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资本对每一次逼迫希腊达成协议表示欢欣鼓舞，因为这实现了他们在谈判中坚持的损人利己条件，甚至可以廉价收购希腊的稀世珍宝和文物古迹。希腊广大民众的反应则是无比的愤怒和绝望，因为国际社会竟然对他们长期的抗议置之不理。 2016年3月英国前央行行长莫迎•金明确指出，美欧精英故意在希腊制造了超过大萧条的经济灾难，这种指控虽然非常严重了但绝不能被人们忽视，因为他亲身参与了决策并是美欧金融界的知情人士，这表明存在着大多数民众、学者难以想象的隐情。倘若美国这样冷酷无情地对待西方文明的发祥地希腊，究竟会怎样对待被视为头号战略对手的中国令人不寒而栗，中国必须从战略高度重视这一威胁以免重蹈希腊的覆辙。 看到华尔街散布的结构性病因诊断和结构改革药方祸害全球，我深感有必要提出能够揭露其危害的新研究方法和理论创新。我的新著《金融软战争—当心股票、存款横遭劫掠》，指出要想认清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动荡出现的种种诡异现象，必须运用借鉴侦探科学的独特经济研究方法，考察超出传统学术范围的种种利益博弈证据。人们必须知道1974年发展中国家联合斗争通过联合国决议，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体现出渴望经济崛起的愿望后，美国统治精英为维护霸权紧急制定的世界经济有控制解体战略。 华尔街大夫故意误诊病因并开错药方 中国制造业、民间投资出现负增长令人感到担忧，华尔街投行开出的病情诊断是结构性问题而非周期性问题。回想一下无论是欧洲的希腊还是拉美、东南亚等国家，美国、国际货币基金也都作出类似的病情诊断并开出结构性改革药方。 希腊已经多年深陷经济衰退并且年轻人失业率超过60%，美国、欧盟、国际货币基金仍然坚称是结构性而非周期性问题，意思就是说问题不是经济危机而是政府投资、欠债过多造成的，因此政府不能采取应对经济危机的财政、货币刺激政策，而必须采取财政紧缩、削减社会福利和私有化等措施，政府必须将节省的开支和私有化收入用于偿还欠债，结果希腊陷入了更深的衰退而国债比重反而成倍增长。 华尔街给中国开出的结构性病因诊断和结构性改革药方，也同美国给希腊、拉美、东南亚等国推荐的结构性改革如出一辙，简单的说就是不能搞凯恩斯主义而必须搞新自由主义，即使经济下行、衰退也不能采取反危机措施而只能让市场自发调节。 高盛生怕中国搞不懂美国推荐的结构性改革的真实含义，明白无误地称衡量中国是否真心愿意进行结构性改革，唯一的标准就是看中国是否愿意让企业大面积债务违约、破产，必须具备这样的壮士断腕气魄才是真心愿意搞改革。 如果听信了美国的结构性病因诊断和结构性改革药方，究竟会出现怎样的结果中国有必要看看希腊经济。2016年前英国央行行长莫迎•金指责欧盟、美国给希腊开出的药方，旨在故意导致病情恶化并引发了超过大萧条的严重经济衰退，“这很令人震惊，它的发生基本上是政策故意为之，让情况变得更差”。[1] 莫迎•金指责欧盟、美国故意制造超过大萧条的经济灾难，这种指控虽然非常严重了但绝不能被人们忽视，因为他亲身参与了决策并是美欧金融界的知情人士，这表明存在着大多数民众、学者难以想象的隐情。倘若美国这样冷酷无情地对待西方文明的发祥地希腊，究竟会怎样对待被视为头号战略对手的中国令人不寒而栗，中国必须从战略高度重视这一威胁以免重蹈希腊的覆辙。 这意味着人们沿用传统经济思维方式很容易上当受骗，根本无法解释为何美国的结构性改革给希腊带来了大灾难，也无法解释为何解决希腊政府债务过多的结构性改革，非但没有降低反而导致了希腊的国债比重大幅度上升，美国明明已知道药方错了并加重了希腊的结构性问题，却顽固坚持强迫希腊继续服用加重病情的毒药。这就是说中国面对美国政界、金融界权威的意见，不能简单言听计从而必须谨慎对待、三思而行，否则可能不仅仅是壮士断腕而是莽汉断腿、断头。 看到华尔街散布的结构性病因诊断和结构改革药方祸害全球，我深感有必要提出能够揭露其危害的新研究方法和理论创新。我的新著《金融软战争—当心股票、存款横遭劫掠》，指出要想认清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动荡出现的种种诡异现象，必须运用借鉴侦探科学的独特经济研究方法，考察超出传统学术范围的种种利益博弈证据。