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讲 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历史究竟是谁创造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围绕着这个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历史唯心论进行了长期激烈的斗争。这个斗争，无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还是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每一次都同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紧密相联，关系到革命的成败。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理论，对于我们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贯彻党的路线和政策，做好各项工作，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是否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两种历史观斗争的根本问题之一】 对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的不同回答，是同两种根本对立的历史观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唯心史观从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这个唯心主义的前提出发，或者认为个人的思想意志决定历史的发展，宣称历史是由少数非凡的“英雄”、“天才”、“伟大人物”、“批判地思维的个人”创造的，污蔑人民群众是“愚昧无知”、“缺乏理性”的“群氓”，是“惰性的物质”，或者认为历史的发展是由“天命”、“上帝”、“宇宙精神”决定的，那些所谓“受天之命”、能够执行上帝意志或意识到“宇宙精神”的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就是历史的当然的创造者，至于人民群众则只能绝对服从这些“上帝的选民”们的支配。 一切剥削阶级亳无例外地鼓吹这种英雄创造历史的反动谬论，否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百般丑化和污蔑人民群众，竭力要摧毁人民群众的斗争意志和胜利信心，把剥削阶级的统治说成是绝对合理和永恒不变的。唯心史观的反动的阶级本质，在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这个问题上，特别突出地表现了出来。奴隶主阶级的思想代表，如我国春秋时期的孔子认为人生来就有“上智”与“下愚”之分，“下愚”只能接受“上智”的统治（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古希腊的柏拉图认为，奴隶主贵族是“神用金子做成的”，他应该统治那些“用铜和铁做成的”农民、手工业者以及根本不能算作人的奴隶。封建阶级的思想家，如我国的董仲舒认为，帝王将相是“承天命以从事”，他们是生来就属于“上品”的“贵人”，应该统治属于“下品”的“小人”；欧洲中世纪的托马斯认为“等级划分是上帝决定的”，任何改变等级的要求都是大逆不道。近代新兴的资产阶级，即使在它最革命的时期，也同样否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如资产阶级革命最激进的思想代表卢梭就宣称人民群众是“感觉的物质”、“愚昧狭隘的动物”。到了帝国主义时期，资产阶级的哲学对于人民群众的看法更是极端反动。如果说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思想家在反封建主义的斗争中还曾经自命为人民群众的代表者和启蒙者，那么帝国主义时期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则赤裸裸地表现了一小撮垄断资产阶级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刻骨仇恨，表现了他们在日益强大的人民力量面前的无比恐惧和垂死挣扎。例如，法西斯主义的哲学家尼采就宣称历史是由具有“权力意志”的“超人”所创造的，胡说一个人“可以使千万年的历史生色”，恶毒污蔑人民群众是“残缺不全的、鸡毛蒜皮的人”。现代美国资产阶级哲学的时髦派别之一——人格主义扬言，“群众”这一概念是“险恶的历史骗局”，是“可怕的宣传的结果”。在它看来，群众实际上不过是“某种散沙般的乌合之众”。所有这一切反动谬论，都是直接为帝国主义的法西斯统治效劳的。 在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如外国的普鲁东、巴枯宁、杜林、伯恩斯坦、托洛茨基、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中国的陈**、王*和刘**一类骗子同所有的剥削阶级一样，一贯鼓吹英雄创造历史的反动谬论，把自己打扮成“天才”、“英雄”、“救世主”，否定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是推翻剥削制度、实现人类解放的真正动力，妄图压制革命、取消革命，以维护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 同为剥削阶级辩护的唯心史观完全相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恩格斯说：“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列宁说：“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是新社会的基本因素。……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列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列宁全集》，第26卷，第269页）毛主席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新版横排本，第932页）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根本原理是建立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石之上的，是对于全部人类历史进行了科学考察的结果。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物质生产本身的发展又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过程。因此，决定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不能到哪一个“大人物”或“上帝”的思想、意志中寻找，而只能到物质生产的发展中去寻找。人类的历史首先就是物质生产的发展史，因而也就是直接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人民群众的历史。没有任何一个社会能够脱离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人民群众而存在，也没有任何一个社会能够撇开人民群众，而由其他任何一种力量去决定社会的发展。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不是什么“英雄”、“天才”、“救世主”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科学发现，第一次正确地解决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把剥削阶级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从根本上推翻了几千年来为剥削阶级统治作辩护的唯心史观，给了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一个强大的思想武器。 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 【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 直接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群众是社会生产力的首要因素，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一切物质财富都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物质财富的生产必须有生产工具，而一切生产工具，从原始的石器到近代的大机器，都是在劳动人民积累了无数生产经验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对整个自然的改造的方面不断增多，生产领域的不断扩大，各行各业生产技能的不断提高，都是人民群众辛勤劳动的结果。没有成千上万的奴隶劳动，就没有用于农业灌溉的大型水利工程，没有古代的大规模的金属开采和冶炼，没有分门别类的手工业的发展。而没有这一切，也就没有古代奴隶社会的经济繁荣，没有奴隶主所独占的一切物质财富，没有后来的全部人类文化。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都建立在人民群众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的基础之上。一切剥削阶级，都靠吸吮劳动人民的血汗养活。刘**一伙胡说什么“剥削有理”、“剥削有功”，只不过充分暴露了他们充当剥削阶级走狗的无耻嘴脸。 【人民群众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人民群众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而且创造了精神财富。这首先是因为一切精神文化的创造活动，都必须以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作为前提，而这种前提，正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没有人民群众所进行的物质生产，就没有一切精神文化的产生。恩格斯说：“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论马克思》，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笫15页）这个显而易见的真理，千百年来被剥削阶级的哲学家完全掩盖和抹煞了。他们把劳动人民所从事的物质资料的生产说成是“低贱的”事情，把剥削阶级所从事的精神文化活动说成是只能由少数“天才”人物进行的“高尚的”事情。如实用主义的头子杜威就说什么群众始终“同低贱的、物质的东西打交道。而杰出人物、精神的贵族则运用了高尚的理想。”刘**一类骗子也污蔑群众只知道“怎样搞钱，怎样搞米、油、盐、酱、醋、柴。”这些剥削阶级的辩护士自以为他们是无比“高尚”的了，然而没有劳动人民所生产的米、油、盐等等这些所谓“低贱的、物质的东西”，他们究竟能够“高尚”得了几天呢？鲁迅在批判中国封建士大夫及其遗老遗少们所标榜的“风雅”时说得好：“‘雅’要地位，也要钱”。