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高市早苗其人 首先需要明晰一个问题：高市早苗，此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存在？ 要知道，高市并非出身门阀世家，特别是在她的“领路人”安倍被刺杀之后并没有明显的政坛推力。 此人能上位，一方面是“历史的行程”（石破茂强行丢下烂摊子，支持率跌至28%历史低位），自民党派阀解体后的利益重组给了她机会。 另一方面，倒也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当前日本的民意基本盘……
高市最稳固的支持基础来自日本政坛传统的保守右派阵营，其组织核心与意识形态母体可明确追溯至“日本会议”这一战后最大右翼保守团体。 该组织长期质疑南京大屠杀与慰安妇真实性，曾发起废除承认侵略历史的《村山谈话》运动，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 “日本会议”组织网络涵盖地方议员、宗教团体（特别是神社本厅系统）、历史修正主义知识分子及退休公务员群体，构成了典型的“组织票”基础。 此基本盘在日本呈现明显的“地方包围城市”的古典保守派特征。 如鸟取县、岛根县、静冈县等日本海侧地区，这些地区老龄化率超过30%，地方经济衰退严重，怀旧民族主义情绪浓厚，对二战给日本带来的国际审判怀有强烈的“历史不服”（哪怕日本从未真正向亚洲邻国道歉谢罪）。 推荐阅读：静冈县藏着一座“小靖国神社” 自民党党员约110万人，其中60岁以上占55%，45-59岁占28%——这一年龄结构天然利好保守派候选人。 因而，高市早苗也早早得引来了维新会的政治靠拢。 关于维新会我此前已有科普，此处不赘。
所以，很多人根本不必奇怪“她一个女人，怎么这么反女权？又是提倡随夫姓，又是反同，又是主张女人相夫教子…” 多年来我已经重复了无数遍的一个论点：阶级性，是人的第一性，而不是性别、民族、肤色等等外壳。 日本40-59岁女性中，高市支持率仅38%，反之，同年龄段男性达52%；而60岁以上女性对其支持率则高达55%… 同时，大学毕业女性对高市支持率仅25%，高中毕业女性支持率则达48%。 在党员投票中，高市获得地方党员票的62%，远超国会议员票（48%），这已然显示出基层保守情绪比精英层更激进的现实。 这一点从竞选阶段到当前的外交纷争均可看出，比如自始至终存在的“高市しゃく”（高市气场）的日本网络热搜标签，就生生将复杂的区域安保政策简化为“强势vs软弱”的二元对立。 加之2025年台海军事演习、朝鲜导弹试射、韩国右翼再度垮台等近海政治军事动作频发，使安保议题重要性从选举排名第五跃升至第二。 这令高市早苗就此成为了日本社会对周边国家军事强硬、强化所谓“中国威胁论”“朝鲜/韩国对日复仇论”的台前代表。 2 日本的海运大动脉 由此引出第二个问题：日本民意为什么对台湾如此在意？ 首先肯定是经济。 日本60%至75%的海运货物依赖台湾海峡通道，九成以上的进口石油与99%的矿物运输路线濒临台海。 2015-2025年间，台湾省稳居日本第四至第五大贸易伙伴，年均双边贸易额逾六百亿美元，占日本外贸总额5.6%以上。 在能源安全层面，台湾海峡构是日本能源运输的绝对咽喉要道，封锁将导致日本工业生产指数骤降35%-45%，GDP必然遭遇重创。 从波斯湾经马六甲海峡、南海、台湾海峡至日本的航线，是日本能源与贸易的大动脉。 作为美国蓄意打造的“第一岛链”的中枢位置，台湾岛扼守日本南下东南亚、西进中东、连接欧非的必经航道，如同插入西太平洋心脏的地理匕首，控制台湾即控制第一岛链的断裂点。
