过改组后，战斗力和政治纪律都远超当时的北洋军阀。不仅如此，财政也实现了高度统一，1925年下旬，随着广东境内其他军阀被相继扫除，财政割据的现象得到很大程度的解决，从这时到1926年9月间，广东革命根据地财政收入超8000万。这是个什么概念呢？这相当于国共合作之初，1924年财政收入的8倍有余。 这就为北伐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北伐是孙中山生前极力的主张和夙愿，谁高举这一旗帜，谁就为孙中山继承人这一身份增加了一个政治合法性。 蒋介石是极力主张北伐的，但是刚刚代替之前的苏联军事顾问加仑，新来的苏联军事顾问季山嘉则反对北伐。这当然也不是季山嘉一个人的意思，而是当时苏联人对北伐不看好。 这是因为当时苏联人并不是只在南面的广东搞了一个国共合作局面，也同时在北方尝试与冯玉祥等人建立联系，搞一个亲苏的政治力量。结果，在1925年底，郭松龄反奉失败，冯玉祥被围攻下野，北方局面前景非常暗淡。这个时候如果南方冒险北伐，搞不好最后连广东根据地也保不住。 而且当时虽然北伐军各方面都强于北洋军，但是在苏联顾问看来，他们的政治觉悟、组织建设，都还达不到一支高度具有政治纪律性的军队。简单说，就是军阀陋习还有一大堆，搞不好中途就会分裂。 老蒋呢，对苏联人的这种评价当然就很不满，在是否北伐的问题上与季山嘉闹矛盾。本来这种矛盾起初还只涉及不同的军事观点之争，但很快季山嘉的一个建议，则迅速把双方的矛盾激化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季山嘉提议让蒋介石去北方，联合冯玉祥，看看能不能南北合作一下，如果北面能稳得住，北面直接进攻北洋军，南面革命军再由南向北开始北伐，是不是效果要好很多呢？ 一开始老蒋只是把这个建议当成一个单纯的军事建议，连他自己都觉得要是北面顺利，南面胜利概率也会大大增加。结果，没过几天，老蒋回过味来，这不对呀，按照这个建议，我要是去了北方，他们又立刻搞出来一个其他人代替我怎么办？我之前那好兄弟许崇智不就是一走就啥也没有了吗？ 靠，原来是阴谋，季山嘉早看我不顺眼，想要借口让我去北方，然后找人取代我。 这个判断一形成，老蒋与季山嘉的矛盾立刻变成了水火不容的矛盾。 而就在这期间，又发生了第二件事： 蒋介石以黄埔学生军官为基础组织的第一军，是他的根基。这个军一共有三个师，第二师师长王懋功与汪精卫一直关系很好，走得很近。这时候担任一把手的汪精卫，把原本划给黄埔军校的30万经费，削减了3万，这削减的3万被汪直接拨给了王懋功。 这事在老蒋看来，可不就是汪精卫要收买我的手下吗？他收买我手下干嘛？汪精卫一直以来与苏联人也走得很近，这段时间明知我与季山嘉水火不容，但他偏偏表现得两边调和，不肯站到我这边来，这难道不是讨好苏联人吗？又讨好苏联人，又收买我的手下，难道不是因为我威胁到了他一把手的地位吗？ 这一下子，纷繁复杂的局面，好像一下子被老蒋给捋顺了。 但他还不敢确定自己的猜想，于是便以辞职试探汪精卫。连续向汪精卫三次请辞，但是汪精卫都积极挽留。 这倒不是因为汪留恋他，而是当时的辞职跟一般我们理解的辞职大大不同，典型的如当初陈炯明以辞职试探孙中山，结果孙中山居然借坡下驴批准了，结果很快就换来了陈炯明的公开决裂。 就当时的局势而言，老蒋绝没有任何真心请辞的理由，汪精卫在这一点上看得很清楚。而蒋又没有任何的过错，你要是真准了，弄不好搞出一个大分裂出来。 但蒋仍然十分不安，他的第一军里面有很多共产党员，第二师师长王懋功与汪精卫走得那么近，而汪又是名义上的最高领袖。要是他们联合发难，我岂不是防不胜防？恰恰这个时候，蒋又不知从哪听到一个小道消息，说是要再组建一个第七军，这个第七军很可能就是把他第一军下王懋功的第二师单独拿出来扩编，以便削弱蒋的力量，增强汪在军事上的力量。 老蒋越来越坚信汪是要借助苏联人的力量，同时又收买自己的手下，从而瓜分自己的军事力量。于是他先下手为强，2月26日这天，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将王懋功扣留。任命自己的亲信刘峙为第二师师长，解决了王懋功以后，蒋顿时心情舒畅。 次日，他派人将王押送赴沪。 送走王懋功后，蒋当日即在日记中写下：“凡事应认明原因与要点。要点一破，则一切纠纷不解自决。一月以来，心境时刻战兢，此稍获安定，然而险危极矣。” 