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现在某些专家学者严重脱离社会 郑盼星
推荐者语： 这是西安外国语大学本科二年级学生郑盼星同学针对最近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陶东风教授的评议发言写的一篇文章。研讨会上有争论是好事情，只有在争论中，在互相辩驳中，才能提高认识，发现真理。 提到陶东风教授，过去曾经在一起开过会、见过几次面，但不很熟悉。对于郑盼星同学提出的问题，我有同感。作为文化研究者的陶东风教授说：“非新工人或农民工研究领域的专家，是否可以或有无资格对这方面的专家发言发表看法？” 须知，我国宪法第一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国体基础是工农联盟，但是作为文化研究者的陶教授，根据他的发言，他自己属于非新工人或农民工研究领域的专家，而目前中国问题，我想主要的是由新工人和农民工这个占人口绝大多数遇到的问题、难题。您不研究、不了解新工人、新农民，怎么了解我们国体的基础，不了解国体基础，又如何了解目前社会的真实情况？不了解目前社会的真实情况，您的文化研究的实践意义就要大打折扣了。不研究而评议那些研究新工人和新农民学者的发言，您的资格从何而来？这与您说的比喻不相关。公共问题与专业问题不一样，但是，对于公共问题不研究而去评议研究者的发言，能着调吗？比如，大气污染问题是公共问题，北京的雾霾形成原因和治理措施就属于专业问题。叫我對后边的问题发言发表评论，我就必然胡说八道。 您在会上评议学者的发言，我想您的本意和初衷是好的，也是真诚的。但是，您并不了解工农，您了解的，我想主要是知识分子圈中的一部分吧。 我出生在农村，在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的生产队里都干过农活，大学期间在农村搞过一年“四清”，大学毕业后又在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队驻过两年村，尤其是四年的公社党委秘书实践，我自己和广大社员对于人民公社的情感，与陶教授您就很不相同。这是必然的，毫不奇怪的，因为您只看到和听到，并且就相信了那些昧着良心说人民公社坏话的人。您有批评人民公社的资格，但是您并不真正了解人民公社，您说的话确实是错了，难免受到大家的非议。 这次无论对谁都是一件好事。不要“惊于相反”，而要”乐于相反”，“相反相成”嘛！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帮助我们思考，可以了解到直到今天对于农村人民公社还有如此误解的学者、教授，同时可能促使陶教授去了解一下新工人、新农民和延续二十年之久的中国人民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伟大创造——人民公社的真相。 理论联系实际是毛主席提出的共产党人三大作风之一，也是一切学者、专家和教授的研究工作造福于社会和人民的最根本途径，若真如此做了，社会上把教授称为“叫兽”的，把专家写为“砖家”的，把学者贬为“无良文人”的现象，就会慢慢少了。 我是上述话，不仅指，甚至主要不是指陶教授，主要是指那些严重脱离实际的著名教授专家、甚至国家领导人级别的学者。 大概诸位还没有听过：一位大学者不是在我们有旅游专业（学校）的基础上，倡议要设立“休闲系”吗？使我更为震惊的是，一位对国家贡献很大的学者，竟然说要建立“享乐学”吗？ 虽然这两位大学者都已经去世了，但是他们严重脱离我国实际的提议，我不会，也不能忘却。他们自己确实需要休闲，需要享乐，而对于失业的工人和找不到活干的农民工来说还“休闲”吗？他们享乐什么呢？ 习总书记在庆祝建党95周年的讲话太好了！“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野蒺藜
