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陶东风教授一起学习，政治经济学是个啥？ 零 星
最近，首师大教授陶东风先生发布了一篇引发热议的博文《不敢说真话，但至少不要说假话--有感于某些新左派的文化研究》。文中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要义不是要把矛头对准抽象的“资本的罪恶”，而是要引入对公权力的分析和批判，所以马克思的学说才叫政治经济学，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学。陶教授的这个解读无疑极具创造性，以至于马克思在他那里变得面目全非。虽然一般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包含了众多迥异的进路，但至少在马克思那里，它的意义是明确的：研究经济运行中生产关系的学说。更直截了当地说，它将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置于经济研究的中心，并认为其他的一切政治和文化实践都极大地受到这种生产关系的影响。引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原话：“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因此，马克思主义的高明之处不是把“资本放在政治环境中加以审视”——这是制度经济学之类的干的活儿，而是在资本增殖过程中发现被掩盖了的社会关系。如果我们非要硬抠“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的所指，它也并非是陶教授所谓的公权力，而是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对抗。在此，政治是对经济学的限定，政治经济学是历史的、变化的，它否认有任何永恒不变的人性(理性人假定)和经济学规律。政治并不仅仅存在于抽象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对立中，而是更主要地存在于所有制关系、分配制度，以及劳动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中。这才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真实含义。 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就在于批判了这种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对立，在市民社会中寻找国家的秘密。而陶教授却自由主义式地预设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对立，并将国家视为一种抽象的、自主的存在。当真实的马克思从政治批判走向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时候，陶教授的“马克思”则“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倒退回了政治批判。这就是陶教授提供的“真知识”!陶教授说得好：“一个学者有沉默的权利，却没有说假话或哗众取宠的权利。”我们可以不说真话，“但至少不要说假话”吧?陶教授的话如此字字玑珠，以至于我们现在除了套用陶教授的话来回敬他自己，再也不能多说什么了。我们来欣赏一下： “公权力不是在真空中运行的，而是在社会环境特别是经济环境中运行的。”“在很多带有明显自由派和亲美倾向(自由主义和阿姨学的混合)的研究者那里，我们发现只有对抽象的、笼统的“公权力”“国家主义”的批判，而没有对权力运行的政治经济环境、对资本和生产关系的反思。简言之，没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这样一改，是不是顺多了?帽子容易扣，真知识还是要追求的，所以，为了帮助陶教授理解政治经济学的含义，我们从《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中摘录了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词条，愿与陶教授一起学习。 政治经济学一词常常用作研究资源分配和总体经济活动倾向的经济学的同义语。就马克思的用法来看，这一词的较具体的含义一般是与某些探讨经济剩余的分配及其积累以及探讨确定价格、工资、就业和促进积累的政治安排的得失等有关问题的作家们的主要著作相联系的。特别是与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著作以及像马尔萨斯、詹姆斯、约·斯·穆勒、麦克库洛赫和西尼尔这样一些作者的著作相联系的。马克思本人明确地区分了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但主要是后者)和1830年之后发展起来的庸俗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把自己的主要著作《资本论》看作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但近些年来赞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济学家们已把政治经济学用作激进经济学的代称以使它有别于资产阶级的或新古典的经济学。然而，理论经济学的另一个派别也称自己是政治经济学，它所研究的是民主政治进程与市场经济的经济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一派别的著作认为政治进程会扭曲市场经济，因此政治进程并不是建立在市场(商品)关系的基础上的。
