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哪里是维权？这分明是金角大王举着紫金红葫芦，对着芸芸众生高喊：“你敢叫我一声？我让你倾家荡产！”
吴承恩脑洞是够大的，但他老人家打破脑壳也想不到，数百年后的今天，这个戏法，竟然真的在市场经济的法治外衣下堂而皇之上演了。 近日，两桩知识产权官司搅得舆论沸沸扬扬。一桩是路易威登（LV）大量起诉四叶草图案侵权，百年老店让国人侧目；另一桩则更为离奇——一位手机壳电商卖家，只因在商品标题里包含“荣耀”二字，竟被荣耀公司索赔38万元，而该店铺这一单品的实际成交金额不过区区30多元。荣耀公司庭前和解将要价降到6.5万，被店家拒绝。
7.9元包邮的手机壳能挣几个钱？也就是点辛苦费。这是中国千百万小微电商赖以糊口的营生，是底层百姓在市场夹缝里讨生活的缩影。这哪里是维权？这分明是金角大王举着紫金红葫芦，对着芸芸众生高喊：“你敢叫我一声？我让你倾家荡产！” 更令人脊背发凉的是，荣耀公司被曝集中起诉了超过四百家手机壳电商，开庭案件几乎全部胜诉。 荒唐的案件，可怕的“必胜客” 一两个卖家败诉，或许可以归咎于个案，可以解释为个别执法者的偏向。数百家卖家接连败诉，这就是一种制度性的碾压。法律的天平，明白无误地倾向资本一方，法庭几乎沦为商标权人的“提款机”。网友们恐怕要问：这是法治吗？还是披着法治外衣的劫掠？ 网友的反应是朴素而直接的——一边倒地声讨荣耀，纷纷表示“不再买荣耀”。这种自发的抵制，恰恰是反映公序良俗的最真实的声音。常识告诉我们：一只7.9元的手机壳，本就是为荣耀手机配套的配件，上面没有任何荣耀标志，在标题里写明“荣耀手机壳”，不过是如实描述商品的适用对象，何来侵权之有？
法律，不是凭空悬在半空的抽象条文，它必须与一个民族的生活经验、道德直觉、是非判断相契合。我们都知道，法律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但意志的体现也需照顾上述因素——说白了，吃相不能太难看。 这个新闻爆出来，最开心的大概就是苹果手机经销商了。 违背了公序良俗与基本常识，法治便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它不再形式上约束强权、保护弱者的盾牌——注意，是连形式都不照顾了——而沦为赤裸裸的“必胜客”们的工具。所谓“必胜客”，并非某家快餐连锁，而是那些凭借资本优势、法务团队、公关资源，几乎逢诉必胜的资本巨鳄。在他们面前，普通人随时随地可能因某个莫名其妙的理由倾家荡产。 制度的异化与“知识产权霸权” 这种现实中的神话故事，并非孤例，更非偶然。它的根源，深植于当代知识产权制度。而商标权是知识产权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回溯历史，知识产权制度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确实发挥过进步作用。专利法、著作权法的最初设立，旨在保护发明者与创作者的劳动成果，激励创新，打破封建行会对技术的垄断，促进知识的传播与生产力的解放。在那个时代，“给天才之火浇上利益之油”（林肯语）的口号，确有其历史合理性。知识产权制度以有限的垄断权换取知识的公开与传播，在资本主义的早期与中期，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工业革命的推进，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促进作用。 然而，任何制度都有其内在矛盾。知识产权制度以“私权”为核心，天然地倾向于将知识、符号、信息这些本应属于公共领域的东西，纳入私人占有的范畴。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这种倾向尚被竞争所制约；但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当资本以跨国集团的形式高度集中，知识产权制度便日益走向自己的对立面。它不再主要服务于激励创新，而主要服务于资本积累与利润最大化；它漠视公共利益，而以垄断为目标。公共利益在知识产权制度中，往往被压缩到“例外与限制”的边缘地位，沦为可有可无的点缀。 这种异化的结果，便是“知识产权霸权”的日益形成。所谓“知识产权霸权”，是指垄断资本凭借其在知识产权制度中的优势地位，将本应服务于公共福祉的法律工具，转化为攫取超额利润、压制竞争、收割社会的利器。