人们必须知道1974年发展中国家联合斗争通过联合国决议，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体现出渴望经济崛起的愿望后，美国统治精英为维护霸权紧急制定的世界经济有控制解体战略，此后制定这一重大战略的智囊都担任了美国政府要职。 这一美国主流媒体蓄意回避但有公开文献记载的战略，明确将负增长、经济解体而不是经济发展作为目标，人们了解这一战略才能理解美国为何在中东暗中扶持恐怖势力，为何像莫迎•金揭露的那样在希腊故意制造了超过大萧条的衰退，为何高盛向中国推荐必然导致全面危机的债务违约和连锁破产。 当年美国由里根总统亲自领导国家安全委员会策划经济战争，前苏联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却由部门领导负责而无法同美国对等，戈尔巴乔夫不顾情报部门警告让已知被策反的科济列夫担任要职，安全部门认为美国策划世界经济解体战略的公开信息不属于情报，经济金融部门则认为这些信息超出了专业范围并对此视而不见。中国必须汲取前苏联教训避免重蹈遭到美国解体的覆辙。 201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报告公开承认，其多年来施压世界各国推行的所谓结构性改革，其中的削减政府开支的紧缩政策和资本市场全球化，已经被长期的统计数据证明加剧了贫富差距和金融动荡，而华尔街也一直竭力向中国、希腊推荐这些结构性改革。希腊的经验表明实施这些改革根本无法解决结构性问题，反而会促使结构性失衡恶化并升级为全面的经济危机，还会为取悦国际资本利益损害民众利益引发社会骚乱。美国将会利用骚乱引发的社会解体同经济危机产生相互共振，从而加速实现维护美国霸权的世界经济有控制解体战略。 美国推荐的结构性改革反复引发希腊社会骚乱 2008年以来直到2016年的整整八年中，希腊政府同欧盟、国际货币基金多次达成了所谓援助协议，接受巨额援助的同时实施“二战以来最严厉的紧缩政策”，不断施压希腊削减养老金、社会保障等政府财政支出，不断出售港口、机场等自然垄断行业的战略性国有企业，甚至逼迫希腊出售作为民族文化象征的历史珍贵文物、古迹。这样的结构性改革持续了八年经济仍然没有见底，希腊政府的债务占经济比重也没有减少反而大幅度攀升。 希腊的漫长结构性改革过程究竟是喜是忧、是福是祸？国际金融资本和希腊广大民众对此的态度和反应截然不同。国际资本对每一次逼迫希腊达成协议表示欢欣鼓舞，因为这实现了他们在谈判中坚持的损人利己条件，甚至可以廉价收购希腊的稀世珍宝和文物古迹。希腊广大民众的反应则是无比的愤怒和绝望，因为国际社会竟然对他们长期的抗议置之不理。2012年一次达成附加结构性改革条件的援助协议后，民众愤怒引发的社会骚乱导致了“整个国家都在燃烧”。[2] 希腊首都雅典仅仅有60万人口，其中10万多人走上了街头，聚集在市中心举行愤怒的抗议示威。据报道，有数千蒙面人四处纵火、抢劫商店，一些咖啡店、电影院遭到焚毁，整个城市都火光冲天、烟雾笼罩。欧洲一家著名网站评论说，看着希腊的经济崩溃，就像第一次观看历史上最佳的未来主义恐怖片。 2008年全球危机以来欧洲经济徘徊不前，希腊成了欧洲国家经济停滞的反面典型。许多希腊人对现实生活中不断上演的惊险悬疑场面，显然不像在电影院中观看恐怖片那样感到轻松、刺激，被迫身心疲惫地关掉了像恐怖主义肥皂剧一样的电视新闻，广大民众内心普遍存在的痛苦崩溃心情难以言表。近年来希腊民众涌现了自杀浪潮，雅典的地铁绿线上每天都有人自杀。希腊第二大城市萨洛尼卡某宾馆，曾经连续一周每天都有2-3人跳楼身亡。[3] 令人担忧的是，中国人对希腊为何发生这样的悲剧，表现出了不理解和困惑。《环球时报》在希腊发生悲剧次日刊登的文章，就表达了某些中国人对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公众，如此反对国际货币基金和欧盟推出的结构性改革感到惊讶，称希腊民众“反对紧缩形同集体要赖，但这样的任性能做得很理直气壮，如此情形在中国不可想象”，“在东方人眼里，整个西方都是高福利社会。但直到现在我们才知道，他们的高福利不完全是自己挣出来的，至少有一部分是‘借钱过的’，包括从中印这样的穷国‘借’过去”。[4] 希腊被公认为是西方文明和民主制度的发祥地，希腊人，特别是雅典人，曾以其智慧、宽容、理性闻名于世。