为什么说现在某些专家学者严重脱离社会 郑盼星 核心提要：近日(6月24日至25日)，北京师范大学与北京语言文化大学联合召开了“生活新样态：教育观察与文化研究”国际研讨会。会后，陶东风教授就会议第一场“文化教育：实践与反思”的发言与讨论的内容写了一篇质疑文章《为什么说现在某些“新左派”是在作秀》，引起很大争议。保马推出西安外国语大学本科二年级学生郑盼星同学的文章。
【保马编者按】近日(6月24日至25日)，北京师范大学与北京语言文化大学联合召开了“生活新样态：教育观察与文化研究”国际研讨会。会后，陶东风教授就会议第一场“文化教育：实践与反思”的发言与讨论的内容写了一篇质疑文章《为什么说现在某些“新左派”是在作秀》，引起很大争议。保马推出西安外国语大学本科二年级学生郑盼星同学的文章。作者从自己的切身体会出发，呼吁专家教授不要脱离社会现实，特别是底层民众的生存状况，做不接地气的“空头理论家”，论述犀利，内容恳切。保马君从她身上看到了年轻人“不唯上”，“不唯书”，尤其不迷信大权威，不盲从“鸟导师”的勇气，这才是自信中国所养育的年轻一代的气度与风采。 为什么说现在某些专家学者严重脱离社会现实 ——对《为什么说现在某些“新左派”是在作秀》一文的质疑 郑盼星 我的身份是一名工农子女、大二学生，自今年寒假以来开始关注乡村建设、工人状况，目前正在参加北京工友之家工人大学的网络学习。对于陶东风教授《为什么说现在某些“新左派”是在作秀》一文中的观点我想提出自己的商榷，表达我作为一个农民、打工者的女儿在看过该文后的疑惑、难过、甚至不平，把内心的声音诚恳地说出来，可能语言略显粗糙，但以下都是我的真实想法。 首先，陶东风教授在文中指出“关注和研究世界上受苦受难的人，这是令人敬佩的”。然而，对于这样的表述，我的第一反映是惊愕，在这位文化研究者的心里，做的关心底层群体的事情是“令人敬佩的”，既然如此，那么是否表明陶教授根本没有真正关注和研究过这些群体呢?在我们这些身处底层和真正关心底层的人心里，不觉得自己做的事是值得别人敬佩的，这是我们必须去做、不得不做的事情。为什么这几天我的爸爸高温下要在建筑工地里暴晒，每天只能拿120块钱?为什么村里的叔叔、伯伯们尤其在今年，甚至连想出卖苦力的机会都没有，只能待在家愁赚不到钱?我的身边太多太多类似的人，难道我们去关心他们需要人敬佩吗?我的答案是——不需要!我们在“救”他们，其实也在“救”我们自己，因为彼此息息相关。不理解我们真实处境的人、脱离底层生存现实的人、把自己摆放在高等阶层的人才会觉得做这样的事值得敬佩。 其次，陶教授说：“文化研究者不同于道德家，他对于这些受苦受难者的同情不能替代真实可靠的知识。他/她作为研究者必须提供关于新工人或农民工生活状况的真知识，特别是探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这比简单同情自己的研究对象更加重要。”我想知道这位大学教授所谓的“真知识”是指什么呢?第一，我不喜欢他把底层群众的生活状况当做“知识”。我的父母承受着各种压力、苦痛，但他却轻飘飘地说出来是“知识”，我感受到的是他连最基本的同情/同感能力都没有。第二，“文化研究者必须提供真知识”，“必须”、“真知识”这样的字眼让我想起不懂事的小孩让妈妈给他买糖的场景：“不行，我就要，不买不行……”我想说作为一个只有中学政治课哲学基础的普通学生，我牢记“认识的过程是反复的、曲折的”。这位高级知识分子怎么能要求别人现在、立刻、马上、必须提供“真知识”呢?我们发现了多少，我们探索到了什么程度，我们就说多少。开学术会议，大家是抱着切磋、交流、彼此学习的目的而来，不是晾晒研究成就。如果我们已经完全发现了“真知识”，已经真理在握，那还有必要交流吗?第三，对于几位发言老师已阐述的内容，陶教授又如何断定就不是“真知识”呢?“实践出真知”，我们在实践，在实践的过程中我们得来了这些观点，是不是真知识，还要凭实践去检验，对于一个没有真正实践、没有深入工农、只把自己定位为文化研究者、而不是与工农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人，有什么资格批评别人说的不是“真知识”呢?第四，陶教授把几位发言人的所做实践和研究都理解为“简单同情”，“简单同情”这种态度在当今的网络社会随处可见，其共同的特征是只在言语层面略表关心同情。