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上历史课的时候有没有产生过疑问，为什么要打倒地主，分他们的田地？地主的财产难道不是他们自己挣的吗？为什么要分给穷人？ 所以今天我们来聊聊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看看那时的地主是否真值得同情，农民又在怎样的绝境中挣扎，以及这场革命为何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 1 谁养活谁？ 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劳动创造世界，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靠自己双手劳动的生产者才能生万物，剥削阶级生个屁，这是谁养活谁的问题，也是这个世界上最根本的问题。你非要说是剥削者、压迫者养活了生产者，那就是贪天之功、无耻之尤。 按照现在某些编剧的搞法，地主阶级简直成了历史上最白的白莲花。勤劳节俭，心地善良，做事公道，千亩良田都是自己捡大粪捡出来的，这是最大的谎言，好好睁开眼睛，醒醒脑子，读一读“原始积累”这4个字。大地主大土豪的原始积累，从来就没有干净不沾血不造孽的。 扪心自问，你就算天天加班996，能成为你们公司的董事长吗？你就算天天拼好饭，能够攒出大商人们的海外家族信托吗？地主也一样，有勤劳节俭干出来的自耕农和小地主，绝无勤劳节俭干出来的大地主，而且小地主随时有着被大地主兼并的风险。 讲一讲大地主们兼并土地的法门，总结一下就是趁火打劫、落井下石、灭门夺地。旧社会生产力低下，天灾频繁，没有现代化的水利设施，普通自耕农的抗风险能力极差，一场洪涝干旱蝗灾就能让他们一年白干，颗粒无收。 如果遭遇了疾病兵灾和匪患，那基本上就失去了生存能力，为了一口活命的粮食只能找地主借高利贷，抵押田产，甚至直接卖地、卖儿卖女，地主在这样的情况下从来不会心软，能掠夺多少就掠夺多少。 为了拿到土地，他们不惜把贫民送上绝路，所谓的头脑好、善经营，翻译一下就是心肠毒，手段脏，下限低，不把穷人当人，无所不用其极。 民国时期美国记着杰克贝尔登在《中国震撼世界》一书中写道，我在河南一个只有4000多亩地的村子里，看到了一个地主占有近2000亩地，绝大部分都是通过放高利贷吞并的，这种交易只有在农民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能做成，农民急需填充肌腹，利息再高也不得不借债。 在蒋介石统治时期利息增长到了惊人的程度。1932年农民借100块钱，到年底要还125块钱，1936年就要还140块至160块钱了，抗战期间利率猛涨到三个月100%，用粮食计算负债。 农民的境遇有时候是骇人听闻的，作者在河南见到了一位农民，他在春播前向地主借了100斤小米，按照借约规定，到秋收的时候要还200斤，他后来还不起那么多，就请求宽限答应来年秋后还300斤。 可是因为遭灾到期还是还不起，他只得把自己的地抵押出去，最后结果是丢了4亩地，由于这个原因，母亲和两个孩子就饿死了，为了区区100斤粮食的债务竟然赔了4亩地和3条人命。 山东有个著名景点叫做牟氏庄园，始建于清雍正元年，至民国24年基本建成。庄园拥有房产5500多间，土地6万亩，山林12万亩，现保存的厅堂楼厢480多间，占地2万多平米，是中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封建地主庄园。 你觉得这种规模的地主产业是靠勤俭节约、亲手挑大粪就可以干出来的吗？牟氏崛起最大的功臣是大地主牟墨林，道光16年，栖霞连续三年大旱，特别是当年春天，不但饿殍遍地，还出现了人吃人的悲惨局面。 这时候，牟大善人就出来赈灾了，他立下规矩，粮食只换不借，意思是你们想吃饭就要拿自己家的地来换，居民们只得忍痛用地换粮；但存粮换完，他又从东北贩回一船高粱，以一斗高粱换一亩地，后来又降为几升高粱换一亩地地，饿极的农民为了一口吃的，为了活命，不得已依然接连不断的登门换地。 1837年，他在刘家村一带用两囤高粱换地64公顷，用这样的手段吞并了周围18个村子的农民土地，致使大批自耕农失去土地，沦为牟家的佃户。 牟墨林以地租、放债、雇工和无偿劳役等手段剥削农民。放债有放粮和放豆饼两种形式，豆饼放债是牟家最常用的方法，他所开油坊8座，年平均榨大豆700多石，春季把豆饼借给农民，夏收的时候大豆涨价作价折款，秋后豆价下跌又将款项折合成实物，其结果是利钱比以前翻了好几番，坑害了无数农民。 