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验证了“反作用”的存在 赵 磊 18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时隔近40年，“理想信念”再次成为中共的主流词汇之一。虽然这“理想信念”还不至于主流到“咸于维新”的地步，但作为高校教师的我，毕竟可以在课堂上公开讲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而不必“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了。 有人很不爽。右边那拨人阴阳怪气嘲讽，明里暗里诋毁，不惜用下三滥的段子低级黑，我就不说了。一些左派人士也不以为然：“经济基础都私有化了，上层建筑能有什么作为？”还有左派人士幸灾乐祸：“现在才来强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早干啥去了？”更有左派人士怒不可遏：“拿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说事，这是忽悠欺骗，这比‘坦率的’茅于轼还要可恶十倍！” 言下之意，现在而今眼目下居然还讲理想信念，这不是白瞎么，这不是忽悠欺骗么？ 左边的人士普遍认为，如果公有制没有重建起来，没有经济基础给力撑腰，那么，一切有关理想信念的呼吁和宣传，都只能是欺骗。你要讲理想信念吗？对不起，那就先把经济基础重新公有化了再说。所以，别给我讲什么理想信念，别给我谈什么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先改变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然后才能有所作为。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OK！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必须依赖公有制的经济基础才能生根，才能发展，才能壮大。可是问题在于，公有制要靠革命和建设才能建立，也就是说，公有制要靠人的实践来构建或重建。若革命者和建设者没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你又靠谁去完成重建公有制的任务呢？ 这里面似乎有一个悖论：到底是先有公有制，还是先有理想信念？没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共产党的上层建筑就是空中楼阁；可是公有制的构建，又必须依靠具有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的个人或阶级来完成。
记得2009年前后，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乌有之乡》展开了一次很有意义的讨论。我曾经就二者的关系写过文章，当时有左派人士严厉批判我，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道理是错误的。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几年前，很多人理解不了、也接受不了这个原理；今天，“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正确性，人们已经基本没有异议。问题是，很多人并没有真正把握“决定作用”与“反作用”之间的辩证关系，尤其是并没有真正理解“反作用”的含义。关于“决定作用”，我曾经撰文做过分析（见拙文《复辟了，别跟着右派起哄》），此处不赘述。这里着重讨论一下“反作用”。 举个经典例子。毛泽东领导中共革命的时候，并没有既定的公有制作为支撑其理想信念的经济基础，对不对？历史是这样的：中共依据革命武装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最终夺取了国家政权（上层建筑的内核），之后逐渐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这段历史是否说明，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当毛泽东领导共产党展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候，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并不存在。也就是说，相对于“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公有制这个经济基础并不是“先在的”。问题是，没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并不意味着中共的意识形态宣传就没有意义，传播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就是“白忙活”。之所以这样讲，其中最基本的道理在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熟知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当时的现实已然堵塞了旧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的通道，历史只给旧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开了一个口子。 问题的要害在于，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什么东东决定经济基础”呢？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是：既然“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那么，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基础当然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换言之，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了经济基础的内涵和样态。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回答也有分歧，分歧在于：在历史必然与历史偶然的交织中，在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中国构建公有制的经济基础靠谱吗？也就是说，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力条件是否具备？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到对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评估，也涉及到对整个世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考量。评估的结果，右派给予否定，左派给予肯定。 肯定和否定都有各自的理论依据，我就不展开了。我要说的是，不论肯定还是否定，只要你进入了“是否”这个问题域，实际上就暗含了一个假设：如果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生产力水平已经具备，那么，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就一定有意义，就一定有效果，就一定能兑现；反之，如果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生产力水平尚未成熟，那么，不论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是多么地给力，那也只能是“做无用功”，是“白忙活”。 重申理想信念是不是“白忙活”？想必左派人士是悲观大于乐观。有意思的是，尽管人们对重申理想信念的愿景未必乐观，但是，最近爆棚的“任志强事件”和“马晓力事件”，却验证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确存在。此话怎讲？ 18大以来的显著变化之一，就是意识形态的所谓“左转”（这是右派的定义），其显著标志就是顶层重申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这“重申”里面究竟包含了什么信息？我不好说，也不能妄猜，更不敢妄议。但我想问一句：既然这理想信念在左边的人士看来是“忽悠”，是“欺骗”，在右边的人士看来是“白瞎”，何以“任志强们”的反应（我以为，他们代表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会如此强烈呢？ 不论你是左边的还是右边的，不论你如何蔑视理想信念（比如网上疯传抄党章的段子），现实的反应真实地表明，重申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对当下经济基础带来的反作用是多么强烈！以至于任志强要上蹿下跳，以至于马晓力要怒不可遏，以至于右边的人士对“抄党章”是那么地上心。 至于讲理想信念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经济基础、改变经济基础、完善经济基础？另说吧。但是，理想信念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我以为是不可小视滴。从任志强们恼羞成怒的表演中，我看到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力量。 （本文作者赵磊教授曾先后担任《财经科学》杂志常务副总编、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副总编，现为《经济学家》编辑部主任、博导，四川省文科学报研究会副理事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