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者按：毛泽东同志在1965年1月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的第21条写道：“工作态度 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都要听。特别是对那些反对的话，要耐心听，要让人把自己的话说完。” 有的网友一看文章题目，就不耐烦了。"仅仅因为本文的标题，这文字就不能接受",我认为，这欠妥。还是看完整个文章再发议论为好。 认真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同志讲话精神
还原共和国这段历史的真相
一 丁 习近平同志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 不能否认，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走过弯路，他在晚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过，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行了全面评价。邓小平同志说，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 “ 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先例，犹如攀登一座人迹未至的高山，一切攀登者都要披荆斩棘、开通道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有其主观因素和个人责任，还在于复杂的国内国际的社会历史原因，应该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待和分析。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 “ 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尽管他们拥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丰富的斗争经验、卓越的领导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认识和行动可以不受时代条件限制。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 “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真正履行对人民群众所负责任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我们党对自己包括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历来采取郑重的态度，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 “ 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道路是多么不容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党和人民在历史新时期把握现实、创造未来的出发阵地，没有它提供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没有它积累的思想成果、物质成果、制度成果，改革开放也难以顺利推进。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 “ 坚持实事求是，就要坚持为了人民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要有光明磊落、无私无畏、以事实为依据、敢于说出事实真相的勇气和正气，及时发现和纠正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决策中的失误、工作中的缺点，及时发现和解决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客观规律、符合时代要求、符合人民愿望。”
伟大领袖毛泽东为“防修反修”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过去已经半个世纪了。当年高喊“誓死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却对毛主席发动文革的真正意义并不十分理解的热血青年，逐步认识到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深远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为此，他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面对文革历史被颠倒、歪曲、妖魔化的现实，响应习近平同志“以事实为依据、敢于说出事实真相的勇气和正气”的精神，还原历史真相，留给后人一个真实的文革就成了我们这些亲历者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
