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好，我是子珩墨。 今天，我们来谈一个宏大而又动人的历史命题：毛泽东主席一路走来，究竟有多少人曾经托举过他？ 有同志问我这个问题。我想了想，便认真梳理出了一份名单。 这份名单按照不同阶段和人物关系，梳理了毛主席早年求学、思想启蒙、投身革命以及国共合作时期，那些曾经给予他帮助、启迪、支持乃至信任的人。 从韶山冲里的亲人师友，到长沙第一师范的良师益友；从北京城里为他打开思想新天地、点燃真理火种的革命先驱，到新民学会中志同道合、并肩奋斗的同窗挚友；甚至还有大革命时期，跨越党派界限、曾经赏识他的才华并给予支持的国民党人士。 他们来自不同地方，拥有不同身份，也有着不同的人生道路，但在毛主席成长为一代伟大革命家的历史进程中，都曾留下过自己的印记。 在这份名单的最后，我提到了胡适。 但后来想了想，虽然胡适曾参与修改《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但严格来说，他并不属于这里所说的“托举”者，因此还是应该把他排除在外。 历史终究要讲事实，也要讲分寸。 最后，就用一句中国老百姓最朴素的话，为这段历史作结： “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 话粗理不粗。 在很多受到资产阶级“天才史观”和“英雄史观”影响的人看来，伟人似乎是天生神明，是突然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他们不需要凡人的帮助，就能直接改天换地。 而在另一些别有用心的历史虚无主义者笔下，却又总想用最阴暗的心理去解构伟人，把历史上的互助与提携，庸俗化为所谓的“人情世故”和“拉帮结派”。 但是，当我们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史观，用阶级分析法的透视镜，重新审视这份“托举者”的名单时，一幅何等壮丽、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便会展现在我们眼前！ 毛泽东不是神，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一个从湖南闭塞乡村里走出来的农家子弟。他之所以能够成长为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伟大舵手，固然离不开他本人超乎常人的意志、智慧和牺牲精神；但在他成长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有着当时中国社会最进步、最开明、最富有正义感的力量在默默地、或者轰轰烈烈地“托举”着他。 这些托举者，绝不仅仅是某一个个体，他们实际上代表着近代中国各个阶层中试图寻找救国真理的先进力量。他们把自己未能完成的救国夙愿、把自己最宝贵的思想精华和物质资源，毫无保留地倾注在了这个湖南青年的身上。 毛泽东，成为了近代中国进步力量的一个“超级能量汇聚点”！ 今天我就要和大家逐一剖析这份名单，我们要彻底看清，这“三个帮”和“三个桩”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历史必然性！我们要真正看懂，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是如何汇聚无数人的心血，最终锻造出我们最伟大的领袖！ 一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毛主席的父亲毛顺生是一个精明、严厉甚至有些专制的农民兼商人。 毛顺生对儿子的最高期望，无非是让他多识几个字，好回来帮家里记账、打赢官司，最终成为韶山冲里的一个富农或者殷实商人。这在当时的封建宗法制农村，是再正常不过的“父权逻辑”。 如果按照这个既定的人生轨道，中国可能会多一个精明的毛老板，但必将失去一位扭转乾坤的革命导师。 那么，是谁在那个最为封闭的乡土社会里，为少年毛泽东凿开了一丝透光的缝隙？是他的那群亲属和地方塾师。这份名单里的第一组人物，看似平凡，却在历史的起点上发挥了无比重要的作用。 八舅父文玉钦、表哥文运昌、姨表兄王季范。 这三位文家和王家的亲戚，代表了当时湖南乡村中具有一定文化素养、思想相对开明的乡绅或新式知识分子。 当毛顺生强迫儿子辍学务农时，是表哥文运昌据理力争，不仅力劝姑父，还把《盛世危言》这样具有维新思想的奇书借给毛泽东。大家千万不要小看《盛世危言》在当时的威力，这本书对于一个乡村少年来说，简直就是一枚思想的核弹！它让毛泽东第一次知道，在韶山冲之外，还有一个正在遭受列强瓜分、亟待拯救的“中国”。 姨表兄王季范更是功不可没。 他不仅在毛泽东与父亲发生激烈冲突时从中调停，还极力说服毛顺生，让毛泽东能够前往长沙求学。后来到了长沙，王季范又在经济上长期资助毛泽东。也难怪毛主席晚年会深情地感叹：“没有他，就没有我。”