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好，我是子珩墨。 翻开中共党史，乃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宏大画卷，你会发现一个极其荒谬、却又在不同历史周期里反复上演的幽灵现象： 总有那么一批人，在特定的历史关头，自以为比毛主席还要高明。 在瑞金的洋房里，那是喝过伏尔加河水、背诵着共产国际决示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在夹金山下的风雪中，那是坐拥八万重兵、看着红一方面军衣衫褴褛而面露不屑的张国焘； 在建国后的建设时期，那是迷信苏联模式、试图把中国工业化塞进官僚指令化表格里的技术官僚； 而到了后来的岁月里，那更是无数个坐在空调房里、拿着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嘲笑老人家“不懂经济”、“乌托邦狂想”的知识精英与实用主义者。 这些人，有的掌握过绝对的组织权力，有的拥有压倒性的军事实力，有的头顶着最耀眼的学术光环。 在他们眼里，那个从韶山冲走出来、一生带着浓重湖南口音、习惯在泥腿子中间抽烟的教员，似乎总是显得有些“土气”、有些“偏执”、有些“不够专业”。 为什么？为什么这些“聪明人”，总是产生这种致命的政治幻觉？ 这篇文章，我们就来好好扒一扒这层“自作聪明”的阶级底色。 一 第一种“高明”，源于教条主义的知识傲慢。 老人家一生最痛恨的，就是这帮本本主义者。但在这些“高层精英”看来，自己读过马列原著，精通俄文、英文，受过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系统化洗礼，怎么可能不如一个连国都没出过、整天在山沟沟里和农民打交道的“土包子”？ 王明、博古之流的傲慢，是典型的脱离了中国具体社会性质的“经院哲学式傲慢”。 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了宗教教条，当成了可以随时套用的数学公式。在他们的逻辑里，“城市中心论”是苏联成功的唯一真理，怎么可能去搞什么“农村包围城市”？ 他们鄙视农民，鄙视游击战，认为那是“流寇主义”。他们要在阵地战中和装备精良的蒋介石国民党军硬碰硬，以此来彰显所谓“正规军”的体面。 结果呢？ 湘江两岸，数万红军将士的鲜血染红了江水。 这些自诩为最懂马列的“聪明人”，用极其惨烈的亡党亡军危机证明了：没有与本国社会现实相结合的理论，就是一堆散发着书呆子酸臭味的杀人机器。 老人家在《反对本本主义》中那句震碎这种傲慢的断喝，至今掷地有声： “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 二 第二种“高明”，源于实用主义的短视与功利。 当革命取得胜利，当枪杆子换成了印把子，另一批“聪明人”登场了。 这些实用主义者、技术官僚，开始觉得老人家那一套“群众路线”、“继续革命”太繁琐、太折腾、太不符合“经济理性”了。 在他们看来，国家要发展，最快的捷径就是搞物质刺激，就是搞利润挂帅，就是搞“造不如买、买不如租”，就是给资本松绑。 他们觉得老人家太“僵化”、太“讲究意识形态洁癖”。 他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不要管什么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只要能搞到钱，只要能提升GDP，什么手段都可以用。” 这就是我们在之前一篇文章里批判过的“养猪论”逻辑的根源。 这些实用主义者自以为高明，他们觉得只要依靠少数精英的顶层设计，依靠资本的力量，就能迅速实现现代化。他们把劳动者视为可以被随意调配、用完即弃的“人口红利”和经济学模型里的客观要素。 但老人家早就看透了这种“高明”背后的无底深渊。 老人家看问题，从来不局限于五年、十年，他看的是五十年、一百年，看的是整个阶级力量的对比变化。 他深刻地明白，如果不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如果不坚持对资产阶级法权的限制，如果放任实用主义泛滥，那么刚刚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大厦就会从内部腐烂。 1965年，老人家重上井冈山时，曾有过一段极其沉痛、却又无比精准的预言： “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区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千疮百孔，是个大穷国。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 后来的历史，无情地扇了那些实用主义者一记又一记响亮的耳光。 