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4年9月底，《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具体保障举措。国家一方面要求流入地政府“保障随迁子女教育”，另一方面要求“严控超大城市人口”。现实情况是，地方政府只能通过设置入学门槛，迫使学生返乡上学从而迫使家长也返乡，结果是大量“流动儿童”因为入学困难被迫返回老家成为留守儿童。 因为不能在北京获得学籍入学，一批在北京学校就读的农民工随迁子女相继离开。这些孩子很多都是从小在北京长大的，回去要么跟着老人，要么寄宿在亲戚家，当年的流动儿童在经历了一番飘泊之后，终于回到家乡，但面对的却又是新的不适应。
(图片为魏佳羽提供) 2014年9月底，《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具体保障举措。国家一方面要求流入地政府“保障随迁子女教育”，另一方面要求“严控超大城市人口”。现实情况是，地方政府只能通过设置入学门槛，迫使学生返乡上学从而迫使家长也返乡，结果是大量“流动儿童”因为入学困难被迫返回老家成为留守儿童。为此，本刊日前特别举行沙龙，关注在城镇化背景下如何保障流动儿童享受平等教育。——编者 流动or留守?在北京一所打工子弟学校上六年级的老虎要回黑龙江老家读书了。老虎成绩不太好，在他读书的民办学校每天可以不交作业，留下，意味着没有初中可上。实际上，大部分选择让孩子回老家读书的父母，还是奔着未来要孩子上高中、要在户籍地考大学的打算去的。 我问老虎：“你爸妈回去吗?回去以后住在家里?” 他说：“我一个人回去，上寄宿制学校。” “哦?那每个周末回家?” “不是，一年才能回家一次。” 这是在10月30日本刊“提案助理———农民工教育工作室”举行的“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子女教育培训”座谈会上，某NGO组织项目负责人魏佳羽讲述的一则故事。 魏佳羽说，现实中这样的离别故事每天都在上演。 “我曾跟踪一个回到老家的流动儿童，以前很活泼的孩子，回去之后变得不怎么说话了，因为回去之后不会说家乡话，有老师问他是哪里人，他一时讲不出来，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老家农村的村名。”农民之子副总干事、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博士瓯子绮进行流动儿童跟踪研究已经有7年了，在她眼里，因为居住地的转换，“流动”和“留守”成为这些随迁子女身上不断变换的“标签”。 “但也并非每一个孩子回到家乡都能顺利上学，比如，安徽芜湖市要求孩子必须出具出生证明，还要到原来就读的打工子弟学校开具无学籍的证明，并且要求北京这边区政府加盖公章。”瓯子绮说。 随着全国中小学生学籍信息管理系统的建立，因各种原因无法注册学籍的随迁子女无论在流入地还是流出地，升学受阻现象频频发生。 回不去的家乡vs留不下的“异邦”为了控制人口，今年北京各区幼升小“突袭式”提高了门槛，将数以万计的非京籍适龄儿童挡在北京校门外。 4月18日公布的《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2014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的意见》对于随迁子女入学仍然要求“五证”，但是各区县均大幅提高五证审核门槛。如通州区、丰台区和东城区均要求父母双方在本区务工就业证明，昌平区则规定暂住证办理日期必须在2013年12月31日之前，西城区、海淀区则要求暂住证“有效期限”的起始时间应在2014年3月1日之前。由于严格的入学门槛，2014年北京幼升小公办学校招收非京籍学生人数由去年的7.5万，骤降到5.8万。 除了义务教育，在部分大城市、特大城市，目前向随迁子女开放的仅限于中等职业学校，普通高中、异地高考的大门仍然没有真正向随迁子女打开。 “上课的时候，我特地向学生们进行了现场调研，我问他们在北京上学最渴望的是什么?大部分外地学生的回答是希望享受和北京孩子平等的教育。”郎久英是北京市商业学校的一名老师，“一班两制”的事情就在她眼皮底下上演。比如，北京孩子是免费入学，每月可以享受180元钱的补助，而外地孩子只能眼巴巴地“艳羡”。除此之外，非京籍学生不能参选北京市级三好学生，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由于户籍限制，一些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企业的“肥缺”溜走。 “这些没能进入到公立教育体系的青少年，无法在本地继续接受教育，大多只能接受门槛比较低的工作。”救助儿童会教育项目官员崔倩倩说。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孟泉的话说，“他们面临的是回不去的家乡和留不下的‘异邦’。” 郎久英说，近年来，北京中职生源原本就紧张，50%的生源靠外地生源支撑。今年北京市新出了一条规定，不能招收16岁以下的外地生源，“去年我们招收外地生源500多名，今年数量更少。” 与之相应的是，教育资源的闲置。“北京有一所示范高职校，学校购买了日本原装的设备，长期用帆布遮盖着，但是外地的学生享受不到这种优质教育资源。”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副院长、高等职业教育学院院长李华东说。 