一旦台湾回归祖国，我军将获得台湾海峡的完全主权管辖权，这意味着日本所有船只的通行将从“自由航行”变为“主权许可”，会从根本上改变日本的海上战略态势。 当前，每年有近十万艘船舶通过台湾海峡，日本相关船舶占比超过40%，平均每十分钟就有一艘日本商船通过该海峡。 这种超高密度意味着任何军事或政治风险都将对日本物流体系造成即时冲击。 日本九成的进口石油（主要来自中东）和99%的进口矿物（铁矿石、煤炭等）运输航线濒临台海。虽然部分航线可通过巴士海峡绕行，但台湾海峡对于日本来说是最经济、最安全的通道。 更何况，即便是巴士海峡，其最窄处不足百公里，且水深较深，适合潜艇伏击。一旦台海发生军事冲突，巴士海峡同样处于我解放军海空力量覆盖范围内——2023年我军海军航母编队多次穿越巴士海峡进入西太平洋训练，已充分展示对该区域的控制力。 至于台湾海峡，我军一旦封锁，将迫使日本船只绕行菲律宾东部海域，航程增加约十五天，运输成本提高近六成。 以从东京港至新加坡航线为例，经台湾海峡航程约3200海里，耗时一周；若绕行菲律宾东部，航程增至4800海里，耗时近半个月——对于依赖准时制生产的日本制造业而言，额外的航程必将导致供应链断裂，库存成本激增，一众制造业巨头的国际竞争力会面临断崖式下跌。 这里面还需要考虑菲律宾东部的太平洋海域台风频发、航线偏远、救援困难等自然风险的因素。 更重要的是，该航线无法连接南海航道，意味着日本与东南亚、印度、中东的直接贸易将彻底中断——如此一来，日本从印尼进口的天然橡胶、从马来西亚进口的棕榈油、从越南进口的电子元件，等于一夜之间无路可走。 还有就是，台岛自身与日本方面紧密的贸易往来。 今年前五个月，台湾省占日本进出口总额的5.6%，按此推算全年双边贸易额约650亿美元，双方都是彼此最重要的经济交易对象之一。 日本对台贸易长期保持顺差，今年1月顺差额更是达到历史新高：达24.5亿美元。 这种顺差背后其实隐藏着深层次的产业依赖。
日本控制着台湾先进制造业的上游设备与材料，而台湾掌控着日本下游电子产业的命脉。比如半导体领域，日本设备占台积电资本支出的35%，而台积电芯片占日本汽车芯片采购量的70%。 这种“双向依赖”形成了脆弱的战略平衡，一旦因为台海局势断裂，相对而言，台湾自然无所谓（毕竟回归祖国这个更大的经济体系），但是日本因自身资源禀赋缺陷而需要承受的风险，恐怕就有点架不住了——日本虽贵为全球第四大能源消费国，但其能源自给率长期低于10%。 如果台湾海峡真的被我军封锁，对日本经济的打击不是“灾难性”，而是“毁灭性”！ 日本当前的原油储备约为198天的消费量，但LNG储备仅约二十天。 台海封锁仅需三周内，日本电力供应将削减30%-40%，石化、钢铁、水泥等高耗能产业全面停产。 同时，台湾芯片断供将导致日本汽车和电子产业这两大扛把子支柱在两周内面临停产危机——还记得2021年全球芯片短缺吗？当时就导致丰田减产四十万辆。 更不用提，由此带来的包括日本资本外逃、日元进一步贬值（遥远的俄乌冲突已致日元贬值至150:1美元）、国债飙升等金融灾难。 回望1965年8月6日，我军在东引岛附近击沉国民党海军“章江”、“剑门”舰，取得台海制海权——此战后，日本航运界便意识到台海安全已非日本所能控制，开始调整航线避开台海密集区——虽然当时日本经济尚未深度依赖台海，但这一事件已揭示了台海军事主导权对地区航运、特别是日本经济的决定性影响。 3 放不下的台湾情结 其次，日本社会对台湾如此在意的另一个因素，或许就是某种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却实实在在弥存着的群体意识（尤其在日本右翼与军国主义势力当中），即日本人从未割舍的“台湾情结”。 这种夹杂着侵略、殖民、向往、迷恋的“征服主义情结”，实在源远流长。 