繁华背后的褶皱里，教育、医疗与安居正悄然演变为昂贵的特权。当九九六的灯火照亮了日益加深的社会裂痕，那些关于效率与发展的宏大叙事，在无产者重新长出的老茧面前，显得如此苍白。 我们并非在走向未来，而是在一场自以为是的“进步”中，与那些曾被埋葬的苦难再度重逢。 三 第三种“高明”，最核心、最根本的原因，是阶级立场的截然对立。 为什么他们总觉得老人家“错”了？ 因为老人家手里拿的那把尺子，和他们手里的尺子，根本就不是同一个刻度！ 官僚集团、知识精英、资本家，他们衡量“对错”和“高明”的标准，是能否维护自己所在阶级的特权，能否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能否稳固那种“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千年社会结构。 而老人家呢？ 他一生唯一的立场，就是最广大的底层劳动人民。 在精英眼里，赋予普通工人农民以管理国家的权力，鼓励群众去监督甚至冲击官僚体制，这简直是疯了，是“反智”，是“民粹”，是破坏了社会的“秩序与体面”。 但在老人家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里：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那些自作聪明的精英们，永远无法理解这种对群众力量的绝对信任。 他们高高在上地俯视着众生，觉得泥腿子就该老老实实在流水线上打螺丝，就该感恩戴德地接受施舍。 所以，当老人家试图用巨大的政治魄力去打破这种阶级固化，去砸碎那些试图骑在人民头上的新权贵时，这帮人感到了切肤之痛。 他们当然会觉得老人家“错”了。 因为老人家断了他们成为新食利阶层、成为财阀和寡头的路。 他们用各种精美的学术词汇、用看似客观的经济数据去否定他、解构他，本质上，不过是阶级本能的防御与反扑。 四 历史是一面照妖镜，也是一个最无情的审判官。 那些当年自以为比毛主席高明的人，最终都走向了怎样的结局？ 王明最终远走苏联，在客死他乡的岁月里写着恶毒攻击中国革命的文章，成为了历史的笑柄； 张国焘拥兵自重、另立中央，最后众叛亲离，连一个警卫员都带不走，只能灰溜溜地投降了国民党军统，最终冻死在加拿大的养老院里。 而那些在后来的岁月里，自以为用“先进的西方理念”可以替代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者和买办精英们，也正在今天的世界大变局中，看着他们曾顶礼膜拜的新自由主义神话轰然坍塌。 他们以为自己掌握了真理，其实他们只是掌握了偏见。 他们以为自己超越了主席，其实他们只是连主席留下的政治遗产的皮毛都没有读懂。 “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 这句话，就是老人家留给这些自作聪明者最长久的墓志铭。 跋 1991年底，苏联的最高智囊团、那些留过洋、懂模型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正在兴高采烈地制定着“500天计划”。 他们自认为比列宁高明，比斯大林理智。他们相信，只要彻底抛弃那一套“陈旧”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全面拥抱西方的“休克疗法”，国家就能立刻沐浴在自由市场的春风里。 那些技术官僚和知识分子，甚至亲自带路，把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奉为座上宾，手把手地教他们如何把庞大的国有资产拆解、打包、私有化。 他们觉得自己聪明极了，觉得自己正在创造一场不流血的伟大变革。 结果呢？ 在短短几年内，苏联70年积累的庞大财富被几个寡头和西方资本瓜分殆尽。卢布贬值成废纸，整个国家的工业体系被连根拔起。 曾经骄傲的苏联老兵只能在街头变卖自己用鲜血换来的勋章；曾经被誉为国之重器的科学家，不得不去海外打黑工甚至卖身。 那些自作聪明的精英们，亲手把一个超级大国送上了断头台，却肥了极少数寡头和华尔街的腰包。 当雪崩发生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但这帮自作聪明的“雪花”，其实早就为自己准备好了飞往迈阿密和伦敦的头等舱机票。 历史从来不会简单地重复，但总是压着同样的韵脚。 今天，当我们在舆论场上，再次看到那些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用一套套看似无懈可击的“经济学理论”、“务实主义论调”来解构历史、解构人民性、试图证明老人家“不懂现代社会”的精英时，不要被他们吓倒，更不要被他们蛊惑。 同志们，扒下他们西装的伪装，你就会发现：他们不是比老人家更高明，他们只是比老人家更贪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