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文章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于是，有人便给开国领袖毛主席的头上扣了许多顶帽子，说他犯了这样或那样的“极左”错误。 对于这些定论，有人说经过了实践的检验，无懈可击。可有人也难免心存疑窦：一个能够用智慧影响世界、曾受到众多国家政要（包括美国12位总统）盛赞的一代伟人，怎么会犯普通人都能避免的错误呢？ 在两种认知的碰撞中，终于有人发现，报纸所说的“接受实践检验”不是简单的、单一的、匆忙肤浅的，而是“不断”的。 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早就阐明了认识与实践的关系，提出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也就是说，真正的实践并非一锤定音的终审判决，而是一场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辩证运动。 这种运动如同一面多棱的历史之镜，映照出真理在不同时空背景下变幻的光谱。在这面镜子前，有些曾被视为圭臬的“某论”“某某论”“某某某某论”，或许会随时间推移而显露出隐藏的裂痕，最终成为后人的笑谈。而曾被判入冷宫的路径，或许又在新的棱镜中折射出意想不到的生命力 实践作为检验标准的伟大之处，正在于其巨大的历史纵深。历史的洪流中，无数案例为此提供了生动注脚。以农村经济体制的探索为例，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以家庭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应运而生。它在短期内确实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粮食产量显著提升（其中主要包含水利、化肥、种子因素），一度被当时的实践检验为“解放生产力”的有效途径。这是实践之镜在那一历史横截面上的真实成像，成了不可否认的金光大道。 然而，实践的巨轮继续向前滚动。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小农经济分散经营的局限性逐渐显现：应对市场风险能力薄弱，农业科技推广困难，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城乡差距在特定阶段持续扩大。而曾被实践诟病的集体化探索，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显露出另一番图景：那些在改革浪潮中，以新型合作组织、集体经济形式成功实现集约化、产业化发展的乡村，如江苏的华西村、河北的周家庄、河南的南街村、山西的皇城村等，展现出强大的内生动力、抗风险能力和共同富裕潜力。值得一提的是曾带头单干的小岗村，也在实践中回归了集体。 何以如此？根本在于实践本身的“滞后揭露”特性与“条件依存”本质。 实践检验真理，往往需要一个较长的周期才能充分展现某一选择的全部后果，尤其是那些深层次的、系统性的矛盾。短期的实践可能主要回应迫切矛盾，却未必能预见长期的结构性困境。回想在某个特定时期，某人的某论被视为中国发展的指路明灯，不知多少人为之摇旗呐喊，欢呼雀跃，而毛泽东思想却被贴上种种不合时宜的标签，甚至毛主席的话都成了笑话。几十年过去了，人们蓦然发现，毛主席的话不但不是笑话，而是货真价实的真理，他所谓的“错误”，竟然是非等闲之辈所具有的高瞻远瞩，否则王震等老革命也不会感慨“毛主席至少比我们早看五十年”了。 事实正是如此，毛主席当年那些反修防修的谆谆教导，曾遭到某些人的嗤之以鼻，而在今天看来，说的就是今天的现象。比如，毛主席说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今天有人公开为地主恶霸涂脂抹粉，为剥削阶级招魂，不正是典型的例子吗？反过来再看，当时家喻户晓的某人的某论断，才是真正的鼠目寸光的笑话，甚至是骗人的鬼话。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一深刻的历史辩证法，对我们今天的认知与行动具有重大警示意义。它告诫我们，要警惕任何将阶段性实践结论绝对化、神圣化的倾向，无论这一结论曾多么光芒四射，都要使其处于不断的实践之中。 所以，某些动辄就说毛主席这也有错那也有错的人应该懂得，经过几十年实践检验之后应该好好审视一下，到底是毛主席错了，还是自己短视无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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