自唐朝时期已有，明末进入高潮，晚清得以实现，而1945年8月其“台岛五十年经略”宣告失败之后，至今依旧念念不忘。 推荐阅读：日本对台之图谋 自1895年始，日本正式开始了对台湾的殖民统治。 这项工程在当时的日本高层看来并非简单的军事占领，而是一场总体性的社会改造。 其核心特征是“差别同化”，即在政治、经济层面维持严格的种族等级，在文化层面却推行深度渗透。 《马关条约》签署之后，日本在台湾建立总督府体制，实行军政合一的统治。 总督由日本内阁任命，拥有立法、行政、军事全权，形成无议会、无宪法的殖民专制。 1898年后，全岛每八百人即配置一名日本警察，日军警察网络渗透到街庄层级。 当时的台湾人适用《匪徒刑罚令》《治安维持法》等严刑峻法，日本人则受日本内地法保护，形成法律上的双重结构。 经济上则推行“工业日本、农业台湾”政策，将台湾定位为砂糖、稻米、樟脑的供应基地，通过专卖制度与资本垄断实现对台岛的资源榨取——三井、三菱等日本本土工业财团的发展均离不开台岛的原料供给。 1937年后，日军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教育目标转为培养“忠君爱国“的“皇民”，强制推行日语普及、神道信仰与日式生活仪式；1940年又推行“改姓名运动”，约12%台湾人在屠刀威逼之下改用日式姓名。
可以说，这段长达半个世纪的血腥殖民历史，构成了战后战败的日本某种“失落帝国”的怀旧心态。 对许多日本人而言，台湾是“帝国荣光”的最后见证——这里是被他们唯一成功实施现代化改造的殖民地，并且相较于同样被侵占许久的朝鲜半岛与中国东北在战后对日据时代进行了清算和推倒，台湾一直未对日本殖民痕迹进行过彻底的抹去……这个我后文会叙。 日本人的这种“帝国怀旧”，严格而论并非简单的美化过去，而是对后世日本国家身份危机的某种回应与自慰。 泡沫经济破裂后，日本陷入“失去的三十年”，加之人口老化带来的的情感需求，低增长与高龄化使怀旧情绪蔓延，而台湾保留的日本时代建筑、习俗、文化均成为日本保守主义群体向往的地方，满足其对“失落日本”的某种“政治乡愁”。 自9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游客赴台年均增长率约6%，台湾成为日本游客重要目的地，至2008年达到历史顶峰即130万人次入台。 面对全球化与移民冲击，这部分偏右翼和民粹化的日本人将台湾视为“保留纯粹日本文化的飞地”。 这种想象虽不符合现实，但强化了集体情感投射，并时刻向政坛进行投喂，最终影响着日本政客的站位乃至对外政策的走向。 日本驻台代表片山和之每年都会在PTT（台湾最大网络论坛）向台湾网友祝贺新年，并回应台湾网友提问；日本防卫大臣、外务大臣等官员更是频繁在推特发表挺台亲台言论，大量使用繁体中文，直接诉诸台湾民众情感…… 日本内阁府与外务省自2010年代起定期发布"对台湾观感"民调，数据俨然显示： 2012年：41%日本受访者认为台湾"令人感觉亲近"，在亚洲国家中排名第一； 2016年：59.1%日本受访者认为台湾是"最感亲切"的“亚洲国家”，首次超过美国； 2018年：74%日本受访者对台湾有"亲近感"，创历史新高； 2023年：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显示，82%日本受访者对台湾持正面态度，为全球最高； 2024年：71.1%日本公众支持“与台湾正式建交”，70%受访者将台湾视为“事实上独立国家”…… 4 蒋介石的遗毒 这个过程中，仅凭日本阴魂不散的军国主义集团的引导，是断然不可能实现今时今日之效果的… 作为“双向奔赴”的“彼岸”，台湾岛方面的政治力量亦是台湾难以脱离日本影响、日本无法放弃台湾幻想的根源所在。 与很多人以为的“原因是民进党势力亲日”完全不同，台湾社会对日本的迷恋、乃至形成一种近乎于受虐享受倾向的“种族主义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并非是在这短短二十年间的民进党发展阶段促成，而是早在七十多年前蒋介石国民党进驻台湾之后便已然开始。
