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于2026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新治安管理处罚法）备受社会关注。该法第136条规定，违反治安管理的记录（含吸毒）应当予以封存，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或者公开。 在毒品问题日益严峻的当下，我国对吸毒人员的管控措施不断强化，但新治安管理处罚法对“瘾君子”违法记录的封存政策，却引发了全社会对公平与安全的深刻担忧。这种以“保护个人隐私”为名的操作，实质上是对其他守法公民权益的隐性侵害，更是对公共安全底线的挑战。 一、封存记录：对守法公民的“反向歧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第31条，吸毒成瘾人员需接受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等措施，其行为已构成对公共安全的潜在威胁。然而，新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吸毒人员违法记录的封存，却让守法公民承担了更沉重的社会成本。例如，在就业、教育、医疗等场景中，吸毒人员可能因记录封存而隐瞒历史，而守法公民却因“无犯罪记录证明”的硬性要求，在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这种让“违法者得利，守法者吃亏”的悖论，本质上是法律对公平原则的背离。 更严重的是，封存记录可能导致吸毒人员逃避社会监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86条，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本意是保护未成年人或轻罪者的再社会化，但吸毒行为具有反复性和隐蔽性，封存记录反而为其提供了“保护伞”。而戒毒后复吸率居高不下的现实，加剧了公共安全风险。研究表明，吸毒人员戒毒后复吸率普遍较高——阿片类依赖者脱离后一年复吸率高达98%，部分人群在脱离监管后短期内即出现复吸行为，强制戒断一个月内，一半以上又开始复吸了，一年之后，高达88%的人又开始再次沾染，这与其成瘾性、心理依赖及社会环境密切相关。这种“保护”实则是纵容，让守法公民成为潜在风险的直接承受者。 二、婚姻家庭：信任基石被侵蚀的隐患 封存吸毒人员记录，不仅对公共安全构成威胁，更对婚姻家庭的组建与稳定埋下隐患。在婚姻关系中，信任是维系家庭和谐的核心要素。若一方隐瞒吸毒史，另一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之结合，极有可能影响下一代的正常健康发育，而且一旦吸毒行为暴露，将导致信任崩塌、家庭矛盾激化。这种“信息不对称”下的婚姻危机，不仅伤害个体情感，更可能引发社会问题，如子女教育缺失、家庭暴力等。 此外，封存记录可能助长吸毒人员逃避家庭责任。吸毒行为往往伴随经济负担、情绪失控等问题，若记录被封存，吸毒人员可能以“隐私保护”为借口，拒绝向家人坦白，导致家庭关系疏离甚至破裂。这种“保护”实则是将家庭置于风雨飘摇的境地。 三、单位和谐：团队稳定与效率的双重打击 封存吸毒人员记录同样会对企业和谐稳定构成威胁。单位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其和谐稳定依赖于成员间的信任与协作。若吸毒人员因记录封存而隐瞒历史，可能引发同事间的猜疑与不安，破坏团队凝聚力。吸毒人员为了筹集毒资，可能走上偷盗、抢劫、引诱他人吸毒等违法犯罪道路，给企业的和谐与稳定带来严重的隐患。这种“信息不对称”下的职场危机，不仅影响单位运营，更可能损害企业声誉。 戒毒后复吸率的高企进一步放大了这一风险。数据显示，缺乏持续监督和支持系统的吸毒人员，复吸概率显著增加，这不仅威胁个人健康，还可能引发连锁社会问题，如工作失误、安全事故等。这种“保护”实则是将企业的安全文明生产置于极不稳定与极其低效的困境中。 四、公共安全：不容妥协的底线 吸毒行为对社会的危害远超个人隐私范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54条，容留他人吸毒最高可处3年有期徒刑，而吸毒人员因成瘾性导致的暴力犯罪、财产损失等，更是对公共安全的直接威胁。封存记录政策若被滥用，可能削弱社会对吸毒行为的警惕性。这种“信息不对称”下的公共安全漏洞，是对守法公民生命财产权的漠视。 此外，封存记录可能助长吸毒人员的侥幸心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第38条，吸毒人员需接受社区戒毒或强制隔离戒毒，但若其违法记录被封存，可能导致其逃避监管、复吸率上升。戒毒后复吸率的高企进一步放大了这一风险。数据显示，缺乏持续监督和支持系统的吸毒人员，复吸概率显著增加，这不仅威胁个人健康，还可能引发连锁社会问题，如家庭矛盾、经济负担加重等。这种“保护”实则是将公共安全置于危险境地。 五、法律公正：需以公共利益为基石 法律的核心价值在于维护公平与正义，而非为特定群体提供“特权”。封存记录政策若仅以“保护隐私、回归社会”为名，忽视对守法公民权益的保障，便背离了立法的初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86条，犯罪记录封存需符合“犯罪时不满18周岁”“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等条件，但吸毒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不应简单套用此制度。 更需警惕的是，封存记录可能引发“破窗效应”。若吸毒人员因记录封存而逃避惩罚，可能让更多人产生“吸毒无成本”的错觉，进而削弱禁毒工作的成效。这种“因小失大”的教训，警示我们法律政策需以公共利益为根本。 六、公平与安全，不可兼得时当如何？ 封存“瘾君子”记录，表面是保护个人隐私，保障吸毒人员不受歧视，能回归社会，实则是将公共安全风险转嫁给守法公民。在毒品问题日益严峻的当下，我们需重新审视法律政策的平衡点：既要保障吸毒人员的再社会化权利，更要维护守法公民的合法权益。唯有以公共利益为基石，以公共安全为底线，才能让法律真正成为守护公平与正义的利器。 别忘了中华民族曾经两次深受鸦片战争之害，到了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的历史悲剧。别忘了仅2013年－2022年这十年间，我国就有169名公安干警在缉（禁）毒中牺牲。吸毒造成的社会危害更是触目惊心：吸毒者家庭破裂率高达83%，仅2022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37282件，判决生效56179人，重刑率达23.66%，高于同期全部刑事案件重刑率约15个百分点；截止2020年，全国在册登记吸毒人员累计死亡4.9万人。美国每年约有37.5万名婴儿生下来就被毒品伤害，占全国初生婴儿总数的11%。我们不能为了极少数吸了的“少爷”或者“小姐”的“人权”，而去牺牲最大多数人的公共安全知情权、监督权和保障权。 |
微信打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