他的家业鼎盛时有账房先生60多人，雇员140多人，他广交官府，新官到任卸任、逢年节逢喜庆必有款待。1861年和1867年，捻军两次进入栖霞境内，他与官府勾结，设炉铸造土枪土炮，办团练，围剿农民起义军。 除了疯狂剥削、冷血掠夺、残酷镇压农民之外，牟墨林确实很朴素，他一生不讲究穿戴，常常肩膀上扛着铁锹粪叉去视察自己的田产，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我们当代是不是也有一些企业家一生只穿布鞋，吃饭只吃豆腐咸菜，一年只花几万块钱？你以为自称节俭的地主们就不贪婪，就不残酷就不无耻吗？这就是所谓的勤劳致富、慈悲济世，善待佃户？ 2 民无立锥之地 中国历史上因农民失去土地活不下去而爆发的起义数不胜数，分土地始终是农民最迫切的诉求。1927-1937年的中国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土地兼并这一历代王朝的顽疾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愈发严重，民无立锥之地的惨状在农村随处可见。 1927年的中国农村流传着一句扎心的话，“地主的田，穷人的汗，收的粮食地主占一半”。当时全国8成以上人口是农民，土地就是他们的命根子，可这命根子大多攥在少数地主手里，“少数人占地，多数人饿肚子”成了农村最真实的写照。 也就是从这一年起，我党扛起打土豪分田地的大旗，用10年时间在农村推进土地革命，这场革命不只是简单分地，更让农民从地主的长工变成土地的主人，让中国革命在农村扎下了根。 而我党对土豪地主的打击并非一刀切，而是经过大量基层调研后精准划分对象，主要打击靠剥削农民为生的地主阶级，同时保护中农雇农利益，对富农区别对待。具体如何划分？ 得从不同群体的实际情况说起。地主是占有大量土地和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自身不从事或极少从事劳动，主要靠出租土地收地租、放高利贷，雇工剥削为生，剥削收入是其主要生活来源，土地占有量远超自身耕种所需。这类群体是打土豪分田地的主要对象。 富农是占有较多土地和生产资料，自身参与部分劳动，但也通过雇长工、短工或出租部分土地剥削他人，剥削收入在总生活来源中占比不高，通常不超一半。具体比例因地区略有差异，他们有自耕成分，也有剥削成分，在土地革命中被列为限制剥削对象，而非主要打击目标。 中农是占有足以维持自家生活的土地和少量生产资料，靠家庭成员自身劳动耕种，不剥削他人，也不受他人残酷剥削，多为农村自耕农。他们是土地革命中需要团结和保护的对象，分得土地后能稳定从事农业生产是革命的重要依靠力量。 1927年前后，中国农村仍沿用封建土地制度，核心就是“谁有钱谁占地，谁没地谁受穷”。这种土地兼并的严重程度远非贫富差距大能概括。从当时各地的调查数据和真实案例中，能清晰看到农民的血泪。 从全国范围看，1927年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调查结果显示，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和富农掌控着70-80%的耕地，而占人口90%以上的贫农雇农和中农，总共只分到20~30%的土地。更不公平的是地主的地多是靠近水源、土壤肥沃的好地，农民的地不是在山坡，就是盐碱地种出的粮食，连自己糊口都不够。 再看各地具体情况，更是惨不忍睹。在南方的湖南省，1926年中共湖南区委调查显示，地主仅占农村人口5%，却占有60%的耕地。湘乡县有个刘姓大地主，家里光耕地就有1.2万亩，还垄断当地水塘和碾房。 周边10多个村子的农民租他的地要先交押金，用他的水塘灌溉要交水租，每年收成的一半以上都得给他。农民陈满租了刘家两亩地，1926年夏天闹旱灾，粮食减产大半，刘地主却仍逼他交100斤地租，陈满交不出地主就派人抢走他家里唯一的耕牛，还拆了部分房屋抵租，最后陈满只能带着家人乞讨为生。 在北方的河北省，1928年的情况也相差无几。望都县地主王敬轩有8000多亩地，雇了20多个长工，还放年利率200%的高利贷，借100斤粮食，一年后得还200斤，这就是老百姓说的驴打滚利。 当地300多户农民因还不起债，被迫把仅有的少量土地抵押给他，最后沦为无地雇农。雇农的日子更是苦不堪言，长工一年工钱只有五担粮食，当时的一担约120斤短工，一天仅挣半斤粮食，根本养不起家人。