（鲁迅：《病后杂谈》）他指出中国著名的所谓“田园诗人”陶渊明，如果没有奴仆为他从事生产劳动，那就“不但没有酒喝，而且没有饭吃，早已在东篱旁边饿死了”，那里还能吟什么“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呢？鲁迅的批判深刻地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戳穿了历史唯心主义的谬论。其次，人类历史上一切精神文化的源泉究竟从何而来呢？它只能从人民群众所进行的三大革命实践中来。自然科学是生产斗争实践经验的总结，社会科学是阶级斗争实践经验的总结，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至于文艺，它本来就是起源于劳动，是劳动人民生产斗争的直接的、形象的反映。在进入阶级社会之后，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虽然部分地也反映生产斗争，但始终同阶级斗争不可分离。科学上各种有重大意义的发明创造，文艺上各种有价值的作品的产生，都在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中有其深厚的基础，决不是哪一个“天才”的纯粹偶然的发现或一时的“灵感”的产物。任何天才，都不可能在古代就发明电子计算机或提出控制论的思想，因为当时的生产实践还不具备产生电子计算机或控制论的条件。马克思主义只能产生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因为只有在这时，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发展才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准备了必要的条件。英国剧作家和诗人莎士比亚的作品，决不象刘**一类骗子所胡说的那样，是莎士比亚的某种神秘的狂想的产物，而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初期社会关系的深刻反映。这种社会关系以及当时整个社会生活的风貌，都是由广大人民群众反封建贵族的阶级斗争所决定的。没有这种斗争，就没有莎士比亚的作品。 最后，人民群众不仅为精神财富的创造提供了必需的物质前提，开辟了无限丰富的源泉，而且还直接参加了精神财富的创造。尽管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人民群众被剥夺了创造精神财富的各种条件，但人民的创造智慧仍然在曲折地生长着，剥削阶级的一切残酷迫害都掩盖不了它所放射出的光辉。在科学方面，许多有重大意义的发明创造都来自劳动人民。中国宋代发明活字印刷的毕升，英国发明蒸气机的瓦特，发明火车的史蒂芬逊，美国发现电的作用的佛兰克林，发明电灯、电影、留声机的爱迪生，俄国大科学家罗蒙诺索夫，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理论家魏特林，卓越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狄慈根……都出身于劳动人民，或本人同时就是劳动者。在文艺方面，人民群众的创造智慧的表现更为明显。以文学创作来说，如鲁迅所深刻指出的，“在不识字的大众里，是一向就有作家的”。（鲁迅：《门外文谈》）人民的口头文学创作，如神话、寓言、诗歌、故事等，源远流长，始终不绝，其中被记录保存下来的只是极少的部分。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文学作品，如我国的《水浒传》、《西游记》，是在人民口头创作的基础上写成的。许多大作家在文学上所取得的成就，和他们从民间文学中所吸取的养料有着直接的关系。我国的楚辞、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出现都是例证。在造型艺术方面，如我国敦煌的壁画，流传于民间的年画，民间的泥塑和石雕，丰富多彩的工艺美术和宏伟壮丽的各种建筑，都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 人民群众之所以在精神文化的创造上表现了杰出的智慧和勇敢的创造精神，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是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直接参加者，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具有丰富的实际经验，最少剥削阶级的偏见。科学史上和文艺史上的大量事实生动地证明了毛主席所指出的一个真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转引自《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刘**一类骗子出于他们仇视人民群众的反动阶级本性，一方面污蔑人民愚昧无知，另一方面却公然把奴隶主的思想代表孔子推为中国文化的创造者，说什么孔子“删诗书、作春秋，……宣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所以传播到全国，以至现在，便有文化。”他们的这种反动论调，又一次揭穿了他们的假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清楚地暴露了他们是拜倒在剥削阶级面前的无耻奴才，是历史唯心论的狂热鼓吹者。 【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社会的变革，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的转变，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所引起的。但是，旧生产关系的灭亡，新生产关系的产生，并不是自发地实现的，而是人们自觉活动的结果，是一场翻天复地的大革命。旧生产关系的代表者，反动的剥削阶级，从来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当生产力同生产关系发生剧烈冲突的时候，剥削阶级必然要利用旧上层建筑的力量，首先是利用国家机器的力量，来阻碍和反对变革旧的生产关系。因此，只有用革命的暴力推翻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才可能实现生产关系的变革，推动历史前进。谁能做到这一点呢？谁是推翻剥削阶级反动统治的主力军和决定性的力量呢？是人民群众。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奴隶起义是实现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革命变革的决定力量，农民和城市平民的起义是实现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变革的决定力量，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的武装斗争是实现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变革的决定力量。在无产阶级革命以前，历史上的剥削阶级，在它处于上升时期的情况下，曾经充当过革命的领导者，起过不同程度的进步作用。资产阶级革命的情况就是这样。但是，无论任何时候，革命的主体和最终决定胜负的力量，不是剥削阶级，而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恩格斯在谈到德、英、法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曾经深刻地指出：“在所有三次资产阶级大起义中，都是农民提供了战斗部队，……无论如何，如果没有这种自耕农和城市平民，单单资产阶级决不会把斗争进行到底，也决不会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335页） 刘**一类骗子否定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把人类历史说成是由少数野心家、阴谋家所发动的连续不断的政变史。这是对于历史的极大歪曲，是十足的、赤裸裸的历史唯心论，是妄图篡权复辟的刘**一类骗子的反革命梦想。人类历史，是一系列社会革命的历史。只有人民群众所进行的革命斗争，才能使社会关系发生深刻变革，推动历史前进。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社会革命，是通过少数人发动的政变而得到实现的。中国历史上每个旧的封建王朝的灭亡和新的封建王朝的产生，都是直接间接地利用了农民起义的结果，而不是宫庭政变的结果。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广大农民和城市平民同封建贵族进行了殊死战斗的结果，而不是英国资产阶级在1688年所实行的宫廷政变的结果。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曾经企图通过宫廷政变而实行“变法”，但很快就遭到了惨败。历史上也有过这样的情况，反动的剥削阶级通过政变方式夺走了人民革命的胜利果实。但是，他们所发动的政变能否实现，在根本上也仍然决定于人民群众和反动阶级的力量对比。在人民群众的力量相对弱小的某种情况下，反动阶级所发动的政变可能暂时得逞，个别卑鄙无耻的野心家、阴谋家可能成为显赫一时的“大人物”，历史可能暂时倒退，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绝不是任何野心家、阴谋家发动的政变所能改变的。一切反动阶级的反革命政变都是短命的，都只能加速他们自己的灭亡。中国人民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是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战斗考验、在同国内外强大敌人的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人民，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中国人民从自己的切身经验里深深地认识到，毛主席、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救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不同历史时期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是不同的】 恩格斯说过：“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制约着他们的一定环境中，是在既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恩格斯致符.博尔吉岛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版，第506页）无论任何时候，人民群众都是历史的创造者，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的发挥程度是不同的。 在近代无产阶级出现以前，奴隶阶级、农民阶级以及其他劳动人民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他们所进行的伟大斗争推动了历史的前进。但是，每一次斗争，其成果最后都落到了剥削阶级的手中，以建立一种新的剥削制度代替旧的剥削制度而告结束。按劳动人民所处的受压迫、受剥削的阶级地位来说，他们的彻底的革命要求并不是要建立某种新的剥削制度，而是要消灭剥削、消灭压迫。可是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没有科学的革命理论的指导和革命政党的领导，这种要求总是不能实现。