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伊朗的民众抗议活动给美帝国主义的入侵提供了借口，种种迹象表明美帝对伊朗的袭击“迫在眉睫”。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当然不是为了伊朗人民的利益，而主要是为了维持其对全球石油资源的控制，从而巩固摇摇欲坠的美元霸权，同时削弱中东地区反美反帝力量对其全球军事霸权的挑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伊朗民众的抗议完全由外部势力操纵；其主要根源在于伊朗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在此复杂局势下，当前伊朗政权既难以真正维护伊朗人民的利益，也无法有效领导民众抵抗帝国主义。伊朗人民迫切需要一场彻底的反封建、反资本主义的革命。 —————— 1979年，穆斯林什叶派领袖霍梅尼发起伊斯兰革命运动，推翻了腐败的巴列维王朝，建立了如今政教合一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如今，这个宗教神权国家面对人民因生活所迫而发起的全国大规模抗议，它选择放下《古兰经》：穆斯林皆兄弟的圣训，拿起了屠刀，上演了一场屠龙者变恶龙的故事。
屠龙者为何变成恶龙？这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任何人，包括真主安拉都无法左右。 伊朗虽为一个宗教神权国家，但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决定一个国家的性质不是看它的上层建筑，如宗教、国会、总统、政治口号等等表面的事物，而是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以经济上，进而政治上占统治阶级的地位来确定国家的性质，以此将国家划分为奴隶制国家、封建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 在伊斯兰革命运动胜利后，伊朗国内出现了两大经济体，它们垄断了伊朗大部分经济，使得中小资本难以为生。这次伊朗抗议的首发者就是首都的商人，他们因为货币疯狂贬值，无法经营，纷纷走上街头，罢市抗议。 第一个经济体是全国大大小小的伊朗基金会，它直属于最高领袖，不归国家所有，在财政上占政府近三分之一的预算，控制着全国20%的GDP。 革命后不久，以霍梅尼为核心的教士集团并未将没收的巴列维王朝财富归还民众，而是通过制度化手段完成了人类现代史上罕见的财富大转移。他们建立了120个宗教基金会，接受和管理被没收的巴列维国王、王室及相关人员的资产。 基金会的主要职能是以这些资本为基础向社会的某些特定弱势群体提供资助，同时支持各种文化宗教事业的发展，巩固新生的伊斯兰政权。然而，随着大量被没收的企业转归基金会管理，它们的性质（尤其指那些较大的基金会）发生变化，日益发展为享有经济政治特权的垄断集团，社会慈善事业仅仅成为辅助性职能。 例如 “受压迫者和伤残战士基金会” 不仅接收了“巴列维基金会”的主要资产，获得了中央银行的大量贷款，而且51个被收归国有的大企业中不少被转入该基金会的控制之下。据悉该组织拥有120亿美元的资产公司和企业上千家员工约40万人从事农业、工业、贸易、房地产开发、交通、旅游等几乎各行各业。其规模仅次于 “伊朗国家石油公司” 是国内最大的从事非石油产业的经济实体。规模居第二的 “烈士基金会”拥有150多家企业生产活动同样遍布工业、建筑、农 业、商业和服务业等多种行业。其他很多基金会也在不同程度地从事生产活动。 这些基金会基金会只对最高领袖和其地方代表负责，几乎不受政府的任何监督，甚至不用向政府纳税，这就使得它们在市场竞争处于优势地位，不利于经济健康发展和市场体制完善。基金会利用这种特权，不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形成了庞大的垄断势力。 例如1995年根据伊朗议会对 “被压迫者和伤残战士基金会” 的报道，该组织生产了全国20％的纺织品 ，40％的不含酒精饮料， 2／3的玻璃制品和很大一部分的瓷砖、化学制品、轮胎和食品。虽然关于基金会的数据比较模糊，但是据估计 “这些组织拥有伊朗资产基数的大约20％，约占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10％。”因此，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操纵了伊朗的经济，这尤其对中小企业的生存构成严重威胁。 基金会还是地下经济活动的积极参与者。由于伊朗的官方汇率同真正的市场价格有很大差距，它们利用同政府的关系优先获得外汇然后在黑市上高价兜售，从中牟取巨额利润。除此之外，它们还在黑市出卖被政府禁止的各种商品，如走私药品、香烟等。而且它们不对外公布其真实的运营情况，这使得腐败丛生。 