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田事变”的前因与后果 二、“反AB团”的前奏——“纯洁队伍战胜危机”的需求（下） ㈣“AB团打入革命队伍内部”问题的提出 赣西南地区革命力量在经过“二·七联席会议”整合后迅速兴起和发展后，“AB团”对革命力量的威胁的问题也随之被提了出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曾于1985年8月3日起草过一份《关于为“富田事变”平反的报告》，据该文称： 从现有的历史文件中来看，首先是在莲花县发现AB团。1929年6月，莲花党有李伟企图叛变，值特委龙超清来巡视，“将李伟斩决”。莲花党1930年以后发展很快，但3月间，党内外就有AB团组织。“一般潜伏赤色旗帜下的富农流氓地痞及落伍知识分子，尚在千方百计的与逃走外面的豪绅地主反动派等，图谋反动组织AB团，混进党团内及各政权机关，窃取职权，乘机摧毁革命势力。”5月份，在三区的路口及五区破获了AB团。[1] ——这可能是最先对“AB团打入革命队伍内部”的现实危险作出警示的文字。 1930年4月底，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的红五军政治委员滕代远也提到过红五军与AB团武装作战的问题：1929年底红五军“……开到莲花、安福、永新毗连的中心——钱山过阳历年。此地小地主很多，且有改组派，AB团的组织基础较固，有一部分群众，不到三天即被我们弄溃了。”[2] 在这个时期，赣西南地方党组织和中央巡视员对AB团的认识，大体上仍然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狗咬狗”。但在“二·七会议”后，也逐渐产生了“AB团对革命发展造成威胁”的认知，以及与之开展实际斗争的需求。 比如，1930年5月22日，赣西南特委给四军前委的信中称：“南路西路亦同时发现AB团的组织”；[3]1930年6月12日，《赣西南特委通告（列字第十三号）》中指出：“改组派A B团大同盟的冲突是跟着客籍军阀三角矛盾同时并进的”，“举行赤色清乡，肃清内奸。革命斗争发展大快的地方，地主阶级潜伏活动是难免的，如西区、良村、兴国、崇贤等地的AB团，水东、儒林的守望团，中鹄、水南、白沙的红黄学会，随时随地都可以混入赤色组织，我们要彻底肃清红旗下的奸细，才能巩固斗争的胜利，否则难免不乘机暴发，尤其西区、良村、崇贤、兴国、雩都等地要特别留神”，“反AB团守望队的工作是目前最迫切而且最重要的工作，赣西南的反动势力到了最后五分钟，他只有用AB团、守望队、难民团等东西来欺压群众、分裂革命势力，以苟延其反革命的残喘，我们要以很大力量消灭A B团、守望队的组织，以免阻挠农争。”[4] ——虽然也提到了包括“AB团”在内的反动势力“随时随地都可以混入赤色组织”，但作出的行动和部署主要还是针对“外部反动势力”。 6月上、中旬，红五军在湖北大冶整编为红三军团，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在福建汀州合编为红一军团，同时成立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和政权建设工作。其间通过赣西南特委往中共中央转过书信，都是关于敌情、战况汇报及要求赣西南地方党组织提供“扩红”等支持的内容[5]。 【评述】 1.这个时期——1929年底至1930年6月，因红四军经常跨区活动，中共江西省委组织又屡遭破坏，赣西南特委实际上是通过中央巡视员直属中共中央及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共同前委”存在和实施指导的时间实际上很短暂。到6月底后，基本上不复存在。 事实上，就连赣西南特委自己也认为：“四军离赣西南后，没有再发生关系”[6]，“自省委被敌人破坏后，赣西南特委即直受中央指挥，因与中央的关系没有很好建立，得到中央指示异常迟缓，而且很难寻到有地方性的个别指示。”[7] 2.无论是中共中央，还是江西地区的地方党组织（当然包括赣西南地区），在这个时期都没有针对AB团的“专项斗争”的指示和行动，更没有把“反AB团”列入党内斗争的指示和部署——即或有“反AB团”的行动，那也主要是针对“外部反动势力”的。 一句话，无论是“朱毛红军”，还是赣西南地方党组织，在这一时期都没有“反AB团”专项行动。 3.这段日子里，毛泽东、朱德等正在艰苦地探索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土地革命的政策和方法，其间还经历了与中共中央和红军内部关于路线方针方面的争论、红四军“七大”落选、到闽西养病期间继续作调查研究，探索土地革命方针政策，重新回到红四军主持“古田会议”形成我军建军宗旨和建军原则等等曲折和变故。AB团与“反AB团”的斗争，并没有出现在他们的活动日程里。 4.“二·七会议”虽然提出了赣西南土地革命的任务且形成了决议，但相关的思想认识问题却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以致于会议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在8月间在“立三路线”助力之下的“二全会议”上又被推翻，而且成为了赣西南党组织内部乃至与毛泽东等产生矛盾的焦点。 注释 [1]《中国共产党莲花党的斗争历史概况》1931年4月18日。《吉安地区革命历史资料》第2卷第25～27页。这是《关于为“富田事变”平反的报告》标注的引用出处，笔者没有查到原文。笔者发现该报告在引用文献时多处出现不规范不严谨或与原文不符之处，故对此暂且存疑。 [2]《五军军委滕代远报告（1930年4月27日于上海）》，《与红三军团有关的在史问题及文献》第353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第1版。 [3]《中共赣西南特委给红四军前委的信——关于夺取吉安与攻取赣河流域等问题（1930年5月22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第93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第1版。 [4]《赣西南特委通告（列字第十三号）》，《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第202、205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第1版。 [5]《给赣西南特委并转中央信——关于我军在赣西一切新的军事行动概况（1930年8月19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㈠》第401～第40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1月第1版；《给赣西南特委并转中央信（1930年8月24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㈠》第410～第41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1月第1版。 [6]《赣西南会议一一军事状况、群运情形、组织状况、苏区情形（1930年10月3日）》，《江西省党史资料第7辑》第167～第174页，1988年7月。 [7]《中共赣西南特委决议——接受总委指示，派人建立江西省委与提议计划分特委（1930年10月25日）》，《江西革命历史资料汇编（1930年㈡）》第127页，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1988年5月编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