这不仅是对亲情的感恩，更是对那种敢于打破封建父权禁锢、支持青年追求新知的开明力量的最高致敬。 堂伯父毛麓钟、堂兄毛宇居、教师李漱清、启蒙先生邹春培。 这几位是旧式教育与新式思潮交汇处的人物。 邹春培虽然教的是传统的四书五经，但他严苛的教学态度，为毛泽东打下了异常扎实的古文基础，这种深厚的底子也在他后来的诗词创作和政论文章中大放异彩。李漱清则被称为乡里的“激进派”，经常给少年毛泽东讲维新变法、讲天下大势。 同志们，我们用阶级分析法来看这一组人。 他们虽然大多出身于地主或富农家庭，但他们代表了中国近代农村中最先觉醒的那一小部分边缘知识分子。他们对旧制度感到不满，对新思想抱有朦胧的向往。但由于阶级局限和时代的限制，他们自己无法成为革命家。于是，他们把这种打破铁屋子的希望，寄托在了那个眼神倔强、求知若渴的少年毛泽东身上。 他们合力砸碎了毛顺生为儿子打造的那堵名为“发家致富”的封建高墙。 1910年秋，17岁的毛泽东挑着简单的行李，写下了那首著名的《七绝·改诗赠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如果没有这第一批人的托举，毛泽东可能很难迈出韶山冲。他们的托举，完成了伟大历史的第一级火箭推力！ 二如果说韶山冲的亲友给了毛泽东走出去的机会，那么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则是彻底重塑毛泽东精神世界、为他锻造出救国救民硬核本领的巨大熔炉。 在这一部分里，我们要讲一批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 他们对毛泽东的偏爱与栽培，达到了令人惊叹的程度。为什么这些名满三湘的大知识分子，会如此看重一个衣着破旧的农家子弟？因为他们在这个年轻人身上，看到了那种能够承载“天下兴亡”的磅礴大气！ 首当其冲的是恩师、后来的岳父——杨昌济。 杨昌济先生是第一师范的伦理学教师，他是一位有着深厚传统理学根底，又游学东西方多年的大儒。他不仅教给毛泽东哲学知识，更重要的是，他把那种“修学储能，先博后渊”、“高尚其理想，坚修其品节”的道德力量注入了毛泽东的灵魂。 杨昌济对毛泽东的赏识是无以复加的。 他不仅把心爱的女儿杨开慧许配给毛泽东，更在自己临终之际，给好友章士钊写信，向当时的社会名流万分郑重地举荐毛泽东和蔡和森：“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同志们，这是何等深重的期许！这是一个传统的爱国知识分子，在生命最后一刻，将救国的接力棒亲手交到了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手中！ 徐特立与袁吉六：毅力与文风的铸造者。 徐特立先生后来成为了我们党的延安五老之一，他当时在第一师范教书时，以“不动笔墨不读书”的严谨学风和不畏艰难的品德深深影响了毛泽东。徐老那种扎根实际、艰苦朴素的作风，在毛泽东后来的革命生涯中随处可见。 而国文教师袁吉六，则是一位十分严厉的老先生。 毛泽东原本喜欢梁启超那种半文半白、充满感情的“新文体”，但袁吉六认为那太浮华，逼着毛泽东去读韩愈、柳宗元的古文，逼着他去锤炼那种厚重、雄健的文风。有一段时间，毛泽东带头反对不合理的校规，险些被开除，正是这位平时对他十分严厉的袁老先生拍案而起，找到校长力保留校。袁吉六对毛泽东说：“你要是离开了一师，我就辞职！” 正是袁吉六的悉心打磨，才有了后来我们在《毛泽东选集》里看到的那种气势磅礴、逻辑严密、如黄钟大吕般震慑人心的“毛氏文风”！ 符定一、黎锦熙、方维夏、孔昭绶、易培基。 这群校长和老师，为毛泽东提供了一个异常宽容、充满思想碰撞的校园环境。 校长孔昭绶主张思想自由，广纳贤才；符定一校长赠书；黎锦熙在学识和精神上给予指导；方维夏更是直接推荐毛泽东接任学友会总务，这是毛泽东展现卓越组织才能的第一次社会实践；而易培基后来聘请毛泽东为一师附小主事，这在当时给了毛泽东一个合法的社会身份和稳定的收入，使附小成为了早期湖南革命活动的重要秘密阵地。 这批第一师范的师长，代表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最优秀、最爱国的教育家群体。他们痛心于国家的积贫积弱，试图通过“教育救国”来唤醒民众。但他们自己也清楚，单纯的教育救不了在帝国主义和军阀铁蹄下呻吟的中国。 于是，他们敏锐地发现了毛泽东这块未经雕琢的璞玉。 他们不仅教给他学问，更教给他办事的方法，在军阀的刺刀下保护他，甚至为他的革命活动提供资金和掩护。这是一种跨越了纯粹师生关系的、为了国家前途命运而进行的集体“文化托举”！ 三如果毛泽东一直留在湖南，他可能只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地方教育家或者改良主义者。 真正让毛泽东脱胎换骨，从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战士的，是他在北京的那段岁月。 