1928年冬天，望都县就有10多个雇农因缺粮冻饿而死。 在西南的广西情况更严重。1929年东兰县调查显示，地主占人口6%，却占有75%的耕地，当地大地主为韦龙府不仅有5000多亩地，还垄断食盐买卖，农民买盐要比市场价贵三倍，敢反抗就会被他的打手殴打。 老人魏阿公因买不起盐，只能用盐水煮野菜吃，最后因缺盐重病没钱医治去世。当地农民编山歌骂道：韦家的地，韦家的盐，逼死穷人不眨眼。 除了地租和高利贷，地主还有各种歪招剥削农民。例如预收地租，让农民没种地，就先交下一年租子；押租，要求租地前先交押金，交不起就租不到地；劳役地租，逼农民除交粮外还得免费给地主干活，不去就收回土地。 1927年大公报报道过湖北黄冈的事，农民李老四租了地主三亩地，不仅要交一半粮食，每年还得给地主干30天活且无工钱。有一年，李老四生病没去，地主就收回土地，李老四走投无路，最终上吊自杀。 土地兼并不只让农民活不下去，更像一颗毒瘤慢慢拖垮了整个国家。当时中国本就因鸦片战争后的不平等条约国力衰弱，再加上土地兼并的影响更是雪上加霜。 3 危机与革命 危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农村经济破产，农业生产停滞，地主只想着从农民身上榨取财富，根本不管土地改良和农业技术推广，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种出的粮食大多被地主拿走，自己连肚子都填不饱，更没钱买农具肥料只能靠天吃饭。 久而久之农业技术越来越落后，粮食产量越来越低。1928年国民政府农业部统计，全国粮食平均亩产量仅120斤左右，比清朝光绪年间还低。河南、山东等土地兼并严重地区亩产量甚至只有80斤。 而同期美国粮食亩产量达300斤，日本也有250斤。粮食产量低，导致全国近3亿农民处于半饥饿状态，每年因饥饿和疾病死亡的人数超百万。 农村经济破产还催生大量流民。1927-1937年，全国流民人数超2,000万，这些流民要么涌入城市，可当时城市工业落后，没有足够工作岗位，很多人只能乞讨、捡垃圾；要么被迫当土匪，河南一带当时有大小土匪武装上千股，总人数超10万，他们铤而走险，抢粮抢财物、绑架勒索，搅得社会秩序大乱。 二社会矛盾激化，农民起义不断。地主与农民的矛盾是当时农村最主要的矛盾，且越演越烈，当农民被逼到绝境就只能起来反抗。1927-1937年，全国发生农民起义和暴动超千次，规模大的有几万人，小的也有几百人。 1928年湖南平江爆发农民起义，起义农民喊出打土豪分田地口号，占领平江县城，没收地主土地，财产分给农民，虽最终被国民党反动派镇压，却点燃了周边农民反抗的火种。 1930年江西吉安农民起义规模更大，10多万农民参与，不仅分了地主土地，还建立自己的政权，坚持了三个多月。这些起义虽多失败，却说明农民已觉醒，他们迫切想要土地想要活下去，也为我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奠定了群众基础，农民知道只有反抗才有活路。 三国家积贫积弱，难以抵抗外侮。当时中国工业极端落后，1927年工业产值仅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左右，且多是纺织、面粉等轻工业,重工业几乎空白,全国只有少数兵工厂生产的武器落后，根本无法与列强相比。 土地兼并导致农村经济破产，国家没有足够财力发展工业，建设军队。更严重的是，农民连肚子都填不饱，没人愿意当兵打仗。就算被抓壮丁，也因营养不良缺乏训练，而战斗力极弱。 而当时日本已完成工业化，军费开支是中国的10倍以上，对中国虎视眈眈，再不解决土地问题，调动农民积极性，中国连抵抗日本侵略的能力都没有。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土地革命不是要不要搞的问题，而是必须搞马上搞。对我党而言，搞土地革命有三个根本原因： 一农民要活下去必须有自己的土地。土地是农民的命，有土地就能种地收粮，养活家人，没土地就只能被地主剥削，最后要么饿死，要么成流民。 我党从成立之初就看清了农民的苦难，也深知土地对农民的重要性。1927年教员写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详细描述农民被剥削的惨状，还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我党在城市的力量受重创，教员提出上山下乡，带领部队到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既为农民找活路，也为革命找落脚点。 