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望哈达铺——长征从“危”到“机”的过渡地 文 吴铭（20260702）
2026年的七月一日，非同寻常。 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105年的峥嵘岁月，成为拥有一亿党员、领导十四亿人口的全世界最大的党。中国人民在党坚定正确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已经从备受列强欺辱的“东亚病夫”，成长为举世公认的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国际秩序维护者。105年，弹指一挥间。回头看，105年里的每一天，党领导下的英雄的人民群众，都在谱写历史新篇章。 6月30日6点50分许，接到一位老首长的盛情邀请，去国家大剧院观赏新编话剧《哈达铺的灯光》。我非常激动，用这种方式庆贺党的第105个生日，是很有意义的。手忙脚乱换上一件干净衣服，慌慌张张跑出办公室。大街上车水马龙，人们如往常一样，在享受共和国的和平、安宁。刚坐上车，暴雪如注；等到下车时，又雨过天晴。老天也认为，观赏这样的历史剧，不能让我衣衫不整。 这部话剧以主席在哈达铺战斗经历为主线，通过红军进驻哈达铺、动员群众、寻医问药、告别哈达铺等情节，展现了党与人民群众血浓于水的关系，浓墨重彩地刻画了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革命家，在历史危急关头的信心、意志和对革命方向的正确把握。整部作品节奏明快，主题突出，感人至深，是一部既有思想性又有艺术性的好作品，也是西北人民献给我党105周年的珍贵礼物。希望主创人员精益求精，不要满足于现在的水平，继续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继续打磨。最好争取拍成电影，让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回顾这段峥嵘岁月。 从瑞金、遵义、赤水河、金沙江、大渡河、懋功，到哈达铺、榜罗镇、吴起镇、直罗镇、山城堡……红军每一迈出一步，都在染红祖国的山河，让她重新焕发出耀眼的光芒。 贵州省，如果没有茅台酒，可能知名度要下降一半，没有那么光辉。茅台酒，是新中国的“国酒”。茅台酒之所以是“国酒”，那是因为在中国革命最危难的时刻，茅台酒给红军伤员清洗伤口，温暖了大雪山的严寒，它为中国革命发挥了雪中送炭的作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知恩图报，感激茅台酒，所以命其名为“国酒”。至于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奖，那不是茅台酒成为“国酒”的原因，连次要原因也不是！把“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奖”，作为茅台酒的广告词，那是一种“告别革命”的表述，是一种洋奴思维作怪，是历史虚无主义，应该摈弃。 哈达铺，之所以光彩夺目，同样因为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它给饿寒交迫的红军提供了粮食，它是革命的“加油站”。 哈达铺，仅仅是红军途中的一站。研究长征史，当看到中央红军到达哈达铺时，大都会松一口气。因为，前面的湘江、遵义、赤水、乌江、金少江、会理、大渡河、大雪山、张国焘、草地、腊子口……层出不穷的艰难、险阻、绝望、饥饿、困难、矛盾，太让人窒息。 中国革命、中国工农红军、中国共产党前进的每一步，都充满坎坷、危险，稍有不慎即可能万劫不复，长征只是其中的一段。原因在于，首先是满清反动统治集团已经严重破坏了中华文化的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其次是殖民主义垂涎于中华这片土地的美丽富饶，决不允许中国人民再次站起来。国内封建主义军阀，软弱、动摇、两面，无法承担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历史使命。这个势力极其顽固，很难教化。虽然它们内部矛盾重重，但在压制人民的觉醒、反抗方面，它们的立场和利益又是一致的。他们采取最野蛮、最残忍的方式，摧残革命力量。反动的官僚资本主义，本质上是殖民主义的帮凶、伥鬼、代理人，实际上维护的是殖民主义的利益。它们与殖民主久相互勾结、内外配合，并拉拢动摇不定的封建军阀，共同压制中国革命。敌人的顽固、残忍、强大，人民力量分散、弱小、贫困，决定了中国革命的艰辛。