(亚当斯密，图片来源：网络) 所有这些派别，尽管表面上似乎完全不同，但却都源于亚当·斯密的著作，而亚当·斯密著作的关键则是被称之为市民社会的自发的、自我调节的经济这一思想。正是亚当·斯密的天才发现了有可能把市民社会同政治领域(国家)分开，发现了如果任其不受阻碍市民社会可具有自我调节的能力，发现市民社会具有达到最大限度收益状态、任其所有的人追求自己利益的潜力，从而发现了要求产生一种能使市民社会处于独立于国家状态的哲学理想。 虽然亚当·斯密为后来一些学派和分支的出现奠定基础，但他的著作却应当放在适当的背景中去考察。除了孤立的个别的早期经济学家(特别是约翰·洛克和理查·康替龙)以外，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可以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找到。宗教权力的逐渐削弱造成了需要对各种社会事件作出新的解释，造成自然科学特别是17世纪牛顿著作的自然科学得以发展的局面，并表明有可能运用科学方法来作出这种解释。在力图构筑一门关于是社会事件的科学的努力中所产生的一种思潮，就是孟德斯鸠的《法意》。他的著作是分类学的，但所提出的说明人类社会安排多样性的“模式”并没有提供有力的解释。一群在整个17世纪坚持边教学边研究的苏格兰哲学家，写出了一批构成社会学起源的著作，他们把这些著述称之为政治经济学。弗兰西斯·哈钦森、亚当·弗格森、大卫·休谟、亚当·斯密、约翰·穆勒、洛德·凯姆斯就是这一派哲学家的主要成员。他们集体地而且是日积月累地提出了人类历史所经历的发展阶段，每一阶段的关键以及由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的思想，提出了任何一种社会获得生存的方式。打猎、放牧、种地和经商被认为是四种主要方式，并依据生存方式来解释各种社会情况──政治权力的性质、道德的发展、妇女的地位、“阶级结构”等。这种解释并不是单一地说明因果;历史发展的模式既不是直线的、单向性的，也不是决定论的。这是一种大胆的思考，并为旅行家们记载的不同社会的情况和希腊、罗马时代以后的不同国家的历史记载所证实。
亚当·斯密虽不是最“唯物主义”的苏格兰哲学家(约翰·穆勒才是)，但却是最有影响和最有名气的一位。《国富论》中的四阶段理论虽不是最突出的，但这一理论的逻辑却使斯密把商业与自由联系起来。商业的发展和自由的发展是彼此相通决定的。商业可以看作是繁荣的关键，但只有不受阻碍的商业追求才能导致最大限度的繁荣。因此，自由又是商业发展的关键。在世界范围内发展并可用流动(即可输送的)形式来积累财富的商业，使商人不受政治专制的支配，从而增加了发展自由的可能性。 在产业革命初期从事著述的亚当·斯密看到了工业生产的重大意义。工业生产中的分工可使产量和生产率获得空前的增长。如果能在广大的市场上出售这种提高了的产品，那么这种分工就证明是有利的，所获利润也可重新投资于进一步的创利活动。在探讨分工与市场发展相互作用所引起的财富增长的过程中，斯密既使经济学摆脱了重农主义者所施加的农业倾向，又使经济学摆脱了重商主义者所施加的狭义商业倾向。剩余不只源于土地，获取财宝(贵金属)也不再是经济繁荣的唯一的或理想的方法。比如，财富可以表现为(能再生产的)可销售的商品。如果财富的占有者把财富用于进一步提高生产率的投资，则财富就会增长。 斯密所提供的启示的另一个方面是必须让各个个人在不受外界(政治)干扰的情况下去追求自身的自我利益。在论证寻求其自我利益的个人也间接和无意识地促进了集体利益这一点时，斯密把市民社会的概念具体地表述为是一种自我调节的、有益的体系。个人的理性导致集体的利益;个人追求自我利益的表面上的无政府状态导致一种有秩序的世界;这种秩序不是由有意识的政治行动而是由许多个人的无意识的行为所促成的。私人利益的领域因而变成了与公共利益有关的自主的领域，私有的个人也从市民中分离出来。以前人们曾有种种担心，即认为如果没有国家对经济领域的监督，秩序就可能崩溃，私人利益之间的冲突会引起内战的爆发;与这些担心相反，斯密描绘了一幅关于恰恰由于国家不涉足私人领域而出现的一种和谐、友善和繁荣的景象。 因此，市民社会被证明是一种自主的、有益的和能不断进步的体系。鉴于财富是由可销售的、能再生产的商品构成的，因而作为生产主要动因的劳动(和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关键的分工)就成了衡量这些商品价值的明显的尺度了。但是劳动不只是衡量价值的尺度;它还被看作是产生价值的起因或来源。然而，如果劳动是价值的来源，那么人们如何能证明非劳动收入的两个主要范畴──地租和利润──是正当的呢? 随后的政治经济学成果──它们所涉及的范围广泛，足以包括大部分社会科学——均源于斯密著作中的下述要素。它们是：(1)历史发展的经济理论;(2)通过分工和发展贸易进行积累、使经济增长的理论;(3)重新把财富定义为由商品而不只是由财宝构成，从而激起了对重商主义政策的批评和对自由贸易的提倡;(4)把追求自我利益同集体利益协调起来的个人行为的理论，它为实行自由放任和尽量缩小国家的作用的政策提供了纲领;(5)劳动价值论，它断定劳动既是衡量价值的尺度又是产生价值的来源。