一、 评价文化革命时期这段历史，首先要全面准确评价这段历史活动的主体 去年8月，左派圈里几个有影响的人物在讨论如何总结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的问题时说：造反派对文革的失败负有主要责任，他们辜负了毛主席的希望，干扰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为走资派重新上台创造了机会，最后也导致他们自己被镇压，铸成了他们自己的人生悲剧；他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同时他们对造反派提出七点质疑：造反派组织严重不纯，有大量严重敌视红色政权的人混入了造反派队伍；造反派分裂了文革大军，相互之间发展到了武斗的程度，迫使毛主席不得不动用解放军，以“三支两军”的方式重建社会秩序；80年代以后，面对妖魔化毛泽东、妖魔化文革的恶浪，他们完全没有反潮流精神，不敢挺身而出为文革辩诬等。这些问题的提出说明：他们虽然在其它领域颇有造诣，值得褒扬，但对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历史事实没有搞清楚，没有看到革命造反派坚持批判资产阶级路线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的大方向，把支流当主流。更没有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高度讨论文革。这是文革被妖魔化造成的后果。 回顾40年来文革被妖魔化的过程，令人触目惊心。毛主席去世后，文革功臣被罗织一顶莫须有的“四人帮”帽子逮捕入狱。接着，以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为名，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揭批查”运动，提出“要以当年打日本、打蒋介石，推翻三座大山那样的气势；以当年搞土改，控诉黄世仁、南霸天那样的阶级仇恨，投入这场斗争”。于是，参加各级“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的优秀革命造反派代表首当其冲，被关押、逮捕、判刑，甚至枪毙。打击面之宽、手段之残酷前所未有。而之后开展的清理“三种人”（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则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地毯式的全面清洗。这期间，控诉、辱骂文革成了时尚，“伤痕文学”应运而生；文革中的“三分错误”被无限扩大，许多事件被歪曲、肢解、颠倒；“文革研究”在“强势语言的解释下”蹒跚而行，出现了文革发生在中国而“文革学”在国外的畸形状况；一些教授、学者、艺术家在官方对文革脸谱化的定位下，隐匿积极参加文革的事实，昧着良心控诉文革，而配载的当年照片却是斗志昂扬的阳光形象。北京大学的季羡林在《牛棚杂忆》中隐匿了文革中曾是东语系“井冈山”头头的事实就是一例。于是乎，文革留给后人的面貌就是乱，就是整人，就是打砸抢，就是武斗，就是丑恶、黑暗、残酷……，然后白纸黑字，官方认定的“浩劫”、“动乱”成了文革的正史。 事实证明，所谓“揭批查”，实质上是重新上台的走资派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全国规模的反攻倒算，是一场严重的腥风血雨的阶级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全国各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惨遭镇压，像巴黎公社失败后一样，无产阶级代表人物极少幸免地被逮捕和清洗。有压迫，就有反抗。这段血淋淋的“揭批查”历史，不可能永远被屏蔽。几年来，互联网上不断披露出云南、浙江、河南、重庆、福建等地区的“揭批查”详实资料，骇人听闻，令人发指。2008年，网上出现一份原浙江省革委会常委、杭州大学革委会副主任李显通关于浙江省“揭批查”冤假错案的调查报告，报告中写道：自1976年11月到1980年2月，从省到地、县各单位直至农村生产队凡结合进各级各单位领导班子的群众代表、干部代表和军队代表全部都受到审查和批斗，有的被直接执行枪决，有的被活活整死，有的被判死缓、有的被判无期徒刑，而大部份则被判处了3年到20年的有期徒刑，还有成千上万的干部群众在这次运动中被整得致伤致残，据当时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全省挨整人数达400万以上。仅以台州地区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台州地区机关及所属单位就有2人被枪毙、11人被逼死、23人被判刑、50人被开除党籍，并涉及到3200多名民办教师被开除回家。