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1936年在《反对投降活动》中曾有过一段雷霆发言： 我们共产党人公开宣称:我们是始终站在主战派方面的，我们坚决地反对那些主和派……我们向他们说:你们这种分裂阴谋的实质，不过是你们实行投降的准备步骤，而你们的投降政策和分裂政策不过是出卖民族利益、图谋少数人私利的整个计划的表现;每个人民都有眼睛，你们的阴谋会被人民揭穿的。 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李成钢。 这位同志被太君（美财长斯科特·贝森特）反向认证了。
还记得今年5月份彼时震动全球的中美日内瓦谈判吗？ 那份当时让中国成为世界上几乎唯一一个“对美不跪之国”的《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李成钢正是幕后功臣。 为什么是瑞士（日内瓦）？这正是李成钢其谈判核心地位之体现——他曾是我国常驻WTO代表、特命全权大使，还兼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副代表。 阿尔卑斯山下，那是李成钢“轻车熟路”的地盘。 今年3月，李成钢结束四年之久的瑞士经历，回到商务部，被任命为正部级的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同时兼任副部长。
回望李成钢过往履历与公开发声历史，可以一窥其人身位。 早在2012年底（那个时候十八大刚刚开过而已）的第二届全国商务法律年会上，李成钢曾代表商务部发言： 在商签投资协定时既不宜过分强调‘东道国留权’，但也不能太过侧重‘投资者保护’，而应平衡立场，要充分考虑中国国情。 这番话在那个时代从一个商务部官员（条约法律司司长）口中说出还是很不容易的。 今年2月，也就是李成钢履新前夕，在WTO总理事会例会上，中国设置了“贸易动荡加剧及WTO的应对”议程，李成钢代表中方发言强调： 当下的贸易动荡以及对所有成员造成威胁的根本原因，是美方任意加征关税、采取单边措施。这些‘关税冲击’加剧了经济不确定性，扰乱了全球贸易，并可能引发国内通胀、市场扭曲，甚至是全球经济衰退。 这已经预示了我们春夏之交时将“国际贸易谈判代表”这一重要职务交付于他是带有特殊使命给予的，那就是对美关税谈判与贸易交锋。
3月底履新后不到三天，特朗普“如期”发动关税战争，走马上任的李成钢也就开始了自己的工作，特别是瑞士那段经历起到重要作用。 这一次和七年前比，我们明显主动太多了，并且大有世界秩序维护者的正义之势：
4月下旬，瑞士联邦主席祖特尔和外交部部长伊尼亚齐奥·卡西斯，分别访问美国和中国，且都在事先公布的行程之外，并均谈及贸易关税事宜。 这已显示不同寻常（下图中的“周四”指4月24日）。
5月7日，外交部发布消息： 何副总将于5月9日—12日访问瑞士，期间与美方举行会谈。 同时还强调： 美方近期不断表示，希望同中方进行谈判。这次会谈是应美方请求举行的，中方坚决反对美国滥施关税这一立场没有任何变化。 两天后，李成钢露面：
再三天后，阶段性会谈在日内瓦圆满结束，中国以超乎所有人预期的结果取得了一场巨大的短期胜利。 这场胜利在当时甚至一度鼓舞了包括欧洲、日本、印度在内的其他经济体，均表达了对美强硬姿态。 而低调的李成钢，几乎一战成名。 近半年之前，面对记者对《中美联合声明》何时发布的催促，李成钢同志翩然一咲，淡定处之： 中国有句老话，叫‘好饭不怕晚’～ 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随着被美方高层“点名”而由此彻底进入西方各个智库研究名录的李成钢的“走红”，某种与过往“惊诧友邦”论调完全相悖的新时代外交商贸思路已然呼之欲出。 毛主席当年在《论十大关系》中为某部分热衷“友邦惊诧”之人描摹的画像堪称一绝： 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 看看近些年这些人的做派，我们反腐是不对的，因为会“友邦惊诧”；我们抗疫也是不对的，因为会“友邦惊诧”；我们阅兵是不对的，因为会“友邦惊诧”；甚至我们在伊丽莎白、安倍晋三亡命时不陪着他一同披麻戴孝泪奔哭丧，也是不对的，也是会“友邦惊诧”……