关于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蒋介石在大陆拉拢招募日军遗毒帮助他“反共”的历史，此前已有写过，今文暂且不表。 推荐阅读：蒋介石与日本降军的勾结 今文着重聚焦蒋氏窜逃台岛之后继续对日本的谄媚和靠拢。 事实上，蒋介石偏据台岛后的亲日政策并非1949年后的权宜之计，而是其1920年代以来战略思维的延续。 早在1927年蒋介石就曾秘访日本，与田中义一会谈。 二人秘密会谈的记录原件，现存于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A.1.1.0.10)，同时收录在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中。 而中国方面的档案资料，是陪同蒋介石参加会谈并任翻译的张群所作的记录，存放在“中华民国总统府档案”中，其详本现难察见——但是1976年日本《产经新闻》连载《中日关系八十年之证言》时，曾充分利用了这份记录；台湾《中央日报》在《产经新闻》第一日连载后，又以《蒋总统秘录》冠名，隔日译印，后成书出版，权威性毋庸置疑。 虽然蒋介石未能劝说日本政府放弃侵华政策，但还是在部分问题上达成了默契，均体现在密约中，主要内容有四项： 一、蒋承认日本在满洲有特殊权益； 二、蒋决定反共到底； 三、日本支持蒋政权； 四、日本资助蒋四千万日元，以助蒋安定中国后，中日两国进行合作。 这就是蒋介石的亲日底色。 1949年后，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系统阐述其地缘战略观： 共产主义是亚洲民族独立的最大威胁，而日本是阻断赤化亚洲的关键锁钥。 这一思想在1950年朝鲜战事爆发后进一步强化。 1954年，蒋介石对美军顾问团表示： 日本若被赤化，台湾必不能保；台湾若失，日本亦危在旦夕。 要看到，1952年《旧金山和约》生效后，日本是第一个与台北方面“复交”的区域主要国家。 对蒋介石而言，这不仅是对事实上已被扫进垃圾堆的所谓“中华民国法统”的承认，更是“反共国际联盟”的关键支点。 当然，还有现实的经济生存压力也在催生着蒋氏的对日依赖。 由于蒋府自登岛伊始便持续不断的血腥镇压，台湾工业产值从1948年的十五亿美元暴跌至1950年的3.2亿美元，蒋府急需日本的技术、资本、市场以维持岛内经济稳定，防止“被共产主义新中国颠覆”。 1952年4月28日，在蒋介石与吉田茂的通力合作下，《日台和平条约》签署，其中第十条如是规范： 双方同意为共同安全之目的，应加强经济合作。 此条款被蒋介石解读为“允许军事技术交流的法律依据 ”（台湾“外交部”解密档案，案卷号MOFA-TW-1952-04-28）。 而据日本前外交官加藤阳一晚年透露，双方还曾签署秘密换文，规定： 日本在台军事顾问团可继续留驻，以协助训练国军。 但是面对蒋介石殷切饥渴的政治追求，吉田茂并未全盘允应，始终拒绝与台湾建立军事同盟。 1953年，蒋介石派王世杰秘访东京，提出《日台共同防御协定草案》，被吉田茂以“违反宪法第九条”为由拒绝。 气急败坏的蒋介石在日记中愤然写道： 倭人背信，终不可恃，然为大局计，仍需隐忍。 至侵华战争甲级战犯岸信介上台，蒋介石终迎“曙光”。