临海县被逼死20人、被判刑46人；黄岩县20人被逼致死，38人判刑，其中一人被判死缓；仙居县被逼死22人，被判反革命罪38人；玉环这个海岛小县也被逼死4人，判刑39人，被关押、双开除的有44人。另据《金华县人民法院志》载，1977-1979年，金华县判处反革命罪犯202人；原金华地区判反革命罪犯662人（据《金华市人民法院志》），校址在金华的浙江师范大学也判了7个“反革命罪”。金华地、县有190余党员干部被迫害至死，并有4人被判处了死刑。省城杭州，一个不到2千人的杭州机床厂3人被逼致死，1人被逼疯，3人被判刑，一夜之间关押了38人；另一家仅有300人的杭州人民印刷厂被捕3人中一人被迫害致死，2人被判重刑，还有16人被无辜关入土牢。走资派在揭批查中草菅人命，捏造罪名，直接指使各地县枪毙了不少造反派头头：如台州地区革委会副主任陶冬春、台州地区公路总段车间党支部书记任丕春；温州市邮电局党委书记陈进春、温州港务局港口调度干部陈明田、温州港务局工人陈继光、温州市商业局所属食品公司职工胡松林；金华被判处死刑的有朱永斌、戴瑞忠、俞冠华、张根华（地区革委会常委，执行枪决前因为省高院干预，改判死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对洞头县革委会常委王希贞（学生代表）在执行抢决时为防止他呼喊口号，跟国民党、日本鬼子当年残杀共产党人一样将其喉管割断，其家属全部被看押起来不让他们跑出去鸣冤叫屈，他们要接受嵊县（现嵊州市）革委会副主任张全千和乐清县革委会副主任屠庆夏的教训，因张、屠两人临刑前由于他们的子女跑出去向北京最高法院鸣冤而受干预。李显通本人以反革命罪被判5年徒刑，造成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妈妈哭瞎了一只眼睛，哥哥受株连在浙大被关在地下室逼疯致死！更典型的例子是浙江省原省长、鲁迅袍弟周建人，文革中支持造反派，揭批查期间已经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浙江抓不住他了，就把他的秘书判刑7年，替他坐牢。这份《调查报告》中还有许多捏造罪名、草菅人命，迫害革命造反派的实例，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近几年出版的造反派回忆录中也大都有对“揭批查”这段历史的血泪控诉。笔者2010年春出版的《霜叶集——关于文革的回顾与思考》中就有关于河南省“揭批查”运动的章节。特别是杨东、林敏捷两位同志编著的《是谁冤杀了人民的好书记——揭开泉州市清查运动制造大冤案的真相》一书，是揭露这段历史的专著。书中记述了福建省泉州市城东公社在清查运动中三位书记被诬陷为“反革命打砸抢案主犯”惨遭杀害，一位人保干部被关死的事实真相。被杀的公社书记朱赞成是焦裕禄式的好干部，几十年来，人民群众为他鸣不平、讨公道的呼声从未间断。朱赞成的战友林敏捷同志，奔走呼号，冲破阻力，在城东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建起了纪念堂，耸立起朱赞成同志的铜像，为毛泽东时代带领人民战天斗地的共产党人，竖起了历史丰碑。后来杀人者说：人错杀了，“运动”是对的。这是什么运动？一个小小的公社，抓了党员干部十几人，杀了三位共产党的书记，对在何处？最近，福建省仙游县一位同志给笔者说：仙游县清查运动中逮捕、判刑了400多个造反派干部，其中枪毙了19人。这血淋淋的数字，正应了毛主席的话：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就是法西斯上台，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就是法西斯专政。指挥这场运动的刽子手就是走资派。清查运动中专案组成员、原浙江省公安厅某处长曾咬牙切齿的说：“整个中国就是败在你们这些红卫兵以及支持你们红卫兵的那个人身上！”“现在为你们撑腰的人没有了，我们要怎么办就可以怎么办！”，这里所说的“红卫兵”，就是指造反派，那个“撑腰的人”就是指毛主席。这就是走资派丧心病狂镇压革命派的自供状，其反文革、反毛泽东之心暴露无遗！ 如何评价文革中的造反派？笔者十分赞同《戚本禹回忆录》（第15页“献词”）中一段话：“我们绝不否认，当年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由于组织队伍的庞杂和思想认识的差异，加上对毛泽东思想学习的不够和革命工作经验的不足，他们在工作中确实犯了许多大大小小的错误。工作的失误给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客观上帮助了走资派。但是工作的失误毕竟不是反革命问题，把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视为‘十年浩劫’，甚至污蔑之为文化反革命，把为保卫人民革命胜利果实，而与走资派路线生死斗争的革命造反派打成反革命，加以逮捕、审判，处以徒刑、死刑，恰恰从反面证实了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才是篡夺革命果实、压迫人民、危害人民、逆历史而动的社会公敌。” 必须说明，不能因为造反派在“揭批查”中受到镇压，就都是英雄。当年的造反派队伍如今已经分化，有些曾经“响当当、硬邦邦”的造反派如今后悔者当初者有之；悲观消沉者有之；反文革、反毛者有之……。