4144vs18万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截至2013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已突破2114万，远超2005年制定的到2020年实际居住人口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的人口规划目标。依靠行政手段进行控制，就可以遏制人口吗? “不少地方在制定流动儿童相关政策时，常常首先做出这样的假定：流动人口包括流动儿童会不断减少。在这样的假定下，不是积极地增加与流动儿童有关的资源和设施，而是被动地等待、观望。实际上，流动儿童增加的速度比流动人口要快。”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段成荣给出了一组数据，2005年到2010年，全国流动儿童从2533万人增加到3581万人，增长41.37%，全国农村留守儿童从5860万人增长到6100万人，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合计近1亿人。 “当我们在讨论流动儿童、留守儿童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把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解决。”段成荣说，从理论上来讲流动儿童可以回家，留守儿童也可以跟随父母进城变成流动儿童。但是要实现现代化、以人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最根本的方向是要让更多的留守儿童，甚至要让全部的留守儿童转变为流动儿童。 段成荣表示，家庭化的流动过程正在展现。从2005年到2010年，留守儿童仅增长4%，但流动儿童增长高达41%，表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家长愿意把孩子带到城市中跟自己一起生活。“有56.8%的流动儿童与户口登记地毫无联系或基本没有联系。超过半数的流动儿童不知道自己户口登记地乡镇的名称。这些儿童的未来只可能在城市，他们已难以甚至根本不能‘回转’成为留守儿童。所以，我们的城市必须做好完整、完全地接纳这些儿童以及更多儿童的准备。” 但面临如此庞大的教育需求，城市做好准备了吗?显然没有。 “2013年是我国异地高考破冰之年，12个省份首次接收符合条件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高考。这个数量是4144个。但最近我们得出了全国异地高考需求相对准确的数字，每年18万人。4144对比18万，差得太远了。”段成荣说。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一方面要求“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另一方面要求流入地政府“保障随迁子女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利”。“当‘以业控人、以房管人、以证管人’这些常规手段对于人口调控都收效甚微之时，《规划》中所提出的要求似乎很难两全，唯有通过设置入学门槛，逼迫学生返乡上学从而迫使家长也跟随返乡，方能让地方政府可以看起来既‘保障’了仍然留在城市中的随迁子女教育权利，又控制了人口的规模。但这样的局面对于大量因入学困难被迫返回老家成为留守儿童的孩子来说，则谈不上任何的保障。”魏佳羽担忧地说，这些6岁的、12岁的孩子可能根本不能理解为何自己需要离别父母，离别从小生活之地而回到陌生的老家去。 观点·链接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化学学院教授黄元河： 城镇化规划的目标是让“流动人口”在中、西部的中小城市完成农民、市民的转换。但是“流动人口”的意愿则是希望去东部的大城市工作、生活。 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急需加强制度的顶层设计，必须遵循人口迁移、人口城市化的内在规律，要更多地考虑“人”的需求。教育是城镇化很重要的方面，建议今后要重点向中西部、中小城市投入教育经费，引导劳动力、适龄人口到这些地方去，从根本上缓解人口压力。 教育部发展研究中心基础教育研究室主任汪明： 保障随迁子女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利，观念认识应当更加理性务实。 首先要将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各级政府教育发展规划;其次将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纳入财政保障范畴。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按照预算内生均公用经费标准和实际接收人数，对接收随迁子女的公办学校足额拨付教育经费。对于一些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而言，进一步加强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的市级财政统筹至关重要。此外要逐步完善并落实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参加升学考试实施办法。