我只能说，怪不得当年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敢于发明“中美夫妻论”这个概念：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婚姻就像我和我的老婆，中国负责存钱，美国负责消费。 因为山姆大叔太知道了，咱这边的某些势力辫子是永远剪不完的，春天来了，便会春风吹又生。
上图这句“形势变了，我们已经有充足的力量和资本不对美国退让”，真是叫人摸不着头脑。 姑且认为胡某人是在将今时今日与八九十年代做对比，可即便如此也不应如此惊媚——难道“不对美国退让”之于新中国而言是一种很陌生的图景吗？ 看来昔日那个敢当着全世界的面击落美国U-2战机的新中国，是早已被胡某人遗忘在脑后了。 回望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时，曾留下了一个经典的画面：我们在机场不为所动得横挂了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标语，用以欢迎“帝国主义世界的领袖”。 试问：“友邦惊诧”了吗？
然而，尼克松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依然不得不承认： 近二十年来，美国一直在世界上鼓吹和带头孤立、封锁新中国，不但没有奏效，反而招致了自己对华利益的巨大损失。 美国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无视新中国的存在了！ 不论是苏修社会主义还是美帝国主义，为什么他们会惧怕毛主席？ 换句话说：为什么毛主席从无畏惧苏修和美帝？为什么毛主席从无考虑“友邦惊诧”？ 早在新中国建政之前，毛主席在连年累月的战斗岁月中，已然洞悉了反动势力因不得人心的注定羸弱： 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国民党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 只有在地球上消灭了帝国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真正消灭了阶级的时候，才会真正出现世界的永久和平。 毛主席的话，很难懂吗？ 不要担心我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 上面这句，是1945年重庆谈判时毛主席的傲语，这番姿态，同样被志愿军带去了板门店的谈判桌前。 直到1972年尼克松风尘进京、主动伸出紧张得汗渍满满的双手，中华民族对海洋文明的重新招降达到顶峰。 一座巍峨的人民政权，是卿卿我我出来的，还是枪炮轰鸣出来的？ “我们中国有6亿人，死了3亿，还有3亿！怕什么？”——只有这般，6亿尽是舜尧，方才安康无乱； “我们中国有6亿人，一个都不能伤着啊！快备好厚礼，前去和谈……”——如若这般，6亿尽是囚虏，被俘不过朝夕。 1953年9月12日，毛主席在《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中威严地警告美国： 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近七十年后，2020年10月24日，这样的话终于被再次引用到《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 其实早在半年前的1971年7月9日，担负美国总统使命的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一行六人，在章文晋司长等人的陪同下降落于北京南苑机场时，就遭遇过“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标语的欢迎。 基辛格当时看到标语并听到陪同译员的翻译后，还一度感到很愤怒。 这些，他必然是在回国后向尼克松作了汇报的。 但是一年后，尼克松仍旧愿意顶着我们中国对他美帝的“另类欢迎”，毅然决然地来到北京向毛主席取取经、讨讨课。 事实上，就在尼克松访华那年，1972年的下半年中央军委就指示军政大学在原政治学院举办学习班，用三个月世间专学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目的很明确：中美关系正常化，也不能忘记帝国主义本质。 邀请、获言之“同意”尼克松访华，包括中美关系的破冰，实质不过是同美帝国主义势力继续斗争的新形式罢了。 