而当年的保守派，也有人面对毛主席去世后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现状，毅然站到捍卫毛主席继续革命路线上。2011年1月，笔者收到河南新乡日报社一位同志的来信，拆开看后，很是感慨。这是他读了拙作《霜叶集》后的有感而发。信中说：我一口气读了您的书，受益匪浅。不瞒二位，文革中我在市印刷厂工作，是厂里保守组织的3个头头之一，老实说，我对文革是不理解的。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反思、经过学习、经过改革开放30年前后社会巨变的比较，经过反面教员们的贬毛、反毛丑恶表演，使更多的人感到了失去伟大领袖的无奈与痛苦。因此，我对文化革命有了比较客观的认识，真希望再来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二、 还原历史真相，是尚在的历史活动主体不容推卸的责任和义务 我是踏着共和国成立的欢庆鼓点进入学校的。东方红歌声伴随我整个学生时代。作为贫苦农民的孩子、祖祖辈辈第一代大学生，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是顺理成章的事。毛主席去世后，丈夫因文革期间担任省革委常委等职务被判刑10年，当我带着孩子们一次次艰难奔波在探监路上的时候，就萌生晚年收集文革资料，研究这段历史的念头。1993年我49岁退休至今，一直在做这件事。从开始只为丈夫辩诬，到后来对毛主席为什么发动文革进行思考；从单纯收集文革资料，到参加发行《中流》等社会活动；从文字资料的收集，到采访省内外文革代表人物；从自己结集出版关于文革回忆和思考的文字，到鼓动更多亲历者书写文革回忆录，至今已经有23个年头。其中的感动、震撼、愤懑、汗水、泪水，是激励我做下去的动力。如：对聂元梓的采访，着重谈“全国第一张大字报”贴出的前后经过；采访曾被毛泽东称为“学生领袖”的原西安交大学生李世英，谈了“六·六”事件的经过以及自杀（未遂）时的思想状态；采访西安地区工人领袖张培信，对文革中工人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对浙江造反派负责人张永生访问，知道了他的传奇人生和文革后被判无期徒刑的种种遭遇；还有重庆周家瑜、江西蔡芳根、北京体育学院刘长信等等。每一次采访，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都会被他们历尽坎坷仍无怨无悔坚守信仰的革命精神所感动。比如湖南叶卫东，文革前是青年教师，文革中是湘江风雷一号勤务员。1968年作为造反派代表担任了湖南省革委会副主任，当时华国锋也是副主任，分管农业，叶卫东分管文教卫生。1974年，叶卫东被选为四届人大代表。1976年以华国锋为首“一举粉碎”后，叶卫东被判刑13年。2012年，我去长沙拜访时，已经暮年的他，一人侍候在床上躺了三年的植物人妻子。屋里陈旧、简单的摆设，看出他处境之艰辛。谈起写回忆录的事，他很无奈。妻子去世后，他跟我联系，准备写回忆录，我把收藏的一些湖南文革资料给了他。不久，接到他整理妻子的旧日记写出的《斑竹泪》小册子和他狱中纪念毛主席诞辰90周年写的诗词《诉衷情》：“一生血战为人民，缘笔扭乾坤。故宫运筹四化，风雨满乡城。志未酬，山陵崩，憾无垠。凭君阅览，菊花吐艳，梅骨含英。”还有浙江张永生同志，被判无期徒刑，妻离子散，送往青海劳改，服刑30年后回到杭州，又改判18年，如今76岁又被剥夺政治权利。在这样的处境下，他依然没有屈服。 还原历史真相，把真实的文革留给后人，绝非仅仅是为造反派鸣冤叫屈。走资派所以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向造反派头上泼脏水，完全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就要求我们要宏观的研究文革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特别是要学习研究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1967年11月为纪念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50周年，《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联合发表了题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的重要社论。在这篇社论中，向全世界正式公布了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六条基本原理。这篇重要社论发表前，先后六次送毛主席审阅，毛主席批示：“内件已阅，修改得好，可用。”从此，经过毛泽东同志亲自审阅并批准发表的六条要点，便成为这一理论正式的和最具权威的文本。有人却以“现在已经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为由，而不去学习，甚至修正、摈弃这个伟大理论。