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老的社会主义选择 ——北京大学钱学森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学生学习小组 钱老是伟大的人民科学家和思想家,同时,他也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新时代新环境下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建设进行了深刻的探索,对中华民族的振兴事业和人类的发展进步开拓了道路。而他之所以拥有这样博大的科学思想和哲学思想,他之所以能发展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1],其原因是复杂的。在此文中,我们将站在20世纪中华民族的精神传承的角度,对钱老思想体系形成起巨大作用的人事脉络和思想脉络进行梳理探究,揭示出20世纪中华民族的三位巨人——鲁迅、毛主席、钱老之间的传承与发展关系。由此指示出钱老思想产生的其中一个原因。 人事脉络 20世纪是中华民族被压迫和寻求振兴的世纪,这个古老的民族从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2]开始,中华民族一直被西方列强歧视欺凌和压迫。在探索民族救亡图存的道路中,鲁迅和毛主席无疑是极为典型的奋起反抗和斗争的杰出的代表。毛主席说,“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3],并且推崇鲁迅先生是现代中国的第一个圣人[4]。鲁迅和毛主席已经研究得很多了,此不赘叙。那么,钱老跟鲁迅、毛主席有什么特殊的关系没有呢? 钱老出身浙江钱氏家族,是钱镠王的后代。江浙钱家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和文化传统。钱氏家训里,有这样一句话,“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必谋之;利在一时固谋也,利在万世更谋之”[5]。由此可见钱老家族的传统精神之一斑。尤其在国家衰败,天下纷乱的时代,这种传统精神尤其宝贵。钱老的父亲,是钱家治(钱均夫)。钱老后来多次说:“我的第一位老师是我的父亲”[6]。这句话在钱老身上有着比其他人更特殊的含义。钱钧夫是著名的教育家,他跟鲁迅关系十分亲密。他们在弘文书院是同班的同学,是经常在一起的好友,他们也都是章太炎先生带的八个学生之一。他们还在本乡区西片町同住过几个月。据许寿裳回忆:“我招了鲁迅及其弟起孟,钱均夫,朱谋宣共五人居住,高大的铁门旁边,电灯上署名曰‘伍舍’”[7]。09年归国后,钱均夫和鲁迅又同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后因抵抗学校的旧风气,和许寿裳共同发动“木瓜之役”[8]。后来又一起在教育部任职,在北京居住长达十几年,鲁迅日记里记载了非常多和钱均夫的交往。可见钱老家跟鲁迅关系之密切。而钱老自己后来的一些讲话和文章当中,对于鲁迅的文章,更是信手捏来,随意引用,可见钱老对鲁迅作品的熟悉。另外,钱老在上海交大学习时,鲁迅也在上海居住,都亲历了“一二八”事变,至于他们之间有没有直接的交流,则还有待考证。 鲁迅是1902年留学日本到弘文学院学习的,毛主席的老师、岳父杨昌济先生则在1903年也赶赴日本,先也在弘文学院学习,跟鲁迅是前后届;后考入东京高师,跟钱钧夫也是前后届,并且学的都是教育学。1918年杨昌济被蔡先生聘请担任北大的伦理学教授,1920年,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也被蔡先生聘为北大的讲师。他们两人都是《新青年》的编辑和作者。至于钱均夫,也是经蔡元培先生推荐到教育部任职的。蔡先生可谓他们共同的上级和师友。 这是一条主线,就是钱老父亲的一条线。还有一个次要的但也很重要的线,那就是钱老的岳父蒋百里这条线。钱老的夫人是蒋英,蒋英是蒋百里的三女儿。而蒋百里,是梁启超的两个得意门生之一,另一个是蔡锷。1919年蒋百里跟随梁启超游历欧洲,并写了《欧洲文艺复兴史》,影响很大。他还写了另一本书叫《国防论》,对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积极的作用,对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也产生过影响,他是近现代史上非常著名的军事家。蒋百里跟钱老的父亲钱均夫在求是学堂时就是同学,后来一起去日本留学,蒋百里、钱均夫、鲁迅坐的是同一条船。蒋百里曾发起组织浙江同乡会,并担任《浙江潮》的主编,鲁迅还在《浙江潮》上发表过文章[9]。归国后,钱均夫和蒋百里保持着很多的交往,钱老小时候还在蒋百里家里住过。后来钱老在美国留学时,蒋百里还去看过钱老,并对钱老的专业选择做过指导。蒋百里也是对钱老影响很大的一个人物。 其实,在中国的近代史上,鲁迅和毛主席的上一代的先驱者当中,谭嗣同、梁启超、蔡元培、杨昌济、章太炎等等一批人,也存在着一个巨大的人事关系网路。他们都有很深的关系。蔡元培“尤默契嗣同学识”[10],对谭嗣同十分仰慕,杨昌济在岳麓书院读书时,加入“南学会”,成为谭嗣同的弟子,梁启超则不用说,是变法中谭嗣同亲密的战友。戊戌维新失败之后,因谭嗣同的一死,身为翰林院编修的蔡元培对清政府彻底绝望,从而“弃官从教”[11];后来在上海跟章太炎以《苏报》为机关,宣扬革命。章太炎戊戌变法之前,就在上海担任过《时务报》的主笔,后来也被清廷通缉,而逃亡台湾,后去日本,在日本带了一批学生,后来很多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杨昌济也东渡日本,走上了教育救国之路;梁启超也逃到日本,并在日本写了《少年中国说》,他们不仅人事上有交叉,但是他们的目的确实惊人的相似(尽管他们的主张有分歧),那就是培养人才,以教育为手段,救国救民。这只是造就新人的开端。这里先从略,后面再详说。 根据以上这些关系,我们制出了一张图,20世纪影响我国历史进程的关键人物基本上都在这里了,从该图中,显而易见,钱老占据着多么重要的位置。
