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之后，教员与陈独秀最大的分歧便集中到了北伐问题上来。 那你可能会问，这有啥好分歧的？北伐无论是以当时的历史条件看，还是以后来的历史视角看，都是一种很大的进步。 这一点上两人并没有什么分歧，但问题在于，当时北伐军官里面本来就有很多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军官，国民党里也有很多地主和资本家，他们是非常反感和排斥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 北伐才刚刚出师不久，他们就先在广东宣布禁止罢工，组织地方武装破坏农民协会。给出的理由也很简单，大概意思就是：老子在前面浴血奋战、扫平军阀，为统一全国流血流汗，你们却在后方搞什么减租减息、废除高利贷，听说还想分我家的田，反了不成？老子参加革命，难道就是为了让你们这帮泥腿子分我家的田，废我家的债？ 这种声音在北伐之初就已经很尖锐了，该如何对待这种声音，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这才是教员与陈独秀在北伐问题上的根本分歧。 其实这种分歧的本质不仅在当时的中国，而且在其他国家，包括今天仍然是存在的。比如，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在它争夺市场，抢夺资源，转移危机的过程中，它所支持和宣传的舆论，也必然是再苦一苦百姓，大家全力支持扩张战果，我抢到了骨头，你们不也能跟着喝汤吗？你们动不动就闹，对国家对社会有什么好处？ 当然，北伐和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性质根本不同，北伐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是进步的。因此，上述的舆论观点就更具有迷惑性。 就当时如何看待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与北伐军官利益的直接冲突这个问题上，不外乎三种方案： 第一：压制或取消工农运动，举全力支持北伐。 至于已经再也不能忽视的工人待遇和农民苦难问题，还是先忍一忍吧，等北伐胜利后，按照当初国民党一大通过的新民主主义纲领，由国家购买地主的土地来分给农民，由国家统一安排改善工人待遇。 第二：应该允许工农运动，但要有界限。 这个界限具体怎么定？比如当时争议最大的农民运动。 我们提出的办法是二五减租。这个方案最早是共产党在1926年7月的四届三次扩大会议上提出来的。也就是给佃农租种的土地减少25%的租金。 另外，在高利贷问题上，提出月利不超过2分，年利不超过20%；在农民协会问题上，规定农民不能搞常备的自卫军，只能搞不脱离生产的自卫队，农民的武装行动不能脱离自卫的性质，不能主动去进攻地主武装；农民协会也不能搞成常备组织，也就是不能带有政权性质，最重要的是农民协会不能带有阶级色彩。什么是不能带有阶级色彩呢？就是农民协会的运动，只能搞搞恶霸、盗匪、贪官，但是不能朝一般的地主，以及封建制度进攻。 要理解这些限制，其实只需要与后来的土地革命时期做一个对比，就很清楚这种界限的含义。土地革命时期，二五减租变成没收土地；高利贷直接被烧掉借据，废除债务；农民武装发展成常备的红军；农村出现了红色政权，地主被作为一个阶级专政对象。 第二种方案很显然是既想照顾农民的利益，又想兼顾国民党和北伐军，兼顾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利益。 后来呢，为了更加照顾北伐军官，鲍罗廷等人又提出了农民运动一律不得侵犯革命军人家属及他们的土地等财产。 第三：不能限制农民运动，而是应该将农民运动引导到更有组织性和纪律性的革命队伍上去。 这种方案呢，就不可避免的要触及到国共统一战线，要遭到国民党的反对，甚至可能遭来兵戎相见的局面。因此，很多人认为这种方案就是破坏北伐，而破坏北伐就是破坏团结，破坏革命。 所以，当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是坚决的支持第一种方案，即完全取消工农运动；陈独秀和国民党左派代表，支持和赞同第二种方案，希望居中调节，各让一步；第三种方案，可能不用我说，大家也猜得到是谁提出来的，当然就是我们的教员同志。 大家如果设想一下，把自己代入到当时的局面下，你更可能支持哪一种呢？ 可能有支持第一种的，但更多的可能支持第二种，第三种我估计是少数。（如果就今天的情况看，搞不好第一种还要占多数） 事实上国共商议之后，最终通过的方案是第二种。 