可以看得出来，蒋一直觉得汪精卫有策动王懋功叛变他的可能，因此解决了王之后，才稍获安定。 但是这第二件事还没能让老蒋完全安心，很快第三件事就来了，这就是中山舰的调动。 老蒋解决了身边的王懋功后，又再一次向汪精卫提出辞职和赴俄休养的请求。这一次当然还是试探。 为什么都试探了三次了，还要试探呢？原因是季山嘉还没搞走，他与季山嘉之间水火不容，不赶走季山嘉他心里始终不安。 汪精卫再一次拒绝他的辞职请求，这时候他才终于提出了自己的诉求：既然你们不愿意我走，我又与季山嘉搞不到一起，那么你们就让他走吧。 汪精卫当然不会让季山嘉走，因为这个时候蒋有自己的军事力量可以依靠，而汪在军事上却没有可以依靠的力量，因此他就更加需要倚仗苏联人的支持，怎么可能真遂了蒋介石的愿。 于是这一次，汪精卫居然批准了蒋的辞职，并很快给他办好了去苏联的护照。 拿到苏联护照的蒋介石一下子觉得处境艰难，惴惴不安。 这个时候早已察觉到苏联人、汪精卫与蒋介石之间矛盾重重的国民党右派，觉得机会来了，应该立刻着手策划“拆散广东局面”、“使共产党与蒋分家”。 于是便四处制造谣言，散发传单，说是苏联人与共产党人正在积极策划把蒋介石扣押，送到苏联休养。 他们的传言搞得很真，比如当时他们中有人请蒋介石的侍从吃饭，便旁敲侧击的说：“此前听俄国领事说蒋先生近日要前往莫斯科，请问什么时候启程？”这话很容易就传到蒋的耳朵里。 很快，他们听说苏联有一艘商船押送军械过来。于是又制造舆论，说是苏联人与汪精卫已经商议过，说蒋与季山嘉不和，是反革命分子，要用这艘商船送蒋介石去莫斯科受训。 并且呢，这些右派制造的谣言，并没有直接讲给蒋介石听，而是秘密把它视作机密，传达给上海蒋介石的好兄弟张静江、戴季陶等人，让他们把这个消息传递给蒋介石。 而在这之前，蒋自己就屡次提出过辞职，这次连护照都办下来了。这样一来，如果蒋不走，汪精卫强行把他掳走，事后汪就有合理的理由，对外宣称是蒋主动辞职，自己屡次挽留不住，才准许其赴俄休养。这一切不就顺理成章了吗？ 蒋思之不寒而栗。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时间来到了3月19号。 这天早上，汪精卫与蒋介石在广州刚见过面，在两人分开的时候，汪问了蒋一句话，大意是询问蒋今天还来不来黄埔？ 蒋没留意，随口说了一句：要去的。 结果两人分别没多久，大概10点左右，汪又打电话来问：“你什么时候来黄埔？” 蒋介石只觉得有点“稀奇”了：“为什么那同志，总是问我去不去黄埔呢？”，也没说要讨论什么具体的事。 于是说，：“去不去还不一定”。 结果，当天下午2点，蒋接到了当时海军代理局长，同时兼任中山舰舰长的李之龙的电话，当时李之龙是共产党员。电话里说，奉您的调令，已经将中山舰开到了黄埔，请问接下来有啥指示？如果没啥指示，刚好苏联顾问想参观中山舰，我就把中山舰调回广州了。 蒋接到电话就很疑惑，我啥时候发出过调动中山舰的指令？于是回复李之龙说：“我没调动过中山舰，你要开回来就开回来吧。” 结果刚放下电话，蒋一下子就察觉不对了，汪精卫大早上的问我去不去黄埔，李之龙又把中山舰调去了黄埔，岂不是要在黄埔抓我？现在察觉我可能不去黄埔后，又请示我要把中山舰开回广州，这怕不是准备回广州逮我？ 这一下子不就验证了之前的种种舆论和猜测吗，汪精卫就是要联合苏联人和共产党，把我掳去苏联。 老蒋越想越觉得自己猜测没错，自己身边的几个心腹随从也纷纷表示赞同蒋的这种设想。 蒋介石害怕被擒，于是准备立刻离开广州，去自己第一军的大本营汕头。当天下午5点，蒋介石与随行的陈立夫等人已经赶往码头，准备先离开广州。 但行至半途，又有人建议，为啥我们要走，为啥我们不干一下？ 这时候也不知道蒋介石是反应过来了还是其他原因，觉得自己就那么走了，也太窝囊了，便决定立刻返回广州，组织力量干它一下。 就这样，蒋介石又返回广州，于3月20日深夜，以广州卫戍司令的身份，下令广州戒严，然后调动亲信部队，随即采取了以下行动： 1，欧阳格，陈肇英奉命捉拿李之龙，并占领中山舰及其他海军舰队； 2，将自己第一军第二师中的党代表和政治工作人员全部羁押、扣留；（基本都是共产党员） 3，刘峙派兵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支； 4，包围了苏联顾问团的住所，并收缴了卫队的枪支； 5，派兵进入黄埔军校戒严，监视、扣留共产党师生以及几个著名的左派人士，如邓演达。 6，包围了汪精卫的住宅。 