那么，试问一个只抱有简单同情的人会专门去研究、关心底层群体，甚至去探索实践出路吗?会花费自己的全部精力组建团队、成立机构为工农服务吗?陶教授到底对这些人做的事情了解到了什么程度是让人怀疑的，可能因为不耐心倾听别人、不去做深入了解，才得出“简单同情”这样的定论吧。 再者，陶教授表示，“发言人会上没有对‘合作社’、‘青年公社’或类似组织做详细介绍，但从会上听到的，这些组织好像主要是互助合作性质的组织”。我觉得发言人既然没有详细介绍，陶教授也仅仅停留在一知半解，只能用“好像”这样的词凭感觉来表达，既然不了解为什么不在会议结束后去深入了解、调研呢?反而发表这样一篇主观臆想色彩明显的文章。“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学者应有的严谨的态度去了哪里呢?或者这些发言人的报告根本不入陶教授法眼?他既不愿也不屑去了解，只是想批判而已? 2004年大学生支农调研活动留影(图片来源：当代文化研究网) 另外，陶教授还提到了所谓“公民权利”，他说：“最重要的教育应该是公民权利的教育，也就是告诉农民或农民工哪些是自己不可剥夺的公民权利以及如何维护自己的公民权利。”对于最重要的教育是公民权利教育这一观点我不发表评论，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但是很显然，陶教授不明白这些农民、打工者本身就是没有享受到教育资源的群体，暂且不说应该接受什么教育，对他们来说接受教育的机会都太难得。而且“告诉农民工哪些是自己不可剥夺的权利”，这样的话从一位学者的文章中出现，让我这个大二的学生都感觉到天真幼稚。农民工都很难听懂学者口中那些概念和术语的意思，试问陶教授怎么“告诉”呢?“告诉”了又有用吗?作为一个打工者，自己付出了辛勤劳动，工资都无法保障，劳动权益都无法保证，更不要说公民权了。 最后，我想说说如何了解底层诉求的问题。陶教授在文中有这样一段话：“那些自称关心农民(或新工人、农民工)的人真正了解他们的真实诉求吗?一个研究晏阳初乡村建设的发言者说到这样一个经历：在一次外出给农民组织培训时，带着自己的‘农民化原则’和对农民的想象，专门穿了布鞋;反讽的是：到了培训现场却发现农民们穿的是清一色的皮鞋。他于是感叹：“我又一次没能‘农民化’”。这个戏剧性的经历揭示出一个深刻的问题：那些自称关心、研究、代表农民的人，真正了解农民吗?农民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他们向往的生活是什么?他们希望以什么样的形象出现在公共场合?作为研究者会不会把自己的欲望和想象投射到自己的研究对象，从而建构出虚假的‘农民’及其诉求、梦想?”对于穿布鞋一事，我觉得陶教授的反应让人无语，文中甚至流露着幸灾乐祸的意味。了解农民本来就是慢慢了解、深入的过程，怎么可能一步到位、一下子就全都了解呢?这次穿布鞋去，发现不是想象的样子，就积累了经验了，就了解深了一步。要求研究者全部了解农民的心态也太苛责了吧，如果全都了解，还需要继续研究吗?在我看来，只要出自对农民真正的关怀，持之以恒地去了解就已经很不错了。那种为了高谈阔论一下自己的观点、发表篇文章而去了解农民，或者都懒得去了解仅凭主观想象，才是真正应该纠正的。况且，我们必须看到这位穿布鞋去见农民的老师的初衷，我觉得这是设身处地为农民朋友考虑的具体表现，恰恰自然流露了对底层群众的关怀、尊重。农民们去见一个专家、研究者人员，心里多少还是会紧张、忐忑的，如果看到面前的人衣着朴素，跟自己在家的穿着一样，就会放松、舒服很多，不会觉得对方在姿态上高人一等，心里可能会想，人家都已经是学者了，还这么朴素、平易近人。对这样的学者，他们的第一印象大多是赞赏的。 作为一个本科二年级的学生，我离真正的学术还有距离，但看了陶东风教授的文章，的确有以上不吐不快的感想。陶教授的文章，不知道对致力于乡建和工农组织的工作者造成了多少误解，由此我想到现在的社交网络传播的文章能告诉人们多少真相呢?我们是不是太容易相信一些著名专家一面之词?而专家教授们是不是越来越脱离社会现实，尤其是底层群体的生存现实，太过封闭在所谓的“真知识”内部?当然，我的这篇文章也并不能告诉大家所有事实。如果真的要了解事实，最好的办法就是亲身去调查研究。