这一时期，有许多人既是毛主席思想信仰上的启蒙导师，也是他人生道路上的资助者，他们成为毛泽东生命中最为璀璨的引路之星。 “真正的老师”李大钊。 1918年，毛泽东为了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来到北京。 在这个冠盖云集、大师如雨的京城里，作为一个操着浓重湖南口音的师范生，毛泽东感受到了巨大的边缘感。当时很多大名鼎鼎的学者，根本不屑于和这个衣着寒酸的图书馆助理员多说一句话。 但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这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却向他敞开了温暖的怀抱。 李大钊不仅给了毛泽东一份每月八块大洋的工作，让他得以在北京生存下来；更重要的是，李大钊把当时犹如惊天霹雳般的十月革命的消息，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毫无保留地介绍给了毛泽东！ 在北大图书馆的那间小小的办公室里，中国革命的两代导师完成了最伟大的历史交接。毛泽东后来在延安对斯诺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李大钊是我真正的老师。” 陈独秀与《新青年》。 如果说李大钊是面对面的导师，那么陈独秀和他的《新青年》就是毛泽东思想觉醒的催化剂。陈独秀那些锋芒毕露、彻底反封建的文章，深深地震撼了青年毛泽东。 后来毛泽东在上海多次拜访陈独秀，陈独秀对毛泽东的才华大加赞赏，并在建党初期给予了重要的提携。虽然两人后来在革命路线（特别是农民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甚至不可调和的分歧，但不可否认，陈独秀在毛泽东确立信仰的初期，起到了巨大的引领作用。 蔡元培、邵飘萍与章士钊。 蔡元培校长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让北大成为了当时中国最进步的中心，他批准聘用毛泽东，提供了一张入场券。邵飘萍的新闻学讲座，让毛泽东掌握了利用舆论和报刊进行革命斗争的锐利武器，后来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能够一鸣惊人，与此大有干系。 虽然后期的蔡元培跟“四一二”有很大关联，但那毕竟是后期的事情了。就前期而言，他还是不错的。 特别要提的是章士钊先生。这位社会名流，应杨昌济的临终之托，在当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在上海社会各界为毛泽东筹集了两万银元！ 同志们，这在当时是一笔天大的巨款！毛泽东拿到这笔钱后，没有拿去给自己买房置地，没有改善个人的生活，而是全部用于资助大批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以及后来在湖南开展建党等早期的革命活动！ 这一组人物，代表了中国五四运动时期最顶尖的思想界精英。 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火种，把从事革命活动的第一笔雄厚的物质资金，交到了毛泽东的手中。正是他们的托举，让毛泽东完成了从“改良社会”到“彻底改造世界”的信仰飞跃，让他握住了那把名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破局神剑！ 四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一场要流血牺牲、面临无数次屠杀和失败的生死较量。 一个领袖再伟大，如果没有一群生死与共、才华横溢、愿意为同一个信仰抛头颅洒热血的战友，他也无法撼动旧世界的统治。 这一部分我们要讲的，是毛泽东在第一师范的同学，也是新民学会里的挚友。他们构成了毛泽东一生中最宝贵的精神共同体。 蔡和森：建党的理论先锋。 在早期的湖南革命青年中，蔡和森是唯一一个在理论深度和眼界上能够与毛泽东并驾齐驱、甚至在建党初期某些方面走在前面的双子星。 当毛泽东在国内进行社会调查、领导驱张运动时；蔡和森远赴法国，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主义原著。 是蔡和森，在从法国寄回来的信中，最早、最明确地向毛泽东提出了“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宏大构想！他详细论述了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建立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的严密政党。收到信后，毛泽东回信只有短短几句话，却掷地有声：“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蔡和森后来在广州被国民党反动派残忍万分地杀害。