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段成荣： 联合国儿童公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4个字：儿童优先。这个原则要求政府、媒体、企业、社区、家庭等等，做任何的安排、规划具体项目的操作，甚至一天具体时间的安排都要把孩子的需求、孩子的愿望、对孩子的关怀等放在首位。而不利于孩子问题解决的方式，一定要把它给放在后面，甚至要把它给抛弃掉。解决流动儿童教育问题也是如此。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副院长、高等职业教育学院院长李华东： 农民工子女对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是有很大期望的，但是现在职业教育还是“断头教育”，希望政府尽快为高职学生的多元化选拔和培养开启一扇门。这也促使我们高职院校不断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在激烈的招生竞争中突围，通过分类招考的模式招到合适的学生。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教授孙庆忠： 在关注这些流动的、留在城市里的孩子的生存状况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关注农村教育，现在大家都奔向城市，很多孩子长期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但是城市的繁华跟他们没有关系，而实体的故乡渐行渐远，精神的故乡不复存在。很多孩子对自己家乡历史知之甚少，家乡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我们出现了集体乡村文化失忆，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记忆，这个民族的历史将会断裂，因此在关注城市教育的同时，也要关注教育的大后方即农村教育。 九三学社中央教育文化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副院长李丽萍： 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我觉得要从四方面切入，一是落实流入地政府义务教育保障责任;二是尽快根据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增加义务教育公办校;三是鼓励发展民办教育，让民间资本为流动儿童教育服务;四是国家、地方政府加大投入，发展边远地区教育，让孩子可以在家乡学习读书。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刘谦： 在解决流动儿童问题上，有一个环节需要重视，就是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其实，政府做了很多工作，但在解释和传达环节却做得不到位，在执行时引起公众理解偏差。与此同时，公众的理性预期也需要引导。 本报“提案助理——农民工教育工作室”搭建平台关注流动儿童教育 为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加强职业教育与培训，帮助农民工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融入城市生活，10月30日，本刊教育之春系列沙龙64次暨“提案助理———农民工教育工作室”联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农民工教育政策研究中心召开“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子女教育培训：问题、困境与对策”研讨会。 与会NGO组织代表分享了他们在实践中的所思所想，由于政策限制，很多在大城市居住多年的流动儿童无法享受与本地孩子平等的教育，回到原籍也难以融入当地生活。 与会专家表示，伴随着城镇化的加速，流动儿童数量呈不断上升趋势，依靠行政手段限制其入学并非特大城市控制人口的良策，今后更需要通过城市功能的定位、产业布局结构调整等来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与此同时，政府要加强需求预测研究，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注重顶层设计，做好教育服务和管理。 在教育之春系列沙龙持续分专业举办的基础上，“提案助理”项目于2012年由教育周刊编辑部发起，其目的是为进一步促进社会各界的利益表达，也为给委员提案提供相关专业和信息支持。 来自一些民主党派和有关方面的与会者表示，希望今后加强合作，共同搭建“多元背景、无边界交流”的平台，促进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的解决，推动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 全国政协委员黄元河、NGO组织代表、研究流动儿童的专家学者，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九三学社中央、民进中央、民盟北京市委等单位的代表20余人参加了研讨。 |
微信打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