1957年，在岸信介主持下，日本于《国防白皮书》中首次提出“周边事态”概念，将台湾海峡纳入日本安全关切范围。 这得到了国民党的高度呼应。 更重要的是，岸信介家族及党羽逐步与台湾糖业、茶叶出口商深度绑定（《日本经济新闻》1958年3月15日曾有报道，张厉生回忆录亦有证实），这也得到了蒋介石的大力辅佐。 1958年8月23日，岸信介强行通过“阁议决定”（相当于行政命令，无需国会批准）向台湾提供十二门105毫米榴弹炮及5000发炮弹。 该决定文件其实至今未解密，但美国国务院电报（1958-09-01，档案号：RG 59, 793A.00/9-158）曾有提及： 日本通过民间渠道向台湾输送防御性武器。 该电报还记录，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彼时对岸信介警告： 此举若曝光，将引发北京强烈反弹。 但岸信介回应： 台湾失守，冲绳难保。 至于岸信介与蒋介石两人之间的密信往来（1957-1960） ，据台湾“国史馆”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外交》卷宗（目录号：002-080200-00501，已解密，但内容摘要未公开），岸信介与蒋介石至少有十七封亲笔信。 其中，1959年3月7日岸信介在致蒋的信函片段（引自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中写道： 东亚和平之关键，在于日台韩菲之联合。日本虽受宪法限制，然在技术、情报方面，愿与贵国深度合作。已密令防卫厅成立'台湾研究会'，专责分析台海军事态势。 兴奋不已的蒋介石则回信（1959年4月15日）： 台日两国，命运与共。望首相阁下推动'日台协防谅解备忘录'，即便不公开，亦有实质约束力。 后至池田勇人时期，蒋介石开始谋求军事结盟基础上更深层次的经济与文化合作。
1963年，蒋介石批准《台日产业合作五年计划》，由台湾出资、日本出技术，在台南建立“精密机械工业区”，名义上仅生产农机，实则还会为F-86战斗机维修提供零组件。 1964年1月，池田勇人以“私人度假”名义来到冲绳，途中“偶遇”蒋介石特使张群…… 据《朝日新闻》1964年1月18日报道，两人在那霸希尔顿酒店会谈三小时，主题涉及“台湾有事时的日本侨民撤离计划”。 美国国务院解密电报（1964-01-20，NARA RG 59, POL 16-1 US-Japan）亦有证实： 池田首相通过非正式渠道向台北保证，日本将默许美军从冲绳基地支援台湾，但要求台湾方面不得公开提及日美台三方协调机制。 池田之后，新晋上台的佐滕荣作（岸信介胞弟）堪称是蒋介石“最喜欢的日本首相”，也是日本对台政策最为激进的领导人。 1965年1月，佐藤在首次施政方针演说中强调： 台湾海峡的和平是日本安全的重要关切。 这是日本首相首次将台湾安全写入国会记录。 两个月后，日本内阁调查室（今内阁情报调查室）与台湾“国家安全局”签订《情报交换议定书》。该文件为极密，但英国FCO 49/18档案（1965年4月） 存有记载： 日本外务省亚洲局长向英方透露，日台已建立每月一次的情报例会机制。 1966年，日本防卫厅通过三菱重工向台湾出售二十辆74式坦克底盘，名义上用于“台湾陆军工程兵训练”。 美国中央情报局1966年11月报告（CREST数据库，CIA-RDP78-03362A00100003001-0）则指出： 佐藤默许日本军工企业通过第三方向台湾转让防御性武器技术。 1969年佐藤访美，与尼克松发表《日美联合声明》，其中加入台湾条款。佐藤在内部会议（记录于日本外务省《外交青书》1970年）中称： 若台湾遭核攻击，冲绳美军基地将启动'核反击预案'，日本提供后勤支援。 