它的表现是多方面的：专利流氓（patent troll）囤积大量专利却不从事任何生产，专门靠起诉他人牟利；跨国药企凭借药品专利垄断，将救命药的价格抬高到普通患者倾家荡产也买不起的地步；科技巨头利用“标准必要专利”卡住整个行业的脖子，收取畸高的许可费；品牌巨头则将一个简单的图形、一个普通的词汇注册为商标，反过来向千千万万的小微经营者索要天价赔偿。荣耀起诉四百家手机壳电商，正是这一逻辑的典型样本。 西方的“知识产权霸权”更为严重，只是吃相有时没那么难看罢了。以苹果公司为例，苹果凭借其封闭的生态系统与海量的专利储备，构建了一个近乎封建领地式的“苹果帝国”。一部iPhone的售价中，相当比例并非来自硬件成本，而是来自品牌溢价与知识产权垄断所支撑的超额利润。苹果与三星、高通之间旷日持久的专利大战，动辄索赔数十亿美元，本质上是垄断资本之间瓜分超额利润的博弈，与普通消费者的福祉毫无关系。更不必说，西方药企利用专利垄断，将治疗丙肝的索非布韦定价为每片一千美元，将抗癌靶向药定价为每月数万美元，让无数患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或干脆望药等死。 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无一不是“知识产权霸权”吞噬公共利益的明证。 据相关研究机构统计，全球每年因专利流氓诉讼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数百亿美元；跨国药企凭借专利垄断攫取的利润，往往是研发成本的数十倍乃至上百倍；而在商标领域，类似荣耀这样集中起诉小微经营者的“商标维权产业化”现象，在西方早已是司空见惯的生意模式——一些公司专门收购商标，然后批量起诉中小企业，靠和解金牟利，被业界称为“商标流氓”。荣耀与它们相比，不过是青出于蓝，是否胜过蓝，尚未可知。 苹果的“吃相”之所以显得不那么难看，并非因为它更仁慈，而是因为它已经占据了产业链的顶端，无需靠起诉小微卖家来维持利润，且它收割的是整个供应链与全球消费者，手法更为隐蔽、更为“高级”罢了。 社会主义答案：私权的弱化与公有的光荣 面对知识产权制度的异化与“知识产权霸权”的肆虐，我们不妨回望社会主义的处理方式，历史并未远去。 在计划经济年代，作为资产阶级法权之一，这种“私权”并非被一刀切地取消，而是有一个逐渐弱化乃至消亡的历史进程。以稿费制度为例：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保留了稿酬制度，承认创作者的劳动应获得相应报酬，但同时刻意避免稿酬演变为资本化的垄断收益。稿酬的标准由国家统一规定，既保障了创作者的基本生活与创作再生产，又防止了少数人凭借一部作品坐收渔利、形成新的食利阶层。 整体趋势是：1950年代高稿酬→1958年后明显降低→“文革”期间基本取消→1977年后逐步恢复。 作者刘绍棠回忆：“短篇小说集《山楂村的歌声》，6万多字，每1000字15元稿酬，印了4万多册，两个定额，每1000字30元，收入2000元左右。……那时的物价便宜，一斤羊肉4角多，一斤猪肉6角。我买了一所房子，住房5间，厨房1间，厕所1间，堆房1间，并有5棵枣树和5棵槐树，只花了2000元。”这是50年代的情况，一本小书就换了一套北京的院子。 此时借鉴了苏联的稿酬制度，采用按印数定额支付稿酬的方式。这个稿酬的确远高于普通人的收入。 1960年中共中央批准文化部党组、中国作协党组《关于废除版税制，彻底改革稿酬制度的报告》，废除按印数付酬的版税制度，一律按作品的字数和质量付一次稿费，重印不再付酬；二是1966年文化部提出全国报社、杂志社、出版社采取统一的稿酬标准，著作稿每千字为2至8元；翻译稿每千字为1至5元。 文革开始后，这种制度被视为“实质上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版税制没有什么原则区别，即把作品当成作者的私有财产”，停止向作者发放稿酬，到1977年才正式恢复稿酬制度。 汪东兴曾说过：“十年‘文革’期间，出版过数以亿册的《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毛泽东诗词》等，但是毛泽东没有拿过国内一分钱稿费。” 处处以身作则的人民领袖，在文革期间带头执行“停付稿酬”制度，而文革前的稿费，除少量接济亲友外，80年代都上交国库了。毛主席没有将稿费作为私产，是不容置疑的。 