中国革命的艰辛，又考验并锻炼了革命者的气概、意志、智慧。 红军到达哈达铺，形势更加危险，并没有明显转机，党中央、中央红军尤其是毛主席依旧面临最严酷的斗争考验。在经历了湘江之挫、遵义会议、四渡赤水、渡过金沙江、过彝区、抢渡大渡河、越过大雪山、懋功会师、张国焘“夺权”、草地惊变、突破天险腊子口等艰难险阻，到达哈达铺后，红军不但不能松口气，而且还要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 此时，中央红军人困马乏，筋疲力尽，方向不定。最紧急、最危险的是张国焘公然分裂中央，对党中央决议阳奉阴违、拒不服从，公然搞“枪指挥党”，甚至“开除”了毛主席、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党籍并“通缉”。党中央的一些重要成员、红军将领开始倒向张国焘。红军正面临一场毁灭性的分裂危机，如果处置不慎就可能葬送中国革命。红四方面军及原中央红军的红五军团、红九军团，被张国焘裹挟，正在张国焘的错误指挥下，南下成都平原。主席判断，张国焘的这条道路必然遭到川军各派系的强烈抵抗，最终结果必然是失败，势必给红军、中国革命造成巨大损失！由于张国焘的干扰，中央红军还无法得知红二、红六军团的情况，这同样让人忧虑。 紧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走出草地的，仅仅是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和干部团大约七千人马。主席要靠这点人马，在最危难的时刻，重新开创一个波澜壮阔的新革命局面。 哈达铺，地处陇南，虽然相对富饶，却远离抗日战争前沿，显然不是长征的落脚地，不能久留。此地封建统治相对薄弱，经济上比南面的藏区要好得多。国民党反动派正在调兵遣将，尚未形成合围。当地军阀鲁大昌，实力不强，又刚刚被红军击溃，还不敢来犯。这就给了贫困交加的红军一个短暂喘息机会。时间紧急而宝贵，毛主席要在这短暂的几天里，解决红军休整、党的团结、前进方向等重大问题。 当主席到达哈达铺时，会不会想到当年秋收起义、三湾改编、上井冈山的经历？此情此景，何其相似。 好在，现在的党中央核心成员，比以前团结多了，对主席的话，能够听进去了。七千红军，虽然人数不多，但都是千锤百炼的革命战士，个个都是革命最宝贵的种子。当年，主席向全党讲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有七千红军，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我看到过若干关于长征的电影、电视剧，里面的主席总是眉头紧锁！实际上的确也可能是“发愁”！但我觉得，可能主席并没有那么“愁”！越是在危急的时刻，主席越冷静、沉着、游刃有余！形势也还没有险恶到没有一丝亮光的地步。普通人感觉“愁”，主席未必！普通人看不到希望、前途，主席能看到。 在哈达铺，主席从报纸上看到了千里之外徐海东、程子华领导的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会师的消息。这给了主席以极大的鼓舞和希望。据说，当时，中央红军队伍里有对陕北红军有了解的同志，比如贾拓夫。但是，贾拓夫为什么不早些时候向主席报告陕北红军的情况，非要等到主席从哈达铺的报纸上得知刘志丹、徐海东？岂不是矛盾？只能说，由于人为和客观的原因，主席和党中央、中央红军信息极其闭塞，基本没有关于陕北情况的来源。 不过，这个希望也未必就那么“完美”。为什么？因为徐海东、程子华等率领的红二十五军！ 徐海东、程子华，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出来的！理论上讲，他们是张国焘的部下，属于红四方面军“山头”。陕北红军，基本上与中央革命根据地没有什么联系，还不好判断其对中央红军的态度。 彼时，已经出现了两个“党中央”，一个以张国焘为代表，兵强马壮，颇有实力，似乎更能代表革命的前途，很能迷惑人。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要寒酸得多。谁知道陕北红军听谁的？是听张国焘的，还是听毛主席的？如果听毛主席的，那么，陕北还真的可以当作长征的目的地。如果听张国焘的，那么，陕北红军也是中国革命的一个“坎儿”！ 可不可以去中苏边境，接受苏联的直接援助？红军队伍里不是没有这种倾向。不可以！这种看法不但不是红军的出路，而且相当危险。苏联这个援助究竟有没有、有多少还不好说。就算有，又能对革命、对抗日起多大作用？在主席思维里，一味依靠外力、不能独立自主，这是绝对不行的。