笔者以为关键是要找出在资本主义复辟的那些地方和那种情况下，如何运用这个理论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河南的纤夫老师对这一理论有比较系统深刻地研究，写出不少很有见地的文章。 研究理论的同时，又要搞清文革各个阶段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还原历史真相，这也有助于对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学习和理解。比如：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派是怎样产生的；毛泽东为什么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老舍等知识分子究竟是谁害死的；什么是“一月革命风暴”？什么是“二月逆流”？在什么情况下毛泽东要求军队支左的，各地驻军是怎样“支左”的？武斗是谁挑起来的？受害者是谁；文革如果是“浩劫”，为什么国有企业迅速发展、国家既无外债又无内债、国际地位空前高涨；如何看待毛泽东对文革的评价“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 。文革亲历者是文革历史的重要载体，直接见证人，对文革最有发言权。文革至今50年了。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提起精神，鼓足勇气，或口述，或拿起笔，写出自己的真实经历，让后人看到真实的文革面貌，从而去了解文革，思考文革，认识文革，理解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十分必要的、非常及时的”的真实含义。这也是晚年造反派同走资派斗争的方式之一。
三、 话语权的激烈争夺是当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特点 话语权的争夺是当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特点，那么争夺文革历史研究阵地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 写文革回忆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是革命造反派惨遭镇压后，许多人没有工作，没有基本生活保障，上有老，下有小，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有的人含冤去世，有的人心灰意冷，根本没有能力做这一件事。当然也有人顺应社会潮流，发了财，但意识形态发生质的变化，对文革避之不及，有的人即便是出了书，也不是当年革命造反派的立场和观点了。二是社会环境的严格控制、打压，写书难，出版难，传播更难。众所周知，1981年党的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文革结论为“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所以，文革这个话题一直是禁区。第三，个人回忆录的局限性。文革是一场极其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立场观点不同，对同一事件的描述会截然不同，让后人难以辨别真伪。这就需要历史的全面的客观地去分析问题。比如有人把武斗的罪责强加于江青关于“文攻武卫”的讲话上，就不符合历史事实。1967年7月22日凌晨江青在接见河南省赴京汇报团会议上讲了这样一段话：“我记得好像就是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我们坚持毛主席提出的文斗，坚决反对武斗，做深入的群众工作，这是第一条，同志们要向群众深入地宣传这一条，做比较艰苦的群众工作，要广大的群众识破一小撮坏人的阴谋，是要做一些工作的。但是，还有第二条，不能天真烂漫。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枪支、长矛、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你们要吃亏的，革命小将你们要吃亏的。”从这段讲话中不难看出：江青是在反复强调要“坚持毛主席提出的文斗，坚决反对武斗”的前提下，处于对革命小将的同情和对武斗的义愤，才肯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的。1967年2至7月，河南省军区介入地方文革后，操纵的保守组织镇压造反派组织河南二七公社，在造反派被逮捕、围攻、毒打、烧大楼等残酷手段死伤数百人的情况下，总结了血的教训后提出来“文攻武卫”这一口号（当时郑州大学校园内有50多座造反派学生的坟墓就是佐证）。一个是“武斗”，一个是“自卫”，一个是镇压革命群众，一个是反抗镇压采取的自卫方式，孰是孰非，岂不昭然若揭了吗？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互联网的出现，给文革这一话题提供了广阔无垠的平台。早在2000年前后，笔者就国内外的“四大广场”、“中国与世界”、“主人公论坛”“上海红旗”等左派网上看到许多关于文革的文章和讨论，受益匪浅。