西方文明、美欧模式的中国崇拜者们，在谈到希腊和雅典民主总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在他们看来，数千年前早在埃及、印度、中华文明尚在专制、蒙昧之时，希腊人就体现出理性、民主的精神，倘若中国人稍稍具有一些希腊人的精神，或许早就可以进入文明、民主的时代了。 但是，为何现在希腊人居然如此“集体要赖、任性”，拒不接受国际货币基金倡导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了呢？有些人也许会猜测，莫非一向理性的希腊人只是一时冲动?答案是否定的，希腊人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的结构性改革已有许多年了，2010年他们就举行了七次全国总罢工，2011年他们又举行了七次全国总罢工，希腊全国有一半以上劳动人口都参加了大罢工，他们反对这种改革政策的立场是一贯的，是经过多年来的深思熟虑的，特别是他们已经亲身体验过多年来这种改革政策的实际效果了，绝非是一时冲动。 还有人也许会说，希腊人是由于沉溺享乐、懒惰而反对经济改革的，但事实上，自古以来希腊人就以勤劳、智慧著称，今天希腊人依然保持着这种优秀传统、美德，希腊人的平均工作时间高于大多数的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等。由此看来即使以勤劳著称的德国人，也并不能以懒惰为由来指责希腊人。 数千年前希腊人就善于用理性的辩论来表达自己观点，现在如此愤怒走上街头并非突然变得集体要赖、任性，而是发生了尚未被某些中国人所理解的重大客观变化。试想希腊人连续三年不断举行抗议、罢工，就算是要赖、任性的人也会感到疲惫不堪。 我看到希腊的城市街头不断上演真实的恐怖电影场景，都会对希腊孩子们目睹此情此景的感受深感悲哀，更何况希腊人身临其境更加会考虑到孩子们的惊恐、痛苦，就算希腊人吃饱了撑得也不会这样集体要赖、任性。希腊涌现自杀浪潮中离世的人们更不是用宝贵生命来做戏。 对我来说，无论是希腊人的愤怒、绝望和反抗，还是某些中国人对希腊等国民众愤怒的困惑，都怀有一种深深的同情和理解心情，因为，这一切都是我早已预料到世界将会发生的事情，早在十年前就在自己的著作《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中论述过。我虽然理解某些中国人的“不理解”，但还是不得不遗憾地指出： 当前世界形势下，这种“不理解”是极为致命的，倘若继续不理解这种世界重大事件背后预示的危险趋势，并不果断采取坚决的行动防止这种危险的趋势，那么类似的悲剧有可能在世界上任何国家上演，包括在那些不可想象如此情形的某些中国人的身上，等到悲剧发生在自己身上才去理解，显然已经是为时已晚了。 试想希腊的媒体依照这种口吻报道骚乱事件，在希腊社会必然引起强烈愤怒并处于孤立状态，订阅率、收视率大幅度下降甚至可能影响到生存。希腊经济连续八年处于永不见底的衰退中，各个行业的企业家都会陷入经营困难并濒临破产，特别是财力不雄厚的中小企业可能破产倒闭或被收购。希腊政府的公务员在危机中处于尴尬困境，国际财团明确要求政府大量裁员以节省财政开支，政府债务攀升意味着公务员会长期处于生存受威胁状态。银行金融行业早期同华尔街的合作中似乎获利不少，危机爆发后金融行业首当其冲陷入了最严重困境，以前曾反复大量裁员而现在取款机都经常停止运转，高盛直接派遣亲高管接管了中央银行的要职。国际财团利用危机如此残酷折磨希腊社会各阶层，试想倘若民族文化象征的古迹被西方廉价收购，那个国家的民众能够保持理性、冷静而不愤怒地抗议? 中国人的确应该努力思索一下，希腊等欧洲国家究竟发生了什么?如何避免类似的悲剧在中国重演。我的新著深入考察了全球经济指标并进行了理论分析，揭示了当前特大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的危险正日益迫近，倘若中国轻信美国的结构性病因诊断和结构性改革药方，就会忽视外部经济危机冲击而将问题归结于自己，就会被蓄意诱发全球危机的美国当作栽赃嫁祸的替罪羊，那样经济不仅不会见底还会面临大萧条危险。 制造业、民间投资下滑就同钢铁等结构性产能过剩的关系不大，明显是国际贸易持续十多个月滑坡引发的乘数扩大连锁反应。当前美欧尚未发生类似雷曼公司破产的典型危机事件，国际贸易萎缩的持续时间就已经超过了2008年的危机。