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一：毛泽东对富田事变究竟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㈠对红一方面军军内“大打AB团”失控失察的领导责任 1.红一方面军军内“大打AB团”这事儿恐怕避不开躲不掉，除非大家都是神仙。军地领导对敌斗争战略方针出现歧见，军地合作的战争准备出现问题，又有地方“打AB团”的那么多“成果”作为参照，进而怀疑敌人破坏，这在哪支队伍基本上就是本能反应，因此在军内开展“反AB团”运动，在部队内自然也就有共识有动力。在这个问题上，总前委和毛泽东不能说没有错误，但这个错误应该说不上有多大——至少不会比首先发起“大打AB团”和鼓励刑讯逼供，打出一大堆“AB团”的赣西南特委一些领导人更大。 2.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主要领导人当时殚精竭虑地筹措第一次反“围剿”作战，还得花费大量的精力去对不能理解“诱敌深入”方针的群众和地方干部进行教育和说服工作，肃反工作都是交给总政治部肃反部门实施，造成肃反部门一时间拥有不受控制的独立权力，从而也就令“肃反扩大化”确实出现了失控失察的现象——这个账还是要认的。 3.此后，党总结了经验教训，延安整风时更是确立了“肃反工作必须置于党委的领导之下”的原则。 ㈡在引发“富田事变”上的责任 1.轻信肃反部门通过刑讯逼供得来的口供，仓促派人到富田按口供内容缉拿所谓的“AB团”分子。但这个行动也确有客观上的急迫性：大战在即，富田、东固一带都是候选的预设战场，如果真出现内奸则有可能对红军的作战造成巨大危害，因此不得不防。 2.派出执行任务的干部不当。据许多当事人回忆，李韶九是一个品质有问题的人，倚仗肃反工作的特殊性经常越权妄为，滥用刑讯逼供和乱开杀戒，用此人单独执行这样敏感的任务，太容易以激出变故。 但李就是肃反部门负责人，不派他又派谁哩？ ——还需要注意的是，李韶九本身就是来自赣西南的干部！他带来的“反AB团”的体验和经验，至少有赣西南“肃反经验”的成份。 ㈢应对“富田事变”上的责任 1.总前委答辩信和朱德、彭德怀、黄公略宣言及公开信，曾山、陈正人宣言和公开信，均认为“富田事变”是AB团组织的“反革命暴动”，这于情于理，都属合理反应——发现了“AB团分子”→派人去缉拿“AB团分子”→要被缉拿的“AB团分子”和由他们供出来的“AB团分子”居然扯出反旗暴动了→那不是自证了他们就是货真价实的AB团分子了么？ 那么这个事变不是AB团组织的反革命暴动，又是什么？ 再考虑到大战在即的背景，这种反应有什么不合逻辑之处么？ 当然有人会说他们虽然暴动了，不还是打的是红旗么？ 可他们同时也要拔掉最大的红旗毛泽东，要瓦解最大的红旗总前委啊！ ——大敌当前，要打倒红军最高领导人和最高指挥机关啊！ 这不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又是什么？ ——当然，数十年后坐在空调房里的“事后大明白”们，在啥都透明了的条件下，能细细地抽丝剥茧抓出BUG来！可要是搁当年环境和条件下，谁又能天生慧眼一目了然？那得是神，不是人！ 2.总前委并未对“富田事变”作出过任何组织处理决定，毛泽东本人也没有以个人名义发表过声明。应对是有节制有底线有余地的，并没有什么“严重错误”。 所以，毛泽东和总前委成员们在这个应对上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最多是表达的意见中的指认罪名有误。 ——没有作出处理决定，就已经是预留了余地。 附二：“富田事变”应不应该“彻底平反”？ 1985年8月3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曾起草过一份《关于为“富田事变”平反的报告》，上报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并转中共中央组织部。报告称： “富田事变”的一伙领导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某些非常手段，来反对和抵制上级党组织中个别领导人的错误，这还是在情理之中的事，可以说，反对某级党组织中的个别领导人，不一定是反党行为。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中央大胆果断地平反了一大批历史上的冤假错案。现在，福建傅柏翠的社会民主党一案也平反了，这是与“富田事变”的性质有相似之处的案件。所以，我们认为，现在是为“富田事变”彻底平反的时候了。正确处理好这件事，意义很大：一是宽慰在肃反扩大化错误中被枉杀的革命同志的英灵，也宽慰他们的后人和亲朋；二是为了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努力避免今后再发生类似这样的事，教育人民，也教育我们全党；三是团结更多的人为党工作，为现代化事业奋斗。 笔者认为，这个报告的这些观点，是大可商榷的，理由如下： 一、“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某些非常手段，来反对和抵制上级党组织中个别领导人的错误，这还是在情理之中的事，可以说，反对某级党组织中的个别领导人，不一定是反党行为”——这一论断，本身就很成问题！ “某些非常手段”是指什么？非组织行为？组织对抗？乃至制造“分裂”、举行“暴动”这种极端行为？如果是按正常组织程序反映和举报问题乃至面对面的开展“思想斗争”，反对“某级党组织中的个别领导人”当然没有问题。但“富田事变”是这样的么？哪一个政治团队会允许这种行为？特别是在大敌当前，斗争形势非常严峻严重的时候？如果以这个理由要求“平反”——还是“彻底平反”，那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原则还有何严肃性可言？还请不要忘记，共产党有严格的组织制度和铁的纪律，不是西方议会式的清谈沙龙！ 二、富田事变的许多当事人被戴上AB团帽子被错杀是冤枉的，应予平反。帽子戴错了，可以摘掉。但触犯了党的政治纪律，破坏了党的组织原则，那还是必须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的。两者必须分清。 三、富田事变本身，没法“彻底平反”！——“彻底”二字，没得道理，也没得来由！ 扯旗起兵造反搞组织对立，党纪不容，军纪也不容——甭管你有多么自认为正当的理由。如果以“富田事变是逼出来的”为由要求“彻底平反”，那么可以问段良弼等当事人一句：你作为“赣西南打AB团之第一人”，如果打到人家头上人家也对你扯反旗搞武装对立，你们会怎么着给人家定罪？怎么打到你们这儿了就必须照顾你们的情绪了？你们就怎么着都是冤枉的了？请问这是什么政治品质，共产党可不可能，有没有理由容忍这种政治品质的人留在党内？事变后段良弼等人在永阳开会，指责被抓者不应乱供，包不包括他们自己？他们不是在被抓后供出了李文林么？不是自己销毁了自己的口供么？如果说他们于1930年12月15日决议不提反毛，也继续打红旗反对敌人，就成为某些后人要为他们洗冤的理由，那么怎么解释他们此后继续进行非组织活动，继续造谣构陷毛泽东，继续活动离间朱毛彭黄？继续蛊惑湘东南特委？请问这是什么政治品质，共产党可不可能，有没有理由容忍这种政治品质的人留在党内？ 四、段良弼、丛允中、刘敌等人的AB团帽子是没有对准榫头，但他们的错误乃至罪恶，有什么冤枉之处？有什么可恕之处？甭说别的，挑头扯旗造反，造谣惑众，构陷同志，在党和红军内部制造分裂，开除党籍乃至杀头，有没得道理？哪个政治团队敢开这种扯旗造组织的反然后再平反当烈士的先例？ 这是一个底线，党性原则的底线，甭管如何反思总结检点，也是不容且不能突破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