1969年7月，佐藤通过日本驻台“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所长板垣修，向蒋介石转交首相亲笔信，提议建立“日台紧急事态联络机制”。 志得意满的蒋介石在7月23日日记中欢心记载： 佐藤首相来函，提议设立日台直接通信专线，以防中共突袭。此事若成，实为重大外交突破。 细数在蒋介石非法据扎台湾的二十余年间，台日签署的官方文件共四十七项，其中经济类占三十九项——看似经济合作占大头，但这正是蒋介石的“高明之处”：将安全合作嵌入经济协议的灰色地带。 典型如1953年《台日渔船紧急避难协定》 中的第十条： 日本渔船可在台湾基隆、高雄紧急避难，台方提供燃料、维修便利。 表面是渔业合作，实为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在台海危机时预留临时停靠点。 美国国务院1953年11月电报也有指出： 蒋接受此条款，换取日本同意在基隆建立秘密燃料储存设施。 1965-1972年间，双方每年在东京、台北或冲绳举行“东亚情势圆桌会议”，名义上由“民间智库”主办，实则蒋介石本人主导。 英国军情六处1968年在评估报告中指出： 与会者名单包括台湾“国防部”情报局上校级以上军官与日本防卫厅情报课长级官员。 5 “双向奔赴”的日台畸恋 蒋介石的媚日政策，事实上将台湾带入了独立的不归路。 正如其对日宣传话语的巨大转变——50年代，蒋介石对日宣传多为强调“协助台湾反攻，共同光复大陆”；但60年代逐步改为“确保台湾安全，维护东亚和平”。 日本外务省的情报分析（1966年3月）也对此指出： 蒋介石已放弃反攻大陆，其维持庞大军费，实为巩固台湾岛内统治，并防止内部政变。 尽管至今都有不少人喜好为蒋介石洗白、称“蒋介石反对两个中国”，但实际上，蒋介石的对日政策实质上推动了台湾的“事实主权实体化”。 推荐阅读：切莫为国民党做嫁衣 最典型的就是1964年“台湾日本贸易代表处”的设立。 该代表处虽名为“民间”，但根据台湾“外交部”1964年4月15日《对日工作要点》（《外交部档案》案卷号：MOFA-TW-1964-0415，部分解密）的记载： 代表处有签发签证、颁发护照、谈判协定等准外交权；处长"在重大事务上直接听命于总统府；代表处内设有第二组，专责与日本有关方面进行战略性对话。 日本外务省在1965年《对外关系年报》中虽将代表处定性为"“民间经济窗口”，但内部分级为“A-2级接触对象”，高于一般民间机构，低于正式外交使团。 这其实已为今天日本自民党内的“日华议员恳谈会”（2021年更名“日台议员恳谈会”）与台湾的“台日国会议员友好协会”形成跨党派跨国网络、影响力超越行政系统埋下了伏笔。 这表明，蒋介石通过“功能主义”路径，以经济、文化、技术合作积累“主权实践”，逐步模糊了“一个中国”底线，致使岛民国族信仰动摇，并放任岛内逆流与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勾结，影响荼毒至今。
对比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特别是北边的金日成政权）在战后对日侵时期诸多历史遗留进行彻底肃清和改造，蒋府在台湾却有意无视长达五十年的日本殖民史对台湾民众的深刻洗脑作用与隐性政治埋雷。 日侵时期建造的总统府、台大医院、台北宾馆等官厅建筑，被蒋介石巧妙地从殖民符号转变为“台湾现代化起点”的象征；户籍制度、警政体系、公共卫生管理模式等殖民时期建立的行政系统，更是被蒋府直接沿用。 直到如今，约15%的台湾闽南语词汇源自日语，如“便当”“玄关”“看板”…… 上文述及的“日华议员恳谈会”，2005年时成员达到281人，首次突破国会议员40%。 