2007年大学生支农调研活动留影(图片来源：当代文化研究网)
附陶东风文章：不敢说真话，但至少不要说假话——有感于某些新左派的文化研究 25日一早赶到北京语言大学西郊宾馆，参加“生活新样态：教育观察与文化研究”国际研讨会，并主持会议的第一场“文化教育：实践与反思”。本场发言的三位专家聚焦新工人文化、新青年文化、新乡村建设运动，话题有加大的相关性，都是这方面的实践者与研究者。 三位专家的发言或提交的论文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描述新工人或农民工(“新工人”的前称)的现状，突出其生存困境，并将原因归结为“资本的阴谋”“资本的罪恶”“城市的冷酷”等等;第二部分是探索出路，或者倡导实践“人民公社”制度，进行新的乡村建设，认为公社或类似组织是解决问题的出路;或者寄希望于新工人阶级、农民工的“主体性”建构，比如坚强的性格，自强不息、乐观向上、永不放弃、互助协作的精神。如此等等。 在评议环节，我直率表达了自己对其他们(主要是其中一位)的研究思路的不认同并引发了争议。我首先指出，关注和研究“世界上受苦受难的人”(弱势群体，底层)，这是令人敬佩的。但是，文化研究者不同于道德家，他/她对这些“受苦受难者”的同情不能替代真实可靠的知识。他/她作为研究者必须提供关于新工人或农民工生活状况的真知识，特别是探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这比简单同情自己的研究对象更加重要。因为文化研究是学术研究不是抒情散文。而问题恰恰在于：在这些带有明显左派和反美倾向(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混合)的研究者那里，我们发现只有对抽象、笼统的“资本”“资本主义”的批判，而没有对资本运行的社会环境、对权力和政治体制的反思。简言之，没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仿佛世界上的苦难都是差不多的，都是资本惹的祸;世界上的资本也都是无差别的，那就是制造底层人的苦难。 我指出，资本不是在真空中运行的，而是在社会环境特别是制度环境中运行的，比如我们对外国资本进入国内投资，民间资本进入国营企业、中国资本投放国外市场，等等，都有我们中国自己的规定。我们对于土地、生产资料(尤其是大型国企的生产资料)等的所有权、处理权制度，更是举世无双。这个规定和制度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当然是公权力的掌控者，它们给农民、农民工制造的各种惨剧上演得太多了，而且还在继续上演。这些都是常识。马克思的深刻之处就是从来不是就资本研究资本，而是把资本放在政治环境中加以审视，所以叫做“政治经济学”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学。也就是说，要想准确说明新工人(农民工、农民)的生活状况及其真正原因，必须引入对公权力的分析和批判，而不是把矛头对准抽象的“城市化”“资本的罪恶”等等，因为中国的资本是和权力密切联系、纠缠在一起的。不引入权力分析就不能准确分析资本。而且，以虚假知识为基础的批判是虚假批判(学术作秀)，这样的批判不要也罢(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赞成单向度的政府批判或公权力批判，而是认为应该分析资本与公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 同时我说到了“公社”或“人民公社”的问题。他们好像都十分钟爱“人民公社”(其中有一个对毛泽东时代的那个人民公社也青睐有加，虽然也勉强承认其也存在“一些问题”)，把它作为解决资本和资本主义带来的深重危机的出路。