红军一旦远离中国革命尤其是抗日战争最前沿，去中苏边境这些偏远地区，党更加丧失独立自主性，更加远离群众，革命前途更加渺茫。依靠苏联的援助，必然受制于苏联！共产国际遥控中国革命所导致的重大挫折，红军刚刚经历！ 陕北，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或许，此时主席心里在想：但愿，刘志丹、徐海东是当年的袁文才、王佐！当年，秋收起义失败，队伍面临溃散，是袁文才、王佐为革命军队提供了宝贵的落脚之地。 再美好的愿望，也不能取代周密的调查和行动。当年，主席冒着危险，“单刀赴会”做袁文才的工作。现在，又要做陕北地方党和红军的工作。 为探听究竟陕北红军情况特别是对党中央的态度，此后的途中，主席采取了若干动作。 首先是立即派人赴陕北调查了解情况，并与陕北党和红军建立关系！ 但是传回来的消息，多少有些让人沮丧：陕北党和红军，正在“肃反”！甚至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人，都被当作“反革命”而逮捕，生命危在旦夕。显然，“左”倾路线仍然在摧残陕北革命根据地，原红四方面军的第二十五军，与当地红军之间，很可能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和斗争！这对新局面的开创，是极其不利的。 该如何处置陕北的这场危机？国民党反动派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马家军，好办。打仗，主席有的是办法。但，处置党内矛盾要难得多。如果冒然阻止“肃反”，很可能导致红二十五军的误解！如果不停止“肃反”，则陕北根据地情况会复杂化，就不宜作为长征的目的地！那么，中央红军下一步的战略方向，就得重新规划。 “刀下留人！”中央派人去陕北传达中央命令。这个举动，多少有些“冒险”。这一招，要使用党中央的名义，又不能完全使用党中央的名义，以便于陕北红军双方尤其是红二十五军能够接受！万幸，红二十五军在关键的时刻，服从了党中央的领导，坚持了“党指挥枪”的原则，相关问题接受中央处置，陕北的内部危机得以缓解。这个“冒险”的做法，多少有些对红二十五军试探的味道。第二步，毛主席亲笔写借条，派人向徐海东“借”2500块银元！以便于过冬。这一招，试探的味道更加明显。徐海东同志听从了主席的要求，立即把自己仅有的七千块大洋拿出五千块，“送”了中央红军，是毛主席要“借”的两倍；徐海东同志还调拨大量布匹、药品、枪支弹药，甚至把最精锐的骑兵团也交给中央统一指挥，体现了他对革命的赤诚，更体现了他对党中央无条件的坚决拥护。 我体会，当毛主席拿到徐海东同志的这五千块大洋时，他心里该有多么温暖。这不是普通的五千块大洋，这是党和红军的内部团结！是“党指挥枪”原则和党中央的权威，在陕北红军尤其是红二十五军中得到了切实落实。这意味着陕北真的是结束长征的理想之地！这是自张国焘分裂党以来最让主席宽慰的事。 我觉得，长征，按照党内矛盾和斗争任务的发展变化，大约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出发到遵义会议，是当时的中央按照“左”、右倾的错误办法，指挥红军“战略转移”，招致惨败，主席开始收拾残局。第二阶段是从遵义会议到懋功会师，是主席领导三万中央红军，成功跳出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围追堵截。第三阶段是从懋功会师到哈达铺会议，是主席挫败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第四阶段，是从哈达铺到陕北，是主席打败来犯的国民党反动军队，并做好陕北党和红军的工作，为长征找到理想落脚点，为此后展开抗日战争奠定基础。 张国焘式“军阀”主义，险些导致党的分裂，危害无穷。长征之后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陕北，为消除党和军队的“宗派”主义提供了环境和条件。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后，主席特别重视陕北干部的培养、使用。或许，其中包含当年对袁文才、王佐等同志保护不周的一种“弥补”。 哈达铺，她是我党解决长征目的地、解决党内“宗派”主义、重建党的团结统一、开创中华民族抗日战争新局面的见证！观赏《哈达铺的灯光》之后，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撰此文，献给哈达铺的各族人民，献给当年的红军前辈，献给党的第105个生日。 |
微信打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