此时期的台日关系彻底从“经济优先”转向“安全与价值并重”，文化纽带层面的情感色彩日益浓厚…… 2011年日本大地震中，台湾捐款超过两百亿日元，居全球第一，许多台湾岛民完全是发自肺腑、争先恐后的为日倾囊；2018年花莲地震、2020年台湾缺水，日本反过头迅速援助；包括2020年新冠疫情初期，台湾向日本捐赠200万片口罩，日本回赠疫苗（2021年提供124万剂AZ疫苗）…… 这种“灾难互助”又被日本右翼与“台独”势力建构为所谓“命运共同体”。 台湾媒体同样存在严重亲日倾向，TVBS、东森等商业电视台大量购买日本综艺节目版权，新闻报导中日本往往被视为“文明先进”的代名词，被塑造为“梦之上国”。 至于日本的生活方式（包括餐饮习俗、建筑风格、妆妍服饰）更是台湾社会倾心追逐的标准，全盘将殖民时期的“传统”延续。
台湾中产阶级的家居设计、餐饮美学、服饰品味往往以“日式简约”为典范，像日本生活杂志《BRUTUS》《Casa BRUTUS》在台湾拥有着大量读者。 台湾电视台每年购买超过2000小时的日本综艺节目、戏剧与动画，占境外节目总时长60%以上。这些节目大多未经本土化改编，直接配字幕播出，维持“原汁原味”的日本性。 而台湾每年翻译出版则超过3000种日本书籍，涵盖文学、漫画、生活美学、商业管理。日本畅销书在台湾几乎同步出版，形成“日台共读”现象。 日本流行音乐（J-POP）在台湾音乐市场的占有率达到惊人的45%，远超美国（25%）与韩国（15%）。杰尼斯事务所、早安少女组等偶像团体在台湾拥有着极其稳定的粉丝群。 今天的台湾存在着一个庞大的“文化中介者”群体，他们专精于引进、翻译、诠释日本文化，成为情感纽带的关键中转节点。 比如台湾拥有亚洲最大的日语译者社群（约5000名专业译者），他们不仅是语言转换者，更是文化诠释者，通过译注、导读塑造台湾读者对日本的理解。 包括台湾大学等高校均设立日本研究相关科系，培养日本研究人才——与欧美研究不同，日本研究在台湾带有强烈的情感投入，学者多亲日立场，学术研究常与文化推广混杂。
2023年，台湾访日游客达604万人次，创历史新高；2025年更是预计突破650万人次。 且民调显示：85%台湾游客赴日目的是"体验日本文化"，仅15%为观光景点。 根据媒体采访，台湾游客赴日并非“异国旅游”心态，而是一场带有“朝圣”与“回访”等逆向种族主义色彩的心灵修缮旅程……许多台湾游客特别是中老年群体，会刻意寻访日侵时期建筑、品尝“怀旧日料”、购买“童年记忆”中的日本商品——赴日旅游，其行为转化为了一种集体记忆的再生产。
2021年，台湾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日本作为主导国之一，虽未公开支持，但私下表示“欢迎”。 日本战略界认为，台湾加入可强化供应链安全，制衡中国影响力…… 台湾媒体将此解读为“日本挺台”的情感表现，民调显示76%台湾民众认为日本会支持台湾加入……这种情感期待的自我实现机制，使台日关系超越实质利益，进入象征政治领域。 2025年《台湾地区网络激进社区统计分析报告》指出，亲日情感与“台独”激进言论存在正相关；在PTT的Gossiping与HatePolitics看板中，同时表达对日本好感与对中国大陆敌意的账号占比达78%，显示亲日已成为网络身份政治的核心要素。 时至今朝，蓝绿两大阵营早已竞相“表演亲日”，使“亲日”成为了台湾社会超越党派的政治正确，反日言论在台湾政治空间中则几乎消失，只在网络边缘社群存在。甚至，部分台湾知识分子早已接受日本右翼史观，带领学术界、媒体界形成“日本大东亚战争是解放亚洲的圣战”的反动认知……