但他与毛泽东在建党初期的那种灵魂契合、那种理论上的相互激荡，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无比坚实的基石。 何叔衡、陈昌、罗学瓒、张昆弟、彭璜、周世钊。 何叔衡是年纪较大的老大哥，但他毅然辞去安稳的教职，跟着毛泽东一起搞革命，后来与毛泽东一同作为湖南代表参加了中共一大。在长征前夕，何叔衡留在苏区坚持斗争，最终壮烈牺牲。 陈昌、罗学瓒、张昆弟等人，他们都是新民学会的骨干，他们有的去法国勤工俭学，有的在国内发动工人运动，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大革命失败后那段最黑暗的日子里，倒在了敌人的屠刀之下。 同志们！当我们看到这群名字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应该流泪！ 什么叫“一个好汉三个帮”？这绝不是哥们义气，这是阶级兄弟在血与火中的生死托付！ 毛泽东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身后站着整个新民学会，站着那一批近代中国最优秀的湖南热血青年！当这些挚友一个个倒在敌人的刑场上时，毛泽东承担起了他们所有人的遗志。 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把毛泽东托举上了历史的制高点；毛泽东则带着他们的信仰，从井冈山走到延安，从西柏坡走到天安门！他们是一个不可分割的革命整体！ 五历史的吊诡与奇妙，往往超出常人的想象。 如果说前面几组人是毛泽东的引路人和同路人，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一部分，则展示了毛泽东在早期革命生涯中，如何置身于更广阔、更复杂的政治舞台，凭借卓越的个人才华，赢得敌对阵营人士和统战盟友的广泛支持。 这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的历史画面。 在这段时期，一大批国民党的高层元老，竟然对一个三十出头的共产党员毛泽东，展现出了非同寻常的器重。 胡汉民与汪精卫：将宣传大权委以重任。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国民党右派的代表人物胡汉民，在上海执行部时期是毛泽东的直接上司。他对毛泽东非凡的工作能力大为赞赏，两人合作十分默契。 更令人惊讶的是汪精卫。当汪精卫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时，他因为事务繁忙，竟然向中央提议，由毛泽东来代理宣传部部长！同志们，这可是掌握国民党全党舆论喉舌的核心要害部门啊！ 在毛泽东代理期间，国民党的宣传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不仅创办了《政治周报》，还大规模地开展了农民运动的宣传。汪精卫在当时的提携，让毛泽东得以进入当时中国大革命的核心领导层，深刻地了解了中国政治的顶层运作逻辑。 孙中山、于右任、谭延闿、董必武、林伯渠等。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国民党一大期间，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位发言踊跃、见解深邃的湖南代表，对毛泽东十分赏识。 谭延闿，这位湖南的军阀兼政客，竟然放下面子，亲自为毛泽东创办的文化书社题写招牌并出席剪彩。为什么？因为当时的毛泽东在湖南青年中威望太高，谭延闿也需要借重他的社会影响力。 刘策成作为一师历史教师，不仅出资支持文化书社，更在军阀赵恒惕要下毒手缉捕毛泽东时，提前冒死报信，让毛泽东成功脱险。 董必武、林伯渠等共产党的先驱，在国民党内部身居要职时，为毛泽东创办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展湖南党务工作，提供了大量合法的身份掩护和切实的物质支持。 在这群国民党元老和各方势力的托举下，毛泽东不仅躲过了多次暗杀与军阀的围捕，更重要的是，他获得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和考察农民运动的绝佳合法平台！ 正是在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和主办农讲所期间，毛泽东深入农村，写出了那篇石破天惊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彻底看清了中国革命的本质是农民问题，看清了国民党右派的虚弱与反动。 这些跨党派的支持者，本意可能是想利用毛泽东的才华为国民党效力，但他们在客观上，为一位即将推翻整个旧世界的无产阶级领袖，搭建了一个演练和洞察中国国情的巨大实战沙盘！ 