1926年7月12日-18日，共产党召开四届三次扩大会议，提出了上述第二种方案。 1926年10月，经过两党协商，最终在国民党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各省联席会议上，通过了《最近政纲》，里面明确规定了“二五减租”的方案。这样，实际上就等于大家相互各退一步，第二种方案被确定下来。 而教员同志的第三种方案，即使在党内，也被很多人斥责为“幼稚”、“过火”、“扰乱北伐后方”，是妨碍统一战线的“过左”主张。 其实，陈独秀等人主观愿望上，并非不赞同农民的更进一步的主张，比如分土地、废债务。他们反对这种主张，与国民党新右派如蒋介石等人反对这种主张的原因是根本不同的。 蒋介石等人从根本上就认为这种激进的农民运动是不对的，他们是站在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反对。但陈独秀不同，他们反对，只是因为觉得当时反帝反封的革命，只能依靠国民党，依靠国民革命军来完成。因此，当农民运动可能会导致北伐军官的不满，从而导致北伐流产，导致统一战线破裂的时候，他们就反对了。 在他们看来，你天天讲什么农民运动，难道靠那帮分散、落后、愚昧的农民，靠他们手里的梭镖、镰刀和锄头，就能把吴佩孚、孙传芳这些人打倒吗？这是不可想象，更不可思议的。要完成国民革命，还是需要依靠国民党的军队，依靠国民革命军，依靠蒋介石这帮人。既然要依靠他们，那你就不能把农民运动搞得很过火，不能超出他们容许的范围。因此，加以限制，以维持统一战线，维持北伐的大好局面，就不但是应该的，而且是必要的。 况且，7月11号的时候，北伐才刚刚开始，就势如破竹，攻下长沙，可以说是形势大好，胜利在望。这个时候，我们主动地限制一下农民运动，免得引起他们的不满，使反对北洋军阀的任务先得以完成，有什么不对的呢？ 我们不能以后来人的视角去苛责这种观点，因为那个时候，谁也不知道可以在农民中组织起来后来那样规模的红军，解放军，即使是教员本人。 那么，为什么教员还要坚持第三种方案呢？ 他在1926年9月间写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作了大体说明。但由于他的观点不但和国民党右派冲突，还同时与陈独秀等人冲突，因此他说得也比较含蓄。 我们就根据他那篇文章中的观点，总结和扩展一下。 原因有三点： 其一，国民革命没有农民的参加，这个革命是不会成功的。 你们在那里说什么农民运动干扰了北伐，引起北伐军官的不满，扰乱了后方。这些统统都是扯淡。北伐面对的敌人不是农民，而是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这个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不仅仅是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这些人，而且是他们背后站着的日本、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 你们不发动农民，不把全国占绝大多数的农民组织起来形成强大的革命力量，你们哪来的自信能把这些帝国主义国家驱逐出去？ 固然，国共合作后，国民党本身、国民革命军、国民政府的财政制度都得到改组重建，其革命意志、军队战斗力、财政情况都远比北洋军要好，打打吴佩孚、孙传芳这些人还是可以的，但是想在不发动农民的情况下，打倒帝国主义，那是不可能的。 不打倒帝国主义，就不能打倒买办阶级。现在，你们又说为了北伐军官的利益，要先保护地主阶级，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买办和地主一个也搞不掉。这样一来，北伐的结果，不过就是搞掉了几个旧军阀，但是丝毫不触动旧的买办式和封建式的生产关系，那实际上不就等于是一批新的军阀代替了原来的旧军阀而已吗？ 如果是这样的结果，那这个革命还能说是成功的吗？ 所以结论是很清晰的，你们说要靠国民革命军，但是如果国民革命军不靠当时占劳动群众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支持，这个北伐是不会成功的。 其二，革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革命的目的，并不仅仅是打倒几个人，搞掉几股军阀势力那么简单。革命的目的是彻底废除那些落后的、反动的生产关系，从而把劳动人民从束缚他们，压迫他们的旧制度中解放出来。只有劳动人民从旧制度中解放出来，生产力才能得到真正的进步和发展。 