这就是历史上的「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0事件」。 3，中山舰事件的真相与结果 一个军事将领，派兵包围最高领袖汪精卫的府邸，又先后对苏联顾问团和共产党人采取抓捕、戒严、扣押、监视等措施，这也就是军阀部队里面可以想象。 那么回过头来看，到底是不是共产党人策划了中山舰的调动呢？李之龙为什么说是蒋介石调动的呢？ 其实这事本不复杂，当时国民党右派早就策划要“拆散广东局面”，之前的种种舆论谣言只是其中一环。 李之龙之所以调中山舰去黄埔，确实接到了一份调令，而蒋介石本人呢，也确实没有发出这封调令。 那到底是谁发出的调令呢？ 这个人叫欧阳钟，是黄埔军校驻广州办事处的主任。 3月18日那天，欧阳钟接到了一个电话，黄埔那边的人打来的，说是问一下广州这边有没有巡逻舰，有的话派两艘来黄埔，因为黄埔这边有一艘商船被海盗抢了，想从广州调两艘巡逻舰，带几十号海警过去保护商船。 这里提到的是巡逻舰，也就是普通的巡逻用的船只，根本不是中山舰那样的用于军事作战的巡洋舰。 但是这个欧阳钟一听，就知道机会来了，可以搞点具体的“拆散广东局面”的事情了。 他假装电话里没听清，明明是要他派两艘普通的巡逻舰，但是他却说成是蒋校长要求我们立刻调动两艘作战用的巡洋舰去黄埔。 那时候指令传达远不像今天这样方便，你也不能发邮件和短信确认一下，因此常常有事后补办调动手续的事。于是欧阳钟就说是奉了蒋校长的命令，要李之龙调动两艘军舰去黄埔。 当天欧阳钟去找李之龙，没有见到本人，于是留下一封信，说是已经跟海军局传达了这个命令，并且已经派了一艘军舰，请李之龙再派一艘。 李之龙看到信之后，也没多想，觉得调动一艘军舰也不是大事，何况有信件为证，调动手续后面再让欧阳钟补一个就好了，于是就调动了中山舰去黄埔。 结果呢，蒋介石压根不知道自己下过这样的命令，李之龙又把中山舰调去了，这就直接引发了中山舰事件的发生。 这件事本身并不难调查，只需要把几个重要传达中山舰调动的人审一下就很清楚。 欧阳钟呢，谎称自己电话里听错了，又说害怕事态紧急，耽误蒋校长大事，你们又是从黄埔军校打来的电话，那么我自然就会误以为是蒋校长的命令，于是去找李之龙调动中山舰。 这一听，完全合乎逻辑呀，最多就是渎职嘛。 至于李之龙，他确实是看到了欧阳钟的信，又接到了这样的指示才调动的中山舰，那很显然是冤枉了他。 于是最后审理的结果就是——误会。 至于传矫令的欧阳钟，人家坚持说自己就是电话里听错了，最多也就是办事不牢靠，手续不严谨嘛，总不至于杀头。于是最后只能免职了事。 中山舰的经过和调查就此结束。 但事情的影响却远远没有结束，你老蒋啥证据也没有，就凭着一个中山舰的调动，就敢发动这样大的政变，难道不需要给大家一个交代吗？更何况，从始至终，除了中山舰，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有人要逮捕你，中山舰的调动查清楚后也是国民党人搞出来的，你怎么自圆其说。 中山舰事件后，教员根本不相信这是什么误会，中山舰的调动过程可能存在着误会，但是蒋介石发动的320政变，绝不是什么误会，而是国民党中间派分化的表现。 因此他坚决主张反击，他估计了一下当时双方的力量，认为蒋这个时候羽翼未丰，黄埔军校和第一军内本身就有很多共产党人，而当时国民革命军中其他几个军都与蒋有矛盾。此外，在广州附近，还有叶挺的独立团和2000工人纠察队，以及十万余有组织的工人群众。 更重要的是，从政治上看，蒋派兵包围国民党当时的最高领袖汪精卫的府邸，这不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程序上都是极其严重的错误，完全说不过去的，更何况事后完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有人要扣押他。 因此，先将蒋撤职扣押，或者至少发起舆论和政治上的攻势，是完全有必要的，也是名正言顺的。 当时陈独秀在上海，他在得知了中山舰事件后，便与苏联顾问们一起商议，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确实是误会，不要反击，不要分裂。 汪精卫和国民党左派当时是坚决支持要制裁蒋的，尤其是汪精卫，作为名义上的一把手，居然被人派兵包围，这事要不办他，以后这工作没法干了。 但结果呢，苏联人和共产党这边自己先泄了气，还真把这事完全定性为误会来处理。 