(李嘉图，图片来源：网络) 亚当·斯密 虽对上述斯密著作中的狭义的经济思想的(2)、(3)和(5)条进行了去粗存精，但却忽视了历史发展的经济理论。黑格尔在其国家历史的政府中所使用的历史发展的理论和市民社会的概念则源于斯密。马克思是通过自己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而涉及斯密的经济学的。在这里，市民社会的概念及其与政治社会相脱离的思想十分重要。黑格尔通过论证市民社会同政治社会的分离既是基本的社会分离的起源又是历史进步的障碍，从而力图从理论上把普鲁士世袭君主制看作是理想的国家。在黑格尔看来，作为私人利益领域的市民社会与作为公共利益领域的政治社会之间的这种矛盾，只能用高于市民社会和处于市民社会之外的政治安排──“超阶级的”途径来协调。这些就是等级制、官僚政治和世袭君主制。在批判黑格尔理论的过程中，马克思提出了与之对立的普选权、无产阶级和民主制三位一体的思想，它能够通过引入共产主义而废除市民社会的矛盾，从而促进人类的自我解放。但马克思把市民社会的自主性作为论点的基础。马克思后来的研究脱离了国家理论而转向研究市民社会运转的理论，即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 无疑，历史发展的理论在马克思的手中变成了历史唯物主义。他的价值论使作为价值尺度和来源的劳动二重性所固有的矛盾加剧了。马克思虽然同意积累的理论，但却力图运用内在批判的方法使资本主义机能的有利方面成为问题。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证明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资本主义不过是一个历史阶段──并运用价值论中的矛盾形成阶级斗争的理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阶级斗争表现为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他力图证明个人追求自我利益绝不会导致集体的理性或公共利益，而是导致危机的不断爆发，并且证明资本家克服这些危机的企图会导致资本主义的最终崩溃以及资本主义将为通过政治斗争而实现的社会主义所取代。 于是，马克思把自己的著作叫做政治经济学批判，因为他证明了他的著作的基本范畴是历史的，而不是无所不包的。这样，纯粹的经济学也就变成了与其特定时代有关的经济学，变成了有时限的经济学了。但后来的经济学的发展有意无意地忽视了马克思的批判。从19世纪70年代起，新古典经济学虽然忽视了亚当·斯密著作中的(1)和(5)两个要点(特别是后一点)，但却吸收了他的关于个人行为和提倡自由贸易的理论，并把它改造成纯经济学。在熊彼得和后凯恩斯派作家使积累的理论再度流行之前，除马克思主义者外所有的作家都忽视了这理论。英国经济学在马歇尔和庇古的影响下曾指出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这一简单的方程有许多例外，并提出为促进经济福利应由国家进行干预的论点。被粉饰为可充分利用资源的经济能力的市民社会的自主性，在凯恩斯批判萨伊定律之后再一次成了有争议的领域。最近又出现了自由放任的思想意识的复活。在芝加哥学派的手中，自由放任的思想锋芒既被利用来打击马歇尔──庇古为克服“看不见的手”失灵的问题而主张实行干预(特别是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的论点，又被利用来打击凯恩斯关于反对经济的自我调节性的论点。这一新的古典学派虽通过回到斯密的论点而给自己贴上政治经济学的标签，但却忽视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性。这一复归学派的一个趋势是把民主看作是有效发挥自由市场的障碍，并力图使政治从属于经济，即按市民社会的形象去改造国家。因此，把政治经济学定义为市民社会的理论仍然是广泛有效的。 参考书目 ① M.德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1979年英文版，第199—213页。 ②
R.L.米克：“苏格兰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贡献”载《经济学、意识形态及其他论文》，1967年英文版。 ③ J.奥马利：《卡尔·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编者序》，1970年英文版。 ④ A.斯金纳：“苏格兰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一种贡献?”，载布雷德利和霍华德合编：《古典政治经济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1982年英文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