从2003年起，“毛泽东旗帜网”、“乌有之乡”、“工人网”、“东方红”、“红色中国”等左派网站如雨后春荀迅速崛起，虽然有的已经被封杀，有的服务器被迫移到国外，然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新的网站不断出现。文革话题像决堤的江水，在互联网上奔流，大有汹涌澎拜之势。许多青年学子，也开始关注文革，讨论文革，研究文革，写出有见解、有深度的关于文革的文章。这些文章无疑也会留给历史。 进入2000年后，造反派回忆录开始冲破重重阻力，出现在国内各地的书摊上。然而，左、右两派都在争夺回忆录这一阵地，右派往往捷足先登，企图把文革回忆录变成修建巴金文革博物馆的砖石。众说周知， 2005到2010年，不少革命造反派的回忆录问世。如：徐海亮编著的《东湖风云录》、范正美著《秋梦追思》、吴焱金的《四十三年望中犹记》、武彩霞的《霜叶集》（繁体版改为《不再沉默》）、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杨道远《奉献》等等，犹如荒芜已久的百花园出现了朵朵红花，令人眼前一亮。 2011年2月，蒯大富、韩爱晶的《清华蒯大富》一书在香港出版。蒯大富是被刘邓工作组当靶子打的一号反革命，也是毛泽东平反的一号造反派。他的“绝版”文革经历，无人可比。该书的最大特点是客观、真实，对蒯大富，既不拔高，也不贬低；既写优点，也不回避缺点、错误；既写他的辉煌，也写他的失败；既写他的政治生活，也写他的恋爱婚姻。一个真真实实有血有肉的蒯大富跃然纸上，是一部值得认真研读的文革回忆录。 2012年之后，恽仁祥的《我所经历的国防科委文革》、杨闯的《湖北大学文革亲历记》、《烈火永生——怀念胡厚民》、顾建棠《生逢其时——文化革命亲历记》、《王大宾回忆录》、蔡芳根著《我从文革中走来》、毕道芳著《洛轴情缘》等等相继出版，这些书籍不仅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也留下了他们坚定的信仰、高尚的情怀。 截止目前，笔者的书架上已摆放60余种文革回忆录版本，涵盖北京、湖北、四川、重庆、黑龙江、河南、上海、江西、云南、福建等地区。当然，这绝不能代表全部，还有许多所不知道或没有收集到的。戚本禹同志60余万字重量级的回忆录已经在香港出版发行，还有相当一部分文革回忆录也即将问世。 笔者收存的群众组织头头和成员撰写的40本文革回忆录中，造反派39本，保守派只有武汉“百万雄师”一本。从内容看，大多数能够客观、认真、实事求是地写出自己的经历以及所在地区、所在组织的一些大事件的真相，能够站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高度，总结经验和教训。在这一点上，武汉地区做得比较好。一是数量多，40本中武汉占14本，二是立场观点明确，用自己的经历诠释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反修防修”的含义。原武汉“钢二司”一号勤务员杨道远前后坐牢28年，他的《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书，充满了革命的浩然正气，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写回忆录树立了标杆。杨道远在《后记》中说：1976年后，由于政治需要，到处充塞着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书，字里行间充满了谎言，每一页纸都浸透着对文革的诬蔑，对革命造反派的中伤，对文革、对造反派大加妖魔化，荒诞、卑鄙、刻薄、恶毒的语言，无所不用其极。这个“文化围剿”事业已经进行了30多年了，目的是编造历史，颠倒黑白，欺世盗名，误导后人。我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有责任、有义务保卫这段历史。我个人虽不能还历史本来全貌，总想用自己亲历的事实使读者能从一斑中而知全豹，用历史的事实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 四川和重庆近几年也出版了不少文革回忆录，但立意显然和和武汉有别。2006年原重庆大学“8·15”小报编辑周孜仁著的《红卫兵小报主编自述——中国文革四十年祭》出版，徐友渔作序。“简介”中称本书“真实描摹了四十年前发生在中国那场历史恶梦中，四川和重庆文革的喧嚣、惨烈、悲壮而又荒诞无稽的全景画”，作者也自称“以一位书记员和见证人的名义，为那页可怕的时代履历表，填写一行注脚”，对于自己文革中的所作所为，作者说“正是这种宗教狂和年轻人恶性膨胀的虚荣心很容易结合，于是就有了畸形的表现和献身狂，与此同时发生的，却是家庭出身的先天不足带来的自卑感，让我必须表现得比别人更为激进，同时又会在每一个关键时刻裹足不前。渴望创造功勋却又忧心忡忡以求自保，这就是机会主义发生之所在了。”显然，这本回忆录的立场和杨道远的回忆录相悖。2011年以后，重庆相继出版了李木森的《亲历重庆大武斗——重庆反到底派一号勤务员自述》；原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委员“8·15”派代表黄荣华的《我怎么成了“江青的干女儿”》；黄肇炎的《嘉陵旧梦——一个大学生造反派的成长记忆》等文革回忆录。