这些教士通过基金会控制国家经济命脉，占据了国家大量财富，成为宗教垄断资本集团，他们的身份虽是教士，但已成为伊朗人民的剥削者。前总统内贾德曾揭露：仅300个教士家族就掌控了全国60%的财富，这一数字震惊世界，也直接导致这位“敢言者”被扣上“煽动骚乱”罪名投入监狱。 在金字塔尖的家族中，哈梅内伊家族无疑是最耀眼的“财富之星”。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本人从住65平米地下室的贫寒教士，蜕变为坐拥私人飞机、千万美元马场的超级富豪，其家族资产据估算超过3000亿美元。 另一个经济体则是伊朗革命卫队，它一手拿枪，一手经商。伊斯兰革命卫队成立于1979年，最初使命是保卫革命成果。在两伊战争中，为了重建被战争破坏的经济，解决退伍军人就业问题，在霍梅尼的同意下，伊朗革命卫队利用各种各样的特权，开办企业并赚得盆满钵满。如今，革命卫队旗下的“克尔曼集团”“圣城重建基金会”等实体，掌控着812家各类公司，涉及石油开采、电信运营、港口基建、制药医疗等关键行业——控制了全国52%的进口贸易、30%的出口份额，三分之一的经济总量，甚至垄断了大理石开采、鸡肉供应等民生领域。 伊朗革命卫队不仅利用经济特权发展垄断经济，排挤民营企业，还掌控伊朗的石油贸易及海关，间接控制伊朗的国际贸易。据沙特阿拉伯《中东报》披露，革命卫队控制着伊朗南部60个边界通道和一个专用机场，伊朗除石油以外的57%进口和30%出口，都是由革命卫队公司经手。 革命卫队还运营了大量不受监督的码头，掌控伊朗的黑市经济活动，非法敛财。由于伊朗国内制造业仍然比较落后，特别是轻工业不发达，大量消费品依赖进口。随着国际社会加大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国内商品短缺、外汇不足、通货膨胀等问题日益严重，走私和黑市交易更加猖獗。因此，每逢国家社会对伊朗制裁，这对伊朗革命卫队就是大发横财的机会。 和基金会一样，伊朗革命卫队也搞汇率套利。伊朗存在官方与黑市双重汇率体系，官方汇率长期被低估，例如2025年基础物资进口可用1美元兑42万里亚尔的汇率，而黑市汇率一度达1美元兑92万或60万里亚尔。革命卫队通过其控制的实体（如伊玛目教团）获取廉价外汇配额，进口商品（如二手车、零件）后在黑市高价转售，或直接倒卖外汇额度，套取巨额差价，严重扰乱了伊朗货币市场。 据伊朗梅尔通讯1月3日报道，伊朗经济专家侯赛尼指出，汇率波动源于四大因素：一是里亚尔被排除在美元体系外，依赖非正式渠道结算；二是本国银行尤其是部分私营银行创造无担保货币，助长投机与通胀，政府为弥补赤字操纵汇率，形成“赤字—通胀”恶性循环；三是出口商大量外汇未回流；四是公众因不信任本币而囤积美元或房产，推高预防性美元需求。 对这四大因素分析，很容易发现都和基金会或者伊朗革命卫队的活动相关。 一是非正式渠道结算，即黑市交易被基金会和伊朗革命卫队把控； 二是政府的弥补的赤字预算基本流入伊朗革命卫队的口袋，比如伊朗革命卫队被爆在边境倒卖政府补贴的汽油，每年造成政府30亿美元的损失。基金会每年获得政府30%的预算； 三是革命卫队截留对外贸易利润。2025年，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月10日报道，伊朗议会经济委员会委员侯赛因·萨姆萨米表示，过去7年，伊朗非石油出口约2704亿美元，但其中约956亿美元外汇收入未能回流国内。有分析认为，如果严格执行相关法规，要求出口商归还出口外汇，不仅可弥补国家外汇资金的短缺，还可创造外汇盈余，对控制汇率、稳定市场起到有效作用。 四是革命卫队利用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依靠控制的外贸渠道，屯居积奇，造成物价飞涨，而革命卫队则把大量的美元财富转移到国外，物价飞涨和财富转移共同导致国内外汇稀缺，汇率大幅贬值。但统治阶级却把汇率暴跌原因全部归为美国的制裁。 伊朗国内这两大经济体共占国内一半左右的经济总量，完全处于垄断地位。它们犹如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四大家族，它们利用特权，打压中小资本，挤压其生存环境，无产阶级更是深受其害，货币的不断贬值让无产阶级的日子难以为继。这种顶着慈善光环和军队帽子的经济体，其实就是不受监管的垄断资本集团，由于它们本身的反动性，必然要求在政治上压制伊朗人民的民主诉求，并用宗教主义迫害人民，用特务监视人民等等，以维护自身超级剥削的地位。 这次爆发的全民大规模抗议，是伊朗国内阶级矛盾及其尖锐的表现。伊朗统治阶级的反动性，使得它无法做出有效的政治、经济、社会改革以缓解阶级的矛盾。教士集团生活的腐化，又让宗教信仰失去凝聚民心的作用。伊朗统治阶级已经黔驴技穷，只好放下穆斯林皆兄弟的圣训，拿起了屠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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