在无产阶级革命以前，奴隶和农民的斗争还不可能建立起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的社会制度，这是过去一切劳动人民的革命不可避免的历史的局限性。但这种局限性的存在，丝毫也无损于历代劳动人民反压迫、反剥削的英勇斗争精神和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作用。 近代工业无产阶级的出现，使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发生了一个伟大的历史性的变化。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大机器工业的产生，把生产力发展到了这样的高度，使得任何剥削制度的继续存在都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如果说历史上一种剥削制度在它产生之后的一段时期内曾经起过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因而有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那么，现在任何剥削制度的存在都是同生产力的发展不能相容的了，它必然要被打破、被消灭。而执行这一伟大历史任务的，就是进行大机器生产的无产阶级。历史的发展决定了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找到彻底消灭剥削制度的现实道路，提出科学的革命理论，组成最有纪律的团结一致的革命大军，创立领导斗争的革命政党，把历代劳动人民要求消灭剥削制度的理想付诸实现，建立起一个没有剥削压迫的新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 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由于劳动人民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受着残酷的剥削压迫，生活在黑暗的统治之下，他们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受到极大的压制和摧残。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摆脱了剥削和压迫，掌握了国家政权和生产资料，他们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下，深刻地认识到自己是在为劳动人民的幸福生活和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的彻底解放而斗争。这就使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得到了全面的充分的发挥。当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全人类都进入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代，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将得到更加全面、更加充分的发挥。 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经过几十年的英勇奋斗，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作用的发挥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天地。广大劳动人民参加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领导和管理工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伟大的作用。在工农业生产、科学技术、医药卫生等各方面，劳动人民的智慧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使我国生产力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千百年来一直为剥削阶级所垄断的文化教育回到了人民手中。来自三大革命实践的工农兵学员正在茁壮成长，一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宏大部队正在形成。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不断深入，广大工人、农民在哲学、文艺、科学上的创造越来越多。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在解放后短短的二十几年里，我国人民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的旧中国建设成了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这个事实本身，有力地驳斥了刘**一类骗子鼓吹的“英雄创造历史”的反动谬论。中国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光辉成就，决不是刘**一类骗子所能够抹煞得了的。他们所发出的种种无耻谰言，只不过是他们反革命的阶级本性的表现。 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新时代，各国人民创造历史、决定世界历史命运的伟大作用，表现得愈来愈强大有力。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当代世界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毛主席指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毛泽东：《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1970年5月20日））不论苏修、美帝如何互相勾结、狼狈为奸，镇压人民革命，都不可能挽救他们的灭亡。各国人民必将掌握自己的命运，一两个所谓“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反革命幻想必将进一步遭到彻底破产，未来的世界必将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世界。 二 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杰出人物特别是无产阶级领袖在历史上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并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完全相反，马克思主义充分承认和肯定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特别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其作用是十分巨大的。 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最主要的是表现在政治上、阶级斗争上。人民群众反对反动统治阶级的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强大动力。历史上每一个旧的社会制度的灭亡、新的社会制度的产生，都是人民群众进行斗争的结果。但是，人民群众为了进行斗争，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就需要统一意志、统一行动，需要有自己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列宁指出：“历史上，取得统治地位的每一个阶级，都推举出了自已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列宁:《我们运动的追切任务》。《列宁全集》，第4卷，第331页）任何一个阶级，如果没有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我们知道，历史上每一次伟大的社会革命都产生了自己的领袖。这些领袖，在不同程度上集中了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提出了革命的口号和纲领，制定了革命的步骤和计划，把广大群众的意志和行动统一起来，汇合成为一股冲击反动统治阶级的洪流，使反动阶级的统治陷于瓦解和崩溃。没有革命的领袖，广大群众反对统治阶级的分散的行动就不可能形成为集中统一的行动，革命的力量就不能发展壮大，反动的统治阶级就不能打倒。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是彻底消灭一切剥削制度的斗争，因而是一场空前尖锐、剧烈和复杂的斗争。无产阶级要在这场斗争中取得胜利，必须有坚强的严密的组织，有由本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的革命政党，有率领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去进行战斗的革命领袖。列宁指出：“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被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2页）列宁在这里科学地阐明了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之间的相互关系，批判了那种把群众和领袖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指出了无产阶级领袖对无产阶级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无产阶级如果没有从斗争中产生的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领袖，就不可能把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劳动群众组成具有严格纪律、步伐一致的革命大军，不可能在极其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辨明前进的方向，引导群众去打倒阶级敌人，取得革命的胜利。历史上每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产生，是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达于成熟的表现，是无产阶级革命必定要胜利的保证。 无产阶级的领袖不同于历史上一切革命阶级的领袖。领袖是阶级的代表，阶级的面貌决定着领袖的面貌。无产阶级领袖所代表的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革命的阶级，是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性的阶级，是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是唯一能够彻底消灭一切剥削制度、解放全体劳动人民的阶级，因此无产阶级领袖是过去一切革命阶级所不可能产生的最伟大的领袖。只有无产阶级领袖才能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出完全科学的革命理论，给劳动人民指出彻底解放的道路。