发言人没有对“合作社”“青年公社”或类似组织做详细介绍，但从会上听到的类似“公社核心理念”看，这些组织好像主要是自助互助性质的组织(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精神自救”)，组织内部的培训内容和理念，也多为如何处理公社内部人际关系(比如团结互助)，如何养成好的生活理念(比如尊重劳动、自强自立、自然简朴、崇尚绿色生活)，这些当然都是一些正面的有现实意义的价值观教育。但我依然认为，最重要的教育应该是公民权利教育，也就是告诉农民或农民工：哪些是自己不可剥夺的公民权利以及如何维护自己的公民权利。换言之，公社类的组织应该是培养成熟合格的公民的地方，他们最应该在这里学到的，是政府权力的边界以及个人的正当权利在哪里?如何限制政府权力和所谓“集体”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可以通过一些维权案例具体生动地传达这种理念)。然而遗憾的是，我所见“公社”的倡导者一般都把“个人主义”不加分辨地当作主要批判目标，因为它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殊不知铲除了个人权利的所谓“集体主义”离极权主义只有一步之遥。这样他们的“集体主义”难免令人想起文革时期的“大公无私”。 如果这样看问题，我觉得真正具有民间自治性质的“公社”(姑且用这个词)是乌坎，乌坎村民争取自己经济和政治权利的实践极具教育意义。乌坎是一个是“公社”建设的榜样，是“公社”的努力方向。但很遗憾的是，那些口口声声关心广大农民命运的新左派们似乎对乌坎不感兴趣或不敢感兴趣。在乌坎，你根本不见新左派的身影。 最后我说到了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关系。那些自称关心农民(或新工人、农民工)的人真正了解他们的真实诉求吗?一个研究晏阳初乡村建设的发言者说到这样一个经历：在一次外出给农民组织培训时，带着自己的“农民化原则”和对农民的想象，专门穿了布鞋;反讽的是：到了培训现场却发现农民们穿得是清一色的皮鞋。他于是感叹：“我又一次没能‘农民化’”。这个戏剧性的经历揭示出一个深刻的问题：那些自称关心、研究、代表农民的人，真正了解农民吗?农民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他们向往的生活是什么?他们希望以什么样的形象出现在公共场合?作为研究者会不会把自己的欲望和想象投射到自己的研究对象，从而建构出虚假的“农民”及其诉求、梦想? 我的发言大致如此(因为没有底稿，而凭借记忆，因此有些措辞难免有出入，内容也一定有扩充，但大致内容不会错) 我的点评结束后，现场讨论非常热烈。其中一位发言者对我的点评做了回应。这些回应加上后来讨论中该发言人的其他言论，大致归结为三点：第一，你们这些人都不是研究新工人或农民工的，你们不了解情况又在这里说三道四;第二，你们指责我没有批评政府、批评公权力，那你批评一个给我看看;第三，我太弱小了，我不想拿鸡蛋去碰石头。 对这三点，我当时没有做出详细的再回应，一则因为时间有限，二则有些问题需要时间考虑。我结合昨天的最后阶段发言，把自己的观点扩充整理如下： 第一，我从来不要求每一个学者都要批评政府(虽然我自己的确是批评过政府的，但不要求其他人也如此)，我是从知识论或者学理角度谈问题的：你研究的问题本身决定了如果不引入权力分析、政治经济学分析，你就无法提供关于你的研究对象的真知识。提供真知识的要求不是一个道德的要求而是一个学术的要求。大家都承认文化研究有突出的批判性，但文化研究的批判性不应该是道德化、情绪化的，而应该是建立在真实可靠的知识基础上的，没有这样的知识基础，文化研究的批判性就是虚假的甚至是误导的，因为它不能对真实的压迫力量和受压迫者的真实处境、真实原因做出正确判断。不引入权力分析的维度就无法真实把握当下中国新工人、农民工(其实也包括其他阶层)真实的生存困境，当然也就不能提供真正可靠的解决方法。这首先不是什么勇气和道德的问题，而是知识论的问题。如果你意识到农民、农民工的权利问题是一个“敏感”问题，说了真话是会有“风险”的，而你又没有求真的勇气。