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期刊《邓小平研究》，在2026年第1期刊发安徽大学农村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吴理财撰写的《在融合发展中迈向乡村文化振兴》一文。 在1950-1980年间，农业部门总共为国家工业化提供了大约10243.74亿元的积累，农业资源输出总额达到14508.77亿元。 它不仅导致农民负担增加乃至过重，而且导致农业增长缓慢乃至负增长，以致乡村发展落后、城乡不均衡发展问题愈发突出。 这就衍生出中国现代化的二律背反的历史命题--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乡村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反而与城市的差距拉大了。 这是学术界或是官方正史中一种主流叙事逻辑，行文寥寥数笔，便将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奋斗成果说得一文不值，反倒着重凸显其间的各类问题。这尚且是相对温和的评价，还有部分观点甚至提出，那个年代的发展模式致使中国倒退了几十年。事实是否果真如此？ 这一表述与1975年周恩来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内容相差甚远。况且，四届人大这份政府工作报告，邓小平是核心起草参与者。作为专门研究邓小平理论与生平的期刊《邓小平研究》，该文居然隐晦否定了邓小平的相关历史功绩。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在总结经济建设成就时指出：当时我国既无内债，也无外债；粮食产量连续13年实现增产，人口规模增长六成、总量达到8亿，基本保障了群众衣食需求。周总理用事实驳斥国内外反动派的文革经济崩溃论 我们超额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一九七五年也将胜利完成。我国农业连续十三年夺得丰收，一九七四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一。 这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百分之六十，但粮食增产一点四倍，棉花增产四点七倍。在我们这样一个近八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工业总产值一九七四年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一点九倍，主要产品的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钢增长一点二倍，原煤增长百分之九十一，石油增长六点五倍，发电量增长两倍，化肥增长三点三倍，拖拉机增长五点二倍，棉纱增长百分之八十五，化学纤维增长三点三倍。在这十年中，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千一百个大中型项目，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国内外反动派曾经断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定会破坏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事实已经给了他们有力的回答。 安徽大学研究农村问题的博士生导师吴理财文中提及的农民负担沉重、农业发展缓慢、城乡发展失衡等问题，有无现实依据？可以结合一封反映三农突出问题的信件加以对照。 2000年3月，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撰写《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话》致信朱镕基总理，以“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直击时代痛点。信件如实反映当时农村突出矛盾与农民沉重负担，揭开基层乡村发展的严峻现状，一经传播便产生巨大社会影响。 我叫李昌平，今年37岁，经济学硕士，在乡镇工作已有17年，现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我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含着泪水给您写信。我要对您说的是：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开春以来，我们这儿的农民快跑光了。连续二十多天来，“东风”大卡车（坐不起客车）没日没夜地满载着外出打工的农民奔向祖国四面八方的城市。我们乡有40000人，其中劳力18000人。现在外出25000人，其中劳力15000多人。今年人员外流和往年比有新的特点：一是盲流。过去一般是有目的地流动，今年多数农民是抱着碰“运气”或“要死也要死在城市，下辈子不做农民”的一种负气的心情外出。二是人数多、劳力多。过去外出打工的主要是女孩和部分剩余劳力，现在是男女老少齐外出。三是弃田撂荒的多。过去出门一般都待田转包出去后再出门，今年根本不打招呼就走人。外出的人数还在上升，估计今年全乡弃田弃水面积将达到35000亩，占全乡总面积的65％。现在我们全力以赴做调田转包工作，估计今年至少要撂荒20000亩以上。 我们这儿的田亩负担在200元／亩。另外还有人头负担100～400元／人不等。两项相加350元／人亩左右。一家五口种地8亩，全年经济负担2500～3000元（不含防汛抗灾、水利等劳动负担）。