只有无产阶级领袖，才能始终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始终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最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他们对人类历史所起的巨大的推动作用，是其他任何革命阶级的领袖所不能比拟的。历史上农民阶级的革命领袖，如我国的陈胜、吴广、张角、黄巢、李自成、洪秀全曾经对广大农民群众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起了号召、鼓舞、组织、领导的作用，有力地打击了地主阶级的统治，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他们的这种作用是不可磨灭的，将永远载入人民的史册。但是，由于农民阶级所处的小生产者的地位和各种历史条件的局限，他们不可能提出科学的革命理论，不可能创立革命的政党，不可能在革命队伍中和领导集团中始终保持严格的革命纪律，抵制剥削阶级的腐蚀和影响。这就给了地主阶级以可乘之机，最后导致了革命的失败。资产阶级在它反对封建统治的革命时期，也曾产生过一些有影响的领袖，对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是，他们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在阶级地位上和广大劳动群众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资产阶级革命初期，当着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劳动群众还能有部分的、暂时的一致，其对立的方面还没有充分暴露和发展的时侯，他们反对封建统治的思想行动客观上符合于劳动群众的要求，基本上起着进步的作用。但当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随着阶级斗争的不断发展，资产阶级同劳动群众之间的对立不断加深，资产阶级的领袖也就日益反动，成为劳动群众革命要求的镇压者，失去了任何进步的作用。除了历史条件的局限之外，历史上一切革命阶级的领袖都有着不可避免的阶级局限性。只有无产阶级的领袖才能免除这种阶级的局限性，始终站在历史的前列，领导人民群众不断推动历史的前进。 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在其发展的每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都产生了自己的伟大领袖。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了无产阶级诞生以来，特别是十九世纪以来全部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批判地继承了人类科学发展的积极成果，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理论，创立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和国际组织，领导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打开了人类历史的新篇章。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列宁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立了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把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列宁的杰出的学生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在列宁逝世之后勇敢地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内外一切阶级敌人进行了不疲倦的斗争，保卫和巩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立了功勋。 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我国无产阶级最杰出的代表。半个世纪以来，毛主席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作出了划时代的伟大贡献。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毛主席缔造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主席所领导的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它已经并且必将继续对世界革命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中国人民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深深地体会到：毛主席的领导、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必定要胜利的根本保证。只要我们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那就什么困难都能克服，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 无产阶级领袖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引起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恐惧和仇恨，对无产阶级领袖进行恶毒的攻击。混入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内部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者也采取各种卑鄙的手段，妄图中伤、诋毁和否定无产阶级领袖的伟大作用，以达到他们反革命的罪恶目的。 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就是机会主义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们用来攻击无产阶级领袖的手段之一。无产阶级领袖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这种威信是在长期的斗争中自然形成的，是建立在领袖与群众的血肉联系的基础之上的，它充分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于领袖的由衷的热爱和崇敬。这种威信，就是党的威信、阶级的威信，是人民群众的最宝贵的财富。它具有极大的动员力量和号召力量，是革命的旗帜、胜利的旗帜。人民群众对领袖的热爱和崇敬，是出于对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的爱护，是阶级觉悟和阶级感情的深刻表现，和剥削阶级历来鼓吹的个人崇拜亳无共同之点。一切机会主义者所谓的“反对个人迷信”，其实质就是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统一领导，涣散党的战斗力，瓦解党的队伍，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作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苏修叛徒集团的头子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无耻污蔑和攻击，就是一个极为明显的例证。 除了所谓“反对个人迷信”之外，一小撮阶级敌人还常常采取与之相反的另一种手法来反对无产阶级领袖，那就是在歌颂无产阶级领袖的幌子下，竭力把无产阶级的领袖神秘化和偶象化。他们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架空无产阶级领袖，破坏领袖和群众的血肉联系，歪曲和丑化领袖的伟大革命形象，从根本上破坏领袖的威信，另一方面是为了从中捞取政治资本，把他们自己打扮成领袖的最忠实的信仰者和崇拜者，借领袖之名以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达到他们最后推翻无产阶级领袖，取而代之的罪恶目的。托洛茨基匪帮在反对列宁的时候曾经采用过这种手法。他们一方面在暗地里污蔑咒骂列宁是“最大的暴君”，另一方面却又装成列宁的最忠实的拥护者，说什么列宁是“天才中的天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揭穿了他们可耻的阴谋诡计，使他们遭到了彻底的破产。今天**一类骗子鼓吹反动的“天才论”，大讲特讲无产阶级领袖是几百年、几千年才出一个的“天才”，和当年托洛茨基匪帮的反革命伎俩完全是一路货色。伟大领袖毛主席高瞻远瞩，洞察一切，及时地指出“天才论”是反动的唯心史观，是**一类骗子反革命的理论纲领；撕破了他们的假马克思主义的外衣，粉碎了他们篡权复辟的反革命阴谋。 马克思主义历来坚决反对夸大个人的作用，反对把个别人物神化。马克思主义高度评价杰出人物，特别是无产阶级领袖在历史的作用，这和历史唯心主义者所宣扬的英雄创造历史的神话有着根本的不同。 【彻底批判唯心史观在个人作用问题上的反动谬论】 资产阶级的哲学家说什么马克思主义只讲“历史的必然性”，不承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而是什么“神秘主义”、“形而上学”。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恶劣歪曲和污蔑。实际上，问题并不在于是否承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而在于如何说明、解释和估计这种作用。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唯心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相对立，散布了种种反动的谬论。 笫一、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在阶级社会里，历史上一切发生了影响的人物都是有阶级性的，都是一定阶级的代表，从来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物。唯心史观则完全相反，它认为这些人物是超阶级的，是什么抽象的“理性”、“良心”、“宇宙精神”的代表。这纯粹是一种欺骗，其目的是要掩盖剥削阶级代表人物的反动阶级属性，麻痹革命人民的斗志，以利于维护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实际上，对于什么是杰出人物，不同阶级的看法是根本不同的。反动统治阶级决不会承认代表人民利益的人物是他们所谓的杰出人物，是他们心爱的“理性”、“良心”等等的代表。一切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人物，历来都被反动统治阶级视为大逆不道，而加以种种迫害。反过来说，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也决不会承认那些代表反动统治阶级利益，奴役人民、镇压人民，拖着历史倒退的人物是什么杰出人物，而是如实地把他们看成是必须打倒，也一定能够打倒的反动人物。