那个年代的创作与发明，其根本动力并非稿酬这一“私权”的刺激，而是建设社会主义、服务人民群众的崇高理想。许多作家、科学家拿着微薄的工资，却写出了传世之作、做出了惊天动地的发明。 科技领域的例子更为典型。1965年，中国科学家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人工合成具有生物活性的蛋白质，是生命科学领域的里程碑式成就。这一成果的取得，靠的是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等单位的科研人员集体攻关、协同作战，是社会主义大协作的结晶，而非某个天才凭借私权激励的个人英雄主义。这一成果，中国没有申请专利、没有据为私有，而是作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公之于世。
1972年，屠呦呦带领的科研团队从青蒿中提取出青蒿素，发现了治疗疟疾的特效药。这一发现，是在全国“523任务”大协作的框架下完成的，汇集了数十家科研机构、数百名科研人员的集体智慧。青蒿素问世后，中国并未将其注册为专利、垄断牟利，而是无偿地向全世界——尤其是向深受疟疾之苦的非洲发展中国家——推广。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青蒿素联合疗法在全球挽救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被誉为“拯救了数百万人的中国神药”。屠呦呦后来获得诺贝尔奖，她在领奖时反复强调的，是集体的功劳、是团队的贡献，而非个人的“知识产权”。这与西方药企凭借一项专利便向患者索要天价的做派，形成了何等鲜明的对比！ 当然，在涉及国家安全、与帝国主义的技术竞争等问题上，需要保密，但这是另一范畴的问题，不是加强私权能解决的。 这些事例共同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在社会主义的制度逻辑中，知识产权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它曾经存在、发挥作用，但终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公有制的巩固而逐渐弱化、走向消亡。取而代之的，不是创新的停滞，而是另一种更为高尚、更为持久的积极性——基于集体主义精神、基于对真理的追究、基于对人民的责任，基于职务保障与宽松科研环境的公有制下的积极性。 两种积极性，两种历史命运 商标权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属于知识产权的一种。它的制度原理，是通过赋予符号、名称、图形以排他性的占有权，刺激人们对“私有”的积极性——刺激人们去创品牌、去维护品牌、去经营品牌。这一原理，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确有其作用，不可一概否定。但它的根本局限在于：它只看见了“私”的积极性，却忽略了另一种更为根本的积极性——人类对真理的追求，对未知的探索，对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责任。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给予科研工作者以职务工资、以正常的生活保障、以宽松的科研环境，再加上集体协作的伟大力量，便足以激发出最磅礴的创造力——人工合成胰岛素如此，青蒿素如此，杂交水稻如此，“两弹一星”亦如此。不需要这种额外的私欲来刺激，不需要“倾家荡产”的威胁来驱动，公有的积极性完全可以替代这种私权刺激下的日益衰朽的积极性。社会主义科技史上的辉煌成就，从来不是靠“知识产权”的胡萝卜加大棒催生出来的。 而“你敢叫我一声，我让你倾家荡产”，是资本腐朽最直观的体现。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一切脱离百姓认知、违背公序良俗、沦为资本工具的制度，终将被人民所唾弃。金角大王、银角大王的宝瓶，最终会被孙悟空收伏，这是毋庸置疑的。 (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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