这就是毛主席所坚持的唯物辩证法。 纵向比对80年代之后兴起的“惊诧友邦论”、“中美夫妻论”、“无限和平论”等，我们可以肉眼可见地析出真理： 投降主义，并不能换来生存空间。 出击主义，也并不会丧失生存空间。 庙堂鸽派、江湖跪族、温室萌新，80年代之后这三股势力长期妖言惑众，同时擅长祭出戕责国人的三大棒：旧阶级斗争思维、旧冷战思维、旧民粹主义。 总之我们不可与海洋文明交恶，非但不可交恶，连融入都融入不得，非屈膝岸边、叩首迎合不为“开化、开放、开明”…… 中国当代以来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极力鼓吹“融入西方世界”，跪洋卖国主义是他们的救命稻草——所谓融入世界，这个“世界”在李鸿章们所处的东亚格局里是日本，而在最近三十年的后冷战格局里则是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 这种人的潜意识里，美西方是世界规则的天然制定者和利益的第一受让人，因而中国要做的就是仆从和服务。 哪怕是涉及主权安全这等民族重事，也必须“不可惊诧友邦！”
由此了然，这也就是为什么此人2021年时一会儿高声聒噪“加大核武器储备”，一会儿又奴颜奸笑“劝善拜登”（生怕美国人以为中国要反美、生怕美国人对华动怒）的原因。
我们不输出意识形态……我们是防守方……
试问：凭什么我们就不能输出意识形态？凭什么我们要当防守方？难道是因为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可输出的意识形态了吗？ 推荐阅读：加沙、热那亚与毛泽东
这非常搞笑。 我们从前可是赤旗插遍全球、毛泽东思想响彻世界的政治输出大国，什么时候开始扭扭捏捏、羞羞答答地以“内敛”为荣耀了？ 不引以为耻、反引以为荣？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文人阶层在经过「去革命化」三十余年后，大抵是烂了，烂得透透的。 包括涌入了大批文人而形成自由化阵地的媒体群。 居庙堂之高的文人阶层、处江湖之远的媒体群魔、驭境外之炮的西方资本，这三股势力在上世纪80年代后逐渐合流，成为了在舆论场上重新压迫中国人民的“新·三座大山”。 毛主席早于1967年即一针见血： 容易出现修正主义的，第一个是中央里的人物，第二是新闻记者，第三就是文科大学的。都是在意识形态方面。 前年以来，张雪峰对底层学子好心提点却遭到一群高校叫兽的集体围攻，恰得应证。 推荐阅读：张雪峰被禁言，并不让人意外 文人知识阶层是社会结构中比较特殊的一个子群体，在新中国之前，他们由晚清封建士人进化，于封建除根未尽的国民党体系中如鱼得水。 得益于民国时代的知识分配不均，文人群体垄断着较多知识、也垄断着由知识消化所造就的所谓“思想”，成为所谓“大师阶层”。
这一阶层历来在社会运行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乃至某些朝代权倾庙堂。 不过，文人弄权的结果一定是政治走向幼稚化、保守化、法西斯化。 无论是革命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中国历史上但凡较有作为的时代，无一不是求贤如渴与鄙视文人并存——有商鞅、张良、孔明、刘伯温，亦有许攸、祢衡和杨修。 社会想要前进则必然开动车轮，而车轮滚滚就必然产生震荡。 那么这种震荡，一定会在文人阶层中进行着严格残酷的遴选与改造。 其兴衰胜败的标准在于：文人们能否在实践中体现价值、能否对社会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而不是四体不勤、不事劳动、亦或是攀附旧权贵或外族势力。 一旦与时代、民众和实践相脱节，那些孤傲的文人必然成为时代进步的“牺牲品”。 也就是毛主席1957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的： 知识分子如果不把自己头脑里的不恰当的东西去掉，就不能担负起教育别人的任务。我们当然只能是一面教，一面学，一面当先生，一面当学生。要作好先生，首先要作好学生。 藉此探究，“花钱买太平”、“中美夫妻论”、“全球化”、“和平与发展”……会成为中国当代文人阶层的最爱倒也可以理解。