至于我们说胡适，为什么他不应该在“托举”之列？ 诚然，胡适作为一个颇有影响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曾经在学术研究和章程修改等方面，给过青年毛泽东一些指导。但我们必须用阶级分析法来看待这个问题。胡适所代表的，是买办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的路线。他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对帝国主义抱有严重的幻想。 胡适在生活上或许是个温和的人，但在阶级路线上，他与毛泽东却是背道而驰的。胡适当年只是以一个名流的姿态，随手修改了一篇普通青年的文稿；他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在精神信仰和革命实践上，去“托举”那个后来要砸碎旧世界的毛泽东。 而这一点，从何炳棣晚年与胡适的一次对话中，也能看出几分端倪。 何炳棣曾将毛泽东的两首《沁园春》译成英文发表：一首是1925年所作的“独立寒秋，湘江北去……”，另一首则是1945年到重庆后发表的“北国风光，千里冰封……”。胡适看到后，对何炳棣说：“看了很不舒服，因为你还夸他颇有诗才；事实上，他当初在北大还不配上我中国文学史的班呢！” 所以，把胡适排除在托举名单之外，是完全符合唯物史观的科学判断。 尾声同志们，梳理完这份长长的名单，我们应该得出一个怎样的结论？ 难道仅仅是毛泽东运气好，遇到了这么多贵人吗？难道这就是简单的“一个好汉三个帮”吗？ 绝不是这么简单！这就必须引入马克思列宁主义最核心的唯物史观，将这个问题进一步升华。 在近代中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把中华民族逼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整个中国社会，就像一座即将爆发的活火山，地底深处涌动着无数试图寻找出路的岩浆。 这份名单里的所有人，无论是开明的乡绅、爱国的教育家、激进的思想先驱、热血的青年学生，还是试图寻找救国良方的国民党元老，他们都代表了当时中国不同阶层、不同派别中试图拯救中国的进步力量。 但是，他们各自都有着无法克服的历史局限性。 乡绅们离不开封建经济，教育家们手无寸铁，陈独秀陷入了右倾机会主义，孙中山苦于找不到依靠的底层力量。 历史在呼唤一个能够把所有这些进步力量汇聚起来、能够找到一条彻底推翻三座大山正确道路的超级英雄！ 而毛泽东，凭借惊人的天赋、无比坚定的意志、对中国底层社会的深刻了解，以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的彻底掌握，最终成为了历史必然性所选择的“终极载体”！ 这群人为什么愿意托举毛泽东？ 因为他们在毛泽东身上，看到了自己理想的延伸！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是时代大潮将所有的资源、期望、信仰和鲜血，都汇聚到了毛泽东这样一个代表着最先进无产阶级利益的领袖身上。 不是英雄创造了历史，而是人民的呼唤、历史的必然性，通过这些“托举者”的手，把毛泽东推向了时代的最高峰！ 而当我们读懂了这一点，我们就必须明白一个更深刻的真理： 在这份名单之外，还有一份更加庞大、更加震撼人心、甚至没有留下名字的“托举者名单”！ 他们是谁？ 他们是秋收起义中拿着大刀长矛跟在毛委员身后的湖南农民； 是井冈山上吃着红米南瓜、穿着破草鞋保卫根据地的红军战士； 是长征路上倒在雪山草地里的十多万无名烈士； 是在淮海战役中，推着小推车为解放军运送弹药粮食的五百万支前民工！ 如果没有这千千万万最底层工农群众的誓死追随、流血牺牲，所有的思想启蒙、所有的名流资助、所有的政治舞台，都将变成空中楼阁！ 所以，当我们在回望毛主席那光辉伟大的一生，当我们在感叹那些在历史各个时期托举过他的名师益友时，我们绝对不能忘记毛主席自己说过的那句震撼宇宙的名言：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那三个帮、三个桩的先驱和挚友，为毛泽东点燃了思想的火炬，搭建了革命的舞台；而真正把毛泽东和他的革命事业托举向最终胜利、托举向万古不朽的，是那千千万万为了翻身求解放而奋不顾身的中国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 他们，才是托举起那轮东方红日最坚实、最伟大的大地！ 向所有为中国革命铺路奠基的先驱者致敬！ 向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致敬！ 向千千万万创造历史的中国人民致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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