国际清算银行承认美欧金融体系难以抵御金融衍生品泡沫破灭的冲击，而许多家美欧大银行都面临着金融衍生品坏账的紧迫威胁，一旦爆发类似雷曼破产的事件全球危机的破坏威力就会成倍增加。 我的新著《金融软战争—当心股票、存款横遭劫掠》，不仅论述了美国如何误导各国对世界经济形势的判断，致使国内外大多数经济学家根本没有思考如何应对这种威胁，还根据独创的特大危机理论提出了一系列独特的应对策略。倘若各国经济学界不及时思考如何应对特大全球危机的威胁，都有可能像希腊一样陷入超过大萧条的经济衰退和社会骚乱。 [1] 张家伟：《 前英国央行行长：欧洲陷入当前窘境都是自作自受》，《华尔街见闻》，2016年03月03日。 [2]王海、刘洋等：《紧缩计划引发希腊大骚乱》，《环球时报》，2012年2月14日。 [3] ibid [4]《希腊危机应带给欧洲理性》，《环球时报》，2012年2月14日。 附文： 希腊悲剧、大萧条灾难与金融战争 摘自《金融软战争—当心股票、存款横遭劫掠》 美国推荐的一系列金融自由化的改革药方，有些毒性大、发作快，有些发作慢还有短期甜头，如高盛给希腊推荐的隐瞒债务的金融衍生品，曾经长达九年之久似乎无害还帮助希腊加入了欧盟，但是，美国在适当时机引爆炸弹并给希腊带来了超过大萧条的灾难。因此，中国且不可因为美国推荐的某些改革暂时无害而掉以轻心。 当年美欧曾经仁慈善待蹂躏欧洲的战败国德国，今天却冷酷无情地虐待曾经是西方文明发祥地的希腊，完全不顾希腊经济困难逼迫其不论衰退与否也必须偿债，即使加深希腊的经济衰退、人民痛苦和社会动荡也在所不惜。 这表明二战后美国善待日本、台湾的社会改良政策并非来自资本主义自身，而是迫于冷战时期来自社会主义的强大压力，特别是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抗美援朝的巨大成就，这就是为何美国在抗美援朝胜利的1953年才减免了西德的巨额债务，而在此之前美国一直企图将日本、德国变成农业国。 中国某些人认为应该依照美国建议进行政治经济改革，那样美国就会像善待西德、日本、台湾一样善待中国。但是，深入考察就会发现当前美国推荐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建议，同当年美国推荐的社会改良建议在内容和效果上都截然相反，重要原因是冷战压力消失之后美国已失去了善待别国的动力。 倘若中国放弃社会主义令美国不顾忌制度博弈压力，美国就很可能比虐待希腊还要更为残酷地虐待中国，伊拉克、利比亚等美国民主输出国的境遇就是生动例证。中国人应该与时俱进认清这一事关生死的重大时代变化。作者新著从金融战争视角深刻地揭示了美国对别国态度变化的国际战略原因。 英国央行前行长揭露希腊深陷危机真相希腊债务危机近年来是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西方媒体几乎是众口一词指责希腊民众反对紧缩政策，批评希腊激进左翼联盟政府搞民粹主义对抗改革，谴责希腊的大政府、高福利导致了负债累累，要求希腊实行削减政府支出、社会福利的结构性改革。 多年来我曾一直撰文指出希腊危机根源并非是高社会福利，而是美国对欧洲发动的掠夺财富的金融战争，今天我的观点得到了英国前央行行长莫迎•金的证实。2016年3月初前英国央行行长莫迎•金，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讲演时表示，今天世界经济根本无法恢复2008年危机前的繁荣，除非我们找到危机的真正病根并对症下药，否则世界经济将会持续动荡并陷入新的危机。 他还指责当前欧洲深陷经济困境是当权决策者蓄意所为，致使欧洲面临类似1929年大萧条的特大危机威胁，“我从未想象过，在一个工业化国家，我们会再次看到比美国1930年代还要严重的萧条，而这正是希腊所发生的事情。这很令人震惊，它的发生基本上是政策故意为之，让情况变得更差”。[1]今日希腊正在上演的经济金融悲剧的悲惨程度，丝毫不亚于古希腊舞台上演出的古典悲剧。 莫迎•金的讲演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他是知情者，他作为英国金融界的高官参与了欧盟政策制订，他作为上层精英没有利益动机歪曲事实的真相，而且在职期间并未公开反对欧盟对希腊的政策，退休后没有利益和职位束缚后才敢于畅所欲言，坦率披露希腊危机其实并非是无法避免的，而是国际货币基金、欧盟施加的经济政策故意为之，目的不是挽救希腊危机而是让情况变得更差，这种政策带来的严重恶果甚至已超过了大萧条。 