就当时而言，所谓的反帝，就是要废除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废除他们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把国家在领土、军事、关税、土地、资源等等一切方面的主权统统收回来。 而所谓的反封，决不能狭隘的限制在反对封建军阀上，而是要反对一切束缚农民的封建宗法制度。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朝着整个地主阶级，朝着他们所维护的封建制度作斗争，而不仅仅只是搞掉几个所谓的不法地主。 只有把帝国主义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特权等等压迫制度，把维护这些条约、体系的敌人赶出去，中国人民才能解放出来。那么，同样地，不能容忍帝国主义对中国劳动人民的压迫，难道就可以容忍本国地主阶级、买办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吗？当然不能。 而当时的农民运动，恰恰就是朝着几千年来骑在他们头上的地主阶级，朝着束缚他们的封建制度作斗争。农民也只有在这个斗争中，才能组织起来，形成强大的革命力量，才能把帝国主义赶出去。 结果呢，你们却说为了照顾国民党官员，照顾北伐军官的利益，而反过来要限制甚至取消农民运动，岂不是本末倒置？ 如果革命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使一批新的北伐军官，取代旧的北洋军阀，而不是废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所维护的一切腐朽的，反动的剥削压迫制度，不是把劳动人民从这种剥削制度的痛苦中解放出来，那这样的目的实现了又有多少意义呢？ 第三，不解决农民实际问题，农民不会拥护你这个国民革命 你们喊着北伐是为国家，为民族，但农民并不知道你们口中的国家和民族到底是什么？他们好像只有在需要他们贡献“血包”的时候，才是国家的一份子，而在享受革命胜利果实的时候，他们好像又不是国家的一份子了。 所以，如果所谓的北伐，所谓的国民革命，只是一小群人能从中获得利益，而大多数农民却不能从这个所谓的国民革命中获得利益，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那他们凭啥支持你这个革命呢？ 前面说了，农民不支持，你这个革命不会成功，既然不会成功，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不就只有投降了吗？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于是很多人提出了第二种方案，也就是调和方案，既允许一定程度的农民运动，如二五减租，又设置了很多界限，防止农民运动超过这个界限，从而触及北伐军官的利益。 甚至还提出了农民运动一律不能触及北伐军人及其家属。 然而，这种方案理论上说得通，但实践中根本行不通。 首先，你要实行二五减租，就需要具体的人，依靠具体的力量去推动这个方案。谁是具体的人，就是共产党在农村中的党组织，农民协会的骨干分子，农讲所的学员，主要就是这些人。但是这些人难道拿着一纸二五减租的条文去，地主就会乖乖减租了吗？这是不可能的。国民党本来就不同意这个方案，他们根本不会用强制力量去推这个方案，虽然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努力下，双方妥协，搞出这个调和方案来，但是没有强力去推，就落实不下去。 靠你们那几个人，地主凭啥乖乖就范？ 就算他们同意这个二五减租方案，但是他们也能想出各种办法，在实际中抵制这个方案。比如，后来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记录了很多种，你要减息，他就可以卡借；你要减租，他就可以不租给你，反正要租的又不是你一个；你要减25%，他可以从其他名目中把这个25%加回来。靠你们几个骨干去监督吗？监督得了吗？ 其实后来国民党自己也想解决土地问题，尽管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解决农民的痛苦，改革生产关系，而是害怕农民造反。但是最后也因为上述种种原因推行不下去。而且由于国民党的腐败，落实政策的干部往往还与地主阶级勾结在一起，这种改革怎么可能推得动呢？ 所以在实际中，就需要发动群众起来减租。党员、农协骨干的任务，不是包办减租的事，而是领导农民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来逼迫地主减租。农民运动一起来，地主那些暗地里抵制减租的各种办法，都逃不过农民的眼睛。