我们所说的杰出人物，指的是符合历史发展客观趋势、对历史前进起了推动作用的人物，其中首先是指历代劳动人民和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以及其他代表劳动人民、无产阶级利益的人物。至于对处于上升时期的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则必须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一般说来，每一个剥削阶级在它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它的利益同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在基本上还是一致的，要求推翻已经过时的生产关系和腐朽的社会势力，因此这个时期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曾经在历史上起过进步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给这些人物以应有的历史地位，但必须看到他们和劳动人民、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以及其他代表劳动人民、无产阶级利益的人物有着根本性质的不同。对于这些人物，既要看到他们有和腐朽的社会势力进行斗争的一面，又要看到妥协的一面；既要看到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他们所代表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客观上和人民群众有暂时和部分的一致的一面，又要看到根本对立的一面。不加分析地颂扬处于上升时期的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无原则地美化他们，是完全错误和反动的。 第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在历史上发生了影响的人物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历史发展的产物，阶级斗争的产物。马克思指出：“如爱尔维修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0页） 唯心史观则完全相反，它认为历史人物的产生是一种纯粹偶然的现象，或者是由“天意”、“上帝”、“宇宙精神”所决定的。 历史的事实驳斥了唯心史观的这种反动谬论。从革命的阶级来说，只有当人民群众的斗争提出了某种需要解决的历史任务，而且解决这一任务的历史条件至少已初步具备的时候，才会产生促使这一任务得到解决的杰出人物。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只可能产生在秦朝末年，而不可能产生在秦朝初年。因为只有在这时，广大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才达到了完全激化的程度，农民起义一触即发，迫切需要有组织领导起义的人物。而陈胜、吴广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历史条件下登上了历史舞台，掀起了一场席卷秦王朝统治的农民革命战争。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是适应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需要而产生的，并且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定发展阶段上产生的。孙中山成为一个目标明确、行动坚决和发生了重大影响的革命领袖，只能是在二十世纪的初期，而不可能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因为只有到了二十世纪初期，由于民族资本主义的迅速成长，广大人民同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矛盾空前加深，加上世界各国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新高涨，这才使得中国有可能进行比过去更为坚决、明确和完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产生出像孙中山这样的革命领袖。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马克思、思格斯是适应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而产生的，并且只能产生在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一定历史时期，即十九世纪的中期以后。因为只有在这个时期才具备了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所必需的条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的充分暴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以及哲学、政治经济学、十八世纪以来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等等），才可能产生出像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给无产阶级指出彻底解放的现实道路。所有的历史事实亳无例外地证明了代表革命阶级的杰出人物的产生，是由人民群众的斗争所决定的，既不是纯粹偶然的现象，也不带有任何神秘的性质。至于那些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产生过极大的阻碍和破坏作用的人物，即统治阶级所谓的“杰出人物”，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或纯粹偶然产生的，而是适应统治阶级的反革命需要产生的。例如，中国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所进行的阶级斗争，一方面产生了代表广大农民革命要求的许多杰出的领袖，另一方面也产生了地主阶级用来镇压农民起义的一些血腥的剑子手（如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汉奸卖国贼曾国藩等）。一切历史人物的产生都有其客观的必然性，但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偶然性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在于这种偶然性中隐藏着必然性，偶然性不过是必然性的表现形式。恩格斯说：“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或好或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会出现的。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岛人做了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么他的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恩格斯致符•博尔吉岛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6-507页） 一切反动统治阶级总是把代表他们进行统治的人物，说成是由于某种神秘的天意而产生的，以愚弄和欺骗人民群众，要人民群众拜倒在他们的脚下，俯首贴耳地接受反动阶级的统治。**一类骗子鼓吹的“天才论”，也就是这样的一种反动谬论。他们不顾起码的历史常识，胡说什么无产阶级领袖是“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的“天才”，把无产阶级领袖的产生说成是一种极其神秘而稀奇的现象，其目的就是要把他们自己打扮成古今少见，不可思议的“天才”，要人民群众盲目崇拜他们，听凭他们去复辟资本主义，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这伙骗子打的是歌颂无产阶级领袖的招牌，实际上却是在放肆地污蔑无产阶级领袖，为他们篡权复辟制造舆论，做今日“真龙天子”的反动迷梦。他们的谬论，是历史唯心论者用来把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加以神秘化的一种惯技，是孟子所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一类反动论调的翻版。无产阶级的领袖是人民群众的代表，永远和人民群众在一起，不需要任何神秘化，不需要用神秘化的方法去欺骗和统治人民，只有**一类骗子才需要这种卑鄙伎俩。无产阶级的领袖在什么时候产生，不是由江湖骗子、算命先生捏造的胡言乱语所决定的，而是由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历史进程所决定的。无产阶级领袖的伟大也决不是因为他是在多少年内产生的，而是因为他代表了历史上最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解决了无产阶级革命在不同历史阶段上所提出的任务。无产阶级领袖是人类历史上一切人民革命领袖中最伟大的领袖，但无产阶级领袖从来不割断历史，从来不否认过去一切人民革命领袖在历史上起过的作用。只有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一类骗子才需要割断历史，把自己说成是几百年、几千年才出一个的“超天才”。 第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个别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是由这些人物所处的时代的阶级关系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决定的。代表革命阶级的人物．起着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代表反动阶级的人物，起着阻碍历史前进的作用。 唯心史观则完全相反，它认为个别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是由这些人物的思想、意志决定的，是由这些人物先天具有的“才能”、“智慧”、“批判的思维能力”、“非凡的意志”等等决定的。 历史事实驳斥了唯心史观的这种反动谬论。从革命阶级的代表人物来说，他们之所以能够起到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是由于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要求，而不是由于他们具有什么先天产生的特殊的智慧或才能。当然，杰出人物在领导人民群众进行斗争的过程中，他个人的精神品质、智慧、才能、意志等等起了显著的作用。但是，任何杰出人物，不论他有多大的才能，只要他脱离了人民群众，就必将一事无成。如果他反对人民群众，就只能自取灭亡。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不少这样的人物，当他们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的时候，他们是有力量的，对历史的发展起了进步作用，而当他们脱离人民群众，进而反对人民群众的时候，就从革命的历史舞台上摔了下来，为历史所淘汰。