莫迎•金的证言表明金融战争带来的破坏性如此严重，甚至超出了欧洲金融精英的良心所能容忍的限度。英国中央银行接替莫迎•金担任行长的，根本不是英国人而是出身高盛高管的美国人，表明美国将会发动掠夺欧洲民众财富的更猛烈金融攻势，甚至已无法信赖像莫迎•金这样的欧洲金融界上层人士，需要安插美国高盛的嫡系人马才能灵活调兵遣将，忠实配合更加残酷损害民众利益的金融战争攻势。 2015年希腊议会曾发出了一项召开国际会议的倡议，借鉴二战后曾解决了德国外债问题的伦敦国际会议的成功经验。1953年伦敦国际会议确定了以下解决德国外债问题的基本原则:应该首先促使德国尽快恢复较高经济增长并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德国每年偿还外债本息金额不应超过外汇收入的5%，应鼓励德国优先发展生产扩大出口、替代进口并获得外汇顺差，取得稳固经济增长和外汇收入之后再考虑偿还外债，没有像对希腊那样规定任何紧缩财政支出等附加条件。 1953年的伦敦国际会议关于德国外债的协议获得了巨大成功，为德国二战后创造高速经济增长的奇迹奠定了基础，这一协议的关键其实并不是减免债务而是“先增长、后偿债”的原则，事实上伦敦国际会议协议即使不减免德国的债务，德国获得了充分经济增长和外汇收入后也能轻松偿还外债。 当年美欧仁慈给予蹂躏欧洲的战败国德国的优惠政策待遇，今天却冷酷无情地拒绝给予曾经是西方文明发祥地的希腊，完全不顾希腊困难逼迫其不论经济衰退与否也必须偿债，即使希腊的经济衰退、人民痛苦和社会动荡加深也在所不惜。 这表明二战后西方社会改良政策并非来自资本主义自身，而是迫于冷战时期来自社会主义的强大外来压力。值得指出，人们往往忽略了最大的改良压力来自新中国建设成就，这就是为何伦敦国际会议协议在抗美援朝胜利的1953年通过，而在此之前美国一直企图将日本、德国变成农业国。 中国解放初恢复时期取得经济成就如此巨大，在抗美援朝军费高达财政支出三分之一的情况下，成功克服了旧中国遗留的恶性通货膨胀和失业，工农业产值、人民实际收入都出现了大幅度增长，在缺乏社保资金积累时国企就实行了全面社会保障，非但没有造成财政困难反而促使财政收入三年翻三倍。 当年新中国仍保留了相当多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成分，财税制度尚不完善而且常有私企偷税现象，新中国成功利用了货币发行红利造福民众的优势，支援抗美援朝军费和启动、恢复遭到战争破坏的闲置产能，推动国民经济超高速增长和国家财政的迅速改善，说明国家财政为人民无偿利用货币发行红利，不仅完全可行而且在战争期间也不必然造成通胀，关键是坚决制止增发货币流入各种投机领域，暗中帮助外国资本和四大家族谋取投机暴利。 新中国成就迫使美国彻底抛弃了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以免国民党政权被推翻教训在欧洲、亚洲重演。当年美国鼓励战略盟友推行社会改良政策，实行资本账户管制、外汇管制严格打击各种投机，非但不利用债务勒索欧洲、日本、台湾、韩国等，反而提供近乎无偿援助的巨额长期低息贷款，这样才促使战略盟友复兴并避免了今天希腊的困境。 近年来，欧盟给希腊提供的所谓金融援助并未用于经济重建，而是绝大部分直接流入了拥有希腊债权的美欧银行囊中，希腊随着经济衰退债务占国民经济比重出现急剧恶化，高盛等华尔街银行却从做空希腊、欧洲大发横财，通过预先购买巨额希腊债务违约避险工具获取了暴利。 高盛高管坦言希腊危机越严重、欧洲越动荡获利越多，驱赶了国际资金为避险大量流向美国推高股市、楼市泡沫，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何美国高盛高管纷纷担任欧洲要职，包括欧洲央行、希腊央行、英国央行的高层领导都来自高盛，形成这种高度的金融垄断格局直接来自发动金融战争的需要，构成了当代美欧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重要新特征。 [1] 张家伟：《 前英国央行行长：欧洲陷入当前窘境都是自作自受》，《华尔街见闻》，2016年03月03日。 |