在井冈山根据地，1928年刚开始土地革命时，农民起初不敢信地主的地真能分给他们，可当工作队把地契交到农民手里，告诉他们这地以后就是你们的了，农民们都激动的哭了。 有个李老汉拿着地契在地里跪了半天，说我活了60岁，终于有自己的地了，以后再也不用看地主的脸色了，从此农民主动支持我党，因为他们知道我党是真心为他们好。 二革命要成功必须依靠农民。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8成以上，得不到农民支持，革命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土地革命前，我党主要在城市开展工人运动，虽有成绩，却因国民党反动派镇压陷入低潮。 井冈山根据地建立后，我党通过土地革命让农民得到实惠，农民才真心支持革命，他们主动参加红军。1928年井冈山根据地仅1万多农民，就有2000多人参军，成立赤卫队，少先队帮红军站岗放哨、传情报。可以说，没有农民支持，红军根本无法在农村站稳脚跟，发展壮大。 三国家要富强，必须解放农村生产力。当时农村经济是国民经济主体，若农村经济一直破产，农业生产停滞，国家就永远无法富强。土地革命就是要打破封建土地制度束缚，让农民成为土地主人，调动生产积极性，提高粮食产量，为国家发展打基础。 土地革命前，因地主剥削，农民生产积极性低、粮食产量低，土地革命后农民有了自己的地，不用再把大部分收成交地主，都拼命种地，开垦荒地、改良土壤，兴修水利，有的还互相换工协作。 比如闽西革命根据地，1929年土地革命前，粮食平均亩产量100斤，1930年就达150斤，增长50%；江西瑞金一些村子，1931年土地革命后亩产量甚至达200斤，比地主种地时还高。 粮食产量提高后，农民不仅能吃饱，还有余粮卖，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也为红军提供充足军粮；农民有钱后买农具布匹等工业品，还带动城市工业发展，可以说土地革命为后来国家工业化现代化埋下伏笔。 这些局部土改成功也为1950-1952年全国大规模土改提供了宝贵经验。我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始终坚持团结大多数，孤立少数剥削者，政策精准，推进有序。 一重点打击恶霸地主，改造普通地主。地主阶级是封建土地制度的代表，是农民苦难的根源，因此打土豪分田地的核心是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 但我党对地主并非一棍子打死，对勾结国民党反动派土匪欺压百姓，手上有人命的恶霸地主，如广西韦龙府、湖南刘姓地主，不仅没收全部土地财产，还依法严惩，有的甚至经农民大会判处死刑，他们罪行太重，农民恨之入骨。 对没有重大罪行，仅靠出租土地剥削的普通地主政策更宽松，没收其土地和多余财产，如多余房屋、耕牛、农具，但保留部分土地和必要生活资料，让他们自己种地，自食其力，改造为劳动者。 坚决保护中农利益。中农是农村中间阶层，占农村人口20-30%，他们的态度对土地革命至关重要，争取到中农支持就能孤立地主，侵犯中农利益就就会失去部分农民支持。 我党明确规定，保护中农的土地和财产不得侵犯，中农原有土地不变，不会因土改减少；若中农土地少质量差，还从没收的地主土地中分给一部分，改善其生产生活。分配土地财产时充分征求中农意见让他们参与，比如成立土地分配委员会必须有中农代表。 三限制富农剥削，减少改革阻力。富农占农村人口约5%，有较多土地和生产资料有轻微剥削，但也参与劳动。我党对他们采取限制剥削政策，没收富农出租的多余土地，保留其自耕土地和必要生产资料，不让他们过度剥削农民。 比如湘赣革命根据地1932年规定，富农自耕土地不没收，出租土地若超过自耕土地一倍就没收，超额部分富农雇长工不超过两人，超员就分多余土地给农民，这样既限制了富农剥削，又不让他们失去生活来源，减少了土改阻力。 四优先保障工农利益。雇农是农村最贫困群体，无地无生产资料，靠给地主干活为生，是土改重点照顾对象，分配土地时优先分给雇农，且多是质量好靠近水源的地，同时分给他们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确保能顺利种地，真正摆脱贫困。 