其次，任何杰出人物的智慧、才能都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后天才有的。人民群众的斗争，是一切革命的智慧、才能的不竭源泉。杰出人物具有多大的智慧、才能，他在多大的程度上正确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要求，他对历史所起的作用的大小，决定于他的阶级立场，决定于他和人民群众联系的密切程度，决定于他所参加的革命实践。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之所以具有任何其他阶级的代表人物所不可能具有的最高的智慧和才能，最根本的是由于他们是历史上最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的代表者，和广大劳动人民有着最广泛、最密切的联系，最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因而能够正确地、全面地、及时地反映人民群众的革命要求，洞察历史前进的方向，击破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把革命不断引向胜利。历史唯物主义不承认有什么生而知之的“天才”。所谓天才，无非是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几个人，而是靠一个阶级、一个党，靠群众路线。 一切反动阶级违背客观的历史事实，宣扬个别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决定于先天具有的“智慧”、“才能”等等，这完全是为了把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说成是天生的“全知全能”的人物，因而是当然的统治者。实际上，一切反动阶级所谓的“英雄”，都是平庸可笑的人物，都是最愚蠢的，因为他们站在反动阶级的立场上，不可能认识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他们的一切自以为“聪明”的举动，到头来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一类骗子鼓吹反动的“天才论”，把他们自己扶上“天才”的宝座，自以为从此就可以篡党篡政，为所欲为了，但他们所作的历史唯心论的幻梦很快就遭到了彻底的破产。历史又一次证明了以“天才”自命的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实质上是最大的蠢才。不论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镇压、破坏、摧残人民革命的手段是如何的狡猾、恶毒和阴险，（这就是他们的最重要的“智慧”和“才能”)他们都绝不可能超越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力量对比而行动。如果说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有时会以“英雄”的面目出现，这决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天生的“非凡”的“智慧”和“才能”，可以任意地左右历史的发展，而是因为在一定的阶级斗争形势之下，由于人民力量的相对弱小，使得他们的反革命阴谋能够暂时得逞。但是，历史前进中所发生的这种曲折决不能挽救反动阶级必然灭亡的命运，而只能把革命的人民锻炼得更加强大，使革命进行得更加广泛、深入和彻底。 第四、唯物史观认为杰出人物的活动能够对历史的发展起加速或延缓的作用，但不可能改变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向。 唯心史观则完全相反，它认为历史的发展方向是由某些所谓的“天才”、“英雄”、“救世主”所决定的。 历史的事实驳斥了唯心史观的这种反动谬论。从革命阶级的代表人物来说，杰出的革命领袖对于人民群众的斗争的正确领导，能够大大加速历史的发展，但不可能超越当前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例如，不可能在民主革命的阶段去完成只有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才能完成的任务。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曾经有一些布朗基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宣扬革命是可以依靠少数领袖人物“制造”出来的。这是一种荒谬而反动的理论。杰出的革命领袖的伟大，决不是因为他能够人为地去“制造革命”，而是因为他能看出现实生活中革命发展的必然趋势，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去正确地领导革命，推动革命的前进。历史上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情况，革命胜利的可能性已经具备了，但由于领导者不善于利用这种可能性，结果还是遭到了失败。这种情况能够推迟革命的胜利，延缓历史的发展，但不可能改变历史前进的趋势。个别领袖人物的某些偶然的情况，也能对历史的发展产生某种影响。例如我国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的过程中，最有威信的领袖张角的早逝，无疑给农民起义带来了不利的影响，但它并不能改变历史前进的方向，农民起义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发展。至于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对革命人民的猖狂进攻，可以使革命的发展遭到某些挫折和失败，历史可能暂时倒退，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不论经过多少艰难曲折，革命势力一定要战胜反动势力，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 从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两种历史观的解释和说明是根本对立的。这种对立的本质就在于承认不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唯心主义在一切方面竭力夸大个人的作用而否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则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又充分承认和肯定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这两者在理论上是完全一致的、统一的。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需要有自己的杰出人物，而且必然会从斗争中产生出这样的人物。这些人物由于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因而能够适应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正确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站在历史的前列引导群众，帮助群众尽可能迅速地推动历史的前进。杰出人物的伟大作用就在这里。马克思主义主张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并没有排斥和否定杰出人物的作用，而恰恰是第一次科学地说明了杰出人物的产生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唯心史观否定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因而也就根本不可能正确地说明个别人物的产生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唯心史观把个别人物的产生说成是不受任何客观历史条件的制约，把个人的作用夸大到能够任意决定历史发展的进程和方向，完全是历史唯心主义者的反动幻想。 **一类骗子在他们的反动的“天才论”遭到全国人民的无情揭露和有力批判之后，又抛出了一个所谓“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的谬论，妄图用折衷主义和二元论的诡辩手法来歪曲篡改马克思主义，掩盖他们的历史唯心论的反动面目，挽救“天才论”的破产。这完全是枉费心机。是奴隶们即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还是英雄创造历史，这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历史观。承认奴隶们创造历史就必然要否定英雄创造历史，反过来也是这样。任何想用折衷主义和二元论把两种观点调和起来的企图，都只能是一种骗局。我们只要看看**一类骗子是怎样把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吹捧为“先知先觉”，把他们自己封为“天才”、“超天才”，又怎样把人民群众污蔑为“愚昧而黑暗”、“见不到文化，见不到光明”、只知道“怎样搞钱”的“群氓”，就可以知道他们所谓的“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的谬论是怎样的虚伪和反动了。如此蔑视人民群众的**一类骗子，这一小撮地主资产阶级和帝、修、反的走狗，难道真会承认人民群众和他们这些“天才”、“英雄”一样地具有创造历史的作用吗？当然不会的。他们所谓的“共同创造历史”，就是妄图要人民群众充当他们这些“天才”的阿斗和仆从，任凭他们去复辟资本主义，把中国拖回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黑暗深渊。其次，从理论上看，**一类骗子的谬论，是直接针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历史观而提出来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创造历史的动力只有一个，那就是奴隶们即人民群众。“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而**一类骗子却否定这一观点，说什么历史是由“英雄和奴隶们共同创造”的，历史的创造只有群众不行，还要有他们这些“英雄”。这不是用二元论伪装起来的“英雄创造历史”的反动谬论又是什么呢？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总是说历史的创造离不开他们这些“英雄”，可是全部历史事实却证明了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而不是他们这些“英雄”创造的。至于说到人民群众自己的英雄人物，那么，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他们是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斗争中产生的，是人民群众的代表者、组织者和领导者，并不是在人民群众之外或之上的另一种创造历史的力量。英雄人物在历史上起着巨大的作用，但英雄人物的出现及其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都是由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所决定的。