你们被扣押的都这样妥协处理了，那剩下的几个军的将领，也就自然倒向了蒋介石一边。而汪精卫因为得不到共产党人和苏联人的支持，自己又没有军事力量，因此无力对蒋介石作出实质性的制裁，便索性装病，隐居不出，随后离开广州去法国休养去了。 蒋介石起初还特别担心，觉得这一次自己失了理，陷入了被动，要是他们组织力量反击，其他几个军再一配合，搞不好自己刚刚跃升上来的二把手地位就不保了。 所以那几天他表现得十分有诚意的向苏联人解释，诚意到什么地步呢？ 据何香凝回忆，她去质问蒋介石的时候，蒋“竟象小孩子般伏在写字台上哭了。” 3月23日，也就是320事件三天后，他上书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表示：“事起仓促，处置非常，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辞，”“自请从严处分。” 然后就是各种表达对国共合作，对孙中山三大政策，对苏联的支持，对共产党人的亲密。 说到情深之处，又是哭了起来。 而且蒋最厉害的是，就那么一件调查完以后很清晰的事情，他居然能把自己说得十分委屈。 他说这件事都是国民党右派的煽动，是挑拨我们的关系，言下之意，是你们也切不可受了右派的挑拨，亲者痛仇者快。 他已经下令，将这次事件中，乱传风言风语的欧阳格、吴铁诚等人革职拿办，把之前编故事说什么有商船要擒拿蒋去苏联的伍朝枢驱逐出广州。 这么一看，蒋好像真的变成了受害者，你们要是搞我，那就是上了右派的当。 320之后的几天里，蒋神情十分沮丧，这可能也源于他害怕由此引起汪精卫和苏联人的激烈反应。加上又哭了几次，当时邓演达几乎认为蒋情绪会崩溃，因此叮嘱要注意蒋的动向，说“要当心校长，怕他自杀”。 这一整套搞下来，苏联顾问和陈独秀不但接受了误会的定论，而且还为了避免以后重新造成这样的误会，主动将蒋介石第一军里面的共产党员全部撤了出来。 这对蒋来说，简直是喜从天降，他不但没受到任何的处分，而且这件事还顺势逼走了汪精卫，驱逐出了自己第一军里的共产党人。不仅如此，其他几个军的将领看到汪已经走了，你们又那么宽待蒋介石，也就顺势更加站到了蒋的一边。 这一波蒋赚得是盆满锅满。 那么，苏联顾问和陈独秀是真的完全相信了蒋介石的一套说辞吗？ 也不是。 他们作出这种妥协退让决定的原因也很多： 比如，当时他们估计自己的力量，可能还不能与蒋介石较量，不确定其他几个军是否支持自己；另外，北方冯玉祥刚刚遭遇失败，如果南方这个国共合作的局面因为中山舰事件而分裂，那整个国共合作政策就可能失败；甚至，确实有人认为这只是一个误会，是一个偶然事件，不能因为这样的偶然事件，去冒国共分裂的危险。 不仅如此，苏联顾问团认为自己人在处理与蒋的关系过程中，有不恰当的地方，因此决定调走季山嘉，换回之前的军事顾问加仑。 这些原因当然都有，但是这些原因的背后，其实都站着一个最为根本的原因：那就是看不到共产党的力量，尤其是看不到共产党该如何独立自主的发展自己的力量，担负起革命的领导任务的前途。 因此不管是苏联顾问还是陈独秀本人，都把反帝的重任，把国民革命的重任，完全寄托于联合战线上。尤其是当北方那个联合战线失败后，他们就更害怕南方这个联合战线也失败。因此以退让求团结，希望通过主动退让，来维护这个统一战线。 这才是他们选择妥协退让方针的思想根源。 而中山舰事件之所以在国共合作中非常重要，是一个分水岭，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因为中山舰事件后，共产党内部，自此完全形成了一条以妥协求团结的右倾路线。 这种路线一旦形成，你就会因为对自己力量估计不足，看不到如何发展自己的力量，而不断地选择妥协退让来解决双方的矛盾和冲突。 而每一次的妥协退让，又更加地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就会更加深感自身力量不足，因此下一次再出现矛盾，你就不得不再次选择妥协退让…… 这种妥协退让最后能不能换来团结呢？历史将很快证明，不但不能换来团结，反而会换来加速地破裂。 后来教员得出一个血的教训：“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个结论的起点，就在中山舰事件这里。 果不其然，当蒋介石成为中山舰事件的最大赢家，逼走了汪精卫，驱逐了自己第一军中的共产党人后，一跃成为国民党内掌握最大实权的党政军首领。