农民种地亩产1000斤谷子（0.4元／斤），仅仅只能保本（不算劳动负担），80％的农民亏本。农民不论种不种田都必须缴纳人头费、宅基费、自留地费，丧失劳动力的80岁的老爷爷老奶奶和刚刚出生的婴儿也一视同仁交几百元钱的人头负担。由于种田亏本，田无人种，负担只有往人头上加，有的村的人头负担高过500多元／人。我经常碰到老人拉着我的手痛哭流泪盼早死和小孩跪在我面前要上学的悲伤场面。我除了失声痛哭外，无法表达我的心情。痛苦与无奈一切尽在哭泣中。今年的负担还要加，您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少壮去打工，剩下童与孤。又见负担长，唯望天地哭！ 1995年，约85％的村有积累，现在约85％的村有亏空，平均每村亏空不少于40万元。90％的村有负债，平均负债60万元以上，月利率20‰。1995年约有70％的乡镇财政有积累，现在90％的乡镇财政有赤字，平均赤字不少于400万元，平均负债不少于800万元，月利率高达15‰。村级负债每年增加10～15万元，乡级负债每年增加150万元左右。农民负担一年比一年重，村级集体亏空一年比一年多，乡镇财政赤字一年比一年大。我们棋盘乡不搞任何建设只交上面的税费，发干部的工资，支付债款利息，收支两项，乡村每年净亏1000万元。这样下去基层组织和政府怎么运转？ 1990年棋盘乡吃税费的干部不过120人，现在超过340人，并且这种增长的势头无法得到控制，新上任的领导无法顶住内外压力，不得不滥用权力安排一帮子人吃“皇款”，年年有新官，干部增长何时休？官取于民，民取于土，落在水上，打在泥上，农民怎么受得了！ “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曾让亿万农民欢欣鼓舞。可是现在农民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必须贴自己外出“打工”的血泪钱。负担的日益增加，价格的逐年回落，被农民视为生命的土地已成为农民的沉重包袱，联产承包责任制被农民视为套在他们脖子上的枷锁。出生在集镇，就不要人头负担，出生在农村就年年交人头费几百元，这是多么不公平啊！ 中央扶持农业的政策，保护农民积极性的政策，很难落到实处。近年来，没有对农民发过贷款，即使有极个别的，其月利率也在18‰以上（高利贷）。没有按保护价收过定购粮，相反，国家收粮还要农民出钱做仓容。国家不收粮，农民自己消化还要罚款，甚至没收。农民负担年年喊减，实际负担额极个别地方虽没有增加，但农民收入下降了，相对负担却是年年加重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且能如此儿戏，几亿农民不相信中央的农村政策，这种信任危机造成的祸害，比当年“苏联老大哥”撤走专家、逼债还要厉害百倍，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近年来，乡村干部的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动辄打人、骂人、关人、牵猪子、搬柜子、扒房子。农民稍有反抗，就被扣上“刁民”的帽子，轻则罚款，重则坐牢。农民对干部是“有意见不敢提，有怨气不敢发，有苦水不敢倒”。干群关系极度紧张，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由于集体经济空虚，村干部说话没人听，办事没人跟，威信扫地。村里开会，村干部要挨家挨户去请，甚至要花钱请人来开会。村里的公益事业无人管，水利设施年久失修，道路坑坑洼洼，学校危房四起。农民说：“干部干部，先干一步；先干一步，先富一步。” 由于农民负担重，许多孩子上不起学，辍学率居高不下。村里的小学，校舍破败不堪，教师工资拖欠，教学质量低下。农民说：“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可是，我们的教育怎么了？ 农民看病难，看病贵，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十分普遍。村里没有卫生室，农民生了病，只能硬扛，或者去几十里外的乡镇卫生院。农民说：“小病拖，大病扛，重病等着见阎王。” 农民的精神生活极度匮乏，除了看电视，就是打牌、赌博。封建迷信活动死灰复燃，邪教组织乘虚而入。农民说：“白天忙种田，晚上没事干，不是看电视，就是打麻将。” 由于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农村只剩下老人、妇女和儿童，治安状况令人担忧。盗窃、抢劫等刑事案件时有发生，农民缺乏安全感。 由于缺乏有效的垃圾处理和污水排放系统，农村的环境卫生状况极差。垃圾遍地，污水横流，蚊蝇滋生，臭气熏天。 面对如此严峻的“三农”问题，我们该怎么办？出路在哪里？这是每一个关心中国农村发展的人都在思考的问题。 总理，我向您反映这些情况，不是为了发牢骚，也不是为了推卸责任，而是为了引起您的重视，希望中央能够采取果断措施，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面貌，稳定农村大局。 就连中国改革第一村小岗村的大包干带头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农村乱收费等三农乱象深恶痛绝。 当年大包干的带头人步入老年后，生活存在实际困难，便托记者向上级反映生活诉求。驻村第一书记沈浩了解情况后，积极奔走协调，推动为他们落实每月固定生活补助。沈浩牺牲后，各级相关部门持续完善帮扶政策，长期关心大包干带头人晚年生活。2024年，小岗村所属小溪河镇在年度财政预算中单列39.6万元专项资金，专门用于发放大包干带头人生活补助，以保障改革功臣安度晚年。
当年小溪河镇全年财政预算6400余万元，其中2300余万元专项划拨小岗村，充足的财政投入，为小岗村民的幸福生活提供了坚实保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