《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提到这样的事，农运没起来，地主不愿意减租，于是就退佃另佃，农民也没办法，但是农民一起来，地主就不敢再提什么退佃另佃的事了。 为什么？因为农民在农运中掌握了权力，组织了农民自卫军，打倒了地方团防局等等，这个时候你退佃试一下，就会知道农民协会的威力。不发动群众，你拿地主阶级是毫无办法的。 因此，不发动群众，你那个二五减租根本干不了，只会变成写在纸上的空文，而一旦发动群众，他们就不可能只搞一个二五减租，这是不切实际的。即使经济上只要求二五减租也行不通，因为如果不帮他们获得政治权力，不像《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的那样，斗几次地主，搞几次清算，而只是奢望靠几个人包办代替，减租减息是搞不下去的。 其次，所谓的限制，虽然说的只是把运动规定在某个范围内，但实际上你要么完全不发动，否则，一旦你发动群众起来，就很难按照某个条条框框去限制。 比如，当时所谓的不侵犯北伐军官的家属，实际上指的就是假如某农村有个大地主，结果因为他儿子或兄弟在北伐军里面，农民就不能对他搞减租减息。 这个方案大家也都赞同，但实行起来困难就很多。譬如，如果这个大地主同时又是一个恶霸，干过很多残害农民的事，这个时候你允不允许农民斗？同时，所谓家属，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当然就是直系亲属，广义则涉及各种七大姑八大姨，你也很难核对，那么一算下来，则农村没多少地主可以反对了。而且之前已经斗过的，突然又翻出来说是某某军官家属，你还得给他翻案，案子一翻，农民气也就泄了，这事也干不下去了。此外，农民去斗一个小地主，结果小地主就说，凭什么不斗某某人，你跟人家说，因为那是革命家属，紧接着小地主就讥讽你，原来革命就是保护某某大地主，农民自己都觉得站不住脚。 所以第二种方案的各种限制措施，条条框框一下去，实际上造成的结果就是完全把农民运动压下去。这种方案，理论上成立，实际上行不通。 那么后来的历史我们都知道，北伐搞到一半，蒋介石打进浙江、上海以后，就投降了英美帝国主义，调转枪头对准了群众。反帝反封的革命任务，他是一个也没有完成。这个时候，很多人才清醒过来，意识到没有农民参加，国民革命不会成功这个论断的含金量。但是也有很多人只是看清了国民党的软弱和妥协，对农民革命的认识还是停留在北伐时期，觉得靠农民干不出大事来，于是又有了后来的“城市中心论”与“农村割据论”的路线分歧，这都是后话。 在北伐期间，陈独秀与教员在是否要放手发动农民，还是用各种限制条款把农民运动控制在第二个方案的范围之内，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这时候，随着北伐军一路高歌猛进，连续攻克长沙、武汉、江西等地，农民运动也在湖南、湖北、江西几个主要省份猛烈的发展起来，其中尤其是湖南，其程度、范围、影响又远远超过其他省份。很快，湖南农民运动就完全突破了之前的各种条条框框，如疾风骤雨一般的发展起来。 于是，同地主豪绅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国民党右派，包括北伐军中的一些军官坐不住了。他们攻击农民运动“破坏了社会秩序”，是“痞子运动”，“糟得很”，“扰乱了北伐后方”。 陈独秀也指责农民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还指责说，都是你毛泽东搞出来的。 基于陈独秀“过火”、“幼稚”的判断，因此党内又提出了限制农民运动的策略，试图通过这样的策略来争取蒋介石左转。 教员对陈独秀这样的判断和策略怀疑越来越深，但是一时又不知道湖南的农民运动到底“过火”到什么样的程度，因此也拿不出充足的理由去反对。 于是，带着农民运动是否“过火”、“幼稚”等一系列关于农民运动的具体问题，他决定亲自到湖南考察一番。 1927年1月4日开始，他在戴述人等陪同下，身着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拿雨伞，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历时32天，行程700公里。在考察中，他亲眼看到了许多过去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奇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这样诞生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