再没有一个国民党左派人物可以在实际地位上与之抗衡了。 起初，苏联人认为通过这种主动的退让政策，可以把这个他们看来还是左派人物的蒋介石拉到自己阵营，令蒋做一个坚定的革命派。很多人那时还没有意识到，蒋发动中山舰事件，根本就是国民党中间派代表人物的分化而导致的必然结果，你靠示好去拉，是拉不回来的。 中山舰事件从整个过程看，很显然也不是蒋介石全盘策划的，否则他完全没有必要在几个心腹面前演戏，搞出走汕头的一幕。 但他到底是在出走汕头的中途就反应过来了，于是决定利用这个机会试探一次，还是最后调查完才清楚苏联人和共产党人根本没有要擒他，这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从根本上看，随着苏联和共产党人，对于国民党的影响越来越大，随着蒋介石一跃成为国民党内高层核心人物，他就越来越不可能容忍其他力量能左右他的地位。也越来越不能容忍共产党人领导的群众运动。 因此从根源上去看，即使没有中山舰事件，双方的矛盾也迟早是要爆发的。 中山舰事件中，妥协退让政策，造成了汪精卫出走，其他几个军的将领更倾斜到蒋一边，第一军里的共产党员还全部被撤走，这就大大削弱了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力量。 相反，却大大增加了蒋介石的力量。 4，《整理党务案》 于是，320事变仅仅过去不到两个月，蒋介石又炮制出了一个《整理党务案》，这一个决议案更是严重削弱了共产党的力量。 因为决议案中有这样几个重要的规定： 1，凡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不得对三民主义加以怀疑和批评”。 2，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省、市等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该党部全体人员的三分之一； 3，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等等…… 这几条一上来，实际上在国共合作的领导体系中，共产党人就不可能再起到任何决定性的支配作用了。甚至你连发表意见的权力都严重被限制，否则他就可以说你违背第一条，随意批评三民主义。 这种协议，完全可以说是一个带有屈辱性质的协议。 协议刚出来的时候，遭到了很多共产党人的坚决反对，教员等人拒绝在这种屈辱性的协议上签字，连国民党左派很多人也表示抗议。甚至大家还提出，如果这样搞，就干脆退出国民党算了，自己独立地去领导革命嘛，有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一条路线一旦形成，是不那么容易被扭转过来的。 中山舰事件是妥协退让路线的起点和标志，由于蒋在中山舰事件中大大增强了自己的力量，而我方力量遭到削弱，因此当一个多月以后，蒋提出《整理党务案》时，我方就更觉得自己力量不足，更加不愿意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轻易破裂，于是自然就更倾向于接受这样的决议案。 最终，不管是鲍罗廷，还是陈独秀，在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后，最终都作出了接受《整理党务案》的决议。 妥协路线进一步被强化了。 那么，随着《整理党务案》的实施，教员担任的国民党宣传部代理部长的职务，自然被免除。 这个时候开始，他对陈独秀的怀疑也越来越深了。 在卸任国民党宣传部长之后，教员越来越感觉到组织农民的重要性。因为只要你组织不起自己的力量，尤其是军事力量，那么所谓的以斗争求团结，实际上也只能是一句空话，你拿什么去跟人家斗争呢？ 将来一旦人家力量进一步增强，再来一个320政变，你怎么办？ 这一次320仅仅是扣押、包围、监视、收缴枪支，那下一次呢？ 就这样，如何领导农民运动，如何依靠农民、组织农民，就成为了教员接下来面对的最紧迫的任务了…… 中山舰事件的发生，也成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诞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