正如斯大林所指出：“不是英雄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英雄并推进历史。”（转引自《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页）**一类骗子把英雄和群众割裂开来，把英雄说成是与群众不同的另一种创造历史的力量，完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无耻歪曲和篡改，其目的是为了否定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贩卖反动的唯心史观。 三 马克思主义者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和党的群众路线 【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是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是奴隶们创造的，人民群众的解放只能靠人民群众自己起来进行斗争，而不能靠那个“英雄豪杰”、“救世主”的恩赐。革命是千百万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无产阶级的诗人欧仁.鲍狄埃在《国际歌》中写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作用，在群众运动中得到了最显著、最充分的表现。历史上推翻一个旧制度，建立一个新制度，都是千百万人民群众起来斗争的结果，都是一场翻天覆地的群众运动。在每一次革命中，群众是否已经发动起来、群众发动的广度和深度，决定着革命的成败，决定着革命发展的规模和它能够进行到怎样的程度。社会的变革、历史的前进，只有通过群众运动才能得到实现。没有革命的群众运动，旧的社会制度就不能推翻，新的社会制度就不能建立，建立了也不可能巩固。 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是区分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资产阶级革命家的一个根本问题，也是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毛主席指出，对待群众运动有三种不同的态度：“是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新版横排本，第13页）第一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态度，第二种是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态度，也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态度；这第二种态度，实质上和第三种态度，即反革命的态度是站在同一个观点上的，充当了反革命的帮凶和走狗。 资产阶级革命家不是把自己当作人民群众的工具，而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资产阶级在进行反封建斗争时，为了自己的阶级利益，曾不得不依靠群众的力量来推翻封建制度；但当群众的革命运动超出他们所许可的范围时，他们就千方百计地限制和镇压群众运动。正如马克思所说：“当群众墨守成规的时候，资产阶级害怕群众的愚昧，而在群众刚有点革命性的时候，它又害怕起群众的觉悟了。”（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5页） 机会主义者即假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本来不过是口头上的动听词句。真正到革命的群众运动起来的时候，他们就惊惶失措，对群众运动采取讥笑、咒骂、打击的态度，由害怕革命进而反对革命、背叛革命。历史上的许多事实告诉我们：每一次大的革命群众运动，都无情地撕去了这些假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外衣，露出了他们反马克思主义、反革命的原形。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历次“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就是这样一些假马克思主义者。在民主革命时期，当着农民革命运动空前高涨，千百万被压迫的奴隶们起来推翻他们的反动统治者的时候，右倾机会主义者陈**却高叫什么农民运动“过火了”、“糟得很”，竭力压制和破坏农民运动，最后解除了农民的革命武装，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了失败。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右倾机会主义者、反党分子彭**疯狂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恶毒攻击热气腾腾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群众运动，妄图使中国倒退到资本主义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刘**及其一类骗子采取了各种手法来破坏和反对革命的群众运动。他们或者利用自己所窃取的一部分权力，实行白色恐怖，残酷镇压群众运动；或者鼓吹什么“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否认党的领导，妄图把群众运动引到邪路上去，以达到他们破坏群众运动，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一切机会主义者破坏和反对革命的群众运动，都是为他们反动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所决定的。他们是地主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他们坚持“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把自己视为“英雄”，把群众看作“群氓”，从来不相信人民群众具有无穷的创造智慧和力量，不相信人民群众能够自己解放自己。因此，他们对群众运动的本质和主流，始终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可是对于那些在群众运动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的某些缺点和错误，却津津乐道，攻其一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以此来嘲笑、污蔑、否定群众运动；或者反过来颂扬和美化这些缺点和错误，妄图愚弄和欺骗群众，把革命的群众运动变成实现他们反革命目的的工具。 同一切机会主义者相反，无产阶级革命家始终把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放在首要的位置，坚信人民群众有无穷的智慧和力量，能够战胜一切困难，赢得彻底的解放。他们总是热情地支持群众运动，站在群众运动的前列，大胆放手发动群众，仔细倾听群众的呼声，深入研究群众斗争的经验，积极扶植和发展群众运动中的新生事物，集中群众的智慧和要求，提出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引导群众朝着胜利的方向前进。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伟大领袖毛主席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始终坚决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坚信只要把广大的革命群众团结起来，任何困难都能克服，任何敌人都能打倒。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毛主席尖锐地批判了陈**、王*、刘**一类骗子诬蔑、镇压群众运动的反动观点和他们所推行的机会主义路线，采取放手发动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针，把千百万人民群众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克服了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使中国革命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 马克思主义者坚决支持群众运动，但同时又指出群众运动必须有党的领导，必须和党的领导结合起来。首先，群众运动要持久地发展下去，有正确的方向和取得最后的胜利，必须有科学的革命理论作为指导，必须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而这样的理论和路线，不可能从群众运动中自发地产生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7页）没有党的领导，群众运动就会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迷失前进的正确方向，在战略和策略上发生种种错误，以致为反动阶级镇压下去或被反动阶级所利用。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一切把党的领导和群众运动对立起来的看法，都是极端错误和反动的。 其次，在每一个大的群众运动中，都包含着各种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包含着先进、中间、落后三部分人。要使群众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就必须通过党的领导把群众中的正确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高，变为指导群众行动的方针。对于群众中的错误意见，则应该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使之改正，而不能采取迎合和迁就的态度，更不能把它当作指导群众运动的方针。毛主席指出，在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上，正确的原则应当是：“凡属人民群众的正确的意见，党必须依据情况，领导群众，加以实现；而对于人民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的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加以改正。”（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新版横排本，第1205页）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一方面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真心实意地向群众学习，同时又要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群众，不断提高群众的觉悟水平，克服错误倾向，领导群众前进。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这种具体的教育和领导的作用，群众运动要健康地向前发展和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群众运动和党的领导，是辩证地统一在一起的。