跋 高市早苗的上台其实可称为“意外”。 在派阀解体后，约四成的自民党议员成为无派阀。面对石破茂的“地方主义”与小泉进次郎的“都市新自由主义”，高市成为“最不动摇既有利益结构”的安全选项。 但是他们无法解决一个持续多年的国家难题：经济。 地方财政濒临崩溃，公共服务质量下降，编制冻结导致工作负荷激增……早在2023年度日本地方财政赤字就达3.2万亿日元，创战后新高。 大量年收入低于三万美元的“中间偏下群体”，实际购买力已回落至1990年代水平……2024年日本15-34岁青年非正规雇用率达38.7%，平均年收入仅312万日元，住房负担能力指数降至0.43（即平均收入只能负担房价中位数的43%）。 “中流崩坏”的强烈实感，让他们将高市早苗推上了首相席位。
82%的40-59岁日本受访者认为“五年内日本可能卷入战争”，较2020年上升47个百分点。他们要求强化日美同盟+扩军，但对“加税扩军”反对率达73%。 此时，高市的“国防预算GDP占比2%→2.5%”与“不增税财源调配”的矛盾承诺，恰好满足了“安全强化但负担不增”的幻想…… 事实上，日本也早就在“顺应民意”了。 最近这十年，是日本自卫队战后最为深刻的战略转型期，冷战时期形成的“重北轻南”部署架构——以北海道为中心防范苏联/俄罗斯南下——已经被系统性解构，取而代之的是面向东海、台海方向的“西南前线”建构。 这一转移并非线性渐进，而是在2012年钓鱼岛国有化事件、2016年台海局势升温、2021年美中战略竞争白热化等关键节点催化下的跃迁式演进。 防卫省公开的《防卫计划大纲》修订轨迹清晰印证了这一转变：2013年版首次写入“岛屿防卫”概念；2018年《防卫计划大纲》明确将“西南诸岛”列为“攸关日本存亡的关键区域”；2022年《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更直接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战略挑战”，并授权在西南岛屿部署“反击能力”（即对敌基地攻击能力）。 2022年12月，日本政府通过“安保三文件”，明确授权在西南诸岛部署“反击能力”，包括射程1000公里级的12式反舰导弹增程型及计划引进的美制“战斧”巡航导弹； 2023年3月，石垣岛导弹基地正式启用，部署约550人规模部队，配备03式SAM及12式SSM各1个中队，填补了先岛诸岛防御链的最后空白； 2024年7月，防卫省宣布启动“与那国岛港口扩建工程”，规划新建250米级码头，可容纳海上自卫队“最上”级护卫舰（FFM）及“大隅”级运输舰（LST），工程预计2027年完工。 2025年1月，航空自卫队那霸基地第9航空团完成F-35A换装，同时新编“西南防空管制队”，配备TPS-102移动雷达，负责宫古水道空域的战术管制……
所以应该得以清晰，高市一系列言论绝不是冲动之语，而是承载日本社会广泛民意，并在特朗普（暂时显示）无意为台海投入资源的背景下，孤注一掷、充分释放立场的行为。 从安倍晋三到麻生太郎，再到高市早苗，持续不断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其本质是一场在未得二战战争罪行清算之情况下的集体性政治自慰。 结合台湾海峡之于日本经济命脉的关键地位，台海风云逐渐被日本右翼连带“主流民意”自我包装成为“日本内事”。 最终，不仅仅在主权这一狭窄范畴踩了中国的底线，更在一个更大的史观维度内触碰到了朝鲜半岛两个国家从来没有被抚平的历史创伤——对日复仇，这同样是朝鲜国族始终未得实现的隐性诉求。 一旦这层封印被“东北亚小北约”的太上皇美国顺势默许解开，磨刀霍霍向战争的局面恐怕真的会步步进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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