4 历史的必然选择 1927-1937年的土地革命不是简单的分地运动，而是彻底改变中国农村命运，为中国革命铺就根基的伟大变，意义远超土地本身。 土地革命最直接的意义是让数千万无地少地农民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彻底摆脱封建剥削，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千年梦想，这种改变刻在农民生活的每个细节里。 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例，宁冈县毛坪村1928年土地革命前300多口人中，280人是贫农雇农，租种地主土地交四六租，即地主得六，农民得四，灾年连四成收成也保不住。 土地革命后，没收地主1200多亩地，每户农民平均分5亩，还分了30多头耕牛，200多件农具。1929年村里粮食亩产量从100斤涨到150斤，农民不仅能吃饱，还能卖余粮换布匹盐巴。过年时家家户户杀年猪，孩子穿上新衣服，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变化更明显。1929年教员在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才溪乡调查中记录，土地革命前才溪乡80%农民无地，每年向地主交租60万斤。土地革命后，农民分到地，粮食总产量从1928年150万斤涨到1930年250万斤。 农民不用交租，还能交公粮支援红军，当地流传的歌谣，“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精打光，干稻草软又黄，金丝被盖身上，不怕北风和大雪，暖暖和和入梦乡”，正是农民有地种、有饭吃的幸福写照。 除了经济改善，农民社会地位也翻天覆地。旧社会农民是下等人，地主可随意打骂。土地革命后，农民成立农会，通过农会参与事务管理，选举村干部土地革命，让农民从心底拥护我党和红军，他们把党和红军当自己人，成为红军最坚强的后盾。 农民踊跃参军，为红军补充兵力。1928年国民党围剿井冈山，农民藏粮不给国民党却偷偷送红军。长征时，红军经过贵州遵义，农民主动送粮、缝衣服、抬伤员，连原本有误解的地主周素媛看到红军保护农民利益，也主动加入红军，并动员亲友支持。 土地革命前，我党主要靠城市工人运动夺权，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陷入绝境。教员带领部队到井冈山建根据地搞土地革命，为中国革命指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井冈山根据地的成功让更多共产党人看到农村的重要性。 随后我党在赣南、闽西、湘赣、湘鄂西等地区建立十几个革命根据地，每个根据地都搞土地革命，吸引大量农民参与。到1933年全国革命根据地面积达10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超3,000万，红军从1927年的几千人发展到30多万人。 这些红色堡垒在国民党包围中保存发展了革命力量，也让我党积累了发动群众，建设农村政权，组织农业生产的经验，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夯实了基础。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教员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得到全党认可，从此我党沿着这条道路前进，最终1949年建立新中国。 可以说，土地革命是我党探索革命道路的试金石，没有这场实践就没有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团结一切力量抗日，我党将土地政策调整为减租减息，暂时停止土地革命。但1927-1937年的土地革命，在中国农村留下深刻印记，它让农民知道我党是为农民谋幸福、为国家谋复兴的党，让我党知道只有依靠农民才能取得革命胜利。 评价这场革命必须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它不是凭空发生的激进运动，而是农民求生存，革命求发展，国家求富强的必然选择，是中国近代史上不可磨灭的重要篇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