思想脉络 诚然,人事关系并不直接地决定一个人的成长成才,我们不是血统论者。但对于一个人的影响,尤其是对于一个世纪的巨人,一个大成智慧者,这种人事关系和成长环境对他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这种人事关系更内在的,是一种传统的继承,一种精神的传递。这种体现在人事上的精神的影响,放在当时时代的大背景下,就形成了特殊的思想脉络。在鲁迅、毛主席、钱老有着纷繁复杂的人事关系的同时,他们的思想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也是一脉相承的。这就是他们的思想脉络。 对于中国来说,20世纪是寻求中华民族振兴的世纪。1840年以来,中国备受欺凌,中华民族受到西方列强的歧视、侵略和压迫。救亡图存和造就新人是20世纪中华精英们奋斗的主题。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现在的“科教兴国”,这两个主题一直贯穿着。而中华民族在这两个主题之下的奋斗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救亡——革命——建设。毛主席、鲁迅、钱老分别覆盖了这三个阶段中的一个或多个阶段,并在救亡图存和造就新人这两大主题上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面对新世界的冲击,积弊已久的中华民族,“便须一面清结旧账,一面开辟新路”[12]。鲁迅是“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路上去”[13],毛主席则提出要培养“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4],钱老更是开创了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从科学的可操作层面提出了大成智慧教育工程。他们都旨在要培养新人,从而改造出一个新的社会。而这个新的社会,是社会主义方向上的社会。这是他们一贯的思想脉络,那就是除旧弊,迎新生,从民族国家角度来看,就是两条主线: 一,救亡图存,振兴中华。 二,造就新人,造就新的社会。 鲁迅主要的贡献是清结了几千年封建礼教的旧账,毛主席不仅带领全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还进行了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发展到钱老,则更加进一步了,钱老早年负责导弹和火箭的研制,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者。正如毛主席把建立新中国说成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一样,钱老把两弹一星工程看成是不得不干的“工匠活”[15]。两弹一星很重要,但这也还是在学习西方,追赶西方,还不能够做到超越,也不是构成影响全人类的进步事业的力量。而钱老晚年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大成智慧学和大成智慧教育工程,比两弹一星还要重要[16]。这既是对鲁迅毛主席的造就新人的理想的延续,也是新时代下的伟大探索实践。他用系统的科学方法,梳理了人类至今为止几乎所有的智慧,在集合一大批专家学者的意见之后[17],开创了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既是对过去人类知识的总结,也是对未来人类智慧继续发展的指示和展望。而且,这个时候的造就新人,跟20世纪初期已经有了非常不同的内涵。一方面, 20世纪初期谭、蔡、章、梁等人的造就新人更多是为了救亡图存、振兴中华,鲁迅和毛主席时代是救亡图存和造就新人的初期结合,而这时候,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是为了造就新人。造就新人成了目的本身,救亡图存、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都为的是造就新人。而所要造就的新人,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人,是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建康发展,使社会进步,使人素质提高,使人得到幸福。另一方面,造就新人已经超越了民族的涵义,具备了世界性的跨越民族的全人类的意义。现在的中华民族,是站在平等的位置上,为着人类的事业、为着人类的发展进步同全世界的朋友们努力着。钱老的眼光,已不仅仅停留在中华民族的振兴上,他是在为全人类的前途命运开辟道路——社会主义的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使人获得幸福的道路。此时,造就新人就不再仅仅是理想信念,它从此将变成现实。 钱老的社会主义选择是对鲁迅、毛主席精神的继承与发展,是中华文化基因与社会主义思想的融合,是对民族的独立解放、社会的公平正义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选择。钱老的思想精神和鲁迅、毛主席是一脉相承的,他们是坚定的爱国者,是民族英雄;他们有深邃的历史感和宏阔的视野,他们是20世纪中华文化的核心承载人物。钱老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产生,并不是想当然的,而是无数历史经验教训的汇总,是造就新人、造就新社会的理想信念指引下的科学探索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最高精英智慧与人民群众结合的产物,同时,也是人类认识的发展、人类知识体系发展到现在的结果。 历史滚滚向前,历经了丰富多彩的奋斗的20世纪,中华民族取得了空前的成绩,中国已经基本走完了救亡——革命——建设的历程,现在是创造的世纪了。创造的世纪也是中西文明继续融合创新的世纪,这是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而这个融合创造的任务,则只能由中华民族来完成。这个任务,鲁迅、毛主席、钱老都走完了他们能走的非常伟大的一步,而下一步更伟大更艰巨更有意义的事业,则需要新的一代人,学习他们的精神,沿着他们思想的轨迹,站在他们的肩膀上,继续探索、实践、前进。
[1] 参见黄楠森《钱学森与辩证唯物主义》。 [2] 见李鸿章《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 [3] 见毛主席致江青信。 [4] 毛主席1971年在武汉座谈会上的讲话:“……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 [5] 见《钱氏家训·国家》。 [6] 见魏根发、祁淑英著《钱学森》。 [7] 见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 [8]见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 [9] 如《斯巴达之魂》。 [10] 见夏敬观《蔡元培传》 [11] 同上 [12]见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13] 同上 [14] 见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15] 见《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第621页:“导弹任务在当时理论上是已经完全解决了的事,只是当一回“工匠”而已,但是,由于祖国国防事业的需要……”。 [16] 徐光宪在纪念钱老90周年讨论会上的发言,见《钱学森与现代科学技术》。 [17] 据钱永刚同志说,钱老晚年跟上千个专家通了上万封的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