十二年前的华盛顿，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的中美经济对话会议上，“中美夫妻”论调曾死灰复燃；一年之后的芝加哥，第二十五届中美商贸联委会会议，“夫妻论”之后，“主仆论”又横空出世…… 就在那场中美商贸联委会举办的当天，西方集团联手对俄罗斯发动金融战，俄央行继当年12月11日加息一百个基点到10.5%之后，刚刚五天，面对西方发起的攻击和卢布的再次贬值，不得不一口气将利息提高到17%。 西方集团是在做给谁看呢？是示威，还是炫耀呢？ 抱团集中+扬文抑武+近亲繁殖+圈子文化，体制内文人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大行其道，各地“作协”开始金碧辉煌，恰似宋朝文人当政。 这部分饱食皇粮的红袍文腐是向来鄙斥群众的，不论是周百义的“我是厅级干部，你是个什么东西”，还是以下半身文学“不负父望”的贾浅浅，包括倾心西洋政治而蔑视中国群众文化的易中天本人，居高临下的文殿仿佛是他们刀枪不入的象牙塔。 但其实恐怕很多人不知，这部分人在80年代发迹之前，恰恰是群众运动中最用力过猛的群体。 在五代十国的军阀混战中，赵匡胤轻而易举的从孤儿寡母手中取得政权，对武将自有天生的猜防，因此才有了杯酒释兵权。 他曾对赵普感慨： 选择一百个文官派到全国各地去当地方大吏，哪怕他们全都变成贪官污吏，都赶不上一个武将可能带来的祸害。 在赵匡胤看来，文官贪污不是什么事情，武官的贤能却是大问题。 因而，军队经商、军工下马…… 从银河号到台海危机、从南联盟被炸到南海撞机………蒙古和大金肆意凌辱大宋的同时，是文人阶层及其麾下的新闻团体在朝野、在民间的趾高气扬、平步青云。 夫妻论，夫妻论，你想当太太，但人家只想统治、羞辱你、凌驾你。 夫妻论的顶峰时期大致为小布什末期与奥巴马第一任期，这些中国的碎嘴渣子时常挂于嘴边，一挂就是十年。 辅以浑身颤抖的“经济制裁、政治孤立、外交封锁、贸易讹诈、核威胁”…… 这，其实才是真正的旧辞。 自1840年始，这些旧辞中国人听的少了？怕躲让从屈，有用吗？ 倒是1949年，这个站着求生的党率领中国人民第一次间接战胜海洋文明（蒋府为其爪牙）、1953年又第一次直接战胜海洋文明，其意义一举超过半个世纪前日俄战争的日本，中国人民重新成为亚太世界领袖。 日本挫败沙俄，其目标不过是融入帝国阵营，本质仍是仆从，且这份战争遗产也在二战中被粉碎；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的作为，则是站着把话说了。 回到今天，“请政治远离XX”、“我不要大国崛起…我要……”
剥开纸醉金迷，有人早已是哆里哆嗦，有人早已是噤若寒蝉，更有人动辄咆哮“恐致战争、恐惊诧友邦”…… 放眼望去，东郭先生不在书里，宋襄公公不在史中。 还是说回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毛主席彼时曾要求联合公报： 必须表明中国原则立场，美国必须承诺对台湾断交、废约、撤军。 尼克松和国务卿罗杰斯开始是拒绝，希望中国让步。 结果毛主席直接表态： 如果达不成协议，可以不发表公报嘛！ 试问，有何不妥？最终《上海公报》美国人敢不签吗？ 千万不要忘记，一个革命政党、一个由革命政党率领无产阶级建立的国家，他应该有的样子。
“友邦惊诧”论调的本质是右倾投降主义，是修正主义于外交领域的典型体现。 以毛主席1957年3月12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为本文结尾吧： 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 这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中间，顽固地要走后一条路线的人。这后一条路线，在实际上是不能实现的，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准备投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 这种人在政治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科学技术界、宗教界里都有，这是一些极端反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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