我们既要反对脱离群众、否定群众运动的错误倾向，又要反对脱离党的领导、否定党的领导作用的错误倾向，反对一切形式的“自发论”。“自发论”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一种表现。这种思想，表面上看来似乎十分相信群众、尊重群众，实际上是在愚弄和欺骗群众，为资产阶级效劳。“自发论”否定党的领导作用，其实质就是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群众运动的正确指导，听凭资产阶级去支配群众运动，把群众运动引到失败的道路上去。列宁在批判俄国“经济派”的机会主义路线时指出：“工人运动的自发的发展，就恰恰是使它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343页）刘**一类骗子鼓吹任何群众运动都是“天然合理的”谬论，就是马克思主义早已痛斥过的“自发论”的翻版。他们表面上装出一副坚决支持群众运动的样子，实际上是在阴谋破坏群众运动，妄图把群众运动引入他们的反革命轨道。对于来自群众的、符合于广大群众根本利益的正确意见和做法，他们采取排斥、压制和打击的态度，相反，对于那些违背群众根本利益的错误意见和做法，他们却在支持群众运动的幌子之下，采取纵容、保护和助长的态度，到处火上加油，推涛作浪，惟恐天下不乱。在这一伙骗子的心目中，是从来没有群众的利益的。他们和历史上的一切野心家和阴谋家一样，极端蔑视群众，把群众看作无知的“阿斗”和“群氓”，看作他们可以任意加以利用的工具。他们高唱的“天然合理”就是要让群众运动去合资产阶级的“理”；他们所热衷的“自发”，就是要让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以达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目的。 【党的群众路线】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党在一切工作中的根本路线，是我们党领导群众运动的基本方法。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对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党的群众路线是建立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和历史唯物论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根本原理之上的。 毛主席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深刻地阐明了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毛主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新版横排本，第852页）而这两个方法都贯串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毛主席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新版横排本，第854页） “从群众中来”，就是通过周密的调查研究，把群众中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形成符合群众需要的领导意见、计划、办法。毛主席教导我们：“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选集》，新版横排本，第748页）群众是三大革命实践的直接参加者，他们最了解实际斗争中种种细致、具体、复杂的情况，最富于实际经验，最有智慧和才能。一切符合群众需要的领导意见、计划、办法，只能从群众中来。要形成这样的意见、计划、办法，就必须眼睛向下，甘当群众的小学生，真心实意地向群众学习。轻视群众，昂首望天，自命为“先知先觉”，这是历史唯心论者们的幻想。我们必须打破和粉碎这种幻想，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出正确的领导。 “到群众中去”，就是说从群众中集中起来的意见、计划、办法，必须再使之变为群众的行动，通过群众的斗争实践加以检验、发展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斗争实践，不仅是一切领导意见、计划、办法的唯一源泉，而且是检验这些意见、计划、办法是否正确的唯一尺度。其次，任何意见、计划、办法，即使它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不为群众所掌握，没有变为群众的行动，那就仍然不过是纸上的空谈，不可能在实际上起到改造世界的作用。这里重要的是要善于使领导的意见、计划、办法为群众所接受，见之于行动。这就需要深入细致地发动群众，进行广泛的宣传解释工作，用正确的思想去武装群众，依靠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并通过他们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形成一个广大的群众运动。那种认为领导的意见、计划、办法只需要少数人知道，不需要广大群众知道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历来统治阶级的思想家总是宣扬“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把群众看成不过是盲目执行统治者意志的工具。我们必须批判这种反动的历史唯心论，在一切工作中彻底地实行群众路线。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必须反对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了群众的觉悟程度，害了急性病；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害了慢性病。既要从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群众的实际需要出发，又要放手发动群众，积极领导群众前进，这是群众路线所要求的基本原则，离开这个原则，必然要犯错误。 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和执行党的阶级路线是一致的。列宁说：“马克思在使用‘人民’一语时，并没有用它来抹煞各阶级之间的差别，而是用它来把那些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的确定的成分联为一体。”（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第9卷，第118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民这个概念具有不同的阶级内容，但不论在任何时期，革命的主体、革命的根本力量只能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农民。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必须对社会各阶级、阶层的不同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确定哪些阶级和阶层是我们党所依靠的基本力量，哪些阶级和阶层是必须加以团结和争取的力量。无论任何时候都必须紧紧地依靠群众中最革命最积极的阶级和阶层，同时又要团结一切中间的阶级和阶层，争取落后的阶级和阶层。看不到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离开党的阶级路线去讲群众路线，必然要把群众运动引到邪路上去。 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和树立牢固的群众观点是不可分离的。要树立牢固的群众观点，必须认真改造世界观，彻底批判“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树立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要长期地参加三大革命实践，不断从斗争中提高自己对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的认识，善于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积极性，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不为某些暂时的、个别的、表面的现象所迷惑。要树立牢固的群众观点，还要正确解决个人与群众的关系，永远做群众的小学生，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新版横排本，第995-996页）我们必须时刻不忘这个出发点，加紧世界观的改造，纠正一切脱离群众的错误思想倾向。在当前深入开展的批修整风运动中，必须注意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失去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不愿和群众同甘苦、共命运，就不可能领导群众共同奋斗，不可能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树立群众观点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根本前提，但除此之外，还必须掌握正确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没有正确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不可能很好地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 毛主席说：“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转引自《红旗》杂志1968年第4期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在一切工作中走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半个世纪以来，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党在革命和建设的一切工作中，一贯地坚持群众路线。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为我们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都光辉地体现了我们党的群众路线，极大地鼓舞了我国亿万劳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从而使我们的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胜利。当前，在国内外一片大好形势下，我们必须进一步发扬党的光荣传统，更好地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本讲略有删节） （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 上下册 全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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