这些回忆录中，总能看到一个人的身影，或帮助整理，或作序、或后记。从百度查看他的文章中，把造反派说成是“毛泽东的炮灰”，把毛泽东思想教育比作“狼奶”教育，说什么长期的“革命传统”、“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教育等，使全民族特别是青少年的价值观、审美意识、知识结构、思维模式等等日益扭曲，日益畸形。他办的电子刊物《昨天》中明确表示：抢救文革回忆，积累文革资料，交流相关信息，促进文革研究，为 2004年，由老田整理、黄廉口述《重庆文革口述史》出现在互联网上。黄廉是重庆造反派组织反到底的二号头头，文革后被判刑18年，但是，他依然无怨无悔，带着浓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回忆文革，这篇网文在左派圈里引起关注，一片叫好声，竞相转发、收藏。后来，有人抓住其中一些情节记忆有误，就找到反到底的一号服务员李木森，鼓动他写回忆录。《亲历重庆大武斗》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成的。应该指出，李木森同志的回忆录详细叙述了重庆一次次武斗的起因、经过和后果，作为史料是十分有价值的。然而，这部回忆录缺失了对文革的思考和认识这部分内容，这些史料是为无产阶级所用，还是为资产阶级所用？不揭露走资派为了保自己而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阴谋和罪行，血淋淋的武斗，只会起到丑化文革的作用。我相信这不是李木森同志的初衷。李木森同志在《前言》中说：“我的这本回忆录，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用作修建‘文革博物馆’一块砖？”他没有说明这块砖是否用在巴金的“文革博物馆”上，但从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共产党、对毛主席、对文革的赤诚，很可能他所指的不是巴金那个“文革博物馆”。前些时，笔者突然接到从未谋面和联系过的李木森同志的短信和电话，说他在病床上翻看《霜叶集》（笔者的拙作），越看越想看，还是你的书写的好。我想，不是我的书写的好，而是我们对文革的看法产生了共鸣。
四、 结语 文革至今已经50年了。我相信，历尽坎坷、九死一生至今仍坚持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造反派，一定会以各种形式，写出自己的文革经历。为历史，为自己，也为牺牲的战友们。1982年被判处20年徒刑的武汉工人造反派头头胡厚民在法庭的被告席上以两首《法庭吟》作为最后陈述：“肉躯刀可断，主义枪难灭。身首异处分，魂尤信马列。”、“行至地狱入口处，当象游子返故居。入党当许献终身，捐躯岂能头反顾。一刀可将生命断，万枪难使真理屈。共产党人谁惜死，敢擎方寸照环宇。”这两首诗中折射出经过文革锻炼的一代工人阶级坚定信仰，面对坐牢、杀头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革命光辉。尽管胡厚民同志90年代已在狱中去世，但他的精神一定会激励我们，去回顾，去思考，去疾呼：还原历史真相，把真实的文革留给后人！
附录： 以戚老为榜样，让事实告诉未来！ 就在拙文落笔不久，2016年4月29日，《红色周刊》编辑陈洪涛从微信发来《戚本禹回忆录》香港面世的消息和介绍文章， 激动、喜悦的同时，心情也万分沉重。戚本禹同志历时五年，数易其稿，临终前在病床上才最后完成修改审定，这是他的呕心沥血之作。2015年底，戚老赴深圳再做书稿修改审定工作。2016年2月因胃痛和短期内体重骤降30多斤而入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检查，才发现是胃癌晚期，并已扩散至肝脏、胰腺，余下的时间仅可以天来计算。但他从容面对生死，看到诊断书时非常冷静，毅然决定放弃手术，只做保守治疗，以加紧完成回忆录。3月4日他病情迅速恶化，回到上海接受最后治疗，在病床上终于坚持完成了全书的修改审定。4月20日清晨，在听到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已将《戚本禹回忆录》交付印刷的消息一个多小时后，7点58分，这位85岁的文革老人安然离世。 ——他终于跑过了死神，为后人留下了一份无可替代的精神遗产。同时也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50周年献上一份无人可比的厚礼。 戚本禹同志文革中因特殊原因被毛主席“打倒”，但他没有怨言。他始终坚持文革立场和毛主席的继续革命思想，坚信文革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对追随毛主席投身文化大革命的共产主义信仰至死无悔。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让我们以戚老为榜样，还原历史真相，留给后人一个真实的文革。 注：文章内容个别地方有增删和技术性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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