这样的情况下，你可以选择不去研究这个问题，任何人不能强求你去研究这个问题。一个学者有沉默的权利，却没有说假话或哗众取宠的权利。 第二、非新工人或农民工研究领域的专家，是否可以或有无资格对这方面的专家发言发表看法?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这是因为新工人或农民工权利问题，不仅仅是专业问题也是公共问题。如果是数学方面或物理学方面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或像考证某个甲骨文那样的问题)，非专业的人的确是不能置喙的，因为这些问题只有专业性而没有、或几乎没有公共性。任何人凭自己的常识绝不能对此发表有价值的看法。但是新工人的生存境遇、权利保障问题，却是既有专业性更有公共性的问题(类似的问题还有空气污染问题，你不能说你不是空气污染研究专家，你闭嘴)。而且即使是一般老百姓也都能够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接触到农民工或新工人，或者通过各种媒体了解到一些他们的情况。因此，这些人凭着常识经验就能够对此类问题发表看法——虽然可能不很专业，价值大小也不一定。通过专业主义借口排斥所谓“外行”，其实是没有回答问题而是转移了问题。更有进者，由于这类问题比较“敏感”，即使专家也很可能不敢说出一些并不复杂却需要勇气的真相、真理。如果是这样，那么，他或她的所谓“研究成果”可能还不及一个敢说真话的“外行”的直观感接近事实。 第三、“你批评政府给我看看”这种回应其实也是在回避问题，它就像有些作家在受到批评家批评后的回应——“你倒是写一个小说给我看看”一样荒唐(有点像理屈词穷之后恼羞成怒)。要知道，是你在从事新工人或农民工研究，你是专家，并且在公开场合宣读论文、接受大家评议和质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的研究理应包括对公权力和资本勾结这个维度的反思和批判，那么，别人就有理由质疑你为什么着意回避。而我因为没有在做同样的研究，因此，你的反诉——无论是道德反诉还是知识学反诉——不适用于我。其实，“你批评政府给我看看”这种反诉的潜台词是：你说我胆小，不敢说真话，是的，我是胆小(“鸡蛋不敢碰石头”)，是不敢说真话。但你不也一样么?你也不敢说真话我也不敢说真话，大家彼此彼此谁也别说谁。这是一种可悲的学术犬儒主义。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一则雕牌洗衣粉的广告： 妈妈下岗了，一家人生活陷入艰难困苦。我，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放学回家认真地洗起了衣服(当然是用雕牌洗衣粉)。我自豪：“我会帮妈妈干活了”。愁眉苦脸的妈妈回到家，感动得热泪盈眶：她突然获得了战胜下岗的信心和勇气!前途是光明的。一切都会好的。因为在孩子身上她发现了分享艰难团结一致的精神，它是战无不胜的。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就这样被分解为情感问题、伦理问题和意志力问题，本来应该由政府承担的责任被转嫁到了一个小孩子身上! 我们有些公社建设者、新乡村建设者(并不特指这次会议上的发言者)的谆谆教导，不也像类似的广告么： 农民和农民工兄弟们，你们应该通过自己的自强自立的顽强意志、乐观精神、大无畏精神，来战胜土地被强占、房屋被强拆、孩子不能入户上学等等问题带来的烦恼，不要寄希望由社会来解决你的问题(虽然它是地地道道的社会问题)，也不要给政府添麻烦——政府也不容易(所以要“不等不靠，自力更生”)。大家自己团结协作分享艰难解决问题吧! 最后补充一句，本文纪录的某些新工人或农民工研究者的言论(特别是我集中驳斥的“鸡蛋石头论”“你批一个我看看论”)，肯定不